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政治學者明克勝：四十年改革時代終結，中國將何去何從？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這一歷程，不僅佔據了1949年以來當代史的半程以上，也構成了幾代人對於當代中國的不同記憶。

對於這四十年改革時代的評價，始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全面深化進程方興未艾；有人認為，改革停滯不前，進入深水區後，步履維艱且前途迷惘；有人認為，改革早已流產，「後八九」以來的三十年不過是假改革之名而倒行逆施，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也終會得而復失。

在這種背景下，紐約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明克勝（Carl Minzner）今年3月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新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中國威權體制的復甦如何正在削弱它的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他明確提出：中國的改革時代已經終結，四十年改革歷程一去不返。

1990年代，年輕的明克勝曾經在台灣和雲南等地遊歷，見證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時刻、以及兩岸關係的轉折點。而在新書中，明克勝將四十年來改革時代的基本特徵，歸結為「經濟上的快速增長」、「意識形態上的相對開放」以及「政治上的相對穩定」，並將這些改變進一步歸因為中共黨內外「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partial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如今在他眼中，這四十年歷程既非一場「失敗」，也不同於「八九」之後的短暫停滯，雖然取得巨大進步，但以上三方面的改變已經停止，而以這些特徵為標誌的改革時代也已終結。

對於近年來一度喧囂的「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明克勝認為，很多判斷和提法針對的其實是改革時代的中國；他們所關注和討論的對象，都是1990年代直至2000年前後的中國社會。然而，中國的改革時代已經終結，尤其是習近平執政以來的五年多時間裏，中國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生態已呈現出迥異於改革時代的諸多特徵：威權體制的全面復甦、中共對於全社會的絕對領導、大刀闊斧的反腐運動和政治清洗、頂層權力的高度集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肆意蔓延......

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湧現出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面臨意識形態、社會治理、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危機，中共和中國究竟其能否在新的歷史時期走出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未來仍充滿變數。

改革時代的終結

「改革開放」時代具有三方面最為顯著的特徵，即經濟上的快速增長、意識形態上的相對開放、以及政治上的相對穩定。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新書的標題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中國威權體制的復甦如何正在削弱它的崛起》。這個「時代」具體指的是什麼？為何認為它已經終結？

明克勝（以下簡稱「明」）：這個「時代」就是我們熟悉的中國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時代。不同於之前的毛澤東時代，它具有以下三方面最為顯著的特徵，即經濟上的快速增長、意識形態上的相對開放、以及政治上的相對穩定。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方面，中國告別了貧窮與落後，數十年保持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長。意識形態方面，中國結束了相對封閉於世界的局面：一方面對外打開國門，允許各種不同的（特別是其認為有用的）思想觀念湧入；另一方面對內允許在黨內外展開不同意見的表達和爭論。政治方面，中國擺脱了1978年之前的政治動盪、以及依靠激烈的政治運動和叢林法則的政治統治，憑藉黨內外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保持了政治上的相對穩定。

我之所以認為改革時代已然終結，正是因為以上所說的這三方面改變已經停止。

端：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對於這四十年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樂觀者認為大獲成功，悲觀者認為終將走向失敗，還有人認為目前局勢只是正常的起伏波動。如果您認為這個時代已經終結，又如何為這四十年蓋棺論定？

明：我認為很難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失敗」的，因為不同的人對於所謂「失敗」有不同定義。對於中共黨內、乃至西方社會中那些認為今日中國前所未有富有和強大的人們而言，他們或許會強烈地反對這種看法。因此我認為，能夠首先達成「中國的改革時代已然終結」這一共識，或許更為重要。

至於所謂「失敗」的說法，我能夠理解持這一觀點人們的立場，但我還是認為，首先需要指出這種「失敗」究竟意味着什麼，尤其是聚焦於到底哪些環節正在或將要崩潰。

面臨崩潰危險的，正是由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推動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及其確立的政治規則。

在我看來，面臨崩潰危險的，正是由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推動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及其確立的政治規則；這些政治規則的確立，正是為了防止中共重走毛澤東時代的老路，或陷於類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動盪。因此，如果說是失敗，我認為，真正的失敗在於中共自己的這些嘗試和努力將面臨崩潰。

此外，我也不太同意把當下看作只是中共傳統上「收-放」統治策略中較為收緊的時期。目前所發生的變化不只出現在政治領域，而是遍及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等諸多方面。哪怕只看政治領域，這些變化也不僅是表面問題，而是包括將權力重新集中於某位最高領導人，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為最高領導人的終身執政尋求可能性等深層劇變。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這些劇變已足以印證一個時代的終結。

端：大約三年前，您在一次面向中國留美知識青年的演講中談到，中國的改革時代已於2012年終結。在本書中，您又認為習近平於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宣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提法，標誌着中國改革時代的終結和「習近平時代」的開始。那麼，這種終結能夠找到一個確切的時間節點嗎？

明：事實上，我並沒有將2012年或2017年視為中國改革時代終結的具體節點。確切來講，一些標誌着改革時代終結的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早期，因此這並不完全是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的變化；只不過是在他執政以來，這些趨勢逐漸變得尤為明顯。所以，如果我們要試圖呈現一個能夠展示中國改革時代的圖景，我想大概是一個「几」字型進程——先陡升，再平緩，最後沉降。

一些標誌着改革時代終結的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早期，因此這並不完全是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的變化。

毫無疑問，在此過程中有一系列關鍵時點，但是，經濟增速的放緩、意識形態的收緊和政治規則遭遇挑戰這三個方面的整體性轉變，卻是出現在2000年代早期；而進一步的惡化，則確實發生在習近平上台的2012年之後。

1989年之前，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時代，黨內仍有一些寬鬆空間，可以討論諸如改革的本質是什麼，如何處理黨、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以及中國將向何處去等根本問題。1989年之後，重大議題討論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繼續貫徹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儘管如此，在1989年之後，仍有一些關於如何進行社會治理的討論；甚至有人認為，在一黨專政的背景下，仍有一定的司法改革和媒體監督的空間。

2003年左右，改革進入「深水區」，儘管一黨專政仍在持續，律師和媒體卻似乎得以形成合力，共同施壓，以敦促中共進一步深化改革。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孫志剛事件後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然而自此之後，中共的決策者們開始擔心這種外部社會壓力，而且不願這種趨勢進一步發展下去。隨後，《南方週末》等相對獨立媒體和調查記者群體被整肅，「公盟」等公益組織被騷擾，許志永、滕彪等維權人士被打壓。種種跡象表明，「胡溫十年」中，改革時代的帷幕就已開始徐徐落下。

種種跡象表明，「胡溫十年」中，改革時代的帷幕就已開始徐徐落下。

倘若現在就來分析2017以來習近平時代的第二個時期，或許還為時尚早。但是，如果我們把習近平時代這六年和之前的「胡溫十年」相比，確實能發現一些明顯差異。比如，「胡溫十年」中，集體領導制下中共的最高權力相對比較分散，作為黨魁的胡錦濤並不比政治局的其他八位常委更加強勢，甚至還會受到江澤民和其他政治老人的某種制約。當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際，中共的執政基礎、動員能力和集體認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削弱。對於習近平而言，彼時的當務之急，即在根本上扭轉這一局面；並通過排除異己，確立、集中並強化以自己為核心的權力中心，使得中共重新鞏固其絕對領導的執政地位。

端：2008年在中國改革時代中有非常特殊的象徵意味。有人認為，自此中國開始以全新形象和嶄新姿態走上了世界舞台。您怎麼看待2008年這一歷史時點在中國改革時代中的意義？

明：你所描述的是一種非常流行的看法，但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認為2008奧運本身在中國改革時代中有那麼重要的歷史性意義。相反，2008年這一歷史時點的重要性，或許體現在這一年前後的其他某些事件，比如在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出台了規模龐大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以及自此居高不下的債務水平。

除此之外，這一階段以來，中共黨內意識形態的轉變也不容忽視。全球性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西方經濟、金融和社會體制中的諸多弊病，反過來讓中共過於自信地認為，西方也面臨着自身亟待解決的問題，因而中國已經沒有必要繼續向西方學習。總而言之，上述這些事件對於中國改革時代的意義，或許比奧運本身更為深遠。

全球性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西方經濟、金融和社會體制中的諸多弊病，反過來讓中共過於自信地認為，西方也面臨着自身亟待解決的問題，因而中國已經沒有必要繼續向西方學習。

端：一直有聲音認為，中共主導下的四十年改革開放，在維護權力的基本層面上其實並沒有根本變化。近期中美關係全面緊張，似乎又為這種聲音提供了佐證。您又如何看待這種「變」與「不變」？

明：的確，在美國學界和政界，有人認為中國自1978年、甚至自1949年以來，並未發生什麼變化，但我個人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

1978年之後，中共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如何監督權力。當時，不管是在中央還是地方，最高權力往往都高度集中在「一把手」或少數個人手中，如何對權力進行監督或防止權力濫用，以避免毛澤東時代因權力過於集中而導致文革式政治動亂的重演，是中共內部必須面對且亟待解決的體制性難題。

對此，鄧小平和黨內的其他政治精英，於1980年代先後在中央逐步推行黨內民主，確立了領導人任期制和集體領導制；在地方逐步推行基層民主，確立了縣、鄉兩級的直接選舉和村鎮選舉。這些改革的共同目標，是試圖從體制上尋找制約和監督權力的不同途徑，並且在確保一黨專政的前提下，為普通民眾表達訴求及解決爭議尋求新的發聲通道。隨着這些改革舉措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將矛頭從地方的、局部的和具體的問題，逐漸轉向更高層級、更大範圍和更加整體性的矛盾。這一點令中共倍感不安，因而也就時常出現「進一步」之後又「退一步」的改革困境。可見在不同時期，當權者的焦慮來源並不相同，這也體現出「變」的客觀一面。

然而，目前的問題，已不只是改革進進退退或止步不前，而是之前核心的改革共識正在逐漸被突破，珍貴的改革成果（比如集體領導制）正在逐個被侵蝕。

威權體制及其接班人難題

端：自2012年上台以來，習近平儼然已成為鄧小平以來中共黨內最有權勢的領導人，甚至堪比1960年代的毛澤東。您如何解釋習近平在短時間內集權成功並推行鐵腕統治的現象？又看待來自體制內外的回擊和反彈？

明：在我看來，習近平得以快速集權的關鍵，在於他敢於打破既定的政治規則並付諸實踐，特別是通過大刀闊斧的反腐敗運動掃除異己。在他上台伊始的2012年，中共黨內的最高權力相對較為分散。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實現集權，正是因為他看到了黨內的這一權力危機；並且通過一系列舉措向黨內外證明，他有能力克服這一危機，進而使得中共能夠重新恢復絕對領導的政治地位。

此外，反腐敗運動對於習近平集權的意義也不容小覷。反腐敗運動固然首先旨在清除黨內的腐敗現象，也自然還有政治鬥爭的意涵，但它的目的卻絕非僅限於此。通過反腐敗運動，在官僚體系內部製造出的不安定感和不穩定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撼動中國的官僚體制，而這一點在客觀上對於習近平集權也有所幫助。

從五年多的反腐運動效果來看，習近平是一位政治上非常精明的領導人。至於他是否在上台伊始就對這一切胸有成竹？囿於中共政治的高度不透明性，我對此無法做出準確判斷。但是，其後一連串的舉動，特別是有步驟、系統性地對其政治對手的打壓，讓我更傾向於認為，習近平至少對此早有準備。特別是當他看到了胡錦濤在卸任之後受江澤民的約束以及彼時中共整體的權力狀況，在邏輯上，他也有理由這樣選擇，以進一步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

鑑於中共政治如黑箱般的不透明性，我無法預測習近平之後會遭遇什麼，但真正令我擔心的是，這種集權進程對中共政治的制度化進程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任何制度下，權力過分集中在任何一個人的手裏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修憲只是習近平集權過程中的一個註腳。相比之下，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的意義則更加深遠。

端：在習近平諸多集權手段當中，今年3月的「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憲法修正案尤為矚目也備受爭議。您怎麼看待作為威權體制的中共在接班人選任方面的制度性難題？

明：在我看來，修憲只是習近平集權過程中的一個註腳。相比之下，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的意義則更加深遠。次年3月的修憲，只是順理成章的自然結果，或是對之前修改黨章的一個補充。

我無法預測習是否會終身連任，但如果中國開始走這一條路，很有可能會遇到老問題。中共在接班人選任方面的困境自毛澤東時代以來就一直存在，是任何一個威權體制都面臨着的共同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接班人選任方面服從於叢林法則，諸如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等曾被指定的接班人，最後都未能善終。1980年代以來，儘管一黨專政依舊持續，但包括接班人選任在內的諸多黨內規則逐漸明確，最高權力和平交接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之間也曾得以實現。特別地，在十八大之後，胡錦濤全身而退，將權力全部轉移給習近平，甚至使人們認為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已日趨明朗。但是，現在看來，一切都似乎在重走過去的老路，而這在根本上也是威權體制下權力過分集中後所必須面對的更深層次挑戰。

法治進程的逆轉：以新疆和黨權擴張為例

端：您在書中曾強調法治的重要作用，甚至認為「1980年代的司法改革標誌着改革時代的誕生」。然而，西方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對法治在中國是否存在表示懷疑。他們認為，法律只是中共用來維護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及政治利益的手段或工具。您怎麼看待法治在中國改革時代中的意義、以及這些針對法治在中國實際運行狀況的爭論？進入習近平時代以來，司法改革日漸式微，您對中國下一個階段的司法改革有何展望？

明：面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盪，1978年底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曾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可見，彼時的中共領導人，曾試圖藉助法律使得國家的治理趨於穩定化和常態化，以避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災難和歷史悲劇重演。

真正令我擔憂的是，哪怕是作為保障國家和社會穩定的手段或工具的法律，在中國的改革時代終結之後，其基礎也正在被侵蝕。

儘管中共黨內對於「法制」的理解未必完全一致，有些人傾向於更加實質的法治理論及實踐，有些人只把法律作為一種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的工具，但這些關於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憲政的討論，都於2000年前後戛然而止。事實上，真正令我擔憂的是，哪怕是作為保障國家和社會穩定的手段或工具的法律，在中國的改革時代終結之後，其基礎也正在被侵蝕。

這裏，我可以提供兩個具體例子來進一步闡述，它們都是目前正在發生、尤其值得關注的事情。一是目前全新疆範圍內大規模的非法拘留，二是新一輪的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的方案。

其一，新疆於近期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範圍內最大規模的非法羈押，這一舉措已經突破了任何意義上的法律規制。不同於之前對於個人或團體的非法羈押，中共在新疆所採取的羈押行為所針對的不是具體言論或行為，而是在區域社會環境下對特定群體（如維吾爾族）予以分類管制和制裁。同時，自1978年以來逐步確立的、訴諸法律解決爭議與危機的模式也因此受到了嚴重衝擊。更值得擔憂的是，當局對其他一些社會群體（如非維吾爾族的穆斯林人及基督徒）的態度也開始變得更加強硬，而這些變化是否會導致官方在新疆的一些做法逐步轉移到中國的其他地方去，目前我們還不得而知，但這種高壓治理手段的擴張勢頭值得擔憂。

其二，新一輪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方案已於上半年浮出水面。在這一方案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黨的權力正在進一步侵蝕國家權力。例如國家宗教事務局被合併入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公務員局被合併入中共中央組織部、以及國家監察委員會與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等等。由此可見，黨的領導正在全面覆蓋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而這些都有悖於自1978年以來黨和政府通過訴諸法律以實現社會治理的既有路徑。

最後，回到司法改革的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司法改革還有一定空間，我也認為習近平仍在試圖尋求更能適應其統治模式的司法體制；同時，也不能說習近平時代以來司法改革毫無進展。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司法改革從屬於更大範疇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氣氛。因而，當整體的政治形勢向個人集權和黨強化領導的方向發展時，司法改革也不可避免地會被邊緣化。

中共面臨的危機和挑戰

端：1949年中共建政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異常緊張，化解這一治理危機也並非易事。那麼，您怎麼看待在改革時代終結之後，中共對於社會的全面、絕對領導，與公民社會自生演化、發展之間的矛盾？

明：縱觀四十年改革時代，中共曾有諸多改革契機可以化解這一危機，比如政治民主化、黨內民主以及司法改革。如果中共讓這些改革繼續下去的話，本可以使中共獲得體制內外之不同社會群體的支持和擁護，使社會有機發展並形成一些新的參政渠道。但是，這些苗頭都還在搖籃中時就被扼殺掉了，這一點確實令我非常擔心。

說到這裏，我想起《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話：「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在這裏談論的是個人的培養，以及每個人如何將其內在所擁有的「發端之心」培育成仁愛品質。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個人的培養與國家的治理有着深層次的聯繫。也就是說，國家和社會也有諸如黨內民主、村民自治、輿論監督等發端之心，允許它們有機發展，可以實現政治治理的持續進步。然而，如果是像中共在過去30多年來所做的這樣，頻繁地裁剪修整，只會剩下一片隨時有滑坡風險的荒山，並失去社會有機生長和持續發展的可能。

我在書中曾經用都江堰和三峽大壩，來分別代表兩種社會治理模式，分別對應着「疏」和「堵」、或者「放」和「收」的治理策略。都江堰的模式並不同於所謂「西方中心主義」的道路，它所強調的是中國社會自身的有機生長和演化發展。

端：在中共所面臨的諸多危機與挑戰中，意識形態危機或許是最嚴重一環。中共一方面提出「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訴諸儒家思想作為合法性資源，另一方面卻從未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且更加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為核心的西方普世價值。您怎麼看待這種意識形態衝突？

明：在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喪失了其在普通民眾心目當中的感召力。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所遭遇的挑戰具體表現為，一方面，中共繼承了列寧主義（而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遺產，並將其作為其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它又試圖找到能夠吸引和凝聚14億中國人、並適應於（甚至能夠引導）其自身政治體制發展的意識形態資源。

因此，無論是2012年提出的「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13年習近平到曲阜孔府的考察，還是近年來中共對於佛教較為和緩友善的態度和政策，這些都表明，中共結合其自身的政治遺產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資源，試圖發展出一套更具有適應性和吸引力的意識形態，以對抗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以及諸如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其他不能為中共所接受的宗教信仰。

事實上，中共未必是想要全面復興傳統文化，而是採取了一種工具主義的方式，試圖在現有的政治框架下，將傳統文化的歷史資源和列寧主義的政治遺產相對接，甚至有選擇地吸納其他宗教信仰中的部分要素，為其一黨專政的政治統治提供意識形態基礎和新的話語敘事。此外，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全面壓制和鄧小平時代的相對開放，在改革時代終結後的習近平時代，中共很可能支持一部分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而打擊另一部分，以最終鞏固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領導地位。

中共未必是想要全面復興傳統文化，而是採取了一種工具主義的方式，試圖在現有的政治框架下，將傳統文化的歷史資源和列寧主義的政治遺產相對接。

端：您在書中提到了中共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系列「黑天鵝事件」，比如1971年的林彪叛逃和2012年王立軍進入美領館。這些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一方面看似具有較高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另一方面也與中共政治有着千絲萬縷的必然關係。在改革時代終結之後，類似的「黑天鵝事件」是否會扭轉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明：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會遇到「黑天鵝事件」。對美國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2016年特朗普（川普）上台都可以算作「黑天鵝事件」。從長遠來看，關鍵的問題不是「黑天鵝事件」會不會發生，而是一個政治制度有沒有足夠的彈性來應對這些事件所帶來的危機，能不能找出來辦法來緩和「黑天鵝事件」所造成的衝擊，尋找造成它的背後原因，以避免其再一次發生。

事實上，中共並不是沒有應對「黑天鵝事件」的經驗和能力，比如1989年前後的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如前所述，在改革時代，經濟上的快速增長、意識形態上的相對開放和政治上的相對穩定，以及與之伴生的中共黨內外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這些「黑天鵝事件」所帶來的危機。但真正令我擔心的，是在改革時代終結之後，上述三方面的趨勢開始轉變，中共面對未來類似的「黑天鵝事件」的能力顯得更加脆弱，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也會與日俱增。

中國與世界：威權主義的變奏

端：最近數月以來中美關係又進入了新的低谷。貿易戰不斷激化，而且有全面升級的趨勢：移民政策收緊，對在美華人之身份背景的普遍懷疑，以及多所美國大學決定停辦孔子學院等一系列動態，似乎又暗示着美國將要採取更加激進和強硬的對華政策。您怎麼看待美國的對華政策在下一個階段的走向，以及中美關係在改革時代終結之後的發展？

明：事實上，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不總是一致的，往往會出現內部或前後的矛盾。我所觀察到的還不只是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而是在更大範圍內，即美國社會所表現出的，對於中美關係的謹慎、保守甚至是悲觀。

2000年初當中國準備加入WTO之時，當時的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特別是人權組織和軍隊方面——也曾有不同的聲音。儘管大家都不知道中國具體會往哪個方向發展，但整體上人們還是會覺得中國社會充滿資源，中國未來充滿機遇。然而，15年乃至20年之後，目前主張與中國合作或者積極接觸的聲音，已經大大減少。中國的國內政策和社會環境，不由得使得人們擔心；他們既擔心美國的在華利益，也擔心中國政治的整體走向。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發生了重大轉變，也勢必會影響當下和今後一個階段的中美關係。

15年乃至20年之後，目前美國國內主張與中國合作或者積極接觸的聲音，已經大大減少。

端：近年來中國似乎逐步放棄了之前鄧江時代的「韜光養晦」和胡溫時期的「和平崛起」的策略，而是實行了全方位對外擴張。經濟上的「一帶一路」戰略，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的輸出，地緣政治上和非西方國家的聯合，以及外交上一連串強硬舉動，似乎表明中國正試圖在世界舞台上爭奪更多領導力和話語權。甚至有人把當下中國和二戰前的納粹德國比較。您怎麼看待這種比較？

明：雖然外界仍在觀望新疆局勢下一步的發展，但就目前而言，把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和納粹德國相比較的這種說法並不準確。更恰當的說法是，中國在其內政方面正在恢復1976年前毛澤東時代的一些極端做法。外交方面，我也不認為中共的戰略目標是要征服世界，它只是要為中共和中國的發展創造安全、良好的外部環境，並對周邊國家和世界其他區域產生更大影響力。

就目前而言，把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和納粹德國相比較的這種說法並不準確。更恰當的說法是，中國在其內政方面正在恢復1976年前毛澤東時代的一些極端做法。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可避免地會挑戰美國的地位以及二戰以來確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然而，事實上，只要中國的崛起是朝向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向發展，我認為大部分美國人可以接受隨之改變的國際秩序。但是，現在問題的關鍵，是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並沒有按照他們的設想向這個方向發展，而是儼然走向了反面，即強化威權體制。

端：威權主義的興起不僅在中國出現，也同時在全球範圍內持續蔓延。右翼色彩政黨和民粹主義領袖不僅席捲了諸多新興民主國家，甚至也對傳統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構成了挑戰。您如何看待於全球範圍內的威權主義的興起？怎麼理解中國在其中的角色？

明：威權主義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興起過程是不同的：其他國家的威權主義興起，主要是由於自下而上的民粹主義抬頭，進而導致民主體制被侵蝕。中國的情況與此不同，是自上而下的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導致的政治退化。

其他國家的威權主義興起，主要是由於自下而上的民粹主義抬頭。中國的情況與此不同，是自上而下的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導致的政治退化。

至於彼此之間的關聯，這也是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我將要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即為何威權主義會在全世界不同類型的政治體制下先後興起。我認為，這或許與20世紀以來全球化的進程有着某種聯繫。全球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劇了不同國家與社會中的貧富差距，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分配不公平乃至財富懸殊的局面。同時，全球化的進程還對既有體制和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和衝擊；這不僅發生在中國和其他新興民主國家，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也難以倖免。它所帶來的影響也絕不僅限於政治領域，還包括市場、移民，消費、媒體和大眾文化等等。

因此，我們是否能夠將特朗普、習近平、普京和埃爾多安等人的崛起視為一種歷史反彈？借用馬克思主義所推崇的辯證法、或者用黑格爾式正-反-合術語來說，我們或許可以把20世紀的國際化視為「正」，而把這一批領導人的出現視為「反」，至於隨後的「合」將會以何種形式出現？恐怕對所有人來說，都將是一個很大的智識挑戰。

（張熙，紐約大學法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