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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九龍西補選泛民慘敗,形勢逆轉,選民「心淡」可能有哪些原因?

香港的補選結果卻使人失望和沮喪得多,因為它所反映的遠多於議席的失去——而是一個政治時代的過去,是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2018年11月27日,民主派議員於李卓人敗選後召開記者會,向巿民集體鞠躬致歉近半分鐘。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18年11月27日,民主派議員於李卓人敗選後召開記者會,向巿民集體鞠躬致歉近半分鐘。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香港立法會九龍西再次補選,11月25日投票進行,投票率44.4%,與今年三月的第一次補選相若。議席最終由建制派支持的陳凱欣勝出,繼而建制派在立法會的「地區直選議席」增至18席,而民主派只剩16席。基於香港立法會的投票機制,「非建制陣營」在議會中喪失分組票否決權。

雖然本次補選只涉及立法會的一個議席,但香港的泛民主派或非建制派,失去的並不是一個議席這麼簡單。使人憂慮的是,補選結果似乎已反映出,長期有利香港泛民及非建制派的政治生態已出現了根本結構性的轉變,失敗將會陸續有來,這亦會為香港的管治形勢帶來新的局面。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香港和台灣分別舉行了兩場選舉,兩場選舉均是由立場較親北京的政黨所勝出,而且是大勝,不是小勝,使對手的景況可以用「慘敗」來形容。不同之處,是台灣所經歷的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選舉,無論誰勝誰負,所反映的主要是民眾不滿執政黨的表現,而出現的民主政治下政黨的正常交替。原則上,這次失利了的民進黨,絕對有機會和有能力在下一次選舉中捲土重來,收復失地。

可是,香港的補選結果卻使人失望和沮喪得多,因為它所反映的遠多於議席的失去——而是一個政治時代的過去,是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未能重返「六四比例」

熟悉過往香港選舉政治的人都知道,香港的政治生態和形勢,一向是對泛民或非建制派有利,有所謂「六四的黃金比例」,即是說香港有六成的選民是屬於民主派的支持者,而建制派的支持者只有四成。亦由於這個原因,回歸前,北京才把「比例代表制」引入香港立法會選舉,以確保民主派不會在有過半數巿民的支持下,奪取所有或大部分的立法會議席,並在議會內加入非直選的功能組別議席及分組點票,以制衡民主派的力量。

即使如此,這「六四比例」的大好環境,仍為民主派在每次選舉中帶來極佳的形勢,可以在地方直選上,較輕易地奪得過半數議席,不單在分組點票上有否決權,也能守着三分一的關鍵議席,在重大議題上,例如政制改革上,同樣擁有否決權。

憑著「六四比例」的優勢,泛民主派或非建制派過往在立法會的補選中無往不利,百戰百勝。理由十分明顯和簡單——香港立法會議席的「補選」,並非是採用比例代表制,而是採用簡單的單議席單票制。即是說,每區只有一個議席,哪一位候選人能得到最多選票,便自動當選。由於香港是一個面積小,人口密集而又交流頻繁的城市,各選區之間的選民價值觀差異不大,大致也有過半數的選民支持泛民或非建制派,而立法會的補選議席每次也自然成為他們的囊中物。

泛民或非建制派的敗選來得如此震撼,就是因為這第二次失敗說明上一次不是由於「意外」而產生的一次性的人為或策略失誤。

可是,這個泛民或非建制派在立法會補選中必勝的定律,已經被打破,而且不是一次,而是連續兩次,兩次也是在九龍西選區。第一次被打破是今年的「311補選」,代表泛民或非建制派的姚松炎以105060票,輸了給得票107479張的建制派對手鄭詠舜。而剛結束的這輪投票中,泛民或非建制派的敗選來得如此震撼,就是因為這第二次失敗說明上一次不是由於「意外」而產生的一次性的人為或策略失誤。

此外,此次補選中,雖然建制派的候選人陳凱欣的勝出票數只有106457票,比上次同區勝出的同是建制派的鄭詠舜要少,但卻把另外兩位泛民背景的候選人遠遠拋在後面,甚至比他們的總票數還要高。泛民和非建制派的正式候選人李卓人有93047票,而馮檢基則有12509票,兩者相加的總得票也只有105556票,比陳凱恩仍要少901票。

這些都說明,李卓人的落敗,不能單純歸咎於馮的出選「分薄票源」。泛民不得不面對的是,泛民或非建制派在選舉上獲得的支持已開始減少,「六四比例」不再,這是他們面臨根本性與結構性轉變的警號。

落選的李卓人於選舉翌日到黃埔區謝票。

落選的李卓人於選舉翌日到黃埔區謝票。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世代更替、北京壓力

弄到如斯田地,其中一個使泛民或非建制派的選舉支持下降的結構性因素,是世代的更替,這一點可以從選民的登記數字中得到一些啓示和印證。根據香港政府的數字,香港的選民人數是381萬,整體選民登記率是79.8%。不過,在18歲至20歲的年青人組別上,選民登記率卻竟然低至54.5%。這和老人家組別的登記率,可謂有天淵之别。在56歲至60歲及61歲至65歲的兩個組別上,選民的登記率均高達88%。

這羣不願意參與正規政治、包括了在選舉中投票的年青人,有的是面對失敗的時局,而對政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不認為自己的參與可以帶來任何實質和有意義的轉變,變得政治冷感,不問世事。

在另一邊廂,也有本身熱衷於政治的年青人,有「焦土」政策的另類想法,認為透過杯葛選舉,不支持泛民,使建制派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香港的環境越來越壞,才能有效喚醒全香港的巿民,爭取民主改革,使香港重上正軌。不管是以上哪一組青年在選舉上的缺席,都是影響了泛民及非建制派補選失利,這也顯示他們在吸納年青的支持者上,出現了莫大的困難。

政府的DQ手段和種種的其他打壓,也似乎較集中於新一輩的年輕政治領袖,多於傳統的泛民候選人,這亦帶來了分化的分果,成了泛民及非建制派的內部團結的阻力。

泛民或非建制派的老化和倒退,是一個没有意外的意外。雖然一切早有預期,有跡可尋,但當事實出現時,仍然是使人感到意外,只因一切仍是不少人不願看見和不想接受的。這是一個不算是意外的意外,是因為北京或特區政府的政策,是直接對年青人的政治無力感或冷淡,有顯著的影響。

北京對2014年雨傘運動的強硬態度,使爭取民主的佔領運動以失敗告終,特區政府事後對活躍運動人士秋後算帳,大大增加年青人參與社會運動的個人風險和成本。而政府的DQ手段和種種的其他打壓,也似乎較集中於新一輩的年輕政治領袖,多於傳統的泛民候選人,這亦帶來了分化的分果,成了泛民及非建制派的內部團結的阻力。

例如,今次九西的補選本是由被DQ了的同區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出選,希望可以在補選中取回原有的議席。可是,因支持自決的劉被政府認為是違反基本法,不支持一國兩制,而再次被政府DQ,不能參與今次的補選,才由Plan B的李卓人補上。但是,由於李卓人是香港支聯會的骨幹成員,更是其前主席,而支聯會的目標一向包括了推翻中共的一黨專政,其實立場比香港的自決派更激進,更為「政治不正確」。但李卻出奇地順利過關,被政府批准參選,除了減低信任外,這不一致、難以預測和雙重標準的做法,也使泛民或非建制派內部更難協調和合作。

兩次的九龍西補選,原本也是因為有本土或自決派的年青議員被取消議席所引致。而這一連串的打壓,均使泛民或非建制派不能順利和有效透過吸納年輕的一輩,來實現自我更新。

兩頭不到岸,泛民陷身份危機

不過,除了政府的步步進迫外,在社交媒體下成長的新一代的政治行為和價值,均對泛民或非建制派的弱勢有所影響。社交媒體的「回音谷」(echo chamber)效應,使年輕的新一代較多留存在自我塑造的世界中,不善於和其他人合作,協調,討論,交流,忘記了政治原是妥協的藝術的道理,達致共同的政治目標的能力不斷地降低。這也使他們難以順從於任何領袖和政治團體,分化,分烈和鬥爭不息。過份的理想主義也不利年青一輩和極權作長期抗爭,很容易因一時的挫折,理想幻滅,而選擇離場,另覓前途。

青年人在政治上越走越偏或激、充滿理想主義、行動模式更趨個人化下的情況下,加上自雨傘運動之後,社會日趨撕裂,意見兩極化,除了致使泛民或非建制派難以成功吸納部分年青一輩的領袖和支持者,更在內部團結上難以做到包容與平衡。這使泛民和非建制派的發展,更進退失據,無所適從。

很有可能,泛民和非建制派正身陷一個嚴重的身份危機,在不能有效吸引更多年輕支持者的同時,也同時流失了自己的傳統支持力量。

以此次補選為例,建制派的陳凱欣同時得到了「窮」基層與「富」中產的支持。基層一向是香港建制派的票倉,但是為何中產會突然「變節」,轉投建制派的懷抱呢?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當泛民和非建制派向自決或本土派的年輕人,表示友好和歡迎的時候,也同時嚇退了一向追求穩定和實用主義的中產階級。很有可能,泛民和非建制派正身陷一個嚴重的身份危機,在不能有效吸引更多年輕支持者的同時,也同時流失了自己的傳統支持力量。

政治上沒有邪不能勝正,只有優勝劣敗。這亦是為什麼常常處於道德高位的泛民或非建制的政治力量,雖然道理說得通,但在資源,動員和策略上卻遜於建制派下,往往只能做到孤芳自賞,最後難逃離失敗的命運。而今次的結構性轉變,更為他們的前景添上更多不利因素。

(黃偉豪,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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