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黎蝸藤:老布殊的功過盤點與中國情結

如果說,老布殊大體是里根政策的執行者,那麼其「親中」因素可能是一個獨特和重要的例外。里根對華相當強硬和現實主義,老布殊卻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對中國人來說,老布殊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的老朋友”。他是戰後唯一有親身中國經歷的總統,經常和夫人芭芭拉一道在北京踩自行車走遍大街小巷,對中國普通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圖為1989年2月,老布殊與夫人芭芭拉到訪中國。 攝:Doug Mills/AP
對中國人來說,老布殊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的老朋友”。他是戰後唯一有親身中國經歷的總統,經常和夫人芭芭拉一道在北京踩自行車走遍大街小巷,對中國普通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圖為1989年2月,老布殊與夫人芭芭拉到訪中國。 攝:Doug Mills/AP

美國前總統老布殊(George H. W. Bush,老布希)12月1日逝世,美國舉國哀悼。蓋棺論定,老布殊是美國150多年來唯一能參選繼任的副總統(上一位副總統參選繼任還要追溯到1836年的馬丁·范布倫),但也是1980年以來唯一無法連任的總統。這或許可以說明兩點:第一,他是里根(雷根)總統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第二,由於個人風格與魅力不足,難以連任。

最不幸的是,他是政策效果滯後的受害者。為了應對1987年大股災後的經濟危機、以及里根時代的財政赤字政策後遺症,他不得不與控制國會的民主黨妥協,採用加税和增加政府開支,這與共和黨主流要求減税和減開支背道而馳,而失去一部分基本盤的支持。本來他的政策或能見效,可惜見效太遲,最後被克林頓(柯林頓)一句「笨蛋,關鍵是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給擊敗。結果克林頓上台後,經濟立即就好了。這或許正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好例子。

老布殊的遺產盤點

在經濟上,老布殊最大的貢獻就是談判和力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這是歐共體之後又一個高級別多邊自由貿易協議。北美自由貿易區的GDP總量世界第一,自由程度又相當高,對促進經濟全球化推力甚大。如今特朗普(川普)一直指責民主黨人支持NAFTA(因其在克林頓時期正式簽字、國會批准和生效),但其實NAFTA是當年共和黨大力支持的,民主黨當時反而在NAFTA欠缺勞工標準的問題上對協議諸多攻擊。尤為諷刺的是,在老布殊去世的同一天,特朗普在阿根廷簽訂了美墨加協議,取代了NAFTA。

老布殊在美國歷史上最為人銘記的功績,就是在他手上結束冷戰,開創「後冷戰」新時代。雖然不少人認為,結束冷戰主要靠里根總統打下的基礎,加上一些好運氣,但他在冷戰結束前後應對得當的功績也可圈可點,不能抹殺。

老布殊在美國歷史上最為人銘記的功績,就是在他手上結束冷戰,開創「後冷戰」新時代。

惟在其他外交方面,老布殊都總有令人遺憾之處。布殊是一個敢於用兵的總統。出兵巴拿馬,生擒諾列加(Manuel Noriega,諾瑞嘉)的「正義之師行動」(Operation Just Cause)在軍事上相當成功,但在外交與國際法上一直有很大爭議。生擒一國總統到美國,再用國內法(走私毒品和敲詐勒索)審判的做法非常粗暴,給美國形象的負面影響貽害至今。

老布殊的軍事上最重要的貢獻,是組建國際聯軍,在海灣戰爭中大敗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海珊),恢復科威特的主權。這是二戰結束後首次組成的有廣泛支持的國際聯軍,其正義性為以後的國際聯合行動設下標杆。但他當時沒有一舉推翻侯賽因政權。後者繼續與美國作對。2003年小布殊以薩達姆製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主要理由,再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掉入中東泥潭。老布殊斬草未除根要付上很大的責任。

老布殊給克林頓留下經濟上「好攤子」的同時,也留下外交上的「爛攤子」。在克林頓當選但未上任的時候,老布殊開始了在索馬里的「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 tore Hope),以聯合國軍的名義,軍事介入索馬里內戰。這被證明是個無底深潭。一年後,美軍在索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摩加迪休)之戰遭到嚴重挫敗,陸軍特種部隊19人陣亡,兩架黑鷹直升機被擊落。克林頓從此再也不願出動陸軍,以致沒有出兵干預盧旺達大屠殺,而被指責至今。

2018年12月3日,已故美國前總統老布殊的遺體安放在美國國會山莊圓形大廳供人瞻仰。

2018年12月3日,已故美國前總統老布殊的遺體安放在美國國會山莊圓形大廳供人瞻仰。攝:Jabin Botsford/Pool via Getty Images

親中情結如何影響處理六四事件?

如果說,老布殊大體是里根政策的執行者,那麼其「親中」因素可能是一個獨特和重要的例外。里根對華相當強硬和現實主義,老布殊卻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是戰後唯一有親身中國體驗的總統,曾在1974-1975年之間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Liaison Office),相當於後來的大使。對上,他和毛澤東以及鄧小平這兩代領袖都有深入接觸。對下,他經常和夫人芭芭拉(Barbara Pierce Bush)一道在北京踩自行車走遍大街小巷,對中國普通人民有深厚感情。

他當上總統不足半年,中國就發生1989年的六四事件。美國國內群情洶湧,一致要求制裁中國,取消美國給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老布殊一方面固然從同情中國人民和支持民主的角度給中國施壓,宣布制裁中國,暫緩中美高層來往,停止對中售武,結束了中美建交以來雙方的黃金期。但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政府的施壓又相當節制。

老布殊與英國首相通電話,提及美國就六四聲明對中國使用暴力表達「悲痛」,亦會停止售武,但「無意再多」。

中國一直指責美國是策動六四運動的「幕後黑手」。事實上,老布殊無意干涉中國內政。英國解密檔案顯示,1989年6月5日英國首相戴卓爾(柴契爾)夫人與老布殊通電話,提及美國就六四聲明對中國使用暴力表達「悲痛」,亦會停止售武,但「無意再多」(not intend to go any further)。他同時又派出密使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秘訪北京,向中國表達願意繼續交往。1990年5月,老布殊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老布殊的立場和想法相當全面地反映在1989年6月5日的記者會上,當時他被美國傳媒群起質疑。從其回答看,老布殊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可以這樣理解:第一,他與鄧小平有私交,明白鄧小平的強硬,認為鄧小平能控制中國局勢,也不相信美國能難推翻鄧小平的政權。第二,老布殊相信,如果過於懲罰中國,以致取消最惠國待遇的話,懲罰的將是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國政府。第三,老布殊不希望中國放棄開放政策,原因是他認為中國只有開放,與外交接觸,才能繼續走向民主。這是後來形成的「容納中國」的思路一脈相承。第四,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依然會「變好」。

如亞洲協會的中美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所言,老布殊在中國待過,知道「面子」對中國人的重要性,以致他認為,如果過於批評中國,讓中國(領導人)沒有面子,事情就不好辦了。這也是他不主張對中國極限施壓的重要原因。

老布殊在中國待過,知道「面子」對中國人的重要性。

此外,時代因素也不可忽視。從事後回溯角度來看,我們知道冷戰當時會很快結束,但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是相當突然和令人驚愕的事。在六四事件當時,冷戰還只處於「緩和」的狀態。中國是第一塊似乎要倒下的骨牌;它最終沒有倒下,卻影響了其他骨牌的倒下。美國既沒有預測到冷戰這麼快結束,當然也缺乏準備。美國的傳統戰略是「聯中制蘇」,戈爾巴喬夫(M. S. Gorbachov,戈巴契夫)在5月時才訪問中國,中蘇友好並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也擔心一下子把鄧小平惹怒,可能推到蘇聯一方。這些都是老布殊在處理六四事件問題時需要考慮的現實主義因素。

到了後來,香港和台灣資本大舉進入中國,日本開始恢復對華援助,英國與西德也邀請中國外長訪問,歐共體取消軍售之外的所有制裁措施。美國繼續制裁中國並沒有太大作用,反而失去影響中國的機會。1991年11月,美國國務卿貝克爾(James Baker III)訪華,解除對中國經濟制裁。美國直接投資開始大舉進入中國。到了1992年,中國總理李鵬訪美,中美關係全面回暖,最後只有禁止對華軍售的政策持續至今。

親民主派、親台派與親港派

老布殊既同情中國人民,也同情中國民主。很多中國民運人士在香港和美國的幫助下,逃出中國到美國定居。為了使中國學生在六四後免受迫害,老布殊宣布暫停遣返居留過期的中國人。1990年,老布殊簽署第12711號總統令(Executive Order 12711),其中規定的「暫時禁止將中國國民驅逐出境」後來成為永久性條款,即給從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在美國停留過的所有中國公民發放美國綠卡。他在1992年支持由民主黨人佩洛西(Nancy Pelosi,裴洛西)提出的《中國學生保護法》(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這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和法案,為很多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提供了保障。

不僅對大陸是「親華派」,對台灣人來說,老布殊同樣也是一個「親台派」。在他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期間,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他曾力主「複雜雙重代表權」,希望把中華民國以普通成員國的資格留在聯合國。1992年,他一下子批准出售150架F-16戰機給台灣,價值60億美元,是1979年以來數額最大的軍售(此前後的軍售都在幾千萬到數億的規模),到2008年才被超過。

而對香港人來說,老布殊任內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保障了香港在回歸後依然能以與中國不同的身份,被美國區別對待,維持與美國原先的關係,極大保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同時,該法也規定美國政府必須每年提交年度報告,確保香港的自治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否則總統有權中止法案。該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一國兩制」在香港過快走樣。從這一意義可以說,老布殊也是一個「親港派」。

「吸納中國」的昨日人物

中國在2008年之後的轉向,是老布殊當年無法預測的。

在卸任後,老布殊是前往中國最頻繁的總統,繼續為推動中美友誼不遺餘力。在他還活躍的「後總統」時代,他始終相信中國會走向和美國一樣。他最後幾次訪問中國,包括到中國參加2008年奧運會的開幕式,其時,他對《華盛頓郵報》說,中國是美國的重要的朋友和支持者(important "friend" and "supporter")。而中國在2008年之後的轉向,也是他當時無法預測的。

老布殊對中國人民的感情是真心實意的,既非敷衍和虛偽,也不是現實主義的權謀。老布殊是里根政策的繼承者,但這種「親中」情結是他帶入的新元素。他不但自己對中國友好,這種情感也同樣傳遞給他的兒子小布殊。中國大陸民間流行的「共和黨總統對中國好」的理論,主要就源於老小布殊都對中國相當友善的印象。到了特朗普則完全變樣,「共和黨總統對中國更好」成為傳說。

正是老布殊一直把中國人民擺在心上,如夏偉所言,「他一直對中國人民有一種『保管者』(custodial sense)的心態」。這或多或少是他中國政策的內在驅動力。在「吸納中國」被廣泛質疑的當下,這種做法對中國人民更有利還是更不利,恐怕永遠是個難以解答的難題。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關注美國政治、領土領海爭議、東海與南海史等)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黎蝸藤 評論 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