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好孩子們！」——這是阿爾及利亞共產黨（PCA）成員莫里斯·奧丹（Maurice Audin）對妻子若瑟特說的最後一句話。
1957年6月11日晚，時值阿爾及利亞戰爭，這位年輕的數學系助教、3個年幼孩子的父親，在家中被法國陸軍傘兵部隊拘捕。一個月後，若瑟特收到軍方報告稱，她的丈夫在一次轉移中跳車逃逸，自此人間蒸發。
在這份冠冕堂皇的報告作出61年後，歷經7屆總統的更迭，現任總統馬克龍（馬克宏）終於在2018年9月13日代表法國政府承認，莫里斯·奧丹「被逮捕他的軍人用刑後殺害，或被折磨致死」，並表示對此承擔法國的國家責任。
得益於知識分子與記者在公共空間的執著發聲，奧丹事件早已成為揭露法軍酷刑的標誌性事件。然而，回望這漫長的半個多世紀，與其說這是法國政府面對受難者逐步承擔歷史責任的時期，不如說這是政府一步步拖延、推卸責任，甚至系統性地將戰爭記憶拒斥在公共空間之外的時期。至今我們仍未知道奧丹屍首何處，仍未認定直接兇手與當時情形，在法院的駁回裁定中、在政客的說辭中、在民眾的記憶裏，奧丹一次次地失蹤，歷史的真相也隨着他的孤魂一道在未知的長夜裏遊蕩。就此而言，雖然馬克龍終究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但這場記憶之戰事實上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