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馬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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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從未遺忘過中國」，儘管中國曾經試圖隔絕世界，或許至今，它仍在持續構築「長城」的努力。於是，整個世界與歷史之中一直存在「兩個中國」：一種是非漢或海外族群眼中的中國，一種則是入主長城以南王朝自己筆下的中國。

這種類似人類學宏觀視野下的「他者」視角與自我論述之間的有趣對照，讓中國的概念與歷史始終在流動、在變形……而長城，則是這種變動中極少可見的不變之量，從實體的遺產存在到無形的數字工程，中國曆經疆域盈縮，社會重置與主體轉換、形態變遷，長城卻從來沒有在中國當權者的思想實踐中消失。

沒有消失的豈止是長城觀念。但中國的歷史，也許從來不在於自言自語，而「他者」的眼光，會有助於長城內外去構築一個更廣闊、更清晰、更完整亦更冷靜的「亞洲內陸邊疆」——這個詞的使用語境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自始至終，長城只是近似於一個絕對邊界，其最終呈現的功能，在於讓人們更容易進入一個廣大模糊的互動過渡地帶，它無論對於東亞的農耕文明還是草原帝國，從來是「一個想要關閉卻未能真正關閉的邊疆。」

而長城，則是這種變動中極少可見的不變之量，從實體的遺產存在到無形的數字工程，中國曆經疆域盈縮，社會重置與主體轉換、形態變遷，長城卻從來沒有在中國當權者的思想實踐中消失。

現在，讓我們進入「邊疆」的歷史，發現真正的文明之謎。

亞洲，特別是東部亞洲的歷史演繹，一直是各國學人持之以恆試圖揭秘的熱點。在這片面積和歐洲相當的巨大的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包容了大河、平原、叢林、草原、沙漠、綠洲與高原等迥異生態環境，在發展出古代世界最璀璨輝煌的農業文明同時，亦催生了最令人畏懼的草原力量。

但奇怪的是，這兩種力量並峙膠着數千年，誰也沒能讓對方最終屈服，競爭的結果卻是雙方均陷入了可怕的社會停滯，直到近代來自海外的現代化力量又讓他們連為利益共同體——這反而讓整個歷史進程更加撲朔迷離：龍與馬蹄，究竟存在何種真相關係？

博弈總會讓人為之着迷，更何況雙方代表了亞洲古代史上最強大的兩股力量，許多人開始試圖去描繪、詮釋這令人激動與迷惑的歷史荷爾蒙，但代表之作，仍然來自距今八十年前（本書初版於1939年），美國歷史學家：「更多的拿鐵」先生——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毫無疑問，集中國經歷（成長於中國）、語言天賦（學得蒙古等語言）以及考察旅行（從滿洲、蒙古到中亞）於一身，拉鐵摩爾如同那個最後大探險時代的許多著名東方學者一樣，在廣泛閲讀與學術訓練基礎之上，最終創造性地呈現出這本具有啟發性的經典作品——《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僅憑書名，我最初認為又是一本涵括新鮮論點與綜述的歷史地理學著作，但事實證明，它遠非如此，這同時是一本涵蓋了歷史學、生態學、社會學甚至人類學的結合體，最讓人激動的是，對於長期身處「思想長城」內的讀者而言，它優雅舒暢的論述讓人沉醉，而許多觀點又異常獨辣深刻，發人深省。

首先書名最讓人迷惑，這種貌似以某種文明形態為中心的定義，從來是中原史家的拿手好戲， 由此出發，分辨夷夏，劃族分類，進而去討論歷史與邊疆形態，當然相對容易，但往往更容易產生的，是根深蒂固的傲慢、歧視與偏見。但讀過本書的人會明白，拉鐵摩爾使用這種觀念做為書名——也許是為了更容易進入絕大多數人的認知習慣，其實際用意是將黃河文明僅僅作為一個確立不同地理環境與文明模式的參照座標，作者自始自終則全然是以討論對象本身的演化邏輯——無論是環境的還是歷史的——去探討不同「邊疆」的連續性及其與周邊社會形態的互動關係，這本身就是對中國傳統史家觀念的挑戰。

作者始終在強調漢族、精耕農業及其文明模式主動擴張的歷史過程，而正是這種積極進取的擴張、逼迫甚至進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上亞洲內陸民族分野、遊牧社會以及邊疆形態的誕生與演變——而直到現在，絕大多數人仍然在堅稱華夏文明的和平基因與防禦性。

以長城作為基點，作者劃分出本書所要討論的主要區域：中國內地、蒙古、滿洲（東北）、新疆和西藏，進而呈現每一區域的歷史進程。拉鐵摩爾強調功能理論，他在書中對草原領袖崛起、邊疆變動與確立以及不同文明形態的發展與局限等等方面的分析，都主動引入利益與回報正負相關的視角，但全書格局顯然不限於此，在分別論述了各自起源與演進之後，讓作者着迷的，還有亞洲內陸歷史的連續性與互動關係。

讓人驚訝的是，在殖民成熟與戰爭動盪的年代，作者居然幾乎不帶任何種族視角與文明優越感，在所有論述中，他均從文化差異而非血統論來區分不同的人群，從社會形態而非階段論來描繪文明，他秉持着這樣的觀點：「甚至『種族』（其最原始的差異是無法確定的）都是由飲食及其他日常生活方式來表現其差異，而各種『民族特徵』就更受社會因素的影響。」

上述所有一切，讓拉鐵摩爾的著作閃耀着一種與眾不同的思維結構，僅憑藉此點，他就超越了許多此前甚至同時代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為「長城內」的讀者帶來了許多耳目一新、影響至今的顛覆性論述。

在分析典型黃土文明——作者將其作為中國內地歷史的代表——的起源與發展模式時，儘管沒有超越「亞細亞方式」的邏輯視野，但他觀點的「反常」之處在於：作者始終在強調漢族、精耕農業及其文明模式主動擴張的歷史過程，而正是這種積極進取的擴張、逼迫甚至進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上亞洲內陸民族分野、遊牧社會以及邊疆形態的誕生與演變——而直到現在，絕大多數人仍然在堅稱華夏文明的和平基因與防禦性。

不僅如此，作者沒有因歷史消解掉本書的現實意義，他敏鋭地察覺到自身所處的軍閥時代，中國存在的「亞帝國主義」傾向：即被歐美日列強擴張所壓迫的一部分中國當權者，轉而去壓迫更加弱勢的漢人和遊牧民族的政策與行為，毫無疑問，拉鐵摩爾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有趣的方面，在於他對中國傳統社會中統治制度的實行執行者——士大夫階層的鄙視，顯而易見，他認為由這群「文化精英」組成的整個官僚系統保守、虛偽而且腐敗，根本是無可救藥，但他們在傳統結構中的存在往往讓人無可奈何——這實在令人扼腕。

當視角延伸到長城之外時，拉鐵摩爾的分析更加精彩，比如在喇嘛教的傳播塑造了蒙古人和平性的觀念上，他即認為這是嚴重的誤解，書中的分析將其根因指向遍布蒙古草原的召廟體制而非教義，正是這種體系化的建立打破了遊牧的移動性，遂使整體社會趨向和平，但「其代價卻是社會經濟的退化與社會的奴隸化」。而在被公認為中國與中亞綠洲文明之間偉大貿易路線——「絲綢之路」問題上，拉鐵摩爾的觀點也許會讓很多人感到沮喪，他尖鋭地指出：由於文明模式和社會形態的內向性和自給自足，「絲綢之路」其實對中國和綠洲的普通居民均無實際意義，它僅僅是滿足了上層的享樂，以及最主要是實現中國的邊疆政策。

遺憾的是，在個人最關心的西藏高原歷史方面，拉鐵摩爾着墨不多，這也許是相較於親身踏足的滿洲、蒙古和新疆，西藏是他探險旅行的空白，而與其他長城邊疆相比，西藏高原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又更加突出，史料更加缺乏和可疑，但這無礙拉鐵摩爾對於西藏歷史的洞悉，他居然能敏鋭地察覺到西藏歷史進程的動力與壓力：藏族的起源可能部分源於其他族群（特別是早期漢族）發展的壓力，當強盛的吐蕃王朝開始向北而非向南的積極征伐，原因在於其北部邊疆族群的要求分享利益的壓力，而在中原王朝皇權的策略統治之下，來自高原北部邊疆的勢力最終獲勝，掌握了近現代西藏的實際權力。

由於文明模式和社會形態的內向性和自給自足，「絲綢之路」其實對中國和綠洲的普通居民均無實際意義，它僅僅是滿足了上層的享樂，以及最主要是實現中國的邊疆政策。

不管怎樣，拉鐵摩爾最終強調，所謂「邊疆」，從來不是邊界明確的線條，而是一個始終變動的過渡地帶，它受環境的塑造，更受不同形態文明的發展與選擇的制約，並逐漸積累出自身獨特的邏輯，儘管在傳統觀念中，邊疆從來不是重點，但它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比我們想像的深遠和深刻。

無論是對還是中華帝國、草原社會、綠洲文明、高原形態的梳理，還是與羅馬帝國、英印帝國的內外邊疆政策的比照，拉鐵摩爾的這本代表作肯定是創造了一種邊疆歷史論述的「典範」，或者它是那個時代諸多領域「典範」的集中再現，儘管書中部分觀點受限於時代，比如文明輸入論的結論和西藏西部文明史的缺乏，但這同樣以另一種方式提醒我們，在許多現代學術規範尚在確立，諸多考古與歷史證據尚未出現的年代，單單是這一本著作，就能保持其高度的學術價值並啟迪至今，遑論西方學界這一百年來的成就，更會讓不甘閉目塞聽之人深懷危機與失落。

新的普遍力量最終會超越各種自覺與不自覺的封閉和孤立，並「形成一個更廣泛的世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