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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台僑記事:華人不再?老面孔與新時代

失去了姓氏的華人,還是華人嗎?不會說華語的華人,還是華人嗎?「台灣來的人」也是華人嗎?為了與中國領事館交流,「國民黨部」可以改名嗎?留在大溪地的華人,各自有不同的答案。


和很多華人社群類似,大溪地許多帶有民國色彩的組織,也成了新中國想要奪取的灘頭堡。對於新中國迎拒存疑,卻又難抵紅色資本的巨大誘惑。統整管轄所有大溪地華人組織的「信義堂」會議室裡的牆上,五星紅旗和中國政協贈送的匾額,都具象地說明了這些動態。 圖:作者提供
和很多華人社群類似,大溪地許多帶有民國色彩的組織,也成了新中國想要奪取的灘頭堡。對於新中國迎拒存疑,卻又難抵紅色資本的巨大誘惑。統整管轄所有大溪地華人組織的「信義堂」會議室裡的牆上,五星紅旗和中國政協贈送的匾額,都具象地說明了這些動態。 圖:作者提供

【編者按】二十世紀的華人歷史,有一半是在世界各地奮鬥求生、流離尋岸的旅程。今屬法國境內的大溪地島嶼上,也有一片華人落地生根的叢林。特約撰稿人李易安被一張「大溪地國民黨部」的照片吸引,親赴當地,在當地華人世代交替的時刻,完成系列觀察訪談筆記,第一篇為〈大溪地華人記事:南太平洋小島上的「國民黨」與關帝廟〉,此為第二篇,談起在時光荏苒中,逐漸流失的華人姓氏、與隨著時代變遷的「華人」認同。

對大溪地華人存亡感到憂心的,不只是學者。

有天清晨,我在關帝廟遇見每天都來晨運的蕭老伯。他聽我從台灣來,居然激動地拉著我抱怨,「現在的年輕華人根本不會說客家話。女的嫁法國人、男的娶馬歐希人,以後不會再有大溪地華人!」我安靜地聽他滔滔不絕了半個小時,彷彿難得有人願意傾聽這些。

老伯的話有些聳動,實際上,華人和外族通婚早就見怪不怪,也本就是華人在法規縫隙中求生的產物。

比如在國籍法修改之前,華人在買賣土地、登記公司時都有許多限制,因此有些和馬歐希人生育後代的華人,乾脆不和妻子登記結婚,目的是讓孩子得以用「父不詳」的方式,登記為妻子的孩子、進而獲得法國國籍。

即使是華人和華人通婚所生的後代,有些也會被交由馬歐希人領養,孩子獲得法國籍之後,華人父母再將土地或公司登記在孩子名下,以便享有較優惠的稅率、適用較寬鬆的法規。

法國學者安-克莉絲丁.特雷蒙(Anne-Christine Trémon),引用華裔學者王愛華的「彈性國籍」(flexible citizenship)概念,將大溪地華人這種特殊的現象,稱作「彈性親屬關係」(flexible kinship)。

但真的就像蕭老伯、以及許多學者所擔心的,大溪地華人終究會因為客家話失傳、彈性的親屬關係而「消失」嗎?有一群人看到了危機,卻不這麼悲觀。

有天早上,理查幫我聯繫了他的華語啟蒙者蘇老師,請她幫我引介「文化協會」(L’association Wen Fa)的成員,讓我參加協會每週四中午的固定聚會。文化協會是大溪地十個華人社團的其中一個,成立的初衷即為處理大溪地華人社群的文化事務。

「看看我,你就知道:真正決定你是不是客家人或華人的,不是外表或膚色,」蘇老師說著,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腦袋,「而是這裡。」

和蘇老師見面時,我驚訝於她深邃的五官輪廓,她笑著回應,其實她只有八分之一的華人血統——她的爸爸是法國人,媽媽則是華人和馬歐希的混血後代。她之所以自小就被要求學習中文,據說是因為剛出生時,祖母看到她帶點東方色彩的鳳眼,不由得驚呼「好一個漂亮的『東京人』(Tonkinoise)」,讓爸爸決定將她送入國民黨支部附設的三民學校學中文,並且讓她到台灣念了六年的華僑中學。也因為如此,蘇老師講的華語,至今仍有一九九〇年代之前台灣國語標準音的遺風,聽她講話,簡直像在聽崔苔菁錄製的「國語正音錄音帶」。

有趣的是,這裡的「東京」並非日本的東京,而是越南北部地區的舊稱。由於法國曾經殖民印度支那半島,在法語語境裡,過去會將有東亞面孔的人泛稱作「東京人」,這個說法今日已經少見,卻影響了蘇老師的生命軌跡。

在法國取得大學學位後,蘇老師回到大溪地進入中學教書;眼見三民學校不再,她主動建議政府在中學裡開設中文課,於是成為了大溪地史上第一位官方體制內的華語老師。然而,被認定有傳授價值的只是華語,而客家話依舊進入不了課室。

文化協會聚會的地點在一個中國餐廳裡,除了蘇老師和其中一個成員之外,出席者都是中年男性。身為文化協會的成員,他們清楚文化本就在不斷變動,也知道要年輕的華人子弟學習客家話並不容易,但這並不意味大溪地客家族群就必然會消失。有些具有華人特色的習慣,至今仍以幽微的方式存在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華人和長輩講話時,還是會用法文的親屬稱謂稱呼長輩(比如面對男性長輩會用法語稱「Tonton」,即「叔叔」之意),而不像法國人直呼名諱。

對他們來說,族裔界線日漸模糊,當然是族群間通婚的結果,但也讓客家人學會用更開放的態度面對族裔認同——法國公民、玻里尼西亞人、華人、客家人,這些身份標籤可以並存不悖,甚至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但這又使我想起了蕭老伯的擔憂。這種面對認同的開放態度,會不會正是讓大溪地客家文化加速消亡的因素之一?

蘇老師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卻給了我一個意味深遠的微笑,「看看我,你就知道:真正決定你是不是客家人或華人的,不是外表或膚色,」蘇老師說著,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腦袋,「而是這裡。」

新時代來臨:華人社群、陸客與「兩個中國」的政治拉鋸

談及大溪地越來越多見的中國遊客,他們指出,政府並未將本地的華人社群當作資源,面對中國遊客帶來的商機顯得有些遲鈍。

「中國觀光客到大溪地來,還要到法國大使館申請簽證,手續麻煩。不過身為玻里尼西亞人的一份子,如果政府有需要華人幫忙國家、貢獻心力的話,我們當然義不容辭。」

這番話雖然有些官腔,卻也側面反映了華人在大溪地政治光譜中的位置。

如果說在台灣,主流的政治議題是統獨之爭的話,那麼在大溪地,類似的二元政治框架則是「獨立」和「自治」:前者追求完全脫離和法國的紐帶,後者則主張維持自治、但不完全獨立的現狀。

由於「獨立派」對華人(以及歐裔族群)並不友善,加上華人經濟條件多半較佳,難免擔心大溪地獨立之後會遭邊緣化,因此華人立場一般較為保守,傾向支持「自治派」。舉例來說,一九九五年法國在大溪地重啟核爆測試計畫時,曾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暴動,而華人在該場風波中,多數都是站在法國政府這邊的。這個由法國人、馬歐希人、以及華人社群所組成的三角關係,形塑了大溪地華人的政治態度,直到今日都在影響著大溪地的政局。

然而棘手的三角關係還不只族裔政治,兩岸的消長動態,也是大溪地華人要面對的課題。

台灣政府開始區分「台僑」和「華僑」之後,有些老華僑對於台灣的僑務政策心生不滿,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也人數漸增,像「國民黨支部」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組織名稱,自然經常成為爭議焦點。

和很多華人社群類似,大溪地許多帶有民國色彩的組織,也成了新中國想要奪取的灘頭堡。有些地方成功了,很多地方則仍在拉鋸;他們對於新中國迎拒存疑,卻又難抵紅色資本的巨大誘惑。信義堂會議室裡的牆上,五星紅旗和中國政協贈送的匾額,都具象地說明了這些動態。

尤其在台灣政府開始區分「台僑」和「華僑」之後,有些老華僑對於台灣的僑務政策心生不滿,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也人數漸增,像「國民黨支部」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組織名稱,自然經常成為爭議焦點。

傳言中國領事館的人員曾私下表示,「改個名字,我們就可以有更多交流」,但一來國民黨各支部的財力雄厚、不需看人臉色,二來許多老一輩的人並不贊成改名,所以「國民黨」幾個字才得以高掛如昔。

在台灣政府開始區分「台僑」和「華僑」之後,有些老華僑對於台灣的僑務政策心生不滿,像「國民黨支部」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組織名稱,自然經常成為爭議焦點。

在台灣政府開始區分「台僑」和「華僑」之後,有些老華僑對於台灣的僑務政策心生不滿,像「國民黨支部」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組織名稱,自然經常成為爭議焦點。圖:作者提供

然而對於「國民黨」這個名字,華人社群內部也有異見。有些新移民折衷地提出要將「國民黨」改成「故銘堂」或「故明堂」,理由是國民黨支部早就轉型成為在地的華人社團,與台灣的國民黨已無太多聯繫,而新名字的法文拼音也毋須更動,卻可以抹除舊名的政治色彩,或許和中國領事館方面的來往也會更加方便。在客家話中,「國民黨」和「故銘堂」、「故明堂」聽來十分相似,不過只要認真聆聽,便可發現仍有細微區別,並非完全相同。

這些改名的提議雖然頗有創意,但理查聽了並不高興。

「他們不知道,這個名字當年是他們的祖先用血汗、用生命換來的,怎麼能說改就改?」對理查來說,「國民黨」三個字承載的早就不是「國共對立」下的陣營對峙,而是很多大溪地華人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在日常生活中,國民黨甚至更像一個地名,是華人串門練拳打麻將的場所,政治意義早已在時間沖刷和日常流動之間被淘空殆盡。

但話說回來,法國早在一九六四年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為什麼國民黨支部卻能在大溪地存續至今呢?問題的答案,或許仍和冷戰歷史脫不了關係。由於法國是北約成員,而法屬玻里尼西亞又曾是法國核子試驗場的所在地,在當年的冷戰情勢下,法國並不特別樂見共產政權在大溪地活動,因此在和新中國建交之後,便關閉了國民黨開設的三民學校和中國領事館,至於國民黨支部則被視為民間社團,而非外國政府的代辦機構。

換句話說,雖然法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建交了,但新中國在大溪地卻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現身,而國民黨支部這類組織,也沒有因為法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而受到太多影響。

二〇〇七年,中國在大溪地終於設立了領事館,而傾國家之力打造的孔子學院也已經進駐,但中國的外交工作,也並非就此一帆風順。今年初,中國領事館租用的館舍捲入了糾紛,遭屋主指控違約侵佔房舍,屋主甚至在網路上發起連署請願,鬧得中國領事館和大溪地政府臉上無光,直到八月才遷往臨時的辦公處。

台僑:當代台灣和大溪地的新橋樑

儘管人數不多,但大溪地並非沒有台僑;常常到關帝廟找理查聊天的小陳,便是其中之一。她嫁來大溪地至今已近二十年,之所以當初會和現在的老公結識,是因為她在讀大學時,曾擔任「華僑參訪團」的接待人員,近水樓台。 小陳個性開朗、態度溫潤,在充滿台味的關帝廟裡,我聽著她帶台腔的華語,恍如置身台灣。

孩子長大、母職不再繁重之後,小陳也開始兼差賺外快,比如在國民黨教華語,或是擔任中國觀光團、商貿團的地陪和口譯,收入頗為豐厚。偶爾,她也義務接待來自台灣的參訪團,比如我遇上她時,她正好在幫一個排灣族交流團,安派到大溪地參加紋身藝術節的行程。

「要記得,不可以叫他們『土人』、『土鬼佬』,他們是『原住民』(autochtone)!」

基於和台灣的歷史連結,大溪地國民黨對於「台灣來的人」仍然友善──就算台灣原住民是否屬於傳統定義內的「華人」仍有爭議,但國民黨支部仍樂意接待,並大方開放剛裝修好的民宿供交流團下榻。

閒談告一段落後,小陳起身準備前往國民黨一趟,和支部確認原住民交流團的行程,順便也帶上了我。

在小陳的陪伴下,我們一起在國民黨支部的主席面前坐下;主席背後,國民黨一百週年的紀念T恤在燈光下還閃閃亮著。

在大溪地華人的傳統世界觀裡,只有「唐人」是「人」,其他的都是「鬼」(比如馬歐希人是「土鬼」、白人則是「白鬼」),因此老一輩華人閒談時,常用客家話將本地的馬歐希人稱作「土鬼佬」。小陳一邊交待行程,一邊還不忘用法語對主席耳提面命:「要記得,不可以叫他們『土人』、『土鬼佬』,他們是『原住民』(autochtone)!」

說著說著,涂老師也來了。

涂老師是我在大溪地認識的第二個台僑。她同樣因為婚姻而移居大溪地,平時是專職的華語老師,在國民黨任教已經三十多年,至今仍偶爾返台,肩上還背著從台灣來的「都蘭國小」書包。

涂老師帶我走上二樓的教室。當年國民黨經營的「三民學校」遭政府關閉後,轉型成為推廣華語的「補習班」,至今仍以收費低廉、教學優良聞名,全盛時期曾有學生上百人。今日,教室裡仍有蔣中正所題的「親愛精誠」,和標註漢語拼音規則的手寫海報,一起掛在略顯疲態的白板周圍。

聽我問起,涂老師馬上嘆了一口氣。礙於現實,華語教材已經換成簡體字,注音符號也被漢語拼音取代,「現在的學生很懶,簡體字都覺得難寫了,哪可能想學繁體字。」教室後方書櫃裡,十多年前台灣方面捐贈的圖書,也已經沒人借閱,和一旁早在南島溽暑中融化的電影膠卷一樣,顯得過時。

儘管如此,教室牆面上仍貼著一幅手繪的台灣地圖。

「其實現在年輕人根本不管、也不懂兩岸問題,很多學生也不是華人。只是明年我們會組團去台灣和原住民交流,所以才貼了這張地圖,想讓學生先了解一下台灣。」

但一談到台灣,涂老師又嘆了口氣。從前,她仍會參加僑委會在紐西蘭舉辦的大洋洲華僑聯誼會,但近年來「華僑」和「台僑」的嫌隙和齟齬,也讓她開始心生倦怠。

涂老師的倦意,恰恰呼應了許多海外華僑眼見台灣政局走向、中國崛起時,經常會出現的唏噓。

但從台灣原住民頻繁造訪,和客家學者漸起的研究興趣來看,雖然舊時大溪地華人和「中華民國」的連結似乎越來越冷薄,但與「台灣」的連結卻未必就要跟著凋頹。尤其,台灣數十年來的本土化運動,也促成了客家研究和南島語系研究的興起——而客家和南島語系文化,正好就是大溪地社會的兩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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