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港台三地同樣出現所謂「文藝政治化」的爭議：先是在中國大陸，德國邵賓納（Schaubühne Berlin）劇團在南京演出易卜生的劇作《人民公敵》時，因為在互動環節中容許觀眾表達政見，遭到官方打壓，所有演出被取消；接著在香港，旅英華裔作家馬建原本應香港國際文學節邀請，到香港大館出席活動，結果大館先以「不願成為促進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拒絕借場，之後又疑因輿論壓力改變主意，照原定計劃「容讓」馬建的活動如常舉行。
及後，在台灣金馬獎的頒獎台上，台灣導演傅榆領獎時發表一句個人感受，「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結果導致金馬獎在大陸的直播馬上中斷，「台獨」言論引發網上罵戰，有人擔憂金馬獎「政治化」了。
這三件事涉及三個文藝領域，即話劇，文學和電影。有趣的是，三者都因為文藝「政治化」而引發爭論甚至打壓，彷彿政治取態本身便是禁區。中國政府忌憚文藝沾染政治，文藝仿佛變成了精雕細琢的金漆鳥籠，只怕被政治濁水沾污了純潔的藝術追求。至於兩岸三地民眾，也有不少認同政治文藝「應該」分家——這不僅是因為不了解「政治」，也是源於對文藝的誤解。
不是只有與政黨、政策相關的才叫政治，政治關乎觀點、態度和取向。深刻的文藝作品均帶有作者的思索和視野，旨在與作品觀賞者不斷對話——這一公共開放的交流觀念，已充滿著政治性。同樣的，公共生活涉及不同社會層面的價值判斷、傳播和交流，倘傳播方式帶有相當美感或感官印象，此即為高度藝術性之表現。為了進一步闡述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敝文將從文化史角度展示兩者之緊密連結，且以此重探藝術的公共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