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中國

《人民公敵》下架:百餘年前的戲劇經典,觸碰了何種當代紅線?

這次在國家大劇院——一個與人民大會堂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們竟然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對社會的不滿。


德國柏林邵賓納(Berliner Schaubühne)劇團在北京大劇院表演的劇目是易卜生於1882年發表的劇作《人民公敵》,故事發生的時間從1882年調換到了現代,同時導演把第四幕改編成了一個觀眾互動環節。圖為《人民公敵》於倫敦演出的劇照。 攝:Robbie Jack/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德國柏林邵賓納(Berliner Schaubühne)劇團在北京大劇院表演的劇目是易卜生於1882年發表的劇作《人民公敵》,故事發生的時間從1882年調換到了現代,同時導演把第四幕改編成了一個觀眾互動環節。圖為《人民公敵》於倫敦演出的劇照。 攝:Robbie Jack/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歷史學家穆紅是一個戲劇迷,她研究五四運動、熟識《新青年》雜誌,這本雜誌曾在1918年出版過《易卜生專號》,對國民革命年代的中國青年人影響深遠。也因此,她對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戲劇相當熟悉。

2018年9月6日這天,她聽聞中國國家大劇院正在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立刻就買了票前去觀看。穆紅怎麽也不會想到,自己看的這齣戲竟成了「未刪減絕版」。

9月6日,德國柏林邵賓納(Berliner Schaubühne)劇團來到北京巡演,表演的劇目是易卜生於1882年發表的劇作《人民公敵》。邵賓納劇團此次表演,對原著作出了較大改動,他們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從1882年調換到了現代。

與此同時,導演把《人民公敵》第四幕,改編成了一個與現場觀眾的互動環節——而正是這個頗為新穎的互動環節,導致了《人民公敵》被下架的命運。

《人民公敵》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

穆紅坐在觀眾席上等待第四幕的來臨。

互動一開始,她就聽見翻譯對現場觀眾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言論自由」。話畢,全場觀眾哄堂大笑。緊接着,翻譯又問,「大家對醫生有沒有好感呀?」——在該劇原版中,正是這位發現了溫泉浴場環境問題的斯多克芒醫生,成為了被劇中公眾出於自身利益、而反對批判的「人民公敵」。但弔詭的是,在中國國家大劇院,現場絕大部分觀眾都舉手表示「對醫生有好感」,「人民公敵」意外地被觀眾「愛戴」起來,氣氛異常熱烈。

這次在國家大劇院——一個與全國人民大會堂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們竟然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對當下中國的不滿。「我當時驚訝得快要從椅子上掉下來了!」

面對觀眾對醫生的好感,翻譯又問「為什麽?」,於是接下來的一切變得不再可控——

觀眾紛紛舉手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他講真話」,「因為我們的政府一樣不負責任」,「因為中國的媒體也不講真話」,「我們也有環境汙染的問題」。

翻譯接着問道,「我們需不需要言論自由?」穆紅記得,台下所有觀眾,僅有一位回答說「我們需要言論自由,但不能妨礙國家」,而其餘觀眾一邊倒地高呼,「我們希望有言論自由!」

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的《人民公敵》宣傳照。

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的《人民公敵》宣傳照。攝影:Alastair Muir

對於當晚的互動,穆紅更多的是驚訝。在她日常獲得的信息裏,中國的言論自由正在急劇收緊,審查也日趨嚴格。簡略回憶起來,就有余英時等人的書籍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聖經》也在網購平台上遭遇下架。令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在國家大劇院——一個與全國人民大會堂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們竟然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對當下中國的不滿。「我當時驚訝得快要從椅子上掉下來了!」穆紅告訴端傳媒。

從劇場出來,她開始擔心戲劇接下來的演出可能會受到影響。果然,她的擔心得到了應驗。

首演結束後的當晚,國家大劇院領導立即與邵賓納的執行導演托比亞斯·費特(Tobias Veit)召開商討會議,要求劇團方面能刪除互動環節。而事實上,現代版《人民公敵》改編的亮點正是觀眾互動環節,許多年來,該劇團都是這樣在世界各地巡演——劇團方面不願在中國開此「被審查」的先河,雙方僵持不下。在經歷了漫長的討論後,雙方終於達成了妥協:劇團刪節掉與觀眾互動的環節,劇院立即停止售票,但劇團可以告知觀眾情況。

「只有在這種虛擬的場景中我們才有那麽一次投票的機會……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劇場裏,在一個虛擬的場景中,我們也不允許哪怕是以最虛無的方式,說出『言論自由』四個字。」

首演風波之後,網友林木木和穆紅一樣,也預感到這極有可能是該版《人民公敵》在中國的最後一次演出。於是他立即前去網站購票,希望能看到最後的演出。而彼時,國家大劇院售票渠道已經關閉,所幸他在其他網站淘到了餘票。

於是,在他觀看《人民公敵》的當晚,戲劇中的互動環節已被刪減。但在劇中斯多克芒醫生演講完後,一名演員朝向觀眾表演,「誰贊同這位瘋狂的極端分子的話?」台下觀眾還是幾乎全部舉起了手。

但之後的提問環節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演員的一段陳述,大意為「這裏本來應該有一個觀眾和角色對談的環節,但是現在沒了,我也不知道對你們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演員說完後,全場陷入了「尷尬的沈默」。

林木木回想起來,整件事真是一場莫大的諷刺,事後他在其博客中寫道,「只有在這種虛擬的場景中我們才有那麽一次投票的機會……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劇場裏,在一個虛擬的場景中,我們也不允許哪怕是以最虛無的方式,說出『言論自由』四個字。」

觀看了最後演出的林木木終究是幸運的。不久之後,即使是刪節版本的《人民公敵》也未能逃過下架的命運。原定於9月13日、14日於江蘇大劇院上演的《人民公敵》劇目遭遇下架,官方給出的原因是「舞台技術原因」。但這個理由似乎不能說服劇團和觀眾。

費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即使沒有舞台設備,臨時做一些調整也可以演出。」但江蘇劇院官方還是拒絕了劇團的演出。而觀眾,則更加不相信這套說辭,當被問到是否相信「技術問題」時,穆紅說:「『技術問題』當然不相信。」林木木則冷笑道:「呵呵,得有多相信國家相信黨,才會相信這個『技術原因』啊!」。不久前,導演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在山西點映同樣說是「技術問題」而被取消,在林木木看來,「技術問題」已經是當下審查的最標準托詞。

如一個隱喻般,南京市在取消《人民公敵》演出後,9月10日,該市又召開發布會,稱計劃於10月4-5日,上演中國文革期間的著名樣板戲《紅燈記》。雖然兩處劇目並非在同一個劇院上演,但兩件事一前一後,接踵而至,一個因政治問題遭遇禁演,一個因「政治正確」而備受推崇,也迅速引起中國網友的不滿。一位憤怒的網友評價道,「真不配擁有一點兒好東西。」

百餘年前,易卜生在創作《人民公敵》時不可能知道,這一部劇作會與136年後的中國產生如此強烈的互文與對照。林木木告訴端傳媒,劇中的「幾乎每一個情節,我都覺得是在講中國的當下。」而尤其是在遭到下架之後,這種奇異的互文,變得更加貼切。

2016年5月1日,英國Chichester Fesival劇院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敵》舞台劇。

2016年5月1日,英國Chichester Fesival劇院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敵》舞台劇。攝影:Alastair Muir

「那一幕成為了出口」

1881年,易卜生發表了劇本《群鬼》,在當時,這本著作觸及到了很多社會禁忌,諸如梅毒和亂倫等問題,遭到了當時公眾的猛烈抨擊。謾罵和詛咒充斥着報刊,以至於蕭伯納曾幽默地總結說,如果把這些對易卜生的謾罵記錄下來,可以作為一部《詛咒語言大全》。不少學者認為,正是因此,易卜生才在一年以後寫成了《人民公敵》,他將斯多克芒醫生作為自己的替身,還擊那些辱罵詛咒的輿論。

《人民公敵》這部劇目,大致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主人公斯多克芒是一個小鎮浴場的醫官,他和他的哥哥皮特——也是當地市長,共同發展一個溫泉浴場,浴場逐漸成為當地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但在調查中,他發現溫泉的水遭到汙染,來浴場休養的旅客反而會感染傳染病。於是斯多克芒把相關情況報告給他的哥哥,希望作為市長的他能處理汙染問題。但市長因為處理汙染要花費大筆資金,以及可能會影響小鎮未來的聲譽,因此對斯多克芒的請求置之不理,而當地媒體為了自身利益,也幫着隱瞞消息。

在劇本的第四幕,投訴無門的斯多克芒只得舉辦公民大會,意圖直接將真相告知市民,而諷刺的是,市民因為指望着浴場給其帶來財富,拒絕了斯多克芒的說法,並斥之為瘋子——以及「人民公敵」。到此時為止,無望的斯多克芒說出了最為著名的一句話,「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幾乎每一個情節,我都覺得是在講中國的當下。尤其是市長汙名化醫生,然後醫生被人扔水彈的一幕。這簡直就是現在中國,每一個敢於說出真相的人的下場。」

此次邵賓納劇團改變原著,最大的爭議正是來自於第四幕,他們將第四幕中的斯多克芒醫生與劇中市民的互動,改成了與現場觀眾的互動,意圖將觀眾們的反應融入戲劇。

戲劇原著本身的解讀就是多元的,在加入了觀眾互動環節之後,解讀就更加多元。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何一梵向端傳媒介紹,在討論這部劇作時,學界主要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斯多克芒醫生是易卜生的代言人,認為劇作是寫實主義/理想主義/個人主義的三位一體的表達;另一派則認為,此部劇作的立意與19世紀末、20世紀的哲學思潮有關。亦即是說,戲劇作為藝術,並非是政治性的,而是多元複雜的。

在中國國家大劇院的官網上,至今還留存了對邵賓納版《人民公敵》藝術總監托馬斯·奧斯特瑪雅(Ostermeier)的採訪。他說,此次劇目呈現了一個利益至上的經濟世界,反思了金錢當道的社會現實與自我存在價值之間的關系。他追問道,「如果一切都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那麽我們這個時代還會剩下哪些真相?」

「戲劇不是真實發生的東西,但是它會反映現實。台下的觀眾很可能將自己身上曾經發生過的事、他們認同但沒法表達出來的想法,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何一梵說。在巡迴演出的過程中,劇團成員們也留意到,不同國家所反映出的不同的戲劇文化,比如:雅典的觀眾沒有任何討論政治的欲望,土耳其沒有觀眾參與的傳統……

但何一梵沒有想到,這些對戲劇本應擁有的多元解讀,在中國語境中,竟然被壓扁成了單一的呼籲言論自由和反對政府的問題。

「中國人太需要一個可以表達政治意見的空間,也太需要一個可以支持正義的機會了。在現實中,這些聲音都是被淹沒、被和諧、被刪除、被消滅的……醫生那種為了捍衛心中的正義,而不惜與全人類為敵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與衝動。」

當演員面向觀眾席,問出「誰贊同這位瘋狂的極端分子的話?」的台詞時,林木木在當天也舉手了。他告訴端傳媒記者,「幾乎每一個情節,我都覺得是在講中國的當下。尤其是市長汙名化醫生,然後醫生被人扔水彈的一幕。這簡直就是現在中國,每一個敢於說出真相的人的下場。」

近幾年來,中國一系列記者、律師和企業家鋃鐺入獄,有的人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甚至被逼在央視認罪。這些被官方操縱的「真相」,公眾未必買單,只是他們沒有任何出口,將憤怒與不滿表達出來。終於,在《人民公敵》上演這天,觀眾們抓到了這個發洩與表達的機會。

林木木說,「中國人太需要一個可以表達政治意見的空間,也太需要一個可以支持正義的機會了。在現實中,這些聲音都是被淹沒、被和諧、被刪除、被消滅的。我們沒有言論自由,這種無力感是支持醫生的動力,與其說觀眾是支持他,不如說是想通過支持他,來表達對當權者的憤怒。所以醫生說的那些模棱兩可的話,觀眾究竟有沒有懂其實並不重要。醫生那種為了捍衛心中的正義,而不惜與全人類為敵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與衝動。」

游富凱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後,他曾在北京生活多年,對中國戲劇在近年來的變化多有研究,曾做過中國當代戲劇發展的相關講座。游富凱告訴端傳媒記者,「觀眾們的行為很可能與長期壓抑與沒有表達渠道相關」。

「壓抑不會消失,而是不斷積累,只要得到一個出口跟管道,被壓抑的情緒就會被釋放出來。」當戲劇開始後,劇場大燈熄滅,黑暗中觀眾開始凝神觀看舞台營造的世界,「會營造出一種安全的氣氛,這可能會給觀眾造成一種『玩』的心態,而那一幕,恰巧成了人們發泄憤怒的出口。」

歷史學家穆紅對此次事件也頗為感慨,她對端傳媒說:「那天給我的反應是,社會和國家是兩個東西,社會那麽(需要)自由,當時是在國家大劇院裏面呀!要我說,民智已開。」

易卜生生於挪威,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挪威劇作家,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在不少評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對中國文化運動影響最大的外國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國人的身份奪走了「中國戲劇之父」的名號。

易卜生生於挪威,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挪威劇作家,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在不少評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對中國文化運動影響最大的外國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國人的身份奪走了「中國戲劇之父」的名號。攝: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不斷出「政治問題」的「易卜生主義」

中國人與劇作家易卜生淵源甚久。

在不少研究評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對中國新文化運動影響最大的外國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國人的身份奪走了「中國戲劇之父」的名號。早在魯迅留學日本期間,他就曾撰寫過兩篇論文,稱揚易卜生的個人主義精神。只是文章最初發表在日本,對其時國人影響甚微。

易卜生真正產生影響之時是在1918年,胡適等人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易卜生專號》。其中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文化陣營的「易卜生觀」。

他寫道,「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時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儀之幫,明明是贓官汙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要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娼女盜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旨在他肯說老實話,旨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

易卜生譯介後不久,人們「觀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這甚至推動了「問題小說」、「問題戲劇」(The Problem Play)的興盛。這種力量自然也觸動到了當局的神經,自易卜生劇目引進中國以來,禁演、臨時取消等事件就接連不斷。

在胡適看來,易卜生的可貴之處有三,「一是實行寫實主義;二是強調個性獨立;三是主張充分發揮個性。」《易卜生專號》發刊之後,胡適等人也大力將易卜生的劇目推廣到中國,形成了五四時期蔚為可觀的「易卜生熱」現象。

游富凱認為,胡適之所以選擇推出易卜生的劇目,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密切關聯。告別有清一代,民國草創,戰亂頻仍,當時的中國社會仍有深刻的保守傳統,現代改革難以推行。胡適亦曾希望,找幾位女性排演他當時撰寫的獨幕劇《終身大事》,結果由於劇中的角色田女士自由選擇愛人,諸演員竟然無人敢扮演。面對此種社會狀況,胡適等人希望用易卜生的劇作,去打破桎梏。

果然,易卜生譯介後不久,人們「觀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這甚至推動了「問題小說」、「問題戲劇」(The Problem Play)的興盛,諸如歐陽予倩的《潑婦》、冰心的《斯人獨憔悴》等問題劇作、問題小說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他們關心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倫理問題以及心理問題,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股強大力量。

這種力量自然也觸動到了當局的神經,自易卜生劇目引進中國以來,禁演、臨時取消等事件就接連不斷。1924年12月,北京念六劇學社再次演出了《娜拉》,並採取了當局禁止的男女合演形式,在演出過程中,警察突然出現干涉,要求終止演出;1927年12月,《人民公敵》準備在南開中學的校慶紀念日演出,但在演出即將到來時,劇名引起了當局警惕,天津軍閥褚玉璞勒令南開中學取消該劇的演出。

而到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文藝界認為「藝術必須直接服從於政治」,而已經成為「新中國敵人」的胡適,他提出的「易卜生主義」被指宣揚個人主義,是「極左」思潮,一時間成了社會的「萬惡之源」。在這之後,中國人對易卜生避之不及,一直持續到文革之後。

事實上,在毛澤東的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易卜生劇作因為「政治問題」而遭到冷落,而在2014年10月15日,中國也再次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發生在中國的「易卜生往事」,皆已過去近100年,但易卜生劇目遭遇禁言的戲碼又再度上演了。

「聽到邵賓納劇團的事,我覺得既難過又諷刺,難過在於僅僅是舉手表達自己看法這樣一種形式,都沒有辦法接受。諷刺在於,好像這個社會沒有在進步」,游富凱說。

2012年7月17日,法國第66屆阿維尼翁戲劇節上演的《人民公敵》的劇照。

2012年7月17日,法國第66屆阿維尼翁戲劇節上演的《人民公敵》的劇照。攝:Anne-Christine Poujoulat/AFP/Getty Images

劇場鬆動了觀眾的靈魂,一個人有改變的可能

易卜生出生於挪威,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在易卜生之前,戲劇更像是單純的娛樂消遣的行業,並沒有被附帶過多嚴肅的現實社會意義。但在易卜生出現之後,一種新的編劇方式被開創出來,他挑戰傳統舊式觀念,為底層人民發聲,這讓知識分子看到,通過劇本其實可以探索很多美學、社會學和具備深刻現實意義的議題。

挪威人易卜生創作的時代,正是處於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歐洲社會價值整體保守,這種保守的世界觀不只影響歐洲,又隨着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在世界各地傳播開來。而易卜生的很多劇本,被認為觸碰到維多利亞式社會價值觀的禁忌,因此他在歐洲引起了很重要的回響。

「硬邦邦的意識形態,深信不疑的價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戲劇的『病毒』的感染,被鬆開了之後,一個人就有發生改變的可能。而透過這種改變,很奇怪,社會反而會進步。」

易卜生寫實主義的編劇方式以及哲學觀念,也深刻影響了其後諸多劇作家、小說家、社會改革者乃至心理學家。在他之後,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等人也登堂入室,在世界範圍內拉開了現代戲劇的帷幕。

易卜生所造成的影響力,不止於現實主義作家。意識流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其青年時期也曾專程學習挪威文,只為能閱讀易卜生的原著。擔任過喬伊斯秘書的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名劇《等待果陀(戈多)》(En attendant Godot),儘管遠離現實主義題材,但卻在開放式、不提供答案的劇作結構上,延續了易卜生所開創的道路。

「現代文學、現代戲劇有很多重要的作家,他們創造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如果要追溯他們的原點,都會追到易卜生身上」,何一梵告訴端傳媒記者。他感到悲哀的是,「看到邵賓納的《人民公敵》,很好的劇本,很好的劇團,這個文化交流是應該要繼續推動下去的。這對北京的觀眾,對德國的劇團,都有好處,我真的希望這次事件,不要影響到之後的文化交流。」

對長期致力於戲劇教育的何一梵而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它可以讓人們看到世界一流作品的樣子,能夠便於劇團和學者都「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好地發展戲劇;而更多的是,對於普通觀眾而言,他們能夠通過觀看世界一流作品,來滿足審美,提升心靈,「這樣的機會在台灣來說很少,而大陸有財力支撐這樣的活動」。

「拿台灣來說,台灣的現代戲劇是一個傳統底蘊很窄的地方,又有很大的商業壓力,做劇場的都很容易餓死。先天的劇場文化底蘊薄弱,後天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越來越要跟商業妥協,很難有很好水準的作品,但是國外英國、法國、瑞典,他們有很好的文化和戲劇底蘊,他們也有國家劇院贊助,可以讓當代一流導演、編劇、演員合作,可以完成很好的作品。能夠邀請到這樣一流的劇作來,我真的替北京的觀眾感到福氣」,何一梵告訴端傳媒記者。

但邵賓納版《人民公敵》遭到禁演後,人們對整個中國的戲劇文化都開始擔心起來。林木木認為,戲劇本來一直是小圈子的事情,審查比較鬆,此次事件之後,說不定會影響其他外國戲劇在中國大陸的上演。

何一梵則希望能給創作人多一點自由,因為「劇場從來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劇場很容易用氣氛感染觀眾,也可以被拿來跟社會對話,甚至是一種挑釁」。

「戲劇會鬆動觀眾的靈魂,劇場裏面,我們靈魂的武裝是卸下的,所以一部戲劇就像在我們的心裏面埋下一個『病毒』,它會癱瘓掉我們原來固執的想法,價值,意識形態,就像得了感冒的人會癱瘓掉一樣。硬邦邦的意識形態,深信不疑的價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戲劇的『病毒』的感染,被鬆開了之後,一個人就有發生改變的可能。那些平時我們在辯論裏面,最難被說服、最難被鬆動的部分。你用辯論很難去說服他,但是如果你送他去看一齣好戲,他可能會被改變。」

「而透過這種改變,很奇怪,社會反而會進步」,在採訪最後,何一梵告訴端傳媒。

(應受訪者要求,穆紅、林木木為化名)

(李由,記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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