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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今時今日，往往對於身邊的世界所知甚少。即便所知一二，如果沒有一點常識和辨別力，也常常容易被顛倒的黑白和強詞奪理所迷惑。
比如一種是遮蔽，像北大和南大等高校的左翼青年、金沙江潰壩、重慶公交沉江、重慶殺害兒童案等，漸漸就沒有消息了；另一種是山東礦難、塞班島颱風後孫醫生的言論等，當事人或被軟禁、被迫休學、刑拘，或被多部門聯合調查，均有一套貌似自圓其說的說辭，在當下的環境似乎顯得合乎邏輯，於是要麼就信了，要麼只能歎息；即如浙江傳媒學院的趙思運老師，因為提倡公共知識分子意識及其批判精神，被處分了，也就處分了，激起人心的一點波瀾，在輿論界也就很快悄無聲息了。
所有以上，受害者，關注者，後果只能慢慢地由她們、他們中的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體，默默地去承受，可能是長夜漫漫中毫無希望的等待，可能是雨雪風霜中的點點滴滴淚水。她們、他們，潰壩威脅下的個體，還有許多可能發生的災難威脅下的個體與家庭，遇難者的父母與家人、孩子，被處分的普通人，被軟禁的學生，無可奈何地沉沒、沉默。
孤島的連接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而現實是，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孤立無援。而在這孤島中，還有一些孤島，試圖跨越萬水千山，翻越堅硬與冷漠的銅牆鐵壁，試圖去相互連接，不僅是現實中的孤島，還有歷史裏的一座座孤島。
謝貽卉導演的《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就是兩座孤島的試圖連接的嘗試之一，不僅連接着現實中的孤島，更連接着歷史中那些離散的孤島。這兩座孤島，連接着千萬座孤島。千千萬萬座孤島，已經在歷史的煙塵中飲恨吞聲，默默無聞。謝貽卉，李盛照，這兩座孤島，試圖為那些沉沒、沉默的孤島，發出一點聲音。
毫無疑問，謝貽卉老師是一座孤島，多年來默默地為那些被人禍天災擊倒的孤島記錄、發聲。不論是《大堡小勞教》，揭露那一段慘絕人寰的勞教青少年歷史，使那些亂葬於荒山野嶺的黃泉路上少年人的哀嚎，得以被普通人聽見；還是她與艾曉明、艾未未、譚作人等突破重重艱難所拍攝的《公民調查》、《我們的娃娃》等，讓那些慘死在教學樓中的同學，十年之後，仍然為我們普通人所知，記憶，反思。
李盛照老人已經去世五年，他的人生平凡而又不平凡。
1949年考入國民黨軍校，隨後被解放軍收編，派往朝鮮，而其家因為小地主家庭，房屋土地盡失。戰爭結束後，回到家鄉，考入四川大學經濟系。四川大學，一個內陸中的學校，與人民大學一樣，試圖被塑造為螺絲釘的學校，還往往誕生了那麼多叛逆與良知的力量，人民大學吳玉章校長曾經保護了林昭，今年又有學生陳可欣等左翼青年前往深圳聲援佳士德工人維權。
據我所知，在歷次運動中，四川大學罹難的還有馮元春，在反右前夕，勇敢地說出了真話，也為真話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最終被槍決。她不像李九蓮、林昭、張志新等那麼出名，也沒有後人，終於也沒有平反。
馮元春也是一座孤島。
我所知的四川大學的孤島，還有一座，尹紹堯先生，畢業於四川大學經濟系，原辛亥革命後四川都督尹昌衡之子，1950年代任教於遼寧大學，反右運動中，出於天真和真誠發言，隨後被勞教，之後是不斷地升級，最終餓死在遼寧凌源，撇下孤兒寡母九人，在艱難的歲月中掙扎求生。這一座孤島的故事，詳見胡杰導演的《遼西紀事》。也是在《遼西紀事》中，我第一次知道，秦始皇修長城，把活人、死人填進城牆，而在凌源的鐵路修建中，把尚且活着的人、死人，埋進澆築的水泥橋墩中。
這一座座孤島，掩埋於歷史，掩埋於鐵路下的橋墩，掩埋在遼西的荒野中。而《飢餓報告》中的李盛照，戴着手銬和28斤重的腳鐐，在黑暗的小監中被圈禁了七年，留下裏裏外外一身的傷痕。紀錄片中，腳上的印記仍然清晰可見。
殘酷的罪行並不鮮見，把人埋進橋墩，戴着鐐銬圈禁七年，不是這兩座孤島的獨有遭遇。在廣西、道縣、大興、內蒙古等那些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遠至土改中，吃人、殺害孕婦、幼兒等等，都不是孤例。每一座孤島，都是哀哀無告，每一座孤島，都已經化為塵土，而謝貽卉老師、李盛照老先生、《李盛照的飢餓報告》，就是要成為這些歷史的見證，成為這一座座孤島的眼睛。
孤島的人生
《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梗概：1961年春天，出身於地主家庭的青年李盛照由四川大學經濟系學生成為右派後，被押解回其家鄉四川省隆昌縣，一路上耳聞目睹家鄉人民因飢餓不斷慘死的悲劇，有過偵察員經歷的他秘密展開調查，並冒死將飢餓死亡調查報告上書至黨中央各級領導，呼籲他們採取措施。然而，等待他的卻是隨後長達十八年的監禁。
在片中，李盛照老人兄弟倆到湖水邊父親那座孤零零的墓碑祭奠，李德銘老大人之墓，生卒年上刻着，一九五九。每一座墓碑下都是一部歷史，每一個數字後面都是滴滴的血淚，數字也透露了歷史的奧秘。
如果有墓碑也就可以發現，在一個村子，那麼多人死於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不會是偶然，其後的原因令人深思。恰如我在杭州半山安賢園所見的三塊墓碑，都是抗日的將軍，都在一九五二年遇難，只有一塊寫明瞭在一九五二年鎮反中遇難，另外兩塊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一九五二年鎮反中遇難何止這三人。墓碑的數字上藏着奧秘，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川震遇難青少年的墓碑上，不讓刻上2008年5月12日的原因。
1952，1959，2018年5月12日，數字裏面藏着歷史的奧秘，數字是歷史的眼睛！
數字在這裏從來都是秘密。李盛照老人並不掌握全四川餓死的人的數目，廖伯康老人也不一定準確掌握，儘管他掌握的已經接近於真相，一千二百萬。他們用他們的智慧與良知，在艱難的歲月裏仗義執言。特別是李盛照老人，一而再，再而三，寫信給省市、中央，馬寅初，鄧子恢，而不知他們倆也已自身難保。鄧子恢將來信批轉李井泉，這也是李盛照入獄的導火索。製造問題的恰恰是李井泉，罪魁禍首之一，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自此入獄，近二十年，飽受摧殘，哀哉！
有許多人在折磨中屈服，有許多人沉浸於訴苦對於那個年代及其體制缺少反思，有許多人噤若寒蟬，有許多人沉默不語。而李盛照，無論是在監獄中，還是出獄後，固執己見，堅持不懈，特別是在監獄中，還寫了那麼多信，沒有一封成功寄出去，反而被檢舉揭發，不斷加刑，從他開始關注飢餓，到反對斯大林，到向監獄要人權，矢志不渝。在法庭上義正辭嚴地喊出來，我是原告，不是被告，我要控告李井泉！毫無疑問，這些都失敗了。沒有對現實產生任何一點影響。
正當青春年華的大學生涯戛然而止，漫長的牢獄生活也折損了李老的聰明才智，出獄後三十年的人生在常人看來也是平凡的，他的人生再沒有亮色可言，身邊人也不理解，有人叫他瘋子，老伴既理解，也不理解他。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灰色的人生，一場失敗的人生，一個孤島的人生，在2013年，李老永遠地告別了他尋找、反抗、焦灼地思慮過的世界，齎志以歿。
也許這不過是千千萬萬被踐踏的命運之一，如果說他的活着與記錄成為歷史的見證，未免過於殘酷。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意義世界活着，也許不被多少人理解，也許不被大部分人理解。李老不必要成為歷史與時代的見證，他只是照着他的良心，活下來，時間到了，就走了。
真相是一座孤島
不必說在中國，即便在四川，這樣被凌虐摧折的生命何止李老一人，而一千二百萬（這隻是饑荒餓死的估計數字，被各類政治運動凌虐至死的還有無以計數）的宏觀數字並無意義。這也是李老所記的斑斑罪行慘狀，有時間、地點，甚至人名、人數，成為歷史的證據，以及謝貽卉為李老留下影像，一個真實的李盛照的意義所在。在四川，我們離全部的真相還有萬里之遙，即便有譚鬆的《長壽湖》（重慶右派勞教史）、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以及鐵流老先生的《往事微痕》，這些所透露的，還不過是滄海一滴。但也正是這一滴一滴，又一滴一滴，讓我走近歷史真相。
深夜展讀，並不敢天然地以為我便是受害者之一，反而時時恐懼，我極有可能是加害者之一。作為加害者，我無能抵擋當時的歷史潮流，可能深陷其中，不由自主，或為虎作倀，甚至喪盡天良；作為受害者，如李老一般，帶着沉重的鐐銬囚禁，我不用七年，即便是七天，也必死無疑。正是帶着重重的疑慮與恐懼，閲讀觀看包括謝貽卉、胡杰、艾曉明老師等所記錄的每一個具體的生命，李盛照，尹紹堯等，使得我感同身受，她的命運，他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
我的靈魂也是一座孤島，但又不是一座孤島，李盛照老人去世了，但是他的努力和記憶，活在我的身上。我們未曾謀面，卻又心意相通。那些凍斃於風雪中的人們的命運，也是我的命運。我曾讀過並和東方一起校對一本稀見的口述史料，《在庫庫淖爾以北》（鐵穆爾著），講述在一九五八的青海湖周邊的大遷徙中，死在人禍下的老老少少，在風雪中顛連無告，我常翻起這本書，也想起那些可憐的娃娃，爺爺，奶奶，彷彿那就是我自己。我感到她們、他們的靈魂活在我的身上。
謝貽卉老師問我，為什麼關注這些事，我也想反問她，為什麼拍這些片子，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說到底不過是感同身受。我無意譴責誰、歸罪誰，更無意渲染悲情，宣揚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我沒有敵人，覺得自己可憐，也覺得眾生可憐。我也不以為記住歷史，就能避免重蹈覆轍。人性與良知的力量，實在是太微弱了，即便反猶以及奧斯維辛臭名昭著如此多年，在前日，在美國匹茲堡，還是發生了針對猶太人的槍擊。而在另一端，巴勒斯坦，三名少年死於以軍飛機的轟炸，人類有可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嗎？冤冤相報何時了，並不樂觀。
然而李盛照，謝貽卉何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我不敢保證我所追尋到的一定是全部的真相，也不能保證真相的意義及後果。真相暫時也不會保存在國家檔案和大眾記憶中，那麼，就讓它保存在我——一個普通人的心中。
真相是一座孤島，我也是一座孤島，也許你也是一座孤島，並且可能我們聯結的障礙千重萬重，但也是這微微的孤島心中的火光，在黑夜中長明不息，吸引着你我相互靠近，也接通那些早已逝去的孤島的心靈與火光，彼此照亮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