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手記：切除行動一年後，切出一個「中產城市新中國」

廢墟

距離那場大火和在初冬寒風裏的驅趕已經一年了。一年前，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村聚福緣公寓失火，官方統計稱19人喪生。從這場大火開始，北京各級政府以消防檢查、安全排查等等名義，在全市範圍內以相當強硬的手段，清理小加工業聚集區和群租公寓。這場後來被媒體稱為「北京切除」的清理，在當時留下了滿地的碎玻璃渣和廢棄物。

今年十一月底，我在大興的那些村子裏轉悠。大概是之前已有媒體探風，新建村幾如宵禁一般被工地圍擋和安保人員堵得嚴嚴實實。向裏窺視，之前清拆的工業大院土地已經平整完畢，門口豎立起了巨大的棚改安居公寓的海報展板，描繪着這片土地的未來。在這處將由西紅門鎮政府間接控股的一家公司開發的土地上，將出現一座公寓型公共住宅。

從新建村往北，是前些年陸續被清理的舊宮片區。人類學家項飆曾經觀察2000年代初的北京「浙江村」，那時候一場運動式清理之後，僅僅幾個月，人群就重新回來了。如今，一些去年拆了一半的房屋拋荒着；有些平整出來的土地罩上了防塵布；還有些種植了綠化——按照最高領導人親自參與的北京城市規劃，北京南城的大片土地要恢復清代「南苑」的皇家園林景觀，變成綠化帶、園林、水系。而在另一些整理出來的土地上則蓋起了新的產業園，等着高新科技公司入駐。

這次清理，標誌着北京城市空間的一場永久性改變。更不用說，在兇狠的「切除」行動前，北京內城早已開始了「封牆堵洞」行動，不少商業興旺的胡同，一下子失去了沿街店面，與此同時，北京數以萬計供人居住的、租金低廉的地下室也被清空、騰退。

回過頭來，拆除、驅趕、整治在此後的一年內從沒有停下，只是變得更加細緻，變成小火慢燉。

儘管，儘管「北京切除」促成了多年未見的公民社會自救助人的行動——除卻聯名信之外，還有線下救援，物資分發，房源公示，在線數據等等，又儘管這一切形成了龐大的聲浪，以至於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當時不得不臨時安排視察居民區，發表講話強調基層勞動者對北京的貢獻，但回過頭來，拆除、驅趕、整治在此後的一年內從沒有停下，只是變得更加細緻，變成小火慢燉。有報導稱北京人口多年來首次下降，而北京市政府12月的報告顯示，城區六個區的常住人口，在過去兩年減少了74萬——一方面是整體上人在搬離北京，另一方面是北京內城快速降低着人口密度。就連一度暫停的「清理天際線」——拆除北京各類樓宇屋頂招牌的活動——也在持續進行着，著名書店萬聖書園的招牌也成為了整治的犧牲品。

清理不僅僅伴隨着趕走那些從事低端勞動力的人口，還包括把整片整片街區在美學上整治成中產階級可能會喜歡的樣子：纏繞成一團的架空電線埋入地下；窩棚拆除後把胡同道路拓寬，裝上區分人行道和自行車道的柵欄；建築外立面改造成「老北京特色」的青磚灰瓦，就連窗戶也要裝成仿木窗的紅色。但這些美化又並不需要給更多人看——中心城區的最終目標，就是壓縮再壓縮，在蔡奇的講話中，就連圍繞北京老城的旅遊業，也在需要限制的範圍之內。

是什麼讓北京的空間整治這麼鐵石心腸？為何，從前的那種前腳運動治理，後腳無為而治的管理，不復再現？

城市

北京的城市規劃受到最高層政治需要的影響。這毫不意外。但是，僅僅憑藉最高層的壓力，不足以讓城市空間治理的模式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這種政治任務，還必須配合相應的空間管理手段與城市化進程的需要。

過去數十年來，隨着2008年之後中國樓市火箭般的泡沫化增長，中國的巨型都市也像火箭一般崛起。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從2000年到2016年，北京總人口從1500萬迅速增長到3000萬上下。而上海、廣州、深圳的人口數目亦在20年內激增。這些巨型城市，象徵着前2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模式——房地產、金融化、土地財税引領的快速城市更新，與此同時它們也是二十年發展弊端的集中體現——擁擠、昂貴、貧富不均、道德危機、空氣污染……

各領域都躊躇滿志的習近平時代，毫不意外把「大城市病」放到需要解決的問題之列。在官方文宣中，最高領導人參與的北京城市規劃被稱作解決大城市病的「中國探索」。因而這一思路不僅僅只見於北京，配合這兩年的「棚戶區改造」項目，從北京到上海，從深圳到烏魯木齊，到處都能看到類似的思路——拆除城中村一類的「低端」住宅，代之以更加高端的商場、小區、綠化。2017年人口減少的不僅有北京，還有上海，「疏散」特大型城市的人口，以滿足「承載力」的要求，不僅僅是首都的專利。也正於此，雄安新區以環保、高科技的姿態橫空出世，成為習時代打算留下的一項豐功偉績。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整個地產業到傳統制造業大規模滯漲。房地產市場遭遇管控、傳統制造業大叫利潤降低活不下去乃至「供給側改革」。這些變化同時給中國式的大城市提出了問題：經濟結構變化了，以前在地產擴張時代「種」下的那些新區，那些商品房和高樓大廈，該怎麼辦？

乍看起來，高密度的大城市似乎要被推翻了。在北京的新規劃中，綠化用地，園林水系，空氣走廊被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密度」成為禁忌，人口也成為禁忌。在2018年中的時候，北京和上海都對人口嚴防死守，只有剛剛被提上「大灣區」規劃的珠三角，破天荒強調把城市群連接起來，如果說北京和上海此時的規劃是將城市當作需要被控制和防範的對象的話，大灣區則是唯一把城市當作解決問題的方案的規劃例子。

僅僅憑藉最高層的壓力，不足以讓城市空間治理的模式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這種政治任務，還必須配合相應的空間管理手段與城市化進程的需要。

出人意料的是，也許是因為貿易戰壓力下對經濟效率的需要，也許是因為各大城市經濟競爭的壓力，也許是因為需要有人消化房地產的庫存，或其實三者兼有，控制人口的模式很快便在地方上逆轉了。2018年5月，天津、西安等城市打出「不限購」的「搶人大戰」，紛紛出台政策大肆招攬人入籍當地，不出意料地，這些城市的人口也快速飆升。成都、西安、武漢等地的人口迅速逼近或超過了千萬。進而到了近日，北京市出台的白皮書中顯示，未來雄安新區人口，也要直奔1000萬這個數字。

對中國社會來說，伴隨着北京上海人口清理的鞏固，一場愈來愈明顯的轉型不可避免——原先以流動性見長但阻止人進入城市的城鄉二元結構，雖然仍然維持着，但卻在「鄉村復興」的大旗下逐漸被土地（乃至包括農民宅基地）流轉、資本下鄉所取代。這個過程，和近年來無數報導中小商品和跨國小商人的沒落相伴相隨——曾經，義烏、東莞、廣州的外貿在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如今隨着一帶一路出海的大項目，得益的幾乎都是巨型企業——無論是民企還是國企。重資本配置的「正規化」的經濟模式，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在全球的形象。事實上，與其說今天的中國經濟是「國進民退」，不如說是「大企業進，小企業退」，這一點，無論是從高層官員的表態還是大企業受到政策照顧的程度，都足以明證。

這種正規的，金融與大企業主導的模式，不可避免需要更多的中產階級城市白領。這些工作不見得比體力勞動更加賺錢，卻是這樣的生產生活模式的必然。眼見專家學者呼籲服務業比重應該更加提高，眼見貿易戰下對內需的要求日益擴大，大城市又不可避免成為當下問題的解決辦法，因而，儘管北京仍死死卡住自己的戶口，大灣區規劃、長三角一體化規劃，大城市群規劃等地區一體化，城區一體化的方案卻已經相繼出台。特大城市突然又被上升到了國家命運的層面。

中產

在北京，許多人抱怨城市安靜了，人少了。但「人氣不旺」，卻和許多上班族的切身體會相異。「地鐵裏全是人，哪裏變少了？」。這種感覺並沒有錯。根據剛剛發布的北京人口藍皮書，近年來北京人口中擁有大專學歷的比例持續上升，從2010年的31%升到了2017年的37%。可以說，在外來人口數量整體下降的同時，這部分高學歷人群的總數量，反而增長了。而這些人，多半都是在寫字樓中上班的中產階級或是中產階級預備隊。是每天早高峰晚高峰的主力。對他們來說，北京仍然是個擁擠的城市，三里屯的商業街，仍然人滿為患。

就算是北京，也仍然是個白領城市。

在「北京切除」發生時，「沒了這些人，中產可怎麼過日子」的論述漫山遍野。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今低端業態被驅趕，中產階級儘管日常生活變得困難，卻仍然得生活下去。原先的「低端」業態事實上自成一個社會，並不需要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外地人賣生活品給外地人，外地人經營僱傭外地人的小工廠，外地人把工廠的產品分銷到各地。北京的中產階級事實上不過是在這個龐大的非正規經濟周邊「蹭」些好處罷了——各種小飯館，廉價的人力資源，都是來自於這個處於「社會」之外的「社會」的充足經濟彈性。

中產階級和這些人的生活相距甚遠。這種距離不僅僅是空間上的，也是具體的生活經驗上的。當去年十一月，被驅逐的影像刺激的中產階級第一次走出自己的舒適圈，來到之前可能一輩子都不會來到的南六環、東五環時，包括我在內，都驚訝地發現這些「窮人」根本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無助，並不是完全任人魚肉的。他們早就形成了一套游擊戰式的打法——有人要自己搬，自己就拿上不多的家當，迅速搬離，因為他們沒有把北京當作一個可以留下來的地方，也就不見得一定有失去家園的痛苦。對他們來說，來自中產階級的援助往往比不上老闆的一句話，一個決定。在這些世界裏人與人的關係更像是由江湖義氣和長期交往確定的。對我們這些城市中產的善意，他們不熟悉，也戒備。

對那些發生在遙遠地方的痛苦，中產階級有強烈的道德關懷感，但這種關懷感的前提，是温馨可靠的現代生活，然而也是這樣的生活需要，重新形塑着中國大城市的空間變化。

在平時，這個世界和中產的世界，可能齟齬之處遠遠多於交集。在街頭開車的中產階級抱怨各種電動車三輪車橫衝直撞擋住了自己的去路；在寫字樓中的中產階級抱怨這些人聚住的城中村破壞了城市的景觀；在高鐵上，中產階級抱怨旁邊的乘客素質不夠，有礙觀瞻。這些人看網劇、用快手，不符合城市中產的消費習慣，他們看起來是危險的，是城市中產階級無法不需要但又時刻心懷戒備的快遞員、外賣員和滴滴司機。

讓這些人離開原先「低端」的業態，進入中產階級世界，進入服務業，成為「高端就業者」，在製造業利潤率持續走低、不斷機器換人的當下，變成了中國經濟的燃眉之急，而這背後也是社會控制的燃眉之急。將這些原來不屬於城市，居無定所的人群管理起來的需要，是如今鋪天蓋地的大數據控制、公民信用分數系統等等一系列控制方式的基本背景。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整個大廳被布置成了一場改革開放特別展覽。和以往的改革開放展覽不同的是，這場展覽與其說是紀念「改革開放」，不如說是一場更加巨大的「復興之路」特展。四十年間中國取得的所有成就，都被一一歸類予以展示——從科技產品到軍工力量，從吸引投資到反腐工作，幾無遺漏。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十年，在今天成為了徹徹底底的「大國崛起」故事，當年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掙脱家庭與體制束縛，尋找幸福生活的「原教旨」改革開放敘事，從此大概是要束之高閣了。而與這種「原教旨」的敘事一同隱去的，是城中村、小工廠、大城市中的「低端」外地人。

也許很快，隨着北京這樣的城市政治，中國的城市中產，尤其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和還剩下的，沒有中產化的中下層人群的距離，只會變得更大。對未來的中國城市人來說，城市以外的世界，就像是光怪陸離的外國，對那些發生在遙遠地方的痛苦，中產階級有強烈的道德關懷感，但這種關懷感的前提，是温馨可靠的現代生活，然而也是這樣的生活需要，重新形塑着中國大城市的空間變化——驅趕「低端人口」，提高城市人口素質，引入花園城市宜居城市等一系列不知道哪裏聽來的理念，這樣的事情在中國絕大多數省會大城市都在發生着。這樣的生活需要，也創造出了被區隔的人，創造了驅趕本身。也許，對中產階級來說，需要思考的是，這些底層人，對自己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自己和他們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連對社交都充滿恐懼，試圖用手機app避免和人說話的中產階級社會關懷愛好者們，能面對這樣一群人嗎？

（楊山，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