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打工新生代:當下,只能在「不好」和「非常不好」之中做出選擇

「馬克思是寫給工人看的,但工人不會看它。大學生讀完馬克思主義,他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自我意識更強的一代中國年輕人。温飽已不能使他們滿足——逃離工廠,是他們在當下年輕時光裏不斷重複的主題,但往復來返,最終還只得厭倦並依賴着。 攝:林振東/端傳媒
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自我意識更強的一代中國年輕人。温飽已不能使他們滿足——逃離工廠,是他們在當下年輕時光裏不斷重複的主題,但往復來返,最終還只得厭倦並依賴着。 攝:林振東/端傳媒

90後深圳工人吳東最近重讀了日本作家山田宗樹的《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幸福的人看這本書,會覺得心痛;不幸的人看這本書,會感到欣慰,原來不止我一個人過得不好。」他認為自己屬於後者。2014年,吳東從一所三本大學的日語系畢業,走入社會,他便自認成了一個不幸的人。

吳東在富士康的車間上夜班,從晚上7點工作到早上7點,這是他畢業後的第九份工作。在這之前,他報了一個電腦課程,學習服務器管理,因為廣告上說學電腦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其實根本沒有用」。學費一萬塊,他用信用卡支付。第二個月要還卡賬的時候,他從另一張信用卡裏套現。現在他必須要去工廠上班,賺錢還卡債。

同樣是90後的女工小雅最喜歡在內地新聞App「今日頭條」上閲讀時政評論文章。這款App會通過她的年齡、性別、職業、地域等特徵向她推送可能會感興趣的內容。「工人的地位就是這樣的,階層已經固化了。」最近,小雅頻頻在新聞裏讀到「階層固化」這個詞。

「說隨遇而安只是安慰自己,其實像我們這些人已經基本定型了,換一份工作可能待遇好一點,但我們大體的命運改變不了,也是打工。」清醒的悲觀貫穿着小雅的生活。

24歲的工人遊莜只在工廠裏談過一場戀愛,後來才發現對方是個已婚男人。她生在廣東潮汕,上面有三個哥哥,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多賺錢,幫哥哥們娶妻生子。好像只有嫁了人,才能逃開家庭的「剝削」,可是她發現「工廠裏很少有真正的愛情」。

不僅如此,她看到更多的是婚姻帶來的痛苦。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帶着孩子在深圳打工,每天都要為孩子的生活費發愁。

上一輩工人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80後平均是18歲,90後平均只有16歲。也就是說,新生代工人的成長經歷更趨同於城市的同齡人,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驗,直接從學校走進了工廠。

上一輩工人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80後平均是18歲,90後平均只有16歲。也就是說,新生代工人的成長經歷更趨同於城市的同齡人,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驗,直接從學校走進了工廠。攝:林振東/端傳媒

吳東、小雅和遊莜,都是90後——通常被看做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自我意識更強的一代中國年輕人。他們走進工廠伊始,便要面對財富分布愈發不公的社會,和技術升級取代人力的趨勢,他們需要去選擇要不要如父輩一樣成為工廠流水線的附庸者。温飽已不能使他們滿足——逃離工廠,是他們在當下年輕時光裏不斷重複的主題,但往復來返,最終還只得厭倦並依賴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農民工總量在2017年達2.86億,其中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工人佔比首次過半,且佔比連年增長。另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上一輩工人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80後平均是18歲,90後平均只有16歲。也就是說,新生代工人的成長經歷更趨同於城市的同齡人,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驗,直接從學校走進了工廠。

根據人口學者于建嶸在2017年的學術報告,新生代工人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是基於「生存理性」,而是將「進城務工」作為一種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他們的「城市夢」比父輩更執着,也更看重工作環境和居住條件的舒適程度,以及工作崗位帶來的社會地位等。同時,面對歧視與不公,他們有更強烈的維權意識。

2018年,中國內地工人運動風起雲湧,新生代工人群體也逐漸走上歷史的舞台。這一次,端傳媒將報導聚焦在他們身上,講述幾位90後工人的自我探尋之路。

新生代工人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是基於「生存理性」,而是將「進城務工」作為一種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圖為富士康的年輕工人下班後在打桌球。

新生代工人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是基於「生存理性」,而是將「進城務工」作為一種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圖為富士康的年輕工人下班後在打桌球。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雅:三進三出富士康

小雅第三次從深圳富士康離職了。

她工作的車間負責生產蘋果手機的一個部件,需要用鐳射光進行加工。鐳射光如果照射到眼睛,會燒傷視網膜,因此防護鏡十分重要。小雅發現工廠提供的防護鏡沒有按照規定定期清洗,有些鏡片已經磨花了,也還在發給工人使用。

在離職前,小雅決定投訴車間的管理層。她在月初請了年假,補回自己的帶薪休息時間,之後向富士康工會的「關愛熱線」78585打電話舉報。除了磨花的防護鏡,她還投訴了安檢部門承諾的鐳射補貼沒有發放的問題,以及男工友威脅自己人身安全的問題。

投訴的第二天,科長打電話給小雅,懇求她撤回投訴,「有什麼問題不能內部解決?」小雅沒有撤訴,但是兩個月後,她和以前的同事聯繫,鐳射補貼還是沒有發放。

她並不信任工會的「關愛熱線」。幾個月前她也匿名投訴過一次,因為車間主管要求工人們提前5分鐘上班開會,「那5分鐘又不給我工資,我為什麼要提前去開會?」那是她第一次打78585投訴。

「我可以匿名投訴嗎?」接通電話,小雅第一句話是要求匿名。儘管承諾了可以匿名,接線員在電話裏依然反覆詢問小雅的工號。小雅不敢暴露自己,因為「關愛熱線」的運作機制,是將工人對車間的投訴,反饋給車間主管。幾天後,領導把整個車間的工人召集起來開會,要求打熱線投訴的人主動站出來。

小雅不怪「關愛熱線」的接線員,她們通常是懷孕了的女工,不能從事比較累的崗位,就被安排去當接線員,但通常沒有受過職業的「關愛」訓練。

當小雅意識到工廠是一個缺少人情味、勢利、斤斤計較的小社會之後,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應,而不是默默忍耐。

當小雅意識到工廠是一個缺少人情味、勢利、斤斤計較的小社會之後,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應,而不是默默忍耐。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雅聽工友麗麗講過去工會開會的經歷,「他們都很兇」。有一次,麗麗的組長請假了,她替組長去參加工會的年度例會,在提意見的環節,麗麗突然開口,說工友們普遍覺得夜班津貼太少,只有8塊錢一個晚上。「你是誰,你是哪個部門的?」麗麗被嚴厲地質問。

小雅曾在主管的辦公室看到過富士康工會選舉的名單,但這份名單最終並沒有發下來要她們簽名投票。「今年工會選舉,也沒有聽到任何消息。」

因為工作能力出眾,小雅曾經被提拔為線長。線長處在管理層和普通工人之間的位置,每個月會多500元補貼,主要負責分配任務,不用再參與到流水線的工作裏。但是她拒絕了。

因為她看不慣富士康的管理制度,覺得管理層會想盡辦法壓榨工人,於是線長經常「要做很多招人討厭的事情」,比如通過調休來減少工人的加班費。

和小雅一同被提拔為線長的還有一個男工友,「雖然能力不怎麼樣,但是很狗腿,很巴結領導」,小雅不喜歡他。

「我不是喜歡壓迫別人的人。」這幾年,小雅在工作的間隙,參加了一些社會機構舉辦的課程和講座,建立了自己關於「公正」、「平等」、「尊嚴」等觀念的論述。

當她意識到工廠是一個缺少人情味、勢利、斤斤計較的小社會之後,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應,而不是默默忍耐。

有工友勸過小雅不要太較真,不要傳播負面的消息。但比起賺錢,小雅更在乎做人的「道理」。她厭惡不平等,希望能被公正對待,也希望能公正地對待別人。較真的代價,是小雅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好好在富士康裏當個小領導,為自己謀求更好的福利。

這是小雅第三次從富士康離職。她1990年出生,8年前20歲的時候,第一次進入富士康,在一個需要進行研磨操作,充滿粉塵的車間裏上班。按照規定,車間需要發放過濾式的防毒口罩,但她們一直戴着普通的黑炭口罩進行工作。

小雅形容她的車間是「後娘養的」,隨即又補充:「這樣說好像不太好,不太性別平等。」

那時,車間主管給工人定了產量指標,並表示先做完可以提早下班,加班費照常算。小雅和同事於是拼命趕工,但下個月產量指標就上調了,直到她們無法提早做完為止。「我們被坑了。」小雅後來回憶。

防毒口罩的問題沒有解決,小雅想調崗去其他車間。但在富士康轉崗很難,哪怕原來車間跟接收車間的領導都同意,也很難轉崗成功。允許一個工人轉崗,會被認為車間的富餘人力,下一季度招聘的時候就會被削減崗位。因此工人通常都是辭職後,再重新應聘進入富士康。小雅三進三出富士康,在工友裏並不算稀奇。

可是這次離開富士康,小雅就不準備再回來了。她不想當線長,但一直當工人,也看不到希望。因為在階級分化嚴重的工廠,她覺得普通工人只能被最大限度地壓榨。

經濟形勢也在影響着工人的收入,2018年的經濟形勢不好,基本工資只從2300元漲到了2650元,而物價已經漲了不知道幾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個單間,就要花掉近一半。

經濟形勢也在影響着工人的收入,2018年的經濟形勢不好,基本工資只從2300元漲到了2650元,而物價已經漲了不知道幾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個單間,就要花掉近一半。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雅對加班調休的事情特別生氣。按照規定,週六加班會有雙倍工資,這對於基本工資只有2650元人民幣的工人來說,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富士康會在農曆新年訂單減少的時候給工人放15天左右的假期(超過國家法定的7天放假時間),多出的假期,是由年前的週六加班調換過來的。但進行調換之後,富士康只發一倍的工資,而非本來的加班雙倍工資。

「郭台銘總是說富士康的工人喜歡加班,但他沒說不加班我們就活不下去了。」小雅對這種說辭感到滑稽。

經濟形勢也在影響着工人的收入。2010年3月小雅第一次進富士康的時候,基本工資只有900元,但每隔幾個月就漲一次,到了2011年4月,已經漲到了2300元。那也是富士康福利最好的時候,為工人提供免費住宿和伙食補貼。

但2018年的經濟形勢不好,基本工資比起七年前只多了350元,而物價已經漲了不知道幾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個單間,就要花掉近一半。

而最新的消息是,富士康正考慮在越南投資建廠,以降低在中國不斷增高的成本。

小雅明白,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其他工廠並不會更好。譬如之前兩次她從富士康離職,去了其他工廠,又都因為福利更差、剝削更嚴重而回到富士康。

「只能在『不好』跟『非常不好』裏面選,」她無奈地說,「其實就是沒得選。」

吳東:不習慣壓抑,才可以一直離開

2014年,吳東從一所三本大學的日語系畢業。他從湖南坐火車到東莞,在一家台灣企業工作,工作職責是回日本客戶的郵件,處理訂單。做了一個多月,吳東就辭職了。

吳東感覺台灣上司對他不友好。「我剛出來工作的時候,膽量比較小。」上司總是盯着他的工作,一出錯,比如打印紙張大小不對,就會態度很兇地罵他。而一遭受批評,吳東就容易緊張,工作就更經常出錯。

「這不是我人生中值得書寫的事情。」吳東為這段經歷做了註腳。

從台灣企業離開後,吳東去另一家工廠做倉庫管理,需要駕駛叉車搬貨。三、四個月後,吳東再次離職,原因是處理不好人際關係。吳東不抽煙,工作間隙上司和同事去抽煙的時候,他沒有跟過去,彼此間沒有什麼交流,關係淡漠。後來,因為自己的工作能力,吳東跟上司產生了分歧,「我叉車開得不錯,但是他認為我開得不好。」

再次辭職後的吳東離開了東莞,來到深圳龍華區探望朋友。他喜歡看書,每到一個新地方就往當地的圖書館去。在龍華的圖書館,吳東看到一家免費進行音樂培訓的社區機構,他報了吉他班,一邊練習吉他,一邊在人才市場找工作。這次他想找輕鬆一點的工作。

新工作是在距龍華160公里的汕尾市一間工廠當工業工程師,英文名叫Industrial Engineer,主要負責提高工廠的生產效率。頭銜好聽,工作內容也比較重要,從車間布局,到廠線流程設計,再到工時測算,他的意見都很受老闆重視,但是工資並不高,只有3000多元人民幣。上班時間在車間裏必須穿連體防塵服,整個人都被包裹起來,吳東覺得壓抑,他再次辭職。這份是他待得最長的一個崗位,有半年之久。

吳東愛看日本作家的小說,平常會玩音樂,是個文藝青年。;他關心中國社會,在朋友圈轉發支持崔永元維權的帖子,還有講述深圳廢青「三和大神」生存狀況的文章。圖為早上富士康的年輕工人上班時。

吳東愛看日本作家的小說,平常會玩音樂,是個文藝青年。;他關心中國社會,在朋友圈轉發支持崔永元維權的帖子,還有講述深圳廢青「三和大神」生存狀況的文章。圖為早上富士康的年輕工人上班時。攝:林振東/端傳媒

回到龍華,吳東很快開始了下一段工作經歷。聊到這裏,吳東有些害羞,因為他去了一家按摩店當服務生,負責端茶倒水。選擇這份工作,「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社會的黑暗面。」「認識社會」是他換工作的重要緣由。在講述他之後的另一份工作——房地產銷售時,他也提到,這份工作儘管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收入,至少使他學到了一些東西,增進了對社會的認識。

吳東不愛和陌生人交流,但房地產銷售的工作,卻是日復一日打電話給客戶推銷。這個應聘時承諾有底薪的崗位,在他開始上班後就改為完全的「提成」制度。他討厭這份工作,討厭硬着頭皮去向陌生人推銷幾百萬一套的房子,更討厭每天被不耐煩的客戶掛斷電話。他的自信心被一點點磨掉,變得頹廢。

吳東也不喜歡工廠,他去年曾在富士康當過派遣工,在流水線上幹活,一小時15塊錢,如果當月沒有遲到和早退,就以一小時17塊錢結算工資。產線剛開始相對輕鬆,但產量指標會逐漸增加,把工人往最高產量逼。

在他看來,工人並不團結,在同一條流水線上,做得慢的工人,會被做得快的工人要求加緊一點。「如果大家都團結一點,速度不要太快,就不會被逼到一刻都不能放鬆了。」他覺得工廠很壓抑,更可怕的是人們都習慣了這種壓抑,變得麻木。

「我就不習慣,不習慣壓抑,才可以一直離開。」不停辭職似乎是吳東對抗麻木、避免被壓抑同質化的武器。

「我對這個社會比較感興趣。」吳東認為自己有與眾不同之處。因為大學念日語系,他愛看日本作家的小說,平常會玩音樂,是個文藝青年;他關心中國社會,在朋友圈轉發支持崔永元維權的帖子,還有講述深圳廢青「三和大神」生存狀況的文章。

辭掉房地產銷售的工作後,吳東搬去龍崗,租下月租1000元的房子,白天睡覺,晚上在手機上和網友下圍棋,就這樣過了三四個月。除了下樓買午餐和晚餐吃,他不出門,也沒有別的消費,每個月的支出只需要1600元。

「圍棋是我排憂的方式。」那是吳東過得最快樂的日子,也是他棋力最高的時期。偶爾白天「清醒」過來,他就去人才市場找找工作,但通常很快就躲回出租屋睡覺和下圍棋。

就算支出不高,吳東還是負債了。他報了一個電腦課程,想要鍍金,以期未來找到高薪工作。一萬元學費他用信用卡支付,再用其他的信用卡來填補債務。他一共有四、五張信用卡,可以讓債務暫時擱置。他不願意向朋友借錢,朋友都是出門打工的人,賺錢不容易,但也不可能去向父母開口,因為不想讓父母知曉自己的窘狀,而且父母也沒有什麼積蓄。

學音樂認識的朋友給吳東介紹了一份兼職工作——到學校給小學生上圍棋課。在這份兼職結束後,他又去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當日語老師。

吳東最喜歡這兩份兼職,不僅因為薪水高(一節課45分鐘120元),還因為他可以當「老師」,而不是「工人」,這個稱呼讓他很開心,他始終更認同自己作為文化人的一面。但是這兩份工作後來都沒有繼續聘請他。

「我不太知道怎麼哄小孩。」他反思自己上圍棋課的問題,自己不是職業棋手,基礎知識也不夠紮實。至於日語課,有些學員覺得他教得好,有些覺得他教得不好。

上個月,吳東去工廠上夜班了,晚七點到早七點,工作內容主要是檢查機器的參數。他需要錢來生活和還信用卡。

這份工作除了日夜顛倒之外,並不算太辛苦。但吳東說,他也不會做太久的,他還是不喜歡工廠的氛圍。談及未來,令他興致勃勃的不是工作,而是愛好。非工作日的時候,吳東都去參加社區的興趣班,他正在學習戲劇表演,也在計劃開始寫作,寫工人的故事。

24歲的工人遊莜有三個哥哥,她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們要多賺一些錢,幫助哥哥們娶妻生子。家庭讓遊莜感到壓抑,生活在一個性別成見很深的環境裏,她覺得自己得不到重視。

24歲的工人遊莜有三個哥哥,她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們要多賺一些錢,幫助哥哥們娶妻生子。家庭讓遊莜感到壓抑,生活在一個性別成見很深的環境裏,她覺得自己得不到重視。攝:林振東/端傳媒

遊莜:一個輕飄飄的「反抗者」

遊莜是逃到深圳的,打工曾經給了她自由,而她正在逃離這份自由。

1994年出生,遊莜今年24歲,她剛和媽媽通完電話,有點沮喪。「家裏沒什麼錢了,你爸身體又不好。」媽媽總是把家裏的境況碎碎唸叨給她聽,希望她多寄點錢回家。

遊莜每個月都會寄錢回家,每次1000元左右。中學畢業剛出來打工的時候,她還沒學會花錢,每個月的工資,除了留一點點零用,其餘的帶回家裏交給爸媽。但給錢這件事情,似乎總是「不夠」。

遊莜在廣東潮汕地區出生長大,有三個哥哥,她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們要多賺一些錢,幫助哥哥們娶妻生子。

「有時覺得很不公平。」遊莜說,姐姐們十幾歲就開始打工,賺錢給弟弟交學費。遊莜的姐姐幾乎沒有上過學,而大哥一路讀完了大學,但畢業後也「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遊莜是在一次和爸爸的爭吵裏離家出走的。那時她在哥哥的餐館裏當收銀員,「沒有工資的哦」,但爸爸看不慣她的工作方式,兩個人經常發生口角,一氣之下,遊莜在春節前收拾了行李來到深圳。

家庭讓遊莜感到壓抑,生活在一個性別成見很深的環境裏,她覺得自己得不到重視。「我付出那麼多,卻得不到爸媽的關心。有時他們會跟我說,生你是個意外。」相比之下,哥哥似乎輕易就成為了家庭生活裏的重心。

姐姐們陸續結婚,離開了家庭,不再需要填補家裏的經濟缺口。在仍然保守的潮汕文化裏,女人是屬於夫家的,因此結婚前才會被父母「剝削」。

遊莜用業餘時間參加了一個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的活動,還關注了公眾號。對於性別不平等,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知道這些」。「當男生有一點什麼什麼的時候」,她會義正辭嚴地告訴對方,你這句話歧視女性了,你這是性騷擾,但她的人際關係因而特別僵化。

遊莜期待着「真正的愛情」,她只談過一次戀愛,戀情開始後才發現對方是個已婚的男人,最終悲傷地發現「工廠裏很少有真正的愛情,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能走到最後的不多。」而即便結婚,痛苦也多過快樂。她認識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帶着孩子在深圳打工,生活非常辛苦,每天都要為孩子的生活費而發愁。

她對「真正的愛情」的定義是:兩個人在一起像朋友一樣聊天,像親人一樣互相幫助。

於是,打工成了她接受自己家庭的方式。打工給她自由,在家庭的目光之外,她可以花自己賺來的錢,不必全部上繳;買自己喜歡的衣服,而不是穿哥哥的舊衣服;週末躺在沙發上玩手機,不用承擔家務。

這份自由很簡單。「既然不能改變(自己的家庭),只能接受它,爸爸媽媽也養了我這麼大……」家庭的壓力對遊莜來說,不是太大的問題,只要離開遠一點就好了,而打工所帶來的獨立、自由,也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讓生活舒適一點而已。

壓抑是輕飄飄的,自由也是輕飄飄的。她覺得,生活裏似乎沒有重要之事。

遊莜用業餘時間參加了一個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的活動,還關注了公眾號。對於性別不平等,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知道這些」。

遊莜用業餘時間參加了一個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的活動,還關注了公眾號。對於性別不平等,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知道這些」。攝:林振東/端傳媒

她在社會機構的活動裏聽說過馬克思主義,卻視其為「負擔」。「它會讓我覺得,我不應該在工廠裏面,這是一個壓迫人的地方,人不應該被剝削。」遊莜覺得自己改變不了現狀,只想看那些能讓自己生活得平靜一些的東西。

「馬克思是寫給工人看的,但工人不會看它。大學生讀完馬克思主義,他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遊莜道出自認為的荒誕之處。

如今,遊莜已經從工廠離職兩個多月,她在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裏當實習生,負責編輯公眾號文章。每次開選題會的時候,上司會要求她參與進去,提出自己的想法。

「思考好累。」遊莜說,在工廠的時候,開會的時候只需要聽就好了,不需要動腦思考,在流水線工作,也有辦法偷懶、發呆。編輯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覺得不適合自己,她不想思考。

她想去當幼兒園的保育員,照顧小朋友。「應該會簡單一點,和小朋友在一起,人際關係沒那麼複雜。」

等到30歲,她還是想回到家裏,「如果回不去,就隨便找一個農村吧。」

應受訪者要求,小雅、吳東、遊莜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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