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玉玲，人類學碩士。曾任職編輯，業餘參與文藝活動策劃。現為人類學研究員，研究時代變動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醫院呆了這麼久，我認識了好幾個很年輕的護士，比我還年輕，一個個二十歲出頭的樣子，天真爛漫、青春可人，卻要每天在他人的生死當中掙扎，可她們的笑臉，也正是這黑暗無邊的生活裏唯一的光彩。其中一個是我的管床護士小楊，好幾次在生死為難之間她都一直在我身邊鼓勵我，我們的關係也很要好。可惜直到出院，我也沒能看清她那張溫柔的臉。護士都是戴着口罩，頂着帽子，一來二去，我能看到的只有她的眼睛。不知道她的鼻子長得怎樣，有沒有酒窩。但她卻真真切切地記得我的樣子。
有一次去醫院覆診出來，她剛下夜班回家，在十字路口遇到我，她清楚響亮地在馬路那頭叫我的名字：「五床，鍾！玉！玲！」那時正值初夏，我看到一個淡綠色的身影一晃一晃地站到我的跟前，原來，這位就是小楊。她比我矮半個頭，皮膚蒼白，鼻子上滲出的汗珠和臉頰上的小雀斑相映成趣，單眼皮，齊劉海馬尾頭。這張躲在口罩後面的臉和我想像中的差距很大。我忘記了她和我說了什麼，她最後只說了一句：「我還記得你的臉呢。不要忘了我哦。」
臉，果然是最具社會性的身體器官，只要記住一個臉，就能記住一個人。但對於每個人來講，儘管我們可以通過身體來感知世界，但身體的某個部分是永遠不能被自我直接感知的，那就是臉。可臉上那豐富的表情偏偏又是最能展現一個人的感情和個性的符號，甚至可以說，臉是人類身體的意義之所在。
正如小楊所說，臉是個人身份的證據，那麼臉的意義是自個人主義的興起而被發明的。研究藝術史的學者認為，十五世紀是肖像畫開始風靡歐洲的時代。在中世紀早期，只有教皇和極少數的貴族才能擁有個人的肖像畫，而且畫作的主題大多以宗教故事為主。這樣明顯是為了宣揚宗教教義。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精神使得人的價值得到肯定。肖像畫開始走進平常百姓家。啟蒙運動更加讓肖像畫創作成為主要藝術種類。畫家開始通過畫筆捕捉人的音容笑貌，於是，蒙羅麗莎的臉才歷經幾個世紀依然屹立在我們心中。反觀中國，封建帝王的肖像畫早已被山水花鳥蟲魚埋沒得無影無蹤。隨着攝影術的發達，現代生活中每個人都有大量的「肖像畫」，那就是我們的證件照。
照相機沒有攝走我們的靈魂，卻把人的身份全部濃縮在一張小小的照片之上。人們，特別是女性，開始堅持不懈地通過臉來獲得個人價值的提升，否則，化妝品、美容院、整容術等是如何榨乾掉她們錢包裏的每一分錢。這也體現了，臉，在集體與個人的關係中顯得尤為重要，否則美國高中生印有學生照片及通訊方式的通信錄如何會催生出一個風靡全球的社交網路。
根據他人的標準，我們才能看到自己
臉可以讓自我實現個人化，臉也因此會給人帶來劫難。杜拉斯的前夫兼好友，法國文學家羅伯特·安泰爾姆（Robert Antelme）在作品《人類》（L'Espècehumaine）中記述了他在集中營的生活。他寫到，一旦臉表達出任何資訊，都會遭遇到危險。只有否定自己的臉，配合衛軍的臉，才能暫時安全。顯然，一張不表達感情的臉，就是將人從感情中抽離成為空殼。這種去個人化的變臉無疑在當時特殊的群體生活中是無奈之舉。
然而，更吊詭的是，即使人類無法將自己的臉當作其他物體那樣進行自由觀察，但我們的祖先總是情不自禁地在水中的倒影裏觀察自己的臉，直到後來威尼斯人發明了第一塊現代意義的鏡子，我們的臉，就開始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只有他人才能觀察到我們的臉，只有根據他人的標準，我們才能看到自己。這對於面容枯槁的病人來說，就憑這張臉，他們在人群中被識別出來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在門診遇到一個病友，一個來自黑龍江的姑娘，看上去比我大一點。她風姿綽約的美態在精心搭配的衣裝之下顯得更加動人，只要一站出來，就會吸引整個走廊病人的眼光。可我從未認真看清她架着碩大墨鏡下的臉。有一次她剛好排在我的前面候診，走出診室的時候她還沒來得及戴上墨鏡，我瞥見了她掛滿淚水的臉頰。我慌忙中袋子裏拿出紙巾，她愣了一下，在我身旁坐下，稍稍整理自己的儀容之後，對我說了聲謝謝。
「哎，女人真是命苦啊，我就想怎麼就會得這樣奇奇怪怪的病呢。弄得我整天沒法正眼見人。如果註定要被病痛折磨，我寧願選擇其他。」她抱怨道。
對於她的想法，我感到詫異又好奇：「那，你會選，什麼病呢？」
她輕聲地笑道：「什麼病都可以，像什麼白血病啊，都可以。你看韓劇裏面那些女主角，病了不都挺美的嘛。只要不是這樣的病就可以了，我整張臉都醜死了。」
她的回答更讓我哭笑不得。果然是愛美的人，她關注自己的臉多於疾病本身。如果連生命都沒有了，美，還有什麼用呢？
沒等我答話，她接着又說：「你都不知道我家有多少副墨鏡輪着換，各種花式都有，就是為了不讓別人看到我的臉。」
我突然明白了她為何一直戴着墨鏡。這個病的其中一個病徵就是累及眼肌之後出現眼瞼下垂、眼珠轉動困難，甚至是斜視等。她這麼注重儀容的人，肯定不能忍受，千方百計要遮掩臉上出現的任何瑕疵，沒想到反而欲蓋彌彰。想必她有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吧，雖然一直沒能好好看到她的臉，從她的穿着品位上來看，我確信她是一個美人無疑。這樣的病對她來講，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
我只好安慰她道：「沒事，會好的。醫生也說過，這病是可以治的。它並沒有徹底改變我們肌肉原有的機能，雖然發病的時候會沒力，但經過治療還是可以緩解治癒的。只是在受累的時候會比較難受。」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接着說：「小姑娘，你，現在沒談戀愛吧。」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又說：「你還年輕，還沒經歷過太多人事，你不知道女人的臉到底有多重要。長得不漂亮是臉的錯，長得漂亮了，人也跟折着受罪。好事壞事全在一張臉上。中國人不是經常罵人說『不要臉的騷貨』嗎？這句話可真是精準啊。我現在，就是一個沒有臉的女人，哪裏還談得上要不要。」說完後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我正想開口說點什麼，她轉身就走了。
從那之後，我們即使在醫院碰上，也再沒談過什麼了。
死去的臉，將自我一同帶走
對於愛好面子的中國人來講，臉在中國人的社際社交中發揮着重大作用，面子是制約中國人的外在力量。中國社會就是一片面子的海洋，人活要為面子，也為面子而死。雖然林語堂先生曾經批評「中國人的面子是空洞的東西」，實質並不盡然，面子恰好反映了儒家倫理道德的文化價值。沒有任何一句斥責比「不要臉」更讓人覺得羞恥。但不能否認，這種面子與人情的權力遊戲實在是一場複雜的多次迴圈博弈。先不說社會交際，光是這張實實在在的臉皮，就已經讓人心力交瘁。
臉在他人目光之下，將他人的自我價值漸漸內化：追求完美無缺、青春靚麗的身體。即使照鏡子，我們看到的也是他人的自我。這些不太友善的目光，或好奇，或恐懼，或同情，或厭惡，這都讓敏感的病人感到寢食難安。墨鏡姑娘能看透，臉雖只是一張皮，且能影響一個人的命運。也許這就是為何，每次出門，她都必須加倍讓自己打扮得更加光鮮奪目，狠狠地讓別人看她的美，一次看個夠。可惜她還沒能明白到，那還是時刻受他人操控的命運。
相比於他人不友善的目光，還有一種讓病人感到更加痛苦的目光：刻意迴避眼神接觸。這種不在場的目光並非他人對病者展示「不過分關注」的友好，反之，這種視而不見式的遠觀實際上更加增強了「疾病奇觀」的隱喻。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F·墨夫在自傳式的作品《沉默的身體》中描寫道，身邊的同事、友人得知自己身患一種令四肢麻痹並會逐漸失去知覺的慢性疾病後，他們的反應是如何讓他感到不安。無論他在大學參加何種的聚會或活動，身邊總是縈繞着帶有「傳染性」的緊張情緒。人們無視他的存在，從不正眼看他的臉，不和他打招呼，不和他交談，連迎面走來也是繞過輪椅快速離開。
不難想像，那些臉部受到損傷甚至是毀容的病人是過着何等痛苦的日子。容顏被毀，連自己也認不出自己，只能從破碎的鏡子間折射出一個陌生而醜陋的怪物，這就等於在世界中消失一樣。儘管現在科技非常發達，換臉的整容術也有成功的例子，但這只是為人戴上一層又一層的面具，死去的臉，將自我一同帶走。要活下去，必須要終生服抗排斥的藥，在藥物中構建出新的自我，這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氣。
臉，不是身體器官的客觀存在，而是一個受外界和主體經歷所影響的文化價值之展現。不能被自我直接感知的特點使得它難以被個人從生理學意義上去衡量，反而陷入他人的目光中，被社會的主流意義和價值所驅使，從而把這些價值內化為自我意識。這張看不見的臉，通過鏡子折射出的是他人的模樣。是否不再被他人的目光所注視，才能看見真正的自我？可惜的是，人早已註定生活在被鏡子包圍的世界當中，每一個人都在不斷投射出「他人的目光」，我們在注視着他人的臉，並企圖從中找出一些自我的蛛絲馬跡。
這樣想來，掛在臉上的這張皮都不是自己的，我們的臉都在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