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戴勃：央视记者英国闹场，折射中国外交“亮剑”困局

继9月初中国游客在瑞典因要求留宿酒店大厅被警察带走而引发外交风波后，同月底，“孔琳琳事件”再次成为焦点新闻。9月30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孔琳琳在英国保守党年会的一个香港问题研讨会上，同与会者发生激烈冲突。

据在场人士描述，当时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Benedict Rogers）正在发言，他说自己是“亲中国的，不是反中国的……希望中国和中国人民成功……保障‘一国两制’的实施，对中国和英国都有好处。”此时，孔琳琳突然站起来打断他，大声怒斥罗杰斯是“骗子”、“想要分裂中国”，称在座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罗冠聪、戴耀廷等人是“汉奸”、“傀儡”、“假中国人”。工作人员请她离场时，她与在场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发生推搡，并两次掌掴了那位志愿者。事后，她被警方带走，不久后获释。警方表示将继续调查她是否涉嫌普通袭击。

对此，央视和中国驻英使馆相继发表声明力挺记者。央视发言人称“其行为是正常履职，会议组织方举止失当，要求英方“保障我记者权益”；使馆则批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为反华分裂势力张目”，称孔琳琳只是“提问表达观点”，“却遭到百般阻挠，甚至人身侵犯”，要求英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向中国记者道歉”。而在中国国内，“孔琳琳事件”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议话题，不少网友留言称她是“女中豪杰”、“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打得好，港独份子活该被打”。

宣传系统的刻意表演与逆向淘汰

孔琳琳事件发生后，曾在《环球日报》英文版担任编辑、知晓中国官媒运行机制的帕尔默（James Palmer）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孔琳琳这种乖张举动，倘若换在其他电视台，恐怕早就会让她丢掉工作；而驻华外国记者如果敢大闹中方记者会，肯定会被吊销记者证并驱逐出境。他质疑称，孔琳琳的行为可能不是爱国热情的一时爆发，而是一场刻意安排的表演，旨在捞取政治资本，为自己的晋升铺路，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对外宣传其实不是针对外国人的，而是演给国内领导看的。

帕尔默认为，鉴于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央视的海外频道CGTN在对外报导中国时只能采取与国内相同的尺度，这种报导必然回避敏感问题，缺乏真材实料和新闻卖点。与之相比，同是威权主义政府操控的“今日俄罗斯”（RT）频道常常采用煽动阴谋论、鼓吹民粹主义、邀请西方左派批判西方的策略。但对CGTN的中层领导而言，这种策略的风险过高，很容易弄巧成拙。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与其说提高海外频道的收视率，毋宁说是避免出现“舆论导向”上的政治错误，这也导致CGTN等外宣单位的内容沉闷无聊，难以吸引西方受众。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CGTN等中国外宣机构最关心的问题与其说提高海外频道的收视率，毋宁说是避免出现“舆论导向”上的政治错误。

这种压力传导到具体记者身上，不少人在严苛审查下放弃了原有的职业理想，只是被动地完成任务，少数人则产生出剑走偏锋的想法，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的代言人，通过鼓吹“爱国”和民族主义来搏出位，之前的典型例子便是声称“代表亚洲”的苪成钢。孔琳琳很可能受到了瑞典事件的启发，认定她的行为必然得到国内的舆论和官方支持，即使不能一炮走红，至少也能提高自己的晋升机会，使竞争者无法质疑她的政治立场。但这种“战狼”式的民族主义肌肉秀，是外国受众十分反感的，完全无助于中国改善其国际形象。

帕尔默的文章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对外宣传所处的两难境地。不仅如此，中国在海外开设的许多外宣机构，其实都不是以外国人为受众，而是为了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形式，让国内领导人享受“外媒交相称赞”带来的面子。例如在今年“两会”上触发话题风暴的“红衣记者”张慧君，其“美国全美电视台”就只是一个空壳。相反，对其白眼相向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记者梁相宜却被迅速吊销了采访证。

中国在海外开设的许多外宣机构，其实都不是以外国人为受众，而是为了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形式，让国内领导人享受“外媒交相称赞”带来的面子。

孔琳琳选择民族主义，亦非一日之寒。查阅社交媒体不难发现，她已经跟外国人打过无数笔仗。2016年BBC报导北京市房山区村民刘慧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提到其驻京记者遭到多名便衣警察的拦阻和驱逐。孔琳琳随即在推特上怒斥BBC记者炮制“假新闻”抹黑中国。而在瑞典游客事件发生后，她连发数十条微博，怒斥不同情中国游客的国民为“慕洋犬”，并称“把辱华侮辱同胞称作言论自由的，也只有汉奸才能有这种高论。” 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帕尔默的看法，她此次的反应，并不算出人意外，或许就是她本人真实信仰的反映。这同时也说明，在宣传系统中，逆向淘汰十分严重，往往只有“政治过硬”者才能留下来。

“新闻记者”背后的外交路线

不过帕尔默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首先，孔琳琳作为央视驻外记者，其工作内容并不是通过CGTN向海外报导中国，而是通过央视向国内观众报导英国时事，首要职责是对内的新闻宣传。此外，中国的驻外记者通常兼有政治、外交、情报等多重使命。当出现敏感政治事件时，使馆常常会指派留学生、访问学者、记者或者当地华侨以提问等形式间接表达官方立场，或者迫使对方对一些官方需要了解的问题公开表态。

这次事件的起因也不排除有使馆或其他部门的授意，否则很难想像央视记者会对远在伯明翰的保守党年会中一场并不起眼的边会感兴趣。但笔者询问了多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驻外记者，他们均表示，在类似的情况下，使馆从未对他们提出过出格要求，他们也会恪守记者的职业道德，在提问或发言时保持语气平和，避免失态。由此可见，此次事件闹得这么大，并不一定是上级领导的原意。

这一次，与其说孔琳琳是在做收集信息或者对外宣传，不如说她这次扮演了一回外交角色。而无论是外宣还是外交，长期以来都存在着激烈的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就曾经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一度大力支持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对抗取代对话，国内部门更是要求驻外使领馆向外国人大量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等宣传品。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回忆说，这种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致使中国在外交环境已经十分孤立的情况下，“同建交或者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改革开放”后，当局开始反省这种强硬外交给中国带来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要求中国在国际上不逞强，不出头，以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半期，中国在外交上都十分低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避免与西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摩擦。

199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国力强大了，有了说“不”的资本，可以抛开“韬光养晦”，追求“有所作为”的强势外交。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作为执政的合法性依据，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许多中国人从百年国耻的历史中简单地归纳出“强硬斗争等于爱国，妥协让步等于卖国”的公式，使得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许多中国人从百年国耻的历史中简单地归纳出“强硬斗争等于爱国，妥协让步等于卖国”的公式，使得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对此，主张柔性外交的“鸽派”人士也曾大声疾呼。其代表人物、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就强调，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会导致从政者被民族主义劫持，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些观点和做法不对，但为了博得公众的支持，他们也会那么干”。针对中国外交太软弱的批评，他说，“该发脾气要发脾气，该拍桌子要拍桌子，该教训他们就要教训他们。这个听起来，有些人觉得很过瘾”，但实际上对中国没有好处，“你很凶，你很厉害，人家想，你现在人均3000美元就这么凶了，将来人均2万美元你会怎么样啊？难道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中国日报》曾经将他的看法总结为“外交不是打嘴炮抖威风，外交是平和礼貌地维护国家利益，多交朋友少树敌。”

民族主义裹挟下的“战士”外交

随着吴建民在2016年去世，“鸽派”外交的声音日渐式微，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一走向也同时反映出最高领导人的好恶变化。早在2009年，习近平就发表过“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的讲话，语气显示出轻蔑与强硬的态度。近年来，有关“大国”、“强国”、“崛起”、“复兴”的论述不绝于耳。在外交领域，国务委员杨洁篪将“展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归纳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八大方面之一，要求“在涉及我国重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亮明立场，划出底线，敢于斗争。” 针对宣传工作，习近平强调“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在外宣系统中，这句话被引申为“必须始终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出中国声音、阐明中国观点、讲明中国立场，绝不能失语、缺位。”在针对敏感问题时，要“正面交锋、敢于亮剑、坚决批驳、严厉回击，绝不能当左右迎合的‘摇摆人’、态度暧昧的‘两面派’、独善其身的‘老好人’。外宣工作， 需要的是‘战士’，绝不需要‘绅士’。”

既然是“战士”而不是“绅士”，自然不必文明待人，也无须忌讳以言语甚至肢体冲突的方式来进行斗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表态，势必激励基层工作人员采取愈加激进的手段来展示自己的政治忠诚。既然是“战士”而不是“绅士”，自然不必文明待人，也无须忌讳以言语甚至肢体冲突的方式来进行斗争。

在更为敏感的历史事件上，这一点凸显得更加明显，2014年6月4日，多人来到中国驻英国使馆门前献花，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其中就有著名异见人士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此时她的父亲正因“间谍罪”在中国服刑。当王天安将花摆在使馆门口台阶上准备离开时，突然从门后冲出一位工作人员，抓起花束丢到路边，然后用力推搡王天安和随行外国女士，两人后退几步，险些跌倒。等众人回过神来，那位工作人员已经消失在大门之后。

这一幕被各国记者拍了下来，在随后的采访中，王天安对BBC的记者说：“如果他们在伦敦都如此对待我们，那么可以想像他们在中国是如何对待那些敢于提出批评的中国公民的。”这段视频在当天的BBC新闻中反复播出，在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烙印。

在这种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面前，没有任何回旋和暧昧的余地。谁都害怕被舆论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谁都不敢承担妥协带来的政治责任。

这位使馆工作人员会因为粗暴应对抗议事件、授人以柄使中国的国际形象遭到负面报导而受批评，还是会因为坚决与外国反华势力作斗争而得到嘉奖呢？从后续瑞典游客事件、孔琳琳事件来看，答案恐怕一直是前者。实际上，这类事件一旦发生，随后的发展就只有一条路径——哪怕当事人的行为不是主管领导授意，哪怕直接上级对他们的做法不赞同甚至反感，哪怕证据显示他们是粗暴无理的一方，但在这种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面前，没有任何回旋和暧昧的余地。谁都害怕被舆论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谁都不敢承担妥协带来的政治责任，所有人都被亢奋的民族主义绑架了，就连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当局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谴责外方，为中方工作人员的错误“背书”。这种“宁左勿右”的例子在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孔琳琳事件不是第一起，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收起无用的“亮剑”

一些评论家认为，孔琳琳事件和瑞典游客事件都发生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国内经济持续下行、民怨累积的背景下，执政者内心焦虑恐慌，需要利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加以炒作，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对这种具有“阴谋论”色彩的说法，我们无从考证真伪。但在当前美国内部形成全面遏制中国的共识、国际形势空前严峻的情况下，中国的最佳策略显然是需要更多朋友、更多支持，而不是四处树敌，化友为敌。聚焦事件本身，这种“亮剑”行为真的有助于遏制“敌对势力”、有利于树立中国正面友好的国际形象吗？

在王天安事件中，使馆工作人员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公关原则变通处理化解危机，反而火上浇油，以不文明的方式应对，使王天安成为被欺负的弱者，赢得了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粗暴专制的印象，同时也丝毫不能遏制“外国势力”对“天安门事件”的持续关注和纪念，除了逞一时手快之外，没有达到任何正面效果。

中国记者和中国政府的行为，显示出身份上的大错乱。

而在孔琳琳事件中，多数西方舆论和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都认为孔琳琳大闹会场的行为是失当的，因为即便按照中国官方发布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记者的职责也应是“全面客观报导事件动态”，而不是“摆布报导对象”或者“制造新闻”。在一个严肃的研讨会上，她理应心平气和地进行报导和陈述，或者提出尖锐问题，而不是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成为情绪失控的抗议者。

反过来说，如果她决意以抗议者身份出现，那么就应该坦然接受被驱离会场、甚至被拘捕的后果，而不该有当局事后“正常履职”的辩护。例如2009年在剑桥大学朝温家宝总理扔鞋子的德国学生就被英国警方拘捕、并因“暴力威胁”罪受到法庭审判，也未见德国政府对此提出过抗议。

无论是哪种情况，中国记者和中国政府的行为都显示出身份上的大错乱。美国政府最近刚刚将新华社和CGTN列为“外国代理人”。在这个节点上，孔琳琳的行为将进一步强化西方对“中国记者”并非记者、而是中国政府代理人的印象。虽然“党媒姓党，新闻是党的喉舌”这一点，在中国本来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冲突无疑会使中国外宣机构和新闻机构在国外的可信度进一步受到打击，中国驻外记者以后取得海外的采访资格可能将更加困难。

美国政府最近刚刚将新华社和CGTN列为“外国代理人”。在这个节点上，孔琳琳的行为将进一步强化西方对“中国记者”并非记者、而是中国政府代理人的印象。

而在“孔琳琳事件”之后，保守党人权活动人士罗杰斯成了言论自由受到侵害的对象，罗冠聪、戴耀廷等人其后在剑桥大学学联的演讲和研讨会也未受到任何影响。不难发现，这一事件除了使中国记者和中国政府的形象蒙羞外，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没有取得任何正面效果。

无论是王天安、瑞典游客还是孔琳琳事件，都凸显出中国在处理外交争议时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不会也不愿运用西方人广为接受的公关手段为自己争取道义和情感支持，而这其实正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敌对势力”最擅长的。正如一位外国记者所言，“中国有时就像一位莽撞的青年人，有一天闯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却没有学到成年人打交道的游戏规则，仍然我行我素，稍不如意便大哭大闹。”

有人认为这种沟通不畅源于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固有偏见，无论怎样改变工作方法都无法避免，西方人总是会敌视我们。这种情况固然在小范围内存在，但这种说法还是在为中方工作人员缺乏外交智慧，以及外交和外宣常年“政治挂帅”、将国内领导和民众作为受众而忽视国际影响和国际舆论的错误找借口。这两点倘若不改变，中国的外交和外宣工作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遇到不小麻烦。

（王戴勃，自由撰稿人，现居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