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躍然：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勞工運動，觸底反彈還是釜底抽薪？

特朗普（川普）在2016 年贏得美國總統大選，曾讓無數觀察者感到驚訝。在人們為這一事件尋找各種解釋的過程中，「白人工人階級」（white working class）逐漸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一時間，媒體上出現連篇累牘的對於白人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和政治觀點的大量報導。而在學術界，以社會學家Arlie Hochshild所著的《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為代表的學術研究，也激起了對於白人工人階級的大量討論。

漸漸地，一種主流敘事開始形成——新自由主義下的政經變遷導致白人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顯著下降，而在種族主義的影響下，他們的不滿轉化為對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排斥，變成對特朗普的支持。

這種敘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符合事實，但無論如何，它的確讓「工人」和「階級」成為談論美國政治的關鍵詞彙，這在階級話語曾經被嚴重邊緣化的美國輿論界來說或許是好事。但耐人尋味的是，即使勞工和階級話語被看作是解釋「特朗普為何獲勝」的關鍵因素，但當人們觀察特朗普執政後的美國社會變遷時，對勞工運動和工人階級的關注卻十分不足。提到這兩年美國社會的政治發展新動向，人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以「婦女大遊行」和「科學大遊行」為代表的大規模街頭行動、另類右翼運動的活躍、以及社會主義左翼組織對美國青年人的吸引力。

然而，特朗普執政後的美國勞工運動，也表現出一系列值得關注的新特徵。這些新特徵代表着怎樣的勞工運動發展方向？這對美國社會來說又意味着什麼？

職業白領：勞工運動的新主力？

2018年1月，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了2017年的各項勞工數據。其中最讓人震驚的消息是：在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美國的工會會員總數不降反升，比2016年增加26萬餘人，工會會員佔全體勞動力的比例也與2016年持平、沒有進一步下跌。

當我們考慮到美國勞工運動在1980年代以來快速衰落的大背景，便能理解這一數字究竟意味着什麼。從1980年以來，美國工會會員人數幾乎每年都在下跌，工會會員佔全體勞動力的比例從超過20%快速降低到2016年的10.7%。而這一延續了將近四十年的大趨勢，似乎在2017年被打斷了。

工會會員總數在2017年的增加，是否意味着美國勞工運動觸底反彈、進入了一個上升期？

工會會員總數在2017年的增加，是否意味着美國勞工運動觸底反彈、進入了一個上升期？這個問題的答案依然有待觀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使2017年真的意味着勞工運動衰落趨勢的逆轉，這一逆轉也肯定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有賴於無數工會組織者在新的行業、新的工種、新的工作場所動員工人、組建工會的辛勤努力。

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工會成員在白領職業和技術行業中的快速增長。2003年，白領員工佔全部工會成員的34%，而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上升到42%（在新英格蘭地區更是高達51%）。大量白領員工成功組建工會的新聞，在最近兩年密集出現，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新聞出版、醫療衞生等行業。

在高等教育領域，哥倫比亞大學、塔夫茨大學、波士頓學院、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助教和助研們在最近兩年相繼宣布成立工會。在新聞出版領域，《洛杉磯時報》、《紐約客》、《赫芬頓郵報》、新鋭媒體Vox的員工也相繼加入組建工會的行列。在醫療衞生領域，最近兩年至少有12所醫院的工作人員組建了自己的工會。

白領員工組建工會的浪潮，也蔓延到了那些之前被廣泛認為是天然與勞工運動絕緣的行業。今年2月份，參與民主黨人Randy Bryce中期選舉工作的政治競選員工宣布成立工會。矽谷大型科技公司（包括Facebook、Google、Uber）的IT從業者也開始了組建工會的嘗試。

隨着工資漲幅的停滯、過勞問題、不穩定就業在白領行業變得越來越普遍，許多白領員工漸漸發現，自己和藍領工人一樣，都需要更多的勞動保障。

在組建工會的浪潮中，白領員工的身份認同也潛移默化地改變着。一位金融從業者對《波士頓環球報》坦承，「我們之前都覺得，加入工會的都是那些在工廠裏工作的人，工會不適用於做我們這種工作的員工」。然而，隨着工資漲幅的停滯、過勞問題、不穩定就業在白領行業變得越來越普遍，許多白領員工漸漸發現，自己和藍領工人一樣，都需要更多的勞動保障。

白領服務行業在勞工運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對美國勞工運動整體而言是喜是憂？一方面看，隨着作為美國勞工運動傳統大本營的製造業不斷衰落，而在藍領服務行業（如餐飲、零售、保潔、家政）中，因為工作過於不穩定、工人相對於僱主的博弈能力過低，試圖成立工會的努力很容易被僱主打壓。在這種情況下，白領服務行業的確可以說是美國勞工運動一個更為可靠的增長點。

畢竟，白領服務行業的勞動力可替代性相對而言比較低（比如，當研究生助教發起罷工時，高校很難迅速找到一批新的僱員來代替他們的工作），資本的流動性也沒那麼高（比如，很難把《洛杉磯時報》的總部從洛杉磯轉移到其他地方），所以白領員工在僱主面前的博弈能力不會像製造業和藍領服務業那麼低，這就為員工成立工會來對抗僱主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白領行業在勞工運動中所佔比重的增加，也可能加劇勞工運動內部的階級隔閡，讓勞工的廣泛團結更難以實現。

但另一方面，白領行業在勞工運動中所佔比重的增加，也可能加劇勞工運動內部的階級隔閡，讓勞工的廣泛團結更難以實現。那些加入工會的白領員工，是否能夠真心認同自己和製造業工人、藍領服務業工人一樣，都是「工人階級」的一份子？在勞工運動中，不同階級的工人之間是否能夠產生有效溝通和聯繫？的確，許多白領工人都抱有「加入工會的都是那些在工廠裏工作的人」之類的想法，即使自己成立工會，也更多是為自身勞動權益考量，而不太可能覺得自己加入了「工人階級」這一更廣泛的共同體。勞工運動打破階級隔閡之路，也許還有很長。

罷工重新成了時髦事？

進入2018年，「罷工」突然成為了美國媒體上頻繁出現的關鍵詞。不同行業的工人罷工此起彼伏，讓2018年成為美國工人罷工的一個小高潮。

和19-20世紀的歷次大規模罷工潮相比，2018年的罷工浪潮無論在規模還是抗爭性上都遠遠不及。然而，隨着1980年代之後美國勞工運動陷入沉寂，今年出現的罷工潮似乎一反常態、讓人印象深刻。和工會會員人數的下降趨勢同步，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工人的罷工行為也變得越來越少見。1980年，美國超過1000名工人蔘加的罷工發生了將近200次，而在最近10年裏，這一數字一直維持在20次以下，在2017年僅有7次。無怪很多人哀歎，罷工在當代美國勞工運動中基本已經絕跡了。

但一切似乎在今年變得不一樣了。從2月份開始，多個州的公立中小學教師發起了大規模罷工。3月份，在教師罷工的激勵下，西弗吉尼亞州Frontier Communications的1400名員工罷工。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的研究生助研、助教們也陸續罷工。5月份，加州大學系統的五萬名校工發起為期三天的罷工。7月份，佛蒙特大學醫療中心的1800名護士罷工兩天。

美國工人在「是否發起罷工」的問題上不再謹小慎微、猶豫不前，展現出一種多年未見的堅定、積極態度。

一時間，美國工人在「是否發起罷工」的問題上不再謹小慎微、猶豫不前，展現出一種多年未見的堅定、積極態度。尤其是在5月份加州大學系統的校工罷工中，一些工會發起了此前在美國幾乎已經絕跡的「同情罷工」（sympathy strike，即在自己的工會沒有罷工需求的情況下，為了聲援其他罷工工會而加入罷工），令人頗為震撼。

在這一輪罷工潮中，最讓人歎為觀止的當屬公立中小學教師的一連串罷工行動。2月22日，西弗吉尼亞的數萬名公立學校教師開始了長達兩週的罷工，以抗議州政府給教師的漲薪幅度過低、醫保資金沒有保障、對公立學校系統的財政投入過少。在這一罷工行動的鼓舞之下，奧克拉荷馬州、肯塔基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北卡羅來納州的公立教師也在之後幾個月裏陸續發起覆蓋全州的罷工行動，並迫使州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了教師的訴求。

這一輪公立學校教師罷工不僅規模浩大，而且還展現出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決定發起罷工的教師們選擇了違抗法律。例如西弗吉尼亞州的法律規定，公立部門僱員沒有集體談判權、也不能發起罷工。西弗吉尼亞的公立學校教師工會，也並不是有權和僱主（即州政府）談判的「真正」工會，而只能通過遊說立法來維護教師權益。在罷工開始前夕，西弗吉尼亞州的司法部長也明確表示：教師罷工是非法的，政府將採取一系列法律措施。但西弗吉尼亞州的教師們在明知罷工違法的情況下，依然選擇了違抗法律，顯示出突破既有框架束縛的巨大勇氣。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在1960-1970年代的罷工潮中時常出現的一條標語：「沒有違法的罷工，只有不成功的罷工」。

第二，這些罷工的主導權在基層教師，而不是工會上層領袖。按照通常的程序，美國工會的罷工決策過程都是由工會領袖發起、再由全體工會成員投票決定是否罷工。然而在西弗吉尼亞州的例子中，領頭號召罷工的卻是基層工會成員。從2月初開始，個別學校和校區的教師就已經發起罷工提議。罷工情緒在教師中間不斷蔓延，隨着教師們的自發討論越來越多，全州的55個校區一個接一個發起罷工投票。在基層教師表達出強烈的罷工意願後，工會領導不得不宣布罷工。

而當西弗吉尼亞的罷工進入第六天時，工會領袖宣布與州長達成一項協議、聲稱解決了教師們的漲薪和醫保問題，並宣布罷工將在一天後結束。但工會領袖的這一聲明，徹底激怒了基層教師。在基層教師們看來，工會領袖和州長達成的協議依然只是空頭支票，而且工會領袖在沒有徵求基層意見的情況下就宣布結束罷工，毫不尊重民主決策。基層教師們拒絕了工會領袖的號召，將罷工繼續下去，也讓工會領袖徹底失去了代言基層教師的資格。

第三，罷工的教師們特別注意避免將罷工的訴求描繪成「為了一己私利」。從歷史上看，政府和資方打壓罷工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將罷工的工人說成「自私自利、枉顧廣大消費者的權益」，從而製造對立、削弱罷工的民意支持。而在這一輪教師罷工潮中，雖然教師的最直接不滿是關於自身的薪資和社保，但在各種社交媒體發言和公共集會標語中，教師們都明確指出：罷工並不僅僅是為教師們爭取提高物質待遇，更是為了在政府對公共教育的財政投入長期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為公立教育體系爭取更多地財政支持。這樣一來，罷工的訴求就超越了個人利益的層面，而變成了為社會普遍利益而抗爭。

第四，罷工的教師們努力防止分化、爭取其所在社區的支持。美國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只能上學才能方便地吃上午飯，而一旦教師罷工、學校關閉，孩子的午飯就成了問題。而在這幾個州的教師罷工中，教師們組織了專門團隊，為吃不上飯的學生準備午飯、並送到學生家中。有些教師還和當地教堂聯繫，說服教堂在教師罷工、學校關閉期間變成白天照管學生的地方。甚至還有教師動員學生和家長一起參加示威和集會。種種舉動表明，罷工的教師們在盡力爭取學生和家長的支持、增強罷工行動的社區基礎。

教師罷工潮表明，即使在深紅州，左翼階級政治依然沒有失去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從這一系列特點中我們可以看出，罷工不僅僅是「停止工作」那麼簡單，更是對工人的自主性和動員能力的巨大考驗。而這一波教師罷工的意義就在於，它展現了自主抗爭和有效動員的巨大潛力。此外，這一波教師罷工主要發生在共和黨佔據政治主導地位的「紅州」——在最早爆發罷工的西弗吉尼亞州，特朗普在2016大選中以40多個百分點的巨大優勢獲勝，堪稱「深紅州」。教師罷工潮恰恰表明，即使在深紅州，左翼階級政治依然沒有失去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勞工運動內部的兩條道路

不論是勞工組織在白領行業的發展，還是罷工潮的出現，都很難說和「特朗普上台」本身有什麼直接關係。然而，特朗普的上台，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加劇了美國勞工運動內部的兩條政治道路之間的分歧。

這一分歧的根源，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經埋下。特朗普在競選時所強調的「讓美國重新偉大」、對製造業工作崗位外流的強烈批判，的確為他爭取到不少勞工選民的支持。美國勞聯-產聯（AFL-CIO）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工會成員及家屬在2016年大選中投票支持希拉里的佔51%，支持特朗普的佔43%。這一選民群體雖然一如既往地由民主黨支持者佔據多數，但八個百分點的領先優勢卻是1984年以來最小的一次——相比之下，在2008和2012年的大選中，美國工會成員及家屬中民主黨支持者比共和黨支持者分別多20和18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雖然沒有系統性的證據表明美國工人階級——即使是所謂的「鏽帶白人工人階級」——多數倒向特朗普，但是從數據上看，特朗普的確比之前的歷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爭取到了更多勞工選民的支持。這部分倒向特朗普的勞工選民——即使只是美國工人階級中很小的一部分——也成了特朗普能夠獲勝的關鍵原因之一。

特朗普上任之後，一些製造業或與製造業相關的工會向特朗普釋放友好信號，以積極的對話姿態推進各種與重振製造業就業有關的政策。

正因為特朗普提出的「重振美國製造業」口號迎合了一部分美國工人的利益訴求，所以在特朗普上任之後，一些工會向特朗普釋放友好信號，以積極的對話姿態推進各種與重振製造業就業有關的政策。這些工會基本都是製造業或與製造業相關的工會（尤其是鋼鐵、汽車、建築、機械、運輸等行業的產業工會），希望通過更多的貿易保護、基礎設施投資、化石燃料能源開發來創造更多製造業就業崗位，而這些訴求與特朗普提出的主張高度重合。

特朗普也在有意識地加強與這些工會之間的聯繫。在上任第三天，他就邀請了一些建築行業工會的領袖和基層成員來白宮會談。其中一位領袖表示：「這是第一次有總統邀請我們來白宮，這種事在奧巴馬任期裏並沒發生過。」這些工會領袖們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說，「美國工人階級迎來了新的一天」。

在這些工會看來，特朗普對重振製造業的重視並非只是說說而已，而是伴隨着一系列政策行動：退出TPP、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重啟一系列輸油管建設項目、對外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税等等，這些舉措獲得了製造業和運輸業工會的交口稱讚。在特朗普宣布將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激動地說，「我們已經為這事哭喊了20年了。」在特朗普宣布對進口鋼鐵加徵10%關税後，全美鋼鐵工人聯合會主席稱讚道，「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在之前的太長時間裏都僅僅是口頭談論這個問題，而將貿易法案的實際執行丟給私有部門。而現在，我們需要把解決方案真的設計好、並且執行下去。」對特朗普的政策表示讚譽的不止是製造業工會的領袖，許多基層工會成員也是如此。

和親近特朗普的製造業工會相比，其他工會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擁抱更廣泛的社會運動，將組織動員從工作場所擴展到社區和街頭。

但就在製造業相關的工會選擇在就業與貿易保護議題上與特朗普達成合作的同時，其他工會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擁抱更廣泛的社會運動，將組織動員從工作場所擴展到社區和街頭，這被稱為「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這些選擇與社會運動相結合的工會，大多是以SEIU和UNITE HERE為代表的藍領服務業工會。而它們擁抱的社會運動，也不僅僅只是局限於與工會會員自身利益直接相關的議題，甚至不僅僅局限於經濟議題，而是覆蓋了種族平權、性別平等、移民權利等多種多樣的議題。在藍領服務業工會中，少數族裔、女性、移民所佔比例較高，這些成員所面臨的生活困境來源於多重壓迫機制，因此這些工會更有擁抱多元社運的動力。

在工會積極參與和主導的社會運動中，移民權利運動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2006年春天，全美多個城市爆發了號召移民制度改革、保護移民權利的大遊行，洛杉磯市的遊行參與人數甚至達到了百萬級別。這一波運動在5月1日的移民工人大罷工中達到高潮。在遊行與罷工的組織、宣傳、動員工作中，工會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特朗普上台之後，面對移民政策的收緊、針對無證移民的突擊搜查頻率增加、執法力度加大，不少工會都發起了針對「移民如何自我保護、有效捍衞自身合法權利」的培訓活動。有些工會甚至還建立起社區預警網絡，使得移民執法機構在突擊搜查時，社區能夠快速反應、對移民進行有效保護。

「社運工會主義」的另一個代表，是爭取每小時15美元最低工資（Fight for $15）的一連串社會運動。2012年，紐約的一百多名快餐行業工人發起罷工，提出每小時15美元最低工資和組建工會的訴求，成為Fight for $15運動的開端。在接下來的幾年中，Fight for $15的社運組織網絡在全美組織和發起了不計其數的罷工、抗議與遊行活動。在運動中，SEIU等工會與社運組織通力合作，為後者提供人力、財力與策略指導，並積極動員工人蔘加行動。同時，這一系列運動還十分注重與Black Lives Matter等其他社會運動構建緊密聯繫。短短几年內，這場運動將最初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每小時15美元最低工資訴求，變成了今天美國最重要的左翼政治議題之一，併成功推動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紐約州和麻薩諸塞州出台法律實現這一訴求。

短短几年內，這場運動將最初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每小時15美元最低工資訴求，變成了今天美國最重要的左翼政治議題之一。

無論是移民權利還是每小時15美元最低工資，這些議題所惠及的對象並不局限在特定行業和特定工會，而能廣泛惠及各行各業的大量工人。換句話說，當工會擁抱這些社會運動的時候，並不只是在為本行業、本工會的工人爭取利益，而是在為工人階級重要的共同利益所奮鬥。尤其是在藍領服務業組建工會難度較大的情況下，工會通過社會運動，同樣能夠代表那些無法組建和加入工會的工人的利益。這樣一來，工會就跳出了「利益集團政治」的框架，而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了「工人階級」整體的代表。

這兩條政治道路之間的張力，對美國勞工運動來說意味着什麼？哪一條路線將在勞工運動內部佔據主導地位？美國勞工運動是否因此會分裂？這些問題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勞工運動觀察的焦點。

美國勞工運動的重擊與新生？

在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勞工運動在法律和制度上無疑面對着更多束縛和阻礙。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中，特朗普先後取消了奧巴馬時期確立的兩項工作安全保護制度、頒布行政命令限制公共部門工會（public-sector unions）的集體談判權；其任命的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成員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推動出台多項削弱勞工保護的裁決。

特朗普先後取消了奧巴馬時期確立的兩項工作安全保護制度、頒布行政命令限制公共部門工會的集體談判權。此外對美國勞工運動打擊最大的莫過於今年6月最高法院對Janus vs. AFSCME一案的判決。

在這些裁決中，對美國勞工運動打擊最大的莫過於今年6月最高法院對Janus vs. AFSCME一案的判決。按照美國勞動法規定，只要工人所從事的工作符合「集體談判單位」（bargaining unit）劃定的成員範圍，那麼他/她就享受工會通過集體談判爭取到的所有勞動權益。然而，美國勞動法卻並不強制「集體談判單位」的全部成員加入工會。因此，為了讓所有從集體談判中受益的工人共同負擔集體談判的成本、避免搭便車現象，工會會向那些選擇不加入工會的「集體談判單位」成員收取一筆與會員會費基本相等的代理費。而在Janus vs. AFSCME一案判決中，最高法院以保護言論自由為名，裁定公共部門工會不得再收取代理費。

代理費的取消，無疑是在鼓勵工會成員退出工會，從而在不交任何費用的情況下還能繼續享受工會集體談判帶來的好處。這樣一來，公共部門的工會將無法有效解決搭便車難題，資金來源也將大受影響，集體談判能力被大幅削弱。

這一判決，堪稱對美國公共部門工會的沉重打擊。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公共部門工會在整個美國勞工運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2010年以後，公共部門的工會會員覆蓋率一直在30%以上，而私有部門這一比率一直徘徊在6%左右。正是因為美國公共部門工會的強勢，才使得工會會員佔全體美國勞動力的比例不至於跌破10%。因此，打擊公共部門工會，也就是打擊今天美國勞工運動最堅實的堡壘，這將讓美國勞工運動處在更加風雨飄搖的狀態中。

面對這一沉重打擊，美國勞工運動如何絕處逢生？美國勞工界和左翼正在進行持續的討論和反思。其中一種有代表性的聲音認為，在對工會的制度保護大幅削弱之際，工會若想找到出路，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過去幾十年形成的組織路線，告別建制化、官僚化、常態化的運轉模式。換句話說，美國勞工運動已經無法指望在制度框架內繼續按部就班地存活下去，而必須通過實打實的深耕和動員，強化基層工人在工會中的主體性和參與感。只有當基層工人真的和工會之間產生切實的紐帶和團結感、發自內心地認同工會時，才可能超越一己私利的考量，為工會出錢出力。這就意味着，上層政治遊說或常態化的集體談判都不能繼續給工會以生命力，只有基層主導的、自下而上的直接行動，才能給勞工運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還很難判斷，未來美國勞工運動是會按照這一設想獲得新的生命，還是會在制度打擊下陷入更大的蕭條，亦或是以其他方式延續下去。但這兩年勞工運動呈現的各種新動態——無論是在白領行業組建工會的嘗試，還是罷工的復甦，或是工會擁抱社會運動的努力——已經體現出回歸基層動員、回歸直接行動的萌芽。即使我們還不能確定這些萌芽是否代表着美國勞動運動發展的大趨勢，但畢竟給了人們值得期待的理由。

（張躍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