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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吳明益:我還是覺得,自己能有一塊田真好

「如果我們生活在農耕時代,我們的心不會因為婚姻平權、因為對九二共識沒有共識或公投失敗而受傷,心受傷的時候,野地是一個可能讓你休養的地方。」

吳明益。

吳明益。圖:受訪者提供

特約作者 崔舜華 發自台北

刊登於 2019-01-14

昨日才披著汗巾、扛著鋤鏟,在田間割去冬季的雜草,今日卻置身臺北繁華地帶的咖啡店,與我們談論起生活、寫作之總總。嫻熟流轉於田野與城市、山林與學院,吳明益已然成為新一代寫作者之間一個特殊的地標,安然座落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不能或不曾想望過的、某種當代式的勞動邊境之上。距上一部短篇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將逾八年,其最新短篇集《苦雨之地》(新經典文化,2019年1月),是否向我們透露著更多關於城市、書寫以及當代社會圖像的描擬與諭示?抑或,一切皆可視為小說家的勞動產物,而文字的影廓,正巍巍見於山的稜界、海的盡處、人心中的荒野天涯。

古老手工藝的承繼者

於學院寫作,於田畝耕作,寫作與耕作這兩門古老的手工藝,並存於吳明益的生活中。小說家以鋤以筆,耕耘著其認定的生存態度。他常說,花蓮是他的第二故鄉,在故鄉裡下田,使他對於肉身的勞動意義有特別體會。「當文學還沒有成為一種階級的時候,所有人都在履行耕作勞務,我很幸運地能擁有一塊地,讓我體認到人至中年時,身體的力氣有多麼重要。」吳明益說。

肉身是勞動的資本,寫作亦為一種強大的心智勞動,對吳明益而言,走入田畝是他休息的方式,「寫作的勞動是靜態的,而耕作時幾乎不需思考。」他特別喜歡在寫作告一段落或在課後去田裡,「在我疲憊的時候,土地會接受我。在田裡,翻一鋤地就是一鋤地,割一分鐘草就是一分鐘的草。許多的寫作者擁有豐沛的知識經驗,但嚴重缺乏肉體勞動與土地經驗。」對於當今作家大多豔羨專業寫作生涯,吳明益則引帕慕克和尼爾蓋曼之語述其想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紅》中提及,藝術家切莫倚賴藝術營生,以免當發現自己的才華和努力得不到同等的回報時,喪失了藝術熱忱,尼爾蓋曼也持同樣看法。我以前也曾嚮往成為職業作家,但我現在覺得必須要有其他的生存之道,理由很簡單,第一是你便不會抱怨寫作無法謀生,其二則是可以看見其他行業裡較深層的現實。據稱是曹雪芹所寫的一本有很意思的書《廢藝齋集稿》,書中敘述自己身備的十項技藝,比如紮風箏、印染、烹調等等,雖然未必真是曹雪芹所著,但這本書提到當你無法靠寫作賺錢時,這些技術可以幫你一把,這是純粹務實的考量。所以對我來說,能夠親手種地、吃自己種出來的作物,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疲憊的時候,土地會接受我。在田裡,翻一鋤地就是一鋤地,割一分鐘草就是一分鐘的草。許多的寫作者擁有豐沛的知識經驗,但嚴重缺乏肉體勞動與土地經驗。」

種地是件布爾喬亞的事

種百香果、種木瓜、種各種季節蔬果,甚至追蹤養殖蚯蚓的臉書粉絲團,只為獲取更多來自土壤之下的信息,吳明益卻稱自己是一名布爾喬亞式的「假農夫」,為何這麼說?「因為我不需要靠土地維生,真正的農民一定會被捲入當代科技的浪潮、要面對中間商、市場政治。農民必須獲利、必須經由市場機制獲取資源,然而我完全不依求土地的經濟回饋,種地於我而言比較接近一種手工興趣,但若能在當今維持這般興趣,其實是布爾喬亞才能擁有的資本。其中包含著強烈的階級性,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以身體勞動,我從不用機器,而是手持鏟子跟鋤頭,慢慢地,附近的農夫也許本來覺得我只是不缺錢的學校教授在玩票,但當他們看見我一天到晚在田裡鋤地,他會慢慢地產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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