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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當廣東話變成「問題」,是令一種語言變成對另一種語言的惡性鬥爭

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找到一種中立而科學的語言觀及態度,而是我們要時刻反省及深究我們對自身或他者語言的預設及情感,並轉化出新的可能。


沙田一所小學以普通話教授的一堂中文科。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沙田一所小學以普通話教授的一堂中文科。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全世界學中文,還有哪些地方用廣東話學?全世界將來(學習)中文的發展,以普通話為主,香港是一個700萬人的社會,我們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我指很長遠,會否(造成)有一個分別,令我們失去優勢?這個要專家研究。」

10月初,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的這番話,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不少香港市民感到惱怒,包括筆者在內。如果說,人們憤怒是因為有共同的政治立場,倒不如說,是因為人們有共同的語言——廣東話,而教育局官員觸動到的,是大家對廣東話的概念、信念與情感。

將用廣東話學習中文(粵教中)變成一個「不具優勢問題」,當中蘊含了兩個子問題:

1、我們將來會否在各方面輸給別人,尤其是中國大陸城市(他們的市民用普通話學中文)? 2、用廣東話學中文的香港及香港人是少數群體,將來會怎樣?

第一個問題是一種幾乎全世界政府(尤其是東亞地區)都不斷灌輸給人民的競爭焦慮,香港尤甚,長期以來人們經常擔心自己被超越,社會上下活在一種通俗版的新自由主義魔咒之中,而楊局長「創新」之處在於提出第二個問題,他用「廣東話」及「用廣東話學中文」的「長遠將來」扣連起這種焦慮。這一言論無疑再次和應及激發起香港原來已經相當熾熱的本土共同體情感,而這種情感的來源正是一種語言危機感,香港2015年上映的電影《十年》已經深刻地揭示過這種香港與香港市民的擔憂。

人類學家曾提出「語言意識形態」(language ideology),指出人們環繞著不同語言(尤其是視為自己的語言)有著特定的概念、信念、論述與情感,它成為我們應對自我、別人及社會的中介,而且它一直在變化,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甚至會發生衝突。例如香港學者呂大樂、吳俊雄等認為,是自70年代中開始,「廣東話」開始模糊地成為香港社群文化的標記,但那個年代我們當然不需要「捍衛」廣東話,也不覺得要捍衛漸漸消失的其他地方語言(例如潮州話、上海話等),也不太關心非華語的少數語言。

直至近十年,廣東話雖依然是大部份香港人的日常用語,卻變成要捍衛及傳承的文化器物或遺產。全世界操廣東話的人(嚴格來說,應是廣府話)眾多,但香港人似乎是最感到廣東話是「我們的」,其次就是廣州的操粵語群體,所以才有2010年的撐粵語運動。而造成前後變化的不是廣東話這種語言,變的是使用語言的人及身處的制度,而這背後,無論是香港政府或是中國大陸政府,都責任深重。

本來普教中好,還是粵教中好,還是其他語言教中文好(上千年舊中國的蒙學就是以地方語言教授的),學術討論一下無傷大雅。特區政府覺得已回歸了,加強點普通話教學,甚至給點獎勵及鼓勵予中小學普教中,大部份人也勉強接受,或渾然不覺。但是,香港政府多番明示暗示,將來要「全面普教中」,讓廣東話與中文教學脫勾,還祭出各種奇怪理由,發明一套違背社會常理兼錯漏百出的官府語言意識形態,社會自然轟動。

造成前後變化的不是廣東話這種語言,變的是使用語言的人及身處的制度,而這背後,無論是香港政府或是中國大陸政府,都責任深重。

當然,所謂「常理」,也是香港人的語言意識形態,而當中的核心,就是直至今天,許多香港人提起「中文」二字,想到的口語仍然是廣東話。我女兒五歲,上了幾年幼稚園,她便把「講廣東話」等同「講中文」,「講普通話」與「講英文」一樣,都不是「中文」;反而是我提醒她,不論是講普通話,還是她那位來了香港快半個世紀仍然講潮州話的外婆,也是在「講中文」。

2018年10月10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立法會會議,聽取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發表2018年度施政報告。

2018年10月10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立法會會議,聽取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發表2018年度施政報告。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楊局長被港人強烈批評後,辯說他的意思只是提問,結論要問專家。但若官員真的問及過前線教導小孩的老師及校長,相信不會有這樣的見解。我太太與我最近為了女兒升小學,到處參觀及了解學校,我們驚覺,不少屬傳統建制陣營的辦學團體,甚至有一些所謂「左校」,在政府過去五年共花了一千四百萬額外資助「普教中」的情況下,這些學校仍然堅持用廣東話教中文(反而有不少教會學校很早便轉了),不少校長還很自豪地告訴我們家長他們的粵教中理念。很明顯,即使有些人陰謀論地認為普教中是北京的政治任務,但建制陣營也沒有共識,用何種語言教中文要考慮的事情很多,教好與學好中文涉及的因素也很多,不只是用何種語言的問題。

官員應該明白,無視本土實際情況和情感而瘋狂推普,總是能激發地方群體對自身語言與文化身份的焦慮及危機感。其危害不只在於長遠可能會消滅普通話以外的語言,而且會令語言的意識形態鬥爭變成一種惡性鬥爭:當一方是趾高氣揚的務實主義,不談價值理念,大談只有普通話才是中文,才有前途與優勢,另一方便會感到被壓迫,容易陷於恐懼與仇恨,追求最純粹單一的語言規範,用語言來定義政治及族群界線,以彰顯自己最本真的本土文化身份,依託一種心理防衛的安全感,甚至忘記及排斥身處的地方的多樣性及複雜性。

例如,八年前,廣州撐粵語運動打出「廣東人講廣東話,唔識聽就返鄉下」,前一句十分正當,但後一句令不少母語不是廣東話的人被排除在外,甚至令較傾向自由包容的人也對此感到反感。在香港,我經常看到有反對派年青人在街頭派傳單或宣傳,只要聽到別人的廣東話有所謂「口音」(一種沒有腔調的語言,只是一種想像與信念的產物),或操普通話,就一概視作「強國人」,不予理睬;更搞笑的是,有一次他們在北角,聽到許多口音濃重的廣東話,渾身不自在。他們大概不知道,這區是由1940年代至今都是閩南移民聚居的地方(大陸解放後的五六十年代它還是大量江浙籍人士聚居的「小上海」)。

無視本土實際情況和情感而瘋狂推普,總是能激發地方群體對自身語言與文化身份的焦慮及危機感。其危害不只在於長遠可能會消滅普通話以外的語言,而且會令語言的意識形態鬥爭變成一種惡性鬥爭。

一個地方一種語言,是一種本土主義與國族主義共享的語言意識形態,又在「一國」,又是「兩制」之一的香港,自然深陷其中的矛盾。我稱之為意識形態,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找到一種中立而科學的語言觀及態度,而是我們要時刻反省及深究我們對自身或他者語言的預設及情感,並轉化出新的可能。

向來關心教育議題的導演張堅庭批評楊潤雄時,談到廣東話與文化傳承,以及與家庭、朋友及社群的溝通與理解,實在令人感動。我自己雖然不同意官方推普,也認為某些本土主義語言觀過了火,但這場混戰也的確挑動了我對廣東話的思緒及情感;有了孩子,我更多想了傳承問題。與許多想小孩學第三或第四種語言的香港家長不同,我與太太刻意跟女兒用粵語唸唐詩,送女兒去學粵劇,為女兒選一間粵教中的平民化小學。同時,我們也想辦法讓女兒多了解(即使談不上學習)不同種類的「中文」(以及其他非華語)。例如,有機會我也想女兒多聽一下她外婆的潮州話;想要她了解,普通話不需要是甚麼「優勢」,也不需要是國家正統語言或學會一口北京腔,卻可以是華文世界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讓我們接觸中國、台灣以至海外的華文使用者;她需要知道,她有的同學家中可能是講普通話、蘇州話、寧波話、閩南話及潮州話等等。單是華語,香港就已經很多元,更不要說再加上非華語了。

著名的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不同意許多否定民族主義的左翼學者,他認為,在(歐洲及其殖民地)歷史中,由本土語所構成的民族共同體想像並不是種族主義的來源,它跟仇恨及歧視無關,它涉及的是友愛與團結。我沒有資格參與這場辯論,但我會視安德森的觀點為有歷史根據的美好願景,而母語是廣東話的我,也對自己的語言有這樣的願景。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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