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丙坤辭世：國民黨「經濟官僚世代」的謝幕

台灣海基會10日晚間證實，前董事長江丙坤逝世。這位在馬英九執政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與北京政府平起平坐、協商談判兩岸事宜的最重要的前線使者，此時此刻辭世了，象徵著一個時代、一條政治路線的終結。

如果不是晚年仕途走上了兩岸這個政治大舞台，又正逢兩岸關係最熱絡的八年，江丙坤的名聲，大概跨不過台灣海峽。然而即使今時今日，知道他的人多了，但比起同一世代，各領一時風騷的台籍政治人物如李登輝、林洋港、連戰、蕭萬長......江丙坤的公眾面貌其實挺模糊。

說「模糊」的意思是：江丙坤少了一張「政治臉孔」。他演說時聲調平板，講詞少有趣味，大多時候他照本宣科，不怎麼臨機應變。在公開場合，他不說笑、不唱歌，遑論精心鍛鍊出讓媒體可以高高興興下標推播的「爆點」、「金句」。一個有名的例子，是江丙坤擔任海基會董事長時，兩岸開始大量商簽各種協議。剛簽第一批四項協議時，江丙坤在演講中說：

「兩岸簽署這4項協議，猶如在海峽兩岸建了4條高速公路，便利兩岸往來、交流與合作。」這比喻第一次聽還很新鮮，但兩岸協議之後增加到8項，江丙坤講詞裏的高速公路就變成「8條」，10項就是10條、24項就是24條......

這就是江丙坤。一位有著老派台灣人的謙和大度，永遠遇事淡定，喜怒不形於色的政治工作者。

這就是江丙坤，喜怒不形於色的政治工作者。

不同於其它政治人物總愛說故事、出傳記，江丙坤絕少拿自己的出身故事交換媒體版面。少見的一次真情流露，還是因為台灣青年導演魏德聖的成名作：《海角七號》。

那是2008年11月，中國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問台灣，這也是1949年兩岸分裂分治以來，第一位踏上台灣的北京政府代表。陳雲林訪問台灣期間，海基會臨時決定以《海角七號》待客，除了讓陳雲林一行追上台灣的流行，也希望籍著這部戲的背景 —— 一段發生在日治時代的台日戀情，讓對岸代表體會台灣在歷史上和日本的緊密關係。因為歷史的詮釋和認同差異，恰恰是兩岸最大的分歧點之一。

大陸或台灣統派人士說起「岩里政男」（編注：李登輝在日治時期使用的名字）往往咬牙切齒，但很少人記起江丙坤也曾經是「江原正雄」。昭和七年（1932年）出生於「台中州南投郡」（今天的南投縣），江丙坤受了六年日語小學教育，畢業那一年二戰結束，江丙坤進入台中初級農業學校。

江丙坤受日語啟蒙，日語流暢不在話下，他吸收新知的渠道之一也是日文。在海基會董事長任內，他經常搭機往訪大陸，機上讀物有時就是《文藝春秋》（編注：日本雜誌，對於老一輩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來說，是知識份子的「必讀刊物」）。

像江丙坤這樣的出身背景，很難不被《海角七號》的情節打動。那次他和陳雲林看片出來，記者問他看完電影有什麼感想，他便將自己比為戲中的「茂伯」。戲裏的「茂伯」是位郵差，幫著主角為那些原本寄不出的情書找到主人。這樣的情節令江丙坤想起，自己也曾經在駐南非期間幫忙尋人，日治時代的出身加上個人經歷，說起當年感慨無限。這也是江丙坤極罕見的，在公共領域裏「入戲」的一次表現。

在他登上政治高位之前，養成、貫穿他一生的就是文官的訓練，甚至更窄：經貿文官體系的訓練。

江丙坤欠缺「政治表演」的能力，除先天性格因素外，恐怕還有一個原因：他是國民黨上層中極少數不曾真正參與選舉、沒有民意代表經歷的政治領導人。他的確在2002年當過一屆立法委員，但不是從選區裏一票一票握手、拜託來的，而是通過成為政黨提名的全國不分區立委，而進的立法院；他是位高權重的副院長，和一般必須照顧好基層水溝、路燈、消防栓的區域立委完全是兩件事。

外館商務專員、經濟參事、國貿局副局長、局長、經濟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部長、經建會主委......細數江丙坤的經歷可以發現，在他登上政治高位之前，養成、貫穿他一生的就是文官的訓練，甚至更窄：經貿文官體系的訓練。因此他的思慮像文官、說話像文官，行事風格像文官，「江科長」的外號不逕而走。

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前，江丙坤參與國營事業民營化、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入會申請、南向政策、亞太營運中心規劃......這些專案，讓他成了李登輝政府裏不可或缺的經貿政策執行官。他對國家應該如何發展的戰略觀也由這裏形成。

在公開或私下的談話裏，江丙坤經常用這樣的比喻：企業家造血，政府是心臟，政府能把企業家創造的血液輸送到全身各處，這個人(國家)就會健康。有再強大的心臟，企業家造不出血也是枉然；企業家造出了血，輸送不出去也沒有用。一個「企業+政府」相互幫助，緊密結盟的體制，就是江丙坤認定的國家發展、繁榮之道。

在「政商關係」的互動上，籌組「三三會」是江丙坤的代表作。他在1999年中、經建會主委任內，倡議成立這個社團。當時的意圖，是認為台灣產業面臨升級轉型，大企業家間必須有一個溝通、聯盟的平台。三三會的第一位理事長就是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辜振甫 ——雖然他「海基會創會董事長」的身份更為外界熟悉——三位副理事長之一的辜濂松，同樣來自鹿港辜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是他的重要事業。

江丙坤曾經回憶，李登輝政府推動「南向政策」時，經常是像他這樣的政府官員在前交涉、辜濂松這樣的大企業家得同時跟進。例如官員和某個政府談出了投資優惠政策，必須立刻有企業家跟進該國投資，如辜濂松便可扮演跟進投資的角色——在江丙坤心裏，這就是官、商之間的角色搭配。

而私下談起辜濂松，江丙坤也會格外流露一份感謝心情，兩人的關係可以說是由公誼而發展到私交。江丙坤卸任海基會董事長後，進入中信金任職，一般相信這是辜濂松將家族子弟和事業體「託孤」給江丙坤照看。

回顧台灣在1980、90年代經濟發展的模式和路徑，就不難理解江丙坤這種「右派保守」的發展觀從何而來。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江丙坤和2000年之後任職的中國官員能夠如此合拍，因為他們共享同一套發展觀。

他所得到的褒揚和批評，都是因為兩岸關係。褒揚者贊譽江丙坤為「兩岸交流推手」；但另一面，他處理兩岸黨、政、商之間的關係有時界線太模糊，經常引發「利益迴避」的爭議。

但在民主化後的台灣，政商關係開始被公眾密切檢視，「利益輸送」更是一種罪惡。同樣也就在這個時期，2008年，馬英九率領國民黨重返執政，江丙坤被任命為海基會董事長。

江丙坤躍上兩岸舞台起於陳水扁執政之後，北京政府開始和國民黨高層接觸。江丙坤靠著和工商界的關係，成為國民黨在大陸組織動員台商的實際操盤手。2005年，連戰以「和平之旅」為名訪問大陸，先連戰一步到大陸勘察、規劃的黨內大員，就是江丙坤，他從這裏開始步上兩岸關係的舞台。

2005年3月，江丙坤以「國民黨副主席」的身份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破冰」之旅，與時任國台辦主任的陳雲林達成12項共識，將兩岸「信息產業標準化問題的研究及制定」列為重點合作項目。隨後，江丙坤立即號召台灣多位高科技業重量級人士，成立「華聚産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並親自擔任創會董事長。直到今天，江丙坤的照片和經歷，還掛在華聚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的網頁上。

華聚基金會的倡議，一言以蔽之，就是推動兩岸高科技領域的全面整合。基金會設置包括移動通訊／移動互聯網、車聯網、雲計算、半導體照明、顯示技術與應用、太陽光電等十個分論壇，希望兩岸除了在產業上形成分工整合，更要依靠中國廣大的市場，自己研發新技術產品的規格，外國廠商如果想進入中國市場，必須跟隨、採用這一套規格。

到了國民黨執政後，江丙坤開始推動、落實這一套思維，但同時他與高科技廠商的關係、與華聚基金會的關係、利益迴避以及家人在大陸經商等問題，開始一一浮上檯面。以致於2009年中，第三次江陳會在南京舉行完之後，江丙坤就向馬英九遞出了辭呈。此時他上任僅僅一年半。

馬英九選擇挽留，並且和時任陸委會主委賴幸媛一起高調表達對江的支持，辭職一事不了了之。2009年年底，兩岸兩會協商在台中舉行，江丙坤簽署了包括《海峽兩岸標準檢測及認驗證合作協議》在內的四項協議；2010年7月，江丙坤在重慶與陳雲林簽下著名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江丙坤領軍將馬英九時代的兩岸關係推上了最高峰。

江丙坤從2005年開始投入兩岸關係的經營，有媒體報導、統計，連同4年多的海基會董事長任期在內，18年來江丙坤訪問中國大陸超過70次，訪問過的城市超過200個。他所得到的褒揚和批評，都是因為兩岸關係。褒揚者贊譽江丙坤為「兩岸交流推手」；但另一面，由於多年的經營和勤於奔走，江丙坤確實被認為是接通中國政商結構的一條有效通道，因而聚攏了愈來愈多的企業家、台商、生意人、藍營政治人物和他們有意進軍中國大陸發展的「藍二代」。這樣一群人，讓「紅頂商人」的形象愈來愈清晰，愈來愈爭議。

海基會原本就是個「外表是民，內裡是官」的組織， 但江丙坤在帶領它時，看待、處理兩岸黨、政、商之間關係的界線太模糊。但馬英九政府對海基會該不該、如何踐行「利益迴避」的問題一直不做表態，放任「紅頂商人」的群體愈來愈大，因此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路線也就愈來愈不被信任。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是對馬英九政府的重重一擊，如果仔細分析運動中的一項訴求：訂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就是公民社會對「紅頂政商複合體」的一次總反撲，江丙坤無疑是這個複合體中的靈魂人物。

但撇開江丙坤個人、家人或者裙帶關係下的利益結構不論。江丙坤之所以能夠結構出這樣一個複合體，根底的原因是他一貫認同的國家發展模式，太容易對接到中國共產黨倡議的「中國模式」。在2008年前後，「中國模式」帶來經濟的快速成長，也拉動了技術的發展。因此藉著兩岸特殊的政治關係，讓台灣高技術廠商和中國大陸的產經政複合體對接，共同先「圈住」中國市場，的確是一條可行的路徑。

但台灣的高科技發展，究竟如何選邊站隊，是應該面向中國大陸市場，還是更多面向中國大陸以外的其它世界，一直是台灣內部爭論不休的問題。只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還期待藉自由貿易拉動中國轉型時，台灣過度依賴大陸的弊病還不明顯，但如果把時間快轉到2018年，當美國猝不及防地發動了貿易戰、技術戰，中興、晉華、華為一個一個成為打擊目標時，更多人或許會慶幸當年江丙坤和馬英九政府的倡議的路線沒有落實。不管是不是後見之明。

走在公職和政治路上，「財經執行官」是江丙坤一以貫之的形象，他一生實踐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線。

身為台灣政治人物，江丙坤能在異常矛盾的中、日之間保持等距；他也注重經營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這一點他從不隱藏。但他幾乎不在民族主義上表態討好，私下、公開談話中鮮少強調「大中國意識」。論及之所以要經營好兩岸關係，他的思路始終只從經濟出發，一以貫之。

同樣的，江丙坤出身、成長於日治時期，這個背景必然帶來的「日本認同」，他不會多談，但也並不避諱、不背叛。甚至會在例如陳雲林第一次訪台，這樣機會、氣氛合適的場合，也抓住機會表達「歷史就是歷史」、「日本認同不等於敵視中國」這樣的和解立場。比起部分藍營政治人物在大陸一提到日本就必定做出咬牙切齒貌，江丙坤自有一番格調。

在財經領域，江丙坤所經營的日本關係，在台灣老一輩政治人物裏，也是非常突出的，也因此他能夠在公職退休後，還出任中信金集團旗下日本「東京之星銀行」的董事長。私下他也曾感慨「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學日文了」，年輕一輩日文不好在他看是個危機，因為「日本對台灣很重要啊」。

走在公職和政治路上，「財經執行官」是江丙坤一以貫之的形象。他一生實踐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線：政府應該全力為企業創造利潤，企業發展自然能拉動民生經濟。這是過去國民黨治理台灣的模式，他也是其中一員；但到了90年代中期之後，追求經濟發展逐漸被重視分配正義所取代，江丙坤抱持的，曾經倍受肯定的政治路線，開始成了某種不合時宜；直到晚年，開始往來穿梭大陸和台灣之間，江丙坤所熟悉的路線對接上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模式」，江丙坤彷彿重新被「激活」過來，悠游其中；但隨著美中關係的改變，由貿易戰轉為東西全面對抗的風險愈來愈高，一面倒向中國大陸，即使只站經濟角度上，都不再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台灣要如何在這樣凶險的環境中自處，成了愈來愈艱難的課題。

而江丙坤這一代人逐一謝幕，留在身後的，是他們愈來愈不熟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