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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俊哲:卡瓦諾就職、黨爭極化,「司法獨立」成了誰的擋箭牌?

卡瓦諾提名的歷史意義,或許除了徹底改變最高法院格局之外,還在於再次掀開了最高法院司法獨立的面紗,讓公眾再次認識到大法官提名過程的政治化。


2018年10月8日,美國華盛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宣誓就職。 攝:Andrew Harrer/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10月8日,美國華盛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宣誓就職。 攝:Andrew Harrer/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10月6日,特朗普(川普)提名的大法官候選人卡瓦諾獲提名通過,10月8日,卡瓦諾宣誓就職,紛擾數月的大法官爭議暫告一段落。然而,卡瓦諾提名風波,實際上是分析美國司法中的政治鬥爭、反思「司法獨立」的極佳案例。

「司法獨立」這一概念在美國一向為人津津樂道,但政治在司法中的參與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美國憲法規定,每個聯邦級別的法官上任都需要由掌管「行政」的總統提名、負責立法的參議院確認;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各級上訴法院負責審理美國最為政治化的案件,法官們的判決將決定大量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以及奠定未來立法和政策所必須滿足的條件。這種高度政治化的職能,使得這些法官的人選對兩大政黨來說格外重要。

雖然法官不為政治理由斷案,但他們的判決傾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處於政治光譜兩側的政治立場,因此他們的任命過程很難與政治擺脱干係。這也是為什麼在現實中,司法獨立在美國主要指「司法部門的決策不受行政和立法部門干涉」這一狹義的含義。

由於最高法院往往處在美國兩黨政治鬥爭的中心,大法官的任命過程也在近五十年內多次成為兩黨交鋒的戰場,因此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程序對於司法獨立來說,有值得探究的意義。

卡瓦諾幫助開啟保守時代,自由派欲狙擊

民主黨就算成功阻止卡瓦諾的提名,特朗普仍然有機會重新提名爭議較小的保守派法官。即便如此,美國此時政治分化嚴重,民主黨們顯然不會讓卡瓦諾輕易過關。

今年6月底,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將於7月31日進入退休狀態(senior status)的消息傳出。7月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提名聯邦特區巡迴法院法官布萊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是保守主義司法組織聯邦主義社會 (The Federalist Society)的長期成員,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法官。他不像宣布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雖然肯尼迪立場總體十分保守,但他和很多保守派大法官一樣,上任之後立場逐漸左移,在2010年之後成為了在一些關鍵議題中定奪最終結果的「搖擺票」。

卡瓦諾的保守程度比已故的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Antonin Scalia)和現任的保守主義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更甚,接近目前最高法院中處於右翼末端的克拉倫斯·湯瑪斯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卡瓦諾上任之後,處於最高法院政治光譜正中的大法官就變成了立場保守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約翰·羅勃茲John Roberts),這意味着保守派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佔據多數的時代開始了。

儘管自由派人士對立場極其保守的卡瓦諾高度警惕,但只在參議院佔據49席的民主黨不具備直接否決提名的票數,加上共和黨在去年4月取消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程序性議事阻撓,因此民主黨沒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止卡瓦諾的任命。更何況,民主黨在即將進行的中期選舉中奪回參議院多數席位的可能性低於三成,就算成功阻止卡瓦諾的提名,特朗普仍然有機會重新提名爭議較小的保守派法官。

即便如此,美國此時政治分化嚴重,加之將至的中期選舉結果仍未分曉,民主黨政治家們顯然不會讓卡瓦諾輕易過關。

2018年9月27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召開有關克里斯蒂·福特(Christine Ford)對卡瓦諾的實名性侵指控聽證會。
2018年9月27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召開有關克里斯蒂·福特(Christine Ford)對卡瓦諾的實名性侵指控聽證會。攝:Win McNamee/Getty Images

左右拉鋸:聽證會、性侵指控、FBI調查

這幾個議員具體打着怎樣的算盤我們不得而知,然而他們的決策毫無疑問地與自己選民的意志和自己作為政治家的立場掛鉤。

對於票數不足的民主黨來說,拖延時間是抵抗卡瓦諾提名的為數不多的選項之一。在聽證會開始之前,白宮拒絕提供10萬多頁與卡瓦諾相關的文件,就遭到民主黨的抗議。9月4日,聽證會正式召開,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們立刻表示,需要更多時間審閲聽證會前夜才收到的42000多頁、卡瓦諾在布什(布希)總統內閣就任時期留下的相關文件。然而在委員會主席葛雷斯利(格雷斯利,Chuck Grassley)的主持下,聽證會還是在抗議者頻繁的打斷下得以進行。

9月16日,克里斯蒂·福特(Christine Ford)對卡瓦諾的實名性侵指控被《華盛頓郵報》正式報導。9月17日,福特和卡瓦諾均表示願意就性侵指控公開作證,福特在次日表示希望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可以在她作證之前展開調查。9月23日晚,《紐約客》報導了針對卡瓦諾的一則新的性騷擾指控,指控者Ramirez同樣表示希望聯邦調查局可以展開調查。經過與福特律師團隊的一週談判,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最終決定在9月27日召開有關性侵指控的聽證會。

客觀來講,福特這樣的性侵指控很難被證實。距離事發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在缺乏決定性的物證和人證的情況下,福特幾乎不可能證明這件事情確實發生;只是大法官提名相關的聽證會並不是刑事法庭,就算指控者無法消滅參議員們的「合理質疑」,也可以通過可信的證言改變他們的主意。

然而從最終結果來看,儘管關鍵搖擺票有數人,但只有兩個人最終的投票結果受到了福特的影響。

聽證會之後,就在事態似乎沒有進展的時侯,9月28日下午,共和黨議員傑夫·弗雷克(Jeff Flake)在司法委員會就卡瓦諾的提名進行投票時表示,最終參議院全院投票必須推遲一週,以讓聯邦調查局對福特的指控進行調查。

在共和黨多數人都鐵了心想要儘快將卡瓦諾送進最高法院的情況下,弗雷克的要求顯得有些高風亮節。然而弗雷克此舉背後,有柯林斯(Susan Collins)和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這兩位、公開表示贊成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的溫和派共和黨參議員撐腰。事實上,政治立場極其保守的弗雷克幾乎不可能投票反對卡瓦諾,參議院共和黨也幾乎不可能請求聯邦調查局進行一次徹底的調查,因此此舉為政治作秀的可能性極大。

當日,白宮在司法委員會的要求下指示聯邦調查局展開為期一個星期的調查。白宮和參議院共和黨對調查範圍施加了多重限制,而原本就遭到過來自於特朗普和共和黨政客攻擊的聯邦調查局此時最不願意被捲入黨派鬥爭,因此只有乖乖聽命。最終在輿論壓力下,聯邦調查局拓展了調查邊界,但直到10月4日調查結束,仍有一些認為自己可以提供相關證據卻未被聯邦調查局理睬的相關人士,包括指出卡瓦諾有可能做偽證的卡瓦諾的大學室友

調查結束後,白宮和共和黨政客們表示,調查結果沒有提供任何可以證實福特指控的證據。在關鍵的這幾張搖擺票中,自由派主要將希望寄託在柯林斯和穆爾科斯基兩位議員身上——如果她們和所有民主黨議員一致反對,那麼理論上有可能以51票反對的結果否決卡瓦諾提名(作者註:若出現50比50的結果,則將由副總統決定投票結果。)然而這幾張重要的搖擺票在聽證會後出現了各不相同的意向,例如儘管滿懷希望的自由派人士用各種方式向柯林斯施壓,她仍然表示會投票贊同卡瓦諾的任命;穆爾科斯基則表示她反對卡瓦諾任命;令不少民主黨人大失所望的是,來自紅州的民主黨參議院喬·曼欽(Joe Manchin)表示將會投贊成票,而同樣來自紅州的海蒂·海特坎普(Heidi Heitkamp)則表示會投票反對。

這幾個議員具體打着怎樣的算盤我們不得而知,然而他們的決策毫無疑問地與自己選民的意志和自己作為政治家的立場掛鉤。例如柯林斯是否會在2020年競選連任還是個未知數,但來自自由派的龐大壓力似乎使她感到了惡意,反倒起了反作用。而今年競選連任的海特坎普在最新的幾個民調中都落後於對手,或許是選擇了在可能是「最後」的任期中遵循自己的良知投票。同樣競選連任的曼欽則穩妥地選擇了站在共和黨陣營,與他相比,喬·唐納利(Joe Donnelly)這位代表印第安納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就在投票反對卡瓦諾任命之後遭到了選區內一些共和黨選民的責難。

2018年9月27日,卡瓦諾出席有關克里斯蒂·福特(Christine Ford)的性侵指控聽證會。
2018年9月27日,卡瓦諾出席有關克里斯蒂·福特(Christine Ford)的性侵指控聽證會。攝: Tom Williams-Pool/Getty Images

歷史上的大法官提名與政治鬥爭

在上世紀60年代,隨着民權運動在最高法院取得一系列的勝利,保守派人士們逐漸認識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判決傾向的重要性,從而開啟了近50年來圍繞大法官提名展開政治鬥爭的先河。

在為期三天(第四天的聽證會為相關證人發言的時間)的聽證會中,卡瓦諾以不對政治事件置評為由拒絕評論特朗普批評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的推文,並拒絕回答現任總統是否可以被法院傳喚的問題。他表示,「司法獨立」的原則之一就是法官應當在對評論時事和政治爭議保持謹慎。當他被問及自己批判建立墮胎權利的羅訴韋德案(註1)的郵件時,他避而不談自己的觀點,只表示此判例「非常重要」且「多次被高院維護」。同樣,在同性婚姻等敏感問題上,卡瓦諾均含糊其辭,拒絕正面回答參議員的提問。卡瓦諾這樣的做法並不新鮮,而是從歷史上爭議較大的大法官提名聽證會中吸取了經驗的策略。可以說,在任命聽證會這個政治劇場中,「司法獨立」反而成了候選人的擋箭牌。

不少人認為法官的職責應當是解讀並執行法律,而不是創造法律。然而如上所述,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直接決定了大量的司法規則,因此就算是最遵循憲法原旨主義的保守派大法官,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無法避免「在法庭上立法」(Legislating from the Bench)。在上世紀60年代,隨着民權運動在最高法院取得一系列的勝利,保守派人士們逐漸認識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判決傾向的重要性,從而開啟了近50年來圍繞大法官提名展開政治鬥爭的先河。

1967年,民主黨人林登·莊遜(林登·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總統提名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遭到了來自兩黨保守議員的反對。投票反對的羅拔·伯德(羅伯特·伯德,Robert Carlyle Byrd)議員稱馬歇爾為「司法活動家」,一些議員還試圖用資歷不足的理由來反對在司法業界經驗豐富的馬歇爾。儘管馬歇爾最後還是成為了美國史上第一個非裔大法官,但約翰遜在試圖將立場偏左的亞伯拉罕·方特斯(Abe Fortas)大法官提升為首席大法官時再次遭到了保守派的堅決阻撓。這回方特斯原本就身陷道德醜聞,又遭到參議院的堅決反對,最後不得不從最高法院辭職。

等到共和黨總統尼克遜(尼克松,尼克森)上台,阻攔大法官提名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鬥爭的選項。掌控參議院的民主黨與尼克遜政權作對,成功地阻止了哈羅德·卡斯威爾(Harrold Carswell)和克萊門特·海恩斯沃特(Clement Haynsworth)的提名,並嘗試了阻止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的任命。

到了雷根(里根)時代,他提名的第一個大法官人選是史上第一個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民主黨沒有反對這個在墮胎權利問題上持自由主義觀點的候選人。之後,里根在1986年將倫奎斯特提名為首席大法官,遭到民主黨參議員們反對,不過反對失敗。有趣的是,里根在提名第一位意大利裔候選人斯卡利亞成為大法官時,剛剛在倫奎斯特聽證會上唇槍舌劍的民主黨,無心再阻攔這位拖家帶口出席聽證會的保守派候選人,斯卡利亞在談笑間順利過關。

1987年,羅伯特·波克(Robert Bork)的大法官任命最終以42票支持、58票反對的結果流產,聽證會至今仍被保守主義人士們視為民主黨進行惡性黨派鬥爭的最好例子之一。
1987年,羅伯特·波克(Robert Bork)的大法官任命最終以42票支持、58票反對的結果流產,聽證會至今仍被保守主義人士們視為民主黨進行惡性黨派鬥爭的最好例子之一。攝:Wally McNamee/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1987年,羅伯特·波克(Robert Bork)的提名聽證會標誌着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爭議的又一個高潮。曾經在尼克遜的指使下執行「星期六夜大屠殺」的波克在保守主義世界是頂頂有名的司法學者,當時正擔任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論資歷完全可以勝任大法官職務。然而他的保守主義觀點成為了自由主義人士最為關心的問題,在聽證會開始前就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和各路進步主義組織就表示會堅決反對波克的任命。

在聽證會上,民主黨參議員們不斷針對墮胎權利、第一修正案和種族平權等議題向波克發問。雖然波克在聽證會上把自己在其他議題上所持有的保守主義觀點包裝得較為溫和,但他卻堅決主張憲法不包含羅訴韋德案中所建立的「隱私權」。這一反墮胎權利的主張和波克毫不避諱的回答方式使得長達三週的聽證會充滿了火藥味。

波克的任命最終以42票支持、58票反對的結果流產。儘管掌握參議院多數的政黨把握審核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權利乃是憲法所授,但激烈的政治鬥爭無可避免地終將造成黨派積怨。雖然民主黨司法委員會主席喬·拜登主持聽證會的風度當時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讚譽,但這個聽證會至今仍被保守主義人士們視為民主黨進行惡性黨派鬥爭的最好例子之一。

不過,波克任命的失敗與其說是黨派間惡性鬥爭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民心所致。與卡瓦諾的任命投票一樣,議員們就波克的任命投票表決時,除了出於黨派的考慮,選民的意志和長期的政治後果也都是被納入考量的因素。聽證會開始時,民調顯示選民們還沒有做出波克是否應當被任命的決定,但白熱化的聽證會結束之後,多數選民開始認為波克不適合成為大法官。

無獨有偶,托馬斯的提名爭議

托馬斯當年同樣面臨性騷擾指控,他的前下屬阿妮塔·希爾在他提名後聲稱遭到托馬斯性騷擾,隨後托馬斯任命的焦點立刻轉移到了這些指控上。

在所有出現廣泛爭議的大法官提名中,卡瓦諾事件與將近30年前(1991年)的托馬斯大法官提名風波最為相似,托馬斯目前仍是最高法院上最為右翼的大法官。當年,民權組織和自由主義人士反對托馬斯的程度和反對波克一樣強烈,但托馬斯的非裔身份、和從一貧如洗一路拼搏成為聯邦法官的勵志人生,使得他受到了許多非裔選民和一些自由主義人士的支持。

另一方面,托馬斯當年同樣面臨性騷擾指控,他的前下屬阿妮塔·希爾在他提名後聲稱遭到托馬斯性騷擾,隨後托馬斯任命的焦點立刻轉移到了這些指控上。在公眾知道這些指控之前,FBI已經進行了調查,但白宮發表聲明稱調查報告顯示希爾的指控毫無根據。直到希爾提交指控近一個月後,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才設法拿到這份報告,令公眾得知。後來,希爾出席聽證會,在14名男性參議員面前作證,指控托馬斯在80年代多次不正當地向她表達性方面的興趣並用色情語言騷擾她。

在聽證會上,男性參議員們輪番用不恰當的問題羞辱希爾,其中賓夕法尼亞參議員阿倫·斯派克特甚至當面表示拒絕相信希爾,指責希爾作偽證。之前發表過支持希爾的聲明的另一位遭到托馬斯性騷擾的受害者安傑拉·懷特(Angela Wright)看到希爾的遭遇,嚇得不敢站出來作證。同時,共和黨參議員不希望更多女性在聽證會上進行指控,而民主黨則在希爾的聽證會之後開始懷疑其他女性的指控是否具有說服力,最終希爾成為了唯一在聽證會上作證指控托馬斯的女性,這個聽證會也成為了時任司法委員會主席的喬·拜登職業生涯中的一個污點。

希爾與福特的指控過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希爾和福特都通過了測謊儀測試,而托馬斯和卡瓦諾則沒有接受測謊;希爾與福特均在向參議院提交指控之後等待多時才在媒體的幫助下將消息公之於眾。

1991年,參議院以52票贊成、48票反對的結果任命托馬斯(Clarence J. Thomas)成為大法官。當時民主黨佔據了參議院的57席,但有11位民主黨參議員投票支持托馬斯。圖為當年托馬斯出席聽證會。
1991年,參議院以52票贊成、48票反對的結果任命托馬斯(Clarence J. Thomas)成為大法官。當時民主黨佔據了參議院的57席,但有11位民主黨參議員投票支持托馬斯。圖為當年托馬斯出席聽證會。攝:Terry Ashe/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最終,參議院以52票贊成、48票反對的結果任命托馬斯成為大法官,掀起軒然大波。當時民主黨佔據了參議院的57席,但有11位代表紅州或南方地區的民主黨參議員出於種種原因投票支持托馬斯。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支持托馬斯的南方選民為數不少,二是波克聽證會的餘波使得一些新生代民主黨議員畏懼因政治立場否定大法官提名。給托馬斯投票的民主黨議員紛紛遭到了女性和自由主義人士的譴責,其中來自托馬斯家鄉佐治亞州(喬治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維奇·富勒(Wyche Fowler)和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阿蘭·迪克森(Alan Dixon)在1992年的大選中紛紛出其不意地落馬

不過,希爾在聽證會上遭遇的厭女(Misogynistic)對待給了美國的不少女性當頭一棒,大量女性於1992年參選,這一年參議院多出了4位女性議員,1992年因此被稱為「女性之年」。

大法官任命與司法獨立

卡瓦諾提名的歷史意義,或許除了在於徹底改變最高法院格局之外,還在於再次掀開了最高法院司法獨立的面紗,讓美國公眾再次認識到大法官提名過程的政治化。

1969年以來,共和黨總統所提名的大法官人數幾乎是民主黨所提名的兩倍,這也部分造成了最高法院判決傾向的右移。奧巴馬(歐巴馬)總統在2016年3月提名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之後,共和黨控制的司法委員會直到奧巴馬的任期於2017年1月結束,都以各種沒有任何先例的理由拒絕召開聽證會,將這一席位留給了特朗普所選的尼爾·哥薩奇(Neil Corsuch)。

雖然黨派積怨不斷加劇,但2016年大選的結果使得共和黨政治家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鬥爭方法確實有效。與托馬斯的提名不同,卡瓦諾的提名過程爭議更大,而他突破困難,被成功任命這一結果正是近年來共和黨政治鬥爭的手法不斷極端化所帶來的又一個重大勝利。卡瓦諾提名的歷史意義,或許除了在於徹底改變最高法院格局之外,還在於再次掀開了最高法院司法獨立的面紗,讓美國公眾再次認識到大法官提名過程的政治化。卡瓦諾任命的得票差距比托馬斯還要微小,是1881年以來票差最小的任命投票,同時與托馬斯那時不同,這次只有兩位議員選擇背離自己政黨的方針。

五十年來,大法官的任命程序中不斷出現由意識形態所主導的政治鬥爭。從提名人選到聽證會準備,再到聽證會上的提問與回答,再到司法委員會和參議院全院投票,每一步都有政治博弈的空間。就連大法官的退休的時間,也有人認為與掌控白宮和參議院的政黨有關

在政治分化嚴重的今天,卡瓦諾這樣的大法官候選人們已經不再正面回答與敏感政治話題相關的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廣義的司法獨立是在高度政治化的聽證會上躲避政治問題的擋箭牌,而狹義的司法獨立也要等他們上任之後才能實踐。

當然,他們能夠上任,一切都是因為政治。

(俞俊哲,美國福坦莫大學法律博士候選人)

註1: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3年對於婦女墮胎權以及隱私權的重要判例。此案判決婦女的墮胎權受到憲法所授予公民的隱私權保護。

評論 俞俊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