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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戴勃:央視記者英國鬧場,折射中國外交「亮劍」困局

「中國有時就像一位莽撞的青年人,有一天闖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卻沒有學到成年人打交道的遊戲規則,仍然我行我素,稍不如意便大哭大鬧。」


美國政府最近剛剛將新華社和CGTN列為「外國代理人」。在這個節點上,孔琳琳的行為將繼續強化西方對「中國記者」並非記者、而是中國政府代理人的印象。圖為2018年3月,記者在中國13屆全國人大開幕採訪。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美國政府最近剛剛將新華社和CGTN列為「外國代理人」。在這個節點上,孔琳琳的行為將繼續強化西方對「中國記者」並非記者、而是中國政府代理人的印象。圖為2018年3月,記者在中國13屆全國人大開幕採訪。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繼9月初中國遊客在瑞典因要求留宿酒店大廳被警察帶走而引發外交風波後,同月底,「孔琳琳事件」再次成為焦點新聞。9月30日,中央電視台記者孔琳琳在英國保守黨年會的一個香港問題研討會上,同與會者發生激烈衝突。

據在場人士描述,當時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Benedict Rogers)正在發言,他說自己是「親中國的,不是反中國的……希望中國和中國人民成功……保障『一國兩制』的實施,對中國和英國都有好處。」此時,孔琳琳突然站起來打斷他,大聲怒斥羅傑斯是「騙子」、「想要分裂中國」,稱在座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羅冠聰、戴耀廷等人是「漢奸」、「傀儡」、「假中國人」。工作人員請她離場時,她與在場維持秩序的志願者發生推搡,並兩次掌摑了那位志願者。事後,她被警方帶走,不久後獲釋。警方表示將繼續調查她是否涉嫌普通襲擊。

對此,央視和中國駐英使館相繼發表聲明力挺記者。央視發言人稱「其行為是正常履職,會議組織方舉止失當,要求英方「保障我記者權益」;使館則批評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為反華分裂勢力張目」,稱孔琳琳只是「提問表達觀點」,「卻遭到百般阻撓,甚至人身侵犯」,要求英方「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並「向中國記者道歉」。而在中國國內,「孔琳琳事件」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熱議話題,不少網友留言稱她是「女中豪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打得好,港獨份子活該被打」。

宣傳系統的刻意表演與逆向淘汰

孔琳琳事件發生後,曾在《環球日報》英文版擔任編輯、知曉中國官媒運行機制的帕爾默(James Palmer)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孔琳琳這種乖張舉動,倘若換在其他電視台,恐怕早就會讓她丟掉工作;而駐華外國記者如果敢大鬧中方記者會,肯定會被吊銷記者證並驅逐出境。他質疑稱,孔琳琳的行為可能不是愛國熱情的一時爆發,而是一場刻意安排的表演,旨在撈取政治資本,為自己的晉升鋪路,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對外宣傳其實不是針對外國人的,而是演給國內領導看的。

2018年9月30日,中央電視台記者孔琳琳在英國保守黨年會的一個香港問題研討會上,同與會者發生激烈衝突。

2018年9月30日,中央電視台記者孔琳琳在英國保守黨年會的一個香港問題研討會上,同與會者發生激烈衝突。網上截圖

帕爾默認為,鑑於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央視的海外頻道CGTN在對外報導中國時只能採取與國內相同的尺度,這種報導必然迴避敏感問題,缺乏真材實料和新聞賣點。與之相比,同是威權主義政府操控的「今日俄羅斯」(RT)頻道常常採用煽動陰謀論、鼓吹民粹主義、邀請西方左派批判西方的策略。但對CGTN的中層領導而言,這種策略的風險過高,很容易弄巧成拙。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與其說提高海外頻道的收視率,毋寧說是避免出現「輿論導向」上的政治錯誤,這也導致CGTN等外宣單位的內容沉悶無聊,難以吸引西方受眾。

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CGTN等中國外宣機構最關心的問題與其說提高海外頻道的收視率,毋寧說是避免出現「輿論導向」上的政治錯誤。

這種壓力傳導到具體記者身上,不少人在嚴苛審查下放棄了原有的職業理想,只是被動地完成任務,少數人則產生出劍走偏鋒的想法,力圖將自己打造成受西方列強欺凌的中國的代言人,通過鼓吹「愛國」和民族主義來搏出位,之前的典型例子便是聲稱「代表亞洲」的苪成鋼。孔琳琳很可能受到了瑞典事件的啟發,認定她的行為必然得到國內的輿論和官方支持,即使不能一炮走紅,至少也能提高自己的晉升機會,使競爭者無法質疑她的政治立場。但這種「戰狼」式的民族主義肌肉秀,是外國受眾十分反感的,完全無助於中國改善其國際形象。

帕爾默的文章準確地反映了中國對外宣傳所處的兩難境地。不僅如此,中國在海外開設的許多外宣機構,其實都不是以外國人為受眾,而是為了通過「出口轉內銷」的形式,讓國內領導人享受「外媒交相稱讚」帶來的面子。例如在今年「兩會」上觸發話題風暴的「紅衣記者」張慧君,其「美國全美電視台」就只是一個空殼。相反,對其白眼相向的上海廣播電視台第一財經記者梁相宜卻被迅速吊銷了採訪證。

中國在海外開設的許多外宣機構,其實都不是以外國人為受眾,而是為了通過「出口轉內銷」的形式,讓國內領導人享受「外媒交相稱讚」帶來的面子。

孔琳琳選擇民族主義,亦非一日之寒。查閲社交媒體不難發現,她已經跟外國人打過無數筆仗。2016年BBC報導北京市房山區村民劉慧珍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人大代表選舉,提到其駐京記者遭到多名便衣警察的攔阻和驅逐。孔琳琳隨即在推特上怒斥BBC記者炮製「假新聞」抹黑中國。而在瑞典遊客事件發生後,她連發數十條微博,怒斥不同情中國遊客的國民為「慕洋犬」,並稱「把辱華侮辱同胞稱作言論自由的,也只有漢奸才能有這種高論。」 這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了帕爾默的看法,她此次的反應,並不算出人意外,或許就是她本人真實信仰的反映。這同時也說明,在宣傳系統中,逆向淘汰十分嚴重,往往只有「政治過硬」者才能留下來。

「新聞記者」背後的外交路線

不過帕爾默忽視了其他一些重要問題。首先,孔琳琳作為央視駐外記者,其工作內容並不是通過CGTN向海外報導中國,而是通過央視向國內觀眾報導英國時事,首要職責是對內的新聞宣傳。此外,中國的駐外記者通常兼有政治、外交、情報等多重使命。當出現敏感政治事件時,使館常常會指派留學生、訪問學者、記者或者當地華僑以提問等形式間接表達官方立場,或者迫使對方對一些官方需要了解的問題公開表態。

這次事件的起因也不排除有使館或其他部門的授意,否則很難想像央視記者會對遠在伯明翰的保守黨年會中一場並不起眼的邊會感興趣。但筆者詢問了多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駐外記者,他們均表示,在類似的情況下,使館從未對他們提出過出格要求,他們也會恪守記者的職業道德,在提問或發言時保持語氣平和,避免失態。由此可見,此次事件鬧得這麼大,並不一定是上級領導的原意。

這一次,與其說孔琳琳是在做收集信息或者對外宣傳,不如說她這次扮演了一回外交角色。而無論是外宣還是外交,長期以來都存在着激烈的路線鬥爭。「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外交就曾經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一度大力支持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對抗取代對話,國內部門更是要求駐外使領館向外國人大量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等宣傳品。曾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回憶說,這種極左做法「引起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懷疑、不滿和反感」,致使中國在外交環境已經十分孤立的情況下,「同建交或者半建交的40餘個國家中的30個國家先後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

「改革開放」後,當局開始反省這種強硬外交給中國帶來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要求中國在國際上不逞強,不出頭,以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發展經濟。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半期,中國在外交上都十分低調,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儘量避免與西方發生正面衝突和摩擦。

1990年代末期之後,隨着中國的經濟開始騰飛,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的國力強大了,有了說「不」的資本,可以拋開「韜光養晦」,追求「有所作為」的強勢外交。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也越來越依賴民族主義作為執政的合法性依據,但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許多中國人從百年國恥的歷史中簡單地歸納出「強硬鬥爭等於愛國,妥協讓步等於賣國」的公式,使得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的迴旋餘地大為縮小。

許多中國人從百年國恥的歷史中簡單地歸納出「強硬鬥爭等於愛國,妥協讓步等於賣國」的公式,使得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的迴旋餘地大為縮小。

對此,主張柔性外交的「鴿派」人士也曾大聲疾呼。其代表人物、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就強調,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因為「民粹主義會導致從政者被民族主義劫持,就是他們明明知道有些觀點和做法不對,但為了博得公眾的支持,他們也會那麼幹」。針對中國外交太軟弱的批評,他說,「該發脾氣要發脾氣,該拍桌子要拍桌子,該教訓他們就要教訓他們。這個聽起來,有些人覺得很過癮」,但實際上對中國沒有好處,「你很兇,你很厲害,人家想,你現在人均3000美元就這麼兇了,將來人均2萬美元你會怎麼樣啊?難道誰都不放在眼裏了?」《中國日報》曾經將他的看法總結為「外交不是打嘴炮抖威風,外交是平和禮貌地維護國家利益,多交朋友少樹敵。」

2018年9月21日,瑞典電視台時事諷刺節目《瑞典新聞》播出諷刺中國遊客的片段被指辱華。

2018年9月21日,瑞典電視台時事諷刺節目《瑞典新聞》播出諷刺中國遊客的片段被指辱華。網上截圖

民族主義裹挾下的「戰士」外交

隨着吳建民在2016年去世,「鴿派」外交的聲音日漸式微,但從另一方面說,這一走向也同時反映出最高領導人的好惡變化。早在2009年,習近平就發表過「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的講話,語氣顯示出輕蔑與強硬的態度。近年來,有關「大國」、「強國」、「崛起」、「復興」的論述不絕於耳。在外交領域,國務委員楊潔篪將「展現捍衞國家主權安全利益的決心和意志」歸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八大方面之一,要求「在涉及我國重大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亮明立場,劃出底線,敢於鬥爭。」 針對宣傳工作,習近平強調「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在外宣系統中,這句話被引申為「必須始終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發出中國聲音、闡明中國觀點、講明中國立場,絕不能失語、缺位。」在針對敏感問題時,要「正面交鋒、敢於亮劍、堅決批駁、嚴厲回擊,絕不能當左右迎合的『搖擺人』、態度曖昧的『兩面派』、獨善其身的『老好人』。外宣工作, 需要的是『戰士』,絕不需要『紳士』。

既然是「戰士」而不是「紳士」,自然不必文明待人,也無須忌諱以言語甚至肢體衝突的方式來進行鬥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種來自最高層的表態,勢必激勵基層工作人員採取愈加激進的手段來展示自己的政治忠誠。既然是「戰士」而不是「紳士」,自然不必文明待人,也無須忌諱以言語甚至肢體衝突的方式來進行鬥爭。

在更為敏感的歷史事件上,這一點凸顯得更加明顯,2014年6月4日,多人來到中國駐英國使館門前獻花,紀念「天安門事件」25週年,其中就有著名異見人士王炳章的女兒王天安。此時她的父親正因「間諜罪」在中國服刑。當王天安將花擺在使館門口台階上準備離開時,突然從門後衝出一位工作人員,抓起花束丟到路邊,然後用力推搡王天安和隨行外國女士,兩人後退幾步,險些跌倒。等眾人回過神來,那位工作人員已經消失在大門之後。

這一幕被各國記者拍了下來,在隨後的採訪中,王天安對BBC的記者說:「如果他們在倫敦都如此對待我們,那麼可以想像他們在中國是如何對待那些敢於提出批評的中國公民的。」這段視頻在當天的BBC新聞中反覆播出,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烙印。

在這種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則問題面前,沒有任何迴旋和曖昧的餘地。誰都害怕被輿論貼上「漢奸賣國賊」的標籤,誰都不敢承擔妥協帶來的政治責任。

這位使館工作人員會因為粗暴應對抗議事件、授人以柄使中國的國際形象遭到負面報導而受批評,還是會因為堅決與外國反華勢力作鬥爭而得到嘉獎呢?從後續瑞典遊客事件、孔琳琳事件來看,答案恐怕一直是前者。實際上,這類事件一旦發生,隨後的發展就只有一條路徑——哪怕當事人的行為不是主管領導授意,哪怕直接上級對他們的做法不贊同甚至反感,哪怕證據顯示他們是粗暴無理的一方,但在這種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則問題面前,沒有任何迴旋和曖昧的餘地。誰都害怕被輿論貼上「漢奸賣國賊」的標籤,誰都不敢承擔妥協帶來的政治責任,所有人都被亢奮的民族主義綁架了,就連最高領導人也不例外。當局沒有選擇,只能硬着頭皮譴責外方,為中方工作人員的錯誤「背書」。這種「寧左勿右」的例子在中國政治中屢見不鮮。孔琳琳事件不是第一起,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起。

收起無用的「亮劍」

一些評論家認為,孔琳琳事件和瑞典遊客事件都發生在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國內經濟持續下行、民怨累積的背景下,執政者內心焦慮恐慌,需要利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加以炒作,以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對這種具有「陰謀論」色彩的說法,我們無從考證真偽。但在當前美國內部形成全面遏制中國的共識、國際形勢空前嚴峻的情況下,中國的最佳策略顯然是需要更多朋友、更多支持,而不是四處樹敵,化友為敵。聚焦事件本身,這種「亮劍」行為真的有助於遏制「敵對勢力」、有利於樹立中國正面友好的國際形象嗎?

在王天安事件中,使館工作人員並沒有按照西方的公關原則變通處理化解危機,反而火上澆油,以不文明的方式應對,使王天安成為被欺負的弱者,贏得了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加深了西方人對中國政府粗暴專制的印象,同時也絲毫不能遏制「外國勢力」對「天安門事件」的持續關注和紀念,除了逞一時手快之外,沒有達到任何正面效果。

中國記者和中國政府的行為,顯示出身份上的大錯亂。

而在孔琳琳事件中,多數西方輿論和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都認為孔琳琳大鬧會場的行為是失當的,因為即便按照中國官方發布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記者的職責也應是「全面客觀報導事件動態」,而不是「擺布報導對象」或者「製造新聞」。在一個嚴肅的研討會上,她理應心平氣和地進行報導和陳述,或者提出尖鋭問題,而不是違背記者的職業道德,成為情緒失控的抗議者。

反過來說,如果她決意以抗議者身份出現,那麼就應該坦然接受被驅離會場、甚至被拘捕的後果,而不該有當局事後「正常履職」的辯護。例如2009年在劍橋大學朝温家寶總理扔鞋子的德國學生就被英國警方拘捕、並因「暴力威脅」罪受到法庭審判,也未見德國政府對此提出過抗議。

無論是哪種情況,中國記者和中國政府的行為都顯示出身份上的大錯亂。美國政府最近剛剛將新華社和CGTN列為「外國代理人」。在這個節點上,孔琳琳的行為將進一步強化西方對「中國記者」並非記者、而是中國政府代理人的印象。雖然「黨媒姓黨,新聞是黨的喉舌」這一點,在中國本來也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衝突無疑會使中國外宣機構和新聞機構在國外的可信度進一步受到打擊,中國駐外記者以後取得海外的採訪資格可能將更加困難。

美國政府最近剛剛將新華社和CGTN列為「外國代理人」。在這個節點上,孔琳琳的行為將進一步強化西方對「中國記者」並非記者、而是中國政府代理人的印象。

而在「孔琳琳事件」之後,保守黨人權活動人士羅傑斯成了言論自由受到侵害的對象,羅冠聰、戴耀廷等人其後在劍橋大學學聯的演講和研討會也未受到任何影響。不難發現,這一事件除了使中國記者和中國政府的形象蒙羞外,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沒有取得任何正面效果。

無論是王天安、瑞典遊客還是孔琳琳事件,都凸顯出中國在處理外交爭議時缺乏有效的溝通方式,不會也不願運用西方人廣為接受的公關手段為自己爭取道義和情感支持,而這其實正是中國政府眼中的「敵對勢力」最擅長的。正如一位外國記者所言,「中國有時就像一位莽撞的青年人,有一天闖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卻沒有學到成年人打交道的遊戲規則,仍然我行我素,稍不如意便大哭大鬧。」

有人認為這種溝通不暢源於意識形態差異帶來的固有偏見,無論怎樣改變工作方法都無法避免,西方人總是會敵視我們。這種情況固然在小範圍內存在,但這種說法還是在為中方工作人員缺乏外交智慧,以及外交和外宣常年「政治掛帥」、將國內領導和民眾作為受眾而忽視國際影響和國際輿論的錯誤找藉口。這兩點倘若不改變,中國的外交和外宣工作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會遇到不小麻煩。

(王戴勃,自由撰稿人,現居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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