專訪吳明益：我還是覺得，自己能有一塊田真好

昨日才披著汗巾、扛著鋤鏟，在田間割去冬季的雜草，今日卻置身臺北繁華地帶的咖啡店，與我們談論起生活、寫作之總總。嫻熟流轉於田野與城市、山林與學院，吳明益已然成為新一代寫作者之間一個特殊的地標，安然座落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不能或不曾想望過的、某種當代式的勞動邊境之上。距上一部短篇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將逾八年，其最新短篇集《苦雨之地》（新經典文化，2019年1月），是否向我們透露著更多關於城市、書寫以及當代社會圖像的描擬與諭示？抑或，一切皆可視為小說家的勞動產物，而文字的影廓，正巍巍見於山的稜界、海的盡處、人心中的荒野天涯。

古老手工藝的承繼者

於學院寫作，於田畝耕作，寫作與耕作這兩門古老的手工藝，並存於吳明益的生活中。小說家以鋤以筆，耕耘著其認定的生存態度。他常說，花蓮是他的第二故鄉，在故鄉裡下田，使他對於肉身的勞動意義有特別體會。「當文學還沒有成為一種階級的時候，所有人都在履行耕作勞務，我很幸運地能擁有一塊地，讓我體認到人至中年時，身體的力氣有多麼重要。」吳明益說。

肉身是勞動的資本，寫作亦為一種強大的心智勞動，對吳明益而言，走入田畝是他休息的方式，「寫作的勞動是靜態的，而耕作時幾乎不需思考。」他特別喜歡在寫作告一段落或在課後去田裡，「在我疲憊的時候，土地會接受我。在田裡，翻一鋤地就是一鋤地，割一分鐘草就是一分鐘的草。許多的寫作者擁有豐沛的知識經驗，但嚴重缺乏肉體勞動與土地經驗。」對於當今作家大多豔羨專業寫作生涯，吳明益則引帕慕克和尼爾蓋曼之語述其想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紅》中提及，藝術家切莫倚賴藝術營生，以免當發現自己的才華和努力得不到同等的回報時，喪失了藝術熱忱，尼爾蓋曼也持同樣看法。我以前也曾嚮往成為職業作家，但我現在覺得必須要有其他的生存之道，理由很簡單，第一是你便不會抱怨寫作無法謀生，其二則是可以看見其他行業裡較深層的現實。據稱是曹雪芹所寫的一本有很意思的書《廢藝齋集稿》，書中敘述自己身備的十項技藝，比如紮風箏、印染、烹調等等，雖然未必真是曹雪芹所著，但這本書提到當你無法靠寫作賺錢時，這些技術可以幫你一把，這是純粹務實的考量。所以對我來說，能夠親手種地、吃自己種出來的作物，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疲憊的時候，土地會接受我。在田裡，翻一鋤地就是一鋤地，割一分鐘草就是一分鐘的草。許多的寫作者擁有豐沛的知識經驗，但嚴重缺乏肉體勞動與土地經驗。」

種地是件布爾喬亞的事

種百香果、種木瓜、種各種季節蔬果，甚至追蹤養殖蚯蚓的臉書粉絲團，只為獲取更多來自土壤之下的信息，吳明益卻稱自己是一名布爾喬亞式的「假農夫」，為何這麼說？「因為我不需要靠土地維生，真正的農民一定會被捲入當代科技的浪潮、要面對中間商、市場政治。農民必須獲利、必須經由市場機制獲取資源，然而我完全不依求土地的經濟回饋，種地於我而言比較接近一種手工興趣，但若能在當今維持這般興趣，其實是布爾喬亞才能擁有的資本。其中包含著強烈的階級性，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以身體勞動，我從不用機器，而是手持鏟子跟鋤頭，慢慢地，附近的農夫也許本來覺得我只是不缺錢的學校教授在玩票，但當他們看見我一天到晚在田裡鋤地，他會慢慢地產生認同。」

吳明益笑說，鄰近的農夫就像所有的專家一樣，喜歡對別人做事表達意見，他第一次種蘿蔔時，一株一株地彎腰移苗，隔壁的農夫見到，不客氣地問他幹嘛要移蘿蔔？「我後來知道蘿蔔得在泥土下慢慢膨大，才會把周圍的土擠得紮實，移了就長不好。」一開始還默默地覺得羞赧，後來吳明益認知到，土地的知識主是透過以身相搏來傳遞，包括人與土地的搏鬥、人與人之間的磨合，「農夫大多喜歡灑農藥，我很不喜歡這樣，但路上碰到彼此還是得點頭招呼，因為我們的土地是相連的，不能只顧著把門關起來就好。」

「真正的農民一定會被捲入當代科技的浪潮、要面對中間商、市場政治。農民必須獲利、必須經由市場機制獲取資源，然而我完全不依求土地的經濟回饋，種地於我而言比較接近一種手工興趣，但若能在當今維持這般興趣，其實是布爾喬亞才能擁有的資本。」

上網學，也聽附近的農民親切「說教」，吳明益漸能從作物辨別種植者的思維，「真正的農民不可能讓土地輕鬆過關，最好兩、三個月就能獲得一些短期回報。如果我看見有一塊地開始稀疏地種木瓜和香蕉，代表地主可能快要蓋農舍了。漸漸地，你能從別人種的作物發現他們的思維──要賣的？還是自己吃的？是維持耕地率？或是今年逢上流行種特定作物？例如我看見有農民開始搭棚架，便猜可能他們預期今年牛番茄的市場價會變好。又例如我田裡種洛神，一方面是洛神相當好長，又可以當邊坡作物，我也會為了好玩種一些原生種的香草，像是澤蘭，這種花卉特別地能吸引蝴蝶。唯有親身耕作過，才知道這塊土地養得出哪些品種？為何某些植物特別茂密？也才會知道作物如何去適應土地。」

被困於樓廈叢林的香港

2018年秋天，吳明益隻身至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為時一學期的駐校。吳明益選擇在香港過上極不安穩的生活，一週換一間以上的旅館，數月下來，他住上了二十幾間不同的旅店，主要居住的範疇則是重慶大廈、美麗都大廈、和平大廈，是王家衛《重慶森林》中林青霞搖曳大紅風衣穿梭奔行的謎樣樓廈，走廊兩畔的小房室充溢著濃厚的移民氣息。

明明學校提供宿舍經費，為何如此特意苦行？吳明益說，待在舒服的環境下，人會委靡與安逸，他不想那樣。於是，他流轉於中國和南亞移民手中一間間劏房式的廉價旅社，去凌晨的麥當勞備課，去冷清的咖啡廳寫稿，將生活過成最庶民的樣子，也讓他重新思索香港的處境，「香港有十八區，我本來立意住遍各區的旅店，不過後來至少也住過十區以上。住重慶大廈時，我上大廈天臺繞繞，那邊的場景很像電影《無間道》，很有特色。重慶大廈在1970年代是全香港最高的建築，從天臺可以望見海，而現在只能望見周遭更高的樓廈，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曾幾香港的城市象徵如今被困在高樓間。至於大廈內的格局也非常有趣，零碎的空間裡有各式移民在張望著我這樣的外地客，如果光看大廈外表，絕對想不到內部空間是如此構築的。」

「一名中國遊學生沿途時問我如何思考中國的富裕和崛起？我答道就像山罷，我們有九百米的山，就可以傍山依海地生活著，為什麼非得每個人都瘋狂地賺錢？」

身為外地客，吳明益也遇到了常見的詐騙招數，某晚他走在路上，兩名中國口音的女孩趨近，纏著要他請客吃飯，「最後我當然選擇給錢了事，否則萬一跑出一夥同黨來綁人，更麻煩。」徒步行走於深夜，搭地鐵穿行於繁鬧與荒涼，吳明益對於香港此城更添一層發自感官的觀想，「近年最明顯的改變是港鐵每站周遭的風景都長得一樣，無論商店、商品、街景、攤販，都沒什麼差別，普通商家則退居到更邊緣處，但就是在這些小店裡，能體察到某種香港精神，這種精神來自語言，現今大多人為了營生而講起普通話，但原本的香港人是自顧自地講粵語的，也不管你聽不聽得懂。某天我去一家非常小的麵店吃麵，很驚喜地聽見店裡的夥計都用粵語交談，這是由於香港的英殖背景，英語本來就是高等教育的語言，而純粹的粵語只能被保留在民間。像是大學院校的聘書、合約一概使用英文，中國留學生選課優先考量說中文的教師、粵語授課退居次要──這難道不是一種語言的殖民主義？。」

在香港授課，吳明益依舊喜歡往郊野跑。香港環山，生而為島，完善的步道建設吸引著小說家熱愛自然的心，在坪洲，他看見另一種面貌的香港，民自生，魚自游，「坪洲的某些居民並未迎合外在世界的生存方式，我覺得即使當代資本主義如此發達，我們仍然必須允許人們擁有各自的生活節奏。我帶學生從流水響水塘走到鶴藪水塘，經流水響至鳳園繞坪洲環行的時候，沿途聽見鮮少到山裡的學生說著：沒想到香港有這麼高的山啊！實際上，山稜線才九百多公尺，但我覺得香港有自己的山，這樣就好，何必跟別人比較？一名中國遊學生沿途時問我如何思考中國的富裕和崛起？我答道就像山罷，我們有九百米的山，就可以傍山依海地生活著，為什麼非得每個人都瘋狂地賺錢？」

對於未知者，乞靈於想像

讀吳明益最新小說集《苦雨之地》，仿似融進了小說家行走於山野海畔的身影，小說本身知識含量極高，充滿了關於臺灣山林、原生種生物、遠海魚群和登山、攀樹、捕魚與冰原求生技術的細節摹寫。然而，此類細節並不完全出自紀實的科學範疇，緊嵌著情節敘事的發展以及人物命運的鋪展，小說家嘗試著挪移、搖動並重畫「自然書寫」的概念邊界，在非虛構資訊量之內注入豐滿的虛構性格，例如〈冰盾之森〉敘述了現代科學尚未發展出的催眠技術，治療本身近乎藝術創作，透過人的心靈圖像建構出冰天雪地裡的幻想場景；又如〈雲在兩千米〉主角以延續亡妻未完的小說為動機，在山間邂逅恍若雲豹的追尋者，甚至恍惚間仿若目睹雲豹身影⋯⋯小說中橫溢、流潺著人心的悲傷與美麗、自然界的美好與瞬變，以「雲端裂縫」此一未來學想像裡的病毒為推進整部小說敘事動力的「鑰匙」，各篇小說之間互為謎鎖，亦因彼此聯繫的敘事線索而整體織就為一張地圖，按圖索驥，我們彷彿來到人性的祕境，在窺視與被窺視、被獵與逐獵之間，人性與自然間的張力達到最大值，小說家彷若欲告知：人心皆孤獨，人生無非失去與痛悔，但自然卻能帶給我們另種形態的補償及療癒。

「想像力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原始邏輯，加入經驗考證後便又回到紀實範疇，而人必然需於這種半實半虛的狀態下才能成長──努力去了解這個世界，對於不懂的事情有時仍可以乞靈於想像。」

吳明益自闡道，他的小說一方面確實寫給能將生命交託予自然的讀者，另一方面，也寫給完全無從親近自然的人們，「現代人的心智活動太複雜太辛苦了，如果我們生活在農耕時代，我們的心不會因為婚姻平權、因為對九二共識沒有共識或公投失敗而受傷，心受傷的時候，野地是一個可能讓你休養的地方。」他援引珍古德的看法，珍古德曾提及她觀察黑猩猩的一個山谷裡有一道瀑布，黑猩猩來到這裡，有時會沿著河床做出緩慢而有韻律的動作。他們會撿起巨大的石頭和樹枝丟下去，還會一躍而起抓住懸藤，在水沫浸濕的風中於河床上空盪來盪去，直至那細藤快要斷掉或自高崖繫留之處磨斷為止。她說這種壯觀的「舞蹈」他們會玩上十多分鐘，難道不可能是起於某種類似敬畏的情感？

能從瀑布與森林中感知到某種大自然的神聖性，人類亦需要依靠自然來修補心靈創傷，「心靈的傷是不能被忽略的，大多人習慣依靠物質、購物與資本主義的甜味療傷，但仍有一群人至今仍相信：我們能倚賴大自然的力量讓傷痕平復。我想表達的僅僅是我還珍惜著自然界中我們能體驗到的真實，即使其中包括了恐懼與傷痛，而我仍執著於此──當然，這類執著也許沒什麼道理。」

道理不能表述人置身自然中的顫動與感懷，亦無法徹底消歇生命的苦難。吳明益不做傳統的學者也不欲做典型的自然寫作者，「談到踏察、探勘或考證，有太多人做得比我好，因此我覺悟到自己不應去擺脫自然書寫，也不應全做虛構寫作，我想做的是回到寫作的初心，例如老普林尼在《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又譯《自然史》）中寫他沒親眼見過的動物便都屬虛構之筆。我要強調的是：想像力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原始邏輯，加入經驗考證後便又回到紀實範疇，而人必然需於這種半實半虛的狀態下才能成長──努力去了解這個世界，對於不懂的事情有時仍可以乞靈於想像。」吳明益微笑，「我還是覺得自己能有一塊田真好，因為土地的目的非常地單純，土地生長作物亦接受萬物，若我們所給的超出了土地負荷，它便還予枯敗和死亡。」

朗讀文本

雖然各種錄音程式早已輕易地可以和手機連結，但狄子仍一直維持著童年的習慣手工記譜。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著迷於模仿桑德思彷彿天書的《鳥鳴指南》，用自創的特殊符號記錄鳥鳴，並且手描聲線圖。每當鉛筆線條隨著耳機裡、記憶裡的鳥鳴起起伏伏時，狄子就想起媽媽說過的「筆觸」――「筆觸要跟著心走」，唯有這樣，才能深入羽色的表象之下，探觸鳥的鳴管、心臟，以及靈巧難以參透的腦袋。

探究鳥的鳴聲或許和探究外星人的語言難度不相上下，在全世界數千鳥種裡，大部分的鳴叫聲都是鳥兒從蛋殼裡帶來的。但像鳴禽、鸚鵡、蜂鳥和琴鳥……則會模仿其他的鳥、環境或是其他生物的聲音。不過，有些鳥一生只需要唱一首歌就夠，另一些鳥一生卻能創造出數千首歌曲，這中間的差別在哪裡呢？

鳥在飛行間鳴叫，為了社交而鳴叫，受了傷鳴叫，進行領域保護而鳴叫。一隻幼鳥孵化發出乞食聲開始，就不斷學習用不同的聲音表達自我—哪時候是愛情來了，哪時候是要離家了，哪時候是返家，哪時候是較勁，哪時候是絮絮對話。鳥的鳴管相較於人類的喉嚨要複雜、有彈性多了，牠們甚至可以同時發出幾種旋律，啼囀，啁啾，炫耀花腔。狄子在筆記本上寫下他從某本書上記下的話。

在森林裡他不需要跟任何人說話，有時定點記錄甚至不用移動。他真的像童年時同學開玩笑說的那樣變成了一棵樹，眾鳥停憩其上，雨從雲層落下，滴下的雨珠濕潤了泥土。

兩年後這個研究計畫完成了初步的成果，徐教授發表的論文指出數種島嶼普遍型的留鳥，居住於北部與東部的鳴聲確實有所不同。這一面驗證了鳥的部分鳴聲確實可以後天學習，一面也暗示著鳴聲也呈現區域性演化的特質。但一個鳥類學家無論再怎麼大膽也不會輕易提出的論斷是：那可能意味著一種我們還不曾真正理解的，同樣身處於這個星球上生命的微妙「文化」。

坐在研討會台下的狄子興起了這樣的念頭：有一天，有一天我也要寫一本《綠霸鶲的鳴唱》，有一天我要證明鳥兒們自有自己的文化。

「我還是覺得自己能有一塊田真好，因為土地的目的非常地單純，土地生長作物亦接受萬物，若我們所給的超出了土地負荷，它便還予枯敗和死亡。」

投身於宿命，聽信於生活

《苦雨之地》後記〈萬事生降於哀戚但非死灰〉中，透露寫作當下，其家庭情況亦有了變化，並深深影響某些創作面向，而當我們進一步追問，吳明益保留但真摯地說，他所遭遇的每一個人都會遭遇，亦即隨年紀增長，現實會對人索要更大的代價，「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寫作高峰期頂多十五到二十年，原因很簡單：首先是個人的生理能力、想像力與情感能量走下坡，其次是中年以後，我們都要面對現實的變化，一名中年人必須付出大把心力去照顧父母、養育孩子，而我們這代因為壽命延長了，勢必要面對更多家庭的變化，現在你去讀張曼娟、讀鍾文音，你再也讀不到那個純粹只談文學的爛漫少女，但也因而多了幾分人性的深刻。」他的決定很明確：盡己所能地多陪家人，「以前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從事務農，現在不一樣，當知識的有機體被解構、經驗的智慧被科技取代，身而為人的無力感更巨大，若是返回自然，其實我們能夠獲得某種平等性──生於自然、養育或不養育後代、死於自然，沒有階級或財富的分別。」

對於家庭與生命責任的思考，亦影響小說家對創作的想法，吳明益說，年輕時，總想著「下一本會更好，這世界必須等我成名」，如今此念頭卻轉為「不知道下一本作品在何處」的猶疑，「近年，我們失去了很多壯年早逝的作者，這些作家的離去帶給我一個啟示：不能總期待下一本，只能盡全力寫眼前的這本，即使做不到更好，我也要寫下去，因為我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老去，生物本然的能力與魅力逐漸消失，我做過的事別人都正在做，我只能做自己會的事情。」年少氣盛時，他覺得自己在搞藝術，但當現代藝術越趨廉價，一隻空瓶裝空氣便能稱之為藝術，藝術創作的去技術化，使這位兼攝影師、畫家與農藝於一身的小說家，劇烈地質疑起藝術的價值，而心生懷疑時，吳明益如大多人般，選擇向親愛熟稔之處索討溫暖，「事實上，我經常乞靈於外界，向我愛的人乞求支持與回饋。年輕時我不會承認自己多麼需要他人的肯定，而我很幸運地一直得到許多支撐和愛。」連帶地，關於閱讀品味，吳明益亦從華麗炫技轉向質樸無華，「以前我只要看到創新的文字形式就會興奮，但任何人只要用功讀書十年，就能看遍所有的文字技藝。現在能打動我的文字，是像瑪麗．奧斯丁的The Land of Little Rain，她寫道我們必須你需要在這片土地經冬歷夏，等待時機──這多美啊！我也很喜愛安東尼．杜爾在《拾貝人》中描寫一名逃難者在海畔挖洞，趁著黑夜把擱淺的鯨魚心臟埋進去──光讀這個畫面就教人十分感動，這段描寫沒什麼修辭花招，也沒有特別的目的性，但絕對是有大量人生歷練的作家才能寫出來的場景。」

認真地承擔命運，於宿命中認真生活，對比起其年少時銳利炫智的小說技藝，步入中年的吳明益，從言談間強烈地呈現返璞歸真的純粹氣質，不禁讓人思索：也許，每個人一開始皆看似各有選擇，但最終是否殊途同歸？而身在科技強勢統籌自然的當代、身在個人意志被極簡化為表情符號的網路時代、身在資本主義霸權獨秀的當前世界，也許我們也應該存點錢、置一小畝田，和遠古遠古的人們一樣，在日常的勞動之間，揮鋤鏟草、提筆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