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跃然：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劳工运动，触底反弹还是釜底抽薪？

特朗普在2016 年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曾让无数观察者感到惊讶。在人们为这一事件寻找各种解释的过程中，“白人工人阶级”（white working class）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媒体上出现连篇累牍的对于白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和政治观点的大量报导。而在学术界，以社会学家Arlie Hochshild所著的《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为代表的学术研究，也激起了对于白人工人阶级的大量讨论。

渐渐地，一种主流叙事开始形成——新自由主义下的政经变迁导致白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而在种族主义的影响下，他们的不满转化为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排斥，变成对特朗普的支持。

这种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事实，但无论如何，它的确让“工人”和“阶级”成为谈论美国政治的关键词汇，这在阶级话语曾经被严重边缘化的美国舆论界来说或许是好事。但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劳工和阶级话语被看作是解释“特朗普为何获胜”的关键因素，但当人们观察特朗普执政后的美国社会变迁时，对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关注却十分不足。提到这两年美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新动向，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以“妇女大游行”和“科学大游行”为代表的大规模街头行动、另类右翼运动的活跃、以及社会主义左翼组织对美国青年人的吸引力。

然而，特朗普执政后的美国劳工运动，也表现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代表着怎样的劳工运动发展方向？这对美国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职业白领：劳工运动的新主力？

2018年1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的各项劳工数据。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消息是：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美国的工会会员总数不降反升，比2016年增加26万余人，工会会员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也与2016年持平、没有进一步下跌。

当我们考虑到美国劳工运动在1980年代以来快速衰落的大背景，便能理解这一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从1980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几乎每年都在下跌，工会会员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从超过20%快速降低到2016年的10.7%。而这一延续了将近四十年的大趋势，似乎在2017年被打断了。

工会会员总数在2017年的增加，是否意味着美国劳工运动触底反弹、进入了一个上升期？

工会会员总数在2017年的增加，是否意味着美国劳工运动触底反弹、进入了一个上升期？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有待观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使2017年真的意味着劳工运动衰落趋势的逆转，这一逆转也肯定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有赖于无数工会组织者在新的行业、新的工种、新的工作场所动员工人、组建工会的辛勤努力。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工会成员在白领职业和技术行业中的快速增长。2003年，白领员工占全部工会成员的34%，而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2%（在新英格兰地区更是高达51%）。大量白领员工成功组建工会的新闻，在最近两年密集出现，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等行业。

在高等教育领域，哥伦比亚大学、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助教和助研们在最近两年相继宣布成立工会。在新闻出版领域，《洛杉矶时报》、《纽约客》、《赫芬顿邮报》、新锐媒体Vox的员工也相继加入组建工会的行列。在医疗卫生领域，最近两年至少有12所医院的工作人员组建了自己的工会。

白领员工组建工会的浪潮，也蔓延到了那些之前被广泛认为是天然与劳工运动绝缘的行业。今年2月份，参与民主党人Randy Bryce中期选举工作的政治竞选员工宣布成立工会。硅谷大型科技公司（包括Facebook、Google、Uber）的IT从业者也开始了组建工会的尝试。

随着工资涨幅的停滞、过劳问题、不稳定就业在白领行业变得越来越普遍，许多白领员工渐渐发现，自己和蓝领工人一样，都需要更多的劳动保障。

在组建工会的浪潮中，白领员工的身份认同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位金融从业者对《波士顿环球报》坦承，“我们之前都觉得，加入工会的都是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工会不适用于做我们这种工作的员工”。然而，随着工资涨幅的停滞、过劳问题、不稳定就业在白领行业变得越来越普遍，许多白领员工渐渐发现，自己和蓝领工人一样，都需要更多的劳动保障。

白领服务行业在劳工运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对美国劳工运动整体而言是喜是忧？一方面看，随着作为美国劳工运动传统大本营的制造业不断衰落，而在蓝领服务行业（如餐饮、零售、保洁、家政）中，因为工作过于不稳定、工人相对于雇主的博弈能力过低，试图成立工会的努力很容易被雇主打压。在这种情况下，白领服务行业的确可以说是美国劳工运动一个更为可靠的增长点。

毕竟，白领服务行业的劳动力可替代性相对而言比较低（比如，当研究生助教发起罢工时，高校很难迅速找到一批新的雇员来代替他们的工作），资本的流动性也没那么高（比如，很难把《洛杉矶时报》的总部从洛杉矶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白领员工在雇主面前的博弈能力不会像制造业和蓝领服务业那么低，这就为员工成立工会来对抗雇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白领行业在劳工运动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可能加剧劳工运动内部的阶级隔阂，让劳工的广泛团结更难以实现。

但另一方面，白领行业在劳工运动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可能加剧劳工运动内部的阶级隔阂，让劳工的广泛团结更难以实现。那些加入工会的白领员工，是否能够真心认同自己和制造业工人、蓝领服务业工人一样，都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在劳工运动中，不同阶级的工人之间是否能够产生有效沟通和联系？的确，许多白领工人都抱有“加入工会的都是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之类的想法，即使自己成立工会，也更多是为自身劳动权益考量，而不太可能觉得自己加入了“工人阶级”这一更广泛的共同体。劳工运动打破阶级隔阂之路，也许还有很长。

罢工重新成了时髦事？

进入2018年，“罢工”突然成为了美国媒体上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不同行业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让2018年成为美国工人罢工的一个小高潮。

和19-20世纪的历次大规模罢工潮相比，2018年的罢工浪潮无论在规模还是抗争性上都远远不及。然而，随着1980年代之后美国劳工运动陷入沉寂，今年出现的罢工潮似乎一反常态、让人印象深刻。和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趋势同步，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工人的罢工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少见。1980年，美国超过1000名工人参加的罢工发生了将近200次，而在最近10年里，这一数字一直维持在20次以下，在2017年仅有7次。无怪很多人哀叹，罢工在当代美国劳工运动中基本已经绝迹了。

但一切似乎在今年变得不一样了。从2月份开始，多个州的公立中小学教师发起了大规模罢工。3月份，在教师罢工的激励下，西弗吉尼亚州Frontier Communications的1400名员工罢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研究生助研、助教们也陆续罢工。5月份，加州大学系统的五万名校工发起为期三天的罢工。7月份，佛蒙特大学医疗中心的1800名护士罢工两天。

美国工人在“是否发起罢工”的问题上不再谨小慎微、犹豫不前，展现出一种多年未见的坚定、积极态度。

一时间，美国工人在“是否发起罢工”的问题上不再谨小慎微、犹豫不前，展现出一种多年未见的坚定、积极态度。尤其是在5月份加州大学系统的校工罢工中，一些工会发起了此前在美国几乎已经绝迹的“同情罢工”（sympathy strike，即在自己的工会没有罢工需求的情况下，为了声援其他罢工工会而加入罢工），令人颇为震撼。

在这一轮罢工潮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当属公立中小学教师的一连串罢工行动。2月22日，西弗吉尼亚的数万名公立学校教师开始了长达两周的罢工，以抗议州政府给教师的涨薪幅度过低、医保资金没有保障、对公立学校系统的财政投入过少。在这一罢工行动的鼓舞之下，奥克拉荷马州、肯塔基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北卡罗来纳州的公立教师也在之后几个月里陆续发起覆盖全州的罢工行动，并迫使州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教师的诉求。

这一轮公立学校教师罢工不仅规模浩大，而且还展现出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决定发起罢工的教师们选择了违抗法律。例如西弗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公立部门雇员没有集体谈判权、也不能发起罢工。西弗吉尼亚的公立学校教师工会，也并不是有权和雇主（即州政府）谈判的“真正”工会，而只能通过游说立法来维护教师权益。在罢工开始前夕，西弗吉尼亚州的司法部长也明确表示：教师罢工是非法的，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但西弗吉尼亚州的教师们在明知罢工违法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违抗法律，显示出突破既有框架束缚的巨大勇气。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在1960-1970年代的罢工潮中时常出现的一条标语：“没有违法的罢工，只有不成功的罢工”。

第二，这些罢工的主导权在基层教师，而不是工会上层领袖。按照通常的程序，美国工会的罢工决策过程都是由工会领袖发起、再由全体工会成员投票决定是否罢工。然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例子中，领头号召罢工的却是基层工会成员。从2月初开始，个别学校和校区的教师就已经发起罢工提议。罢工情绪在教师中间不断蔓延，随着教师们的自发讨论越来越多，全州的55个校区一个接一个发起罢工投票。在基层教师表达出强烈的罢工意愿后，工会领导不得不宣布罢工。

而当西弗吉尼亚的罢工进入第六天时，工会领袖宣布与州长达成一项协议、声称解决了教师们的涨薪和医保问题，并宣布罢工将在一天后结束。但工会领袖的这一声明，彻底激怒了基层教师。在基层教师们看来，工会领袖和州长达成的协议依然只是空头支票，而且工会领袖在没有征求基层意见的情况下就宣布结束罢工，毫不尊重民主决策。基层教师们拒绝了工会领袖的号召，将罢工继续下去，也让工会领袖彻底失去了代言基层教师的资格。

第三，罢工的教师们特别注意避免将罢工的诉求描绘成“为了一己私利”。从历史上看，政府和资方打压罢工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将罢工的工人说成“自私自利、枉顾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从而制造对立、削弱罢工的民意支持。而在这一轮教师罢工潮中，虽然教师的最直接不满是关于自身的薪资和社保，但在各种社交媒体发言和公共集会标语中，教师们都明确指出：罢工并不仅仅是为教师们争取提高物质待遇，更是为了在政府对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长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公立教育体系争取更多地财政支持。这样一来，罢工的诉求就超越了个人利益的层面，而变成了为社会普遍利益而抗争。

第四，罢工的教师们努力防止分化、争取其所在社区的支持。美国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上学才能方便地吃上午饭，而一旦教师罢工、学校关闭，孩子的午饭就成了问题。而在这几个州的教师罢工中，教师们组织了专门团队，为吃不上饭的学生准备午饭、并送到学生家中。有些教师还和当地教堂联系，说服教堂在教师罢工、学校关闭期间变成白天照管学生的地方。甚至还有教师动员学生和家长一起参加示威和集会。种种举动表明，罢工的教师们在尽力争取学生和家长的支持、增强罢工行动的社区基础。

教师罢工潮表明，即使在深红州，左翼阶级政治依然没有失去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从这一系列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罢工不仅仅是“停止工作”那么简单，更是对工人的自主性和动员能力的巨大考验。而这一波教师罢工的意义就在于，它展现了自主抗争和有效动员的巨大潜力。此外，这一波教师罢工主要发生在共和党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红州”——在最早爆发罢工的西弗吉尼亚州，特朗普在2016大选中以40多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获胜，堪称“深红州”。教师罢工潮恰恰表明，即使在深红州，左翼阶级政治依然没有失去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劳工运动内部的两条道路

不论是劳工组织在白领行业的发展，还是罢工潮的出现，都很难说和“特朗普上台”本身有什么直接关系。然而，特朗普的上台，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加剧了美国劳工运动内部的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的分歧。

这一分歧的根源，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埋下。特朗普在竞选时所强调的“让美国重新伟大”、对制造业工作岗位外流的强烈批判，的确为他争取到不少劳工选民的支持。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工会成员及家属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支持希拉里的占51%，支持特朗普的占43%。这一选民群体虽然一如既往地由民主党支持者占据多数，但八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却是1984年以来最小的一次——相比之下，在2008和2012年的大选中，美国工会成员及家属中民主党支持者比共和党支持者分别多20和18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虽然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表明美国工人阶级——即使是所谓的“锈带白人工人阶级”——多数倒向特朗普，但是从数据上看，特朗普的确比之前的历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取到了更多劳工选民的支持。这部分倒向特朗普的劳工选民——即使只是美国工人阶级中很小的一部分——也成了特朗普能够获胜的关键原因之一。

特朗普上任之后，一些制造业或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会向特朗普释放友好信号，以积极的对话姿态推进各种与重振制造业就业有关的政策。

正因为特朗普提出的“重振美国制造业”口号迎合了一部分美国工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一些工会向特朗普释放友好信号，以积极的对话姿态推进各种与重振制造业就业有关的政策。这些工会基本都是制造业或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会（尤其是钢铁、汽车、建筑、机械、运输等行业的产业工会），希望通过更多的贸易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化石燃料能源开发来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岗位，而这些诉求与特朗普提出的主张高度重合。

特朗普也在有意识地加强与这些工会之间的联系。在上任第三天，他就邀请了一些建筑行业工会的领袖和基层成员来白宫会谈。其中一位领袖表示：“这是第一次有总统邀请我们来白宫，这种事在奥巴马任期里并没发生过。”这些工会领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工人阶级迎来了新的一天”。

在这些工会看来，特朗普对重振制造业的重视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伴随着一系列政策行动：退出TPP、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重启一系列输油管建设项目、对外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等等，这些举措获得了制造业和运输业工会的交口称赞。在特朗普宣布将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激动地说，“我们已经为这事哭喊了20年了。”在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加征10%关税后，全美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称赞道，“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在之前的太长时间里都仅仅是口头谈论这个问题，而将贸易法案的实际执行丢给私有部门。而现在，我们需要把解决方案真的设计好、并且执行下去。”对特朗普的政策表示赞誉的不止是制造业工会的领袖，许多基层工会成员也是如此。

和亲近特朗普的制造业工会相比，其他工会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拥抱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将组织动员从工作场所扩展到社区和街头。

但就在制造业相关的工会选择在就业与贸易保护议题上与特朗普达成合作的同时，其他工会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拥抱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将组织动员从工作场所扩展到社区和街头，这被称为“社运工会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这些选择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工会，大多是以SEIU和UNITE HERE为代表的蓝领服务业工会。而它们拥抱的社会运动，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与工会会员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议题，甚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议题，而是覆盖了种族平权、性别平等、移民权利等多种多样的议题。在蓝领服务业工会中，少数族裔、女性、移民所占比例较高，这些成员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来源于多重压迫机制，因此这些工会更有拥抱多元社运的动力。

在工会积极参与和主导的社会运动中，移民权利运动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2006年春天，全美多个城市爆发了号召移民制度改革、保护移民权利的大游行，洛杉矶市的游行参与人数甚至达到了百万级别。这一波运动在5月1日的移民工人大罢工中达到高潮。在游行与罢工的组织、宣传、动员工作中，工会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特朗普上台之后，面对移民政策的收紧、针对无证移民的突击搜查频率增加、执法力度加大，不少工会都发起了针对“移民如何自我保护、有效捍卫自身合法权利”的培训活动。有些工会甚至还建立起社区预警网络，使得移民执法机构在突击搜查时，社区能够快速反应、对移民进行有效保护。

“社运工会主义”的另一个代表，是争取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Fight for $15）的一连串社会运动。2012年，纽约的一百多名快餐行业工人发起罢工，提出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和组建工会的诉求，成为Fight for $15运动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Fight for $15的社运组织网络在全美组织和发起了不计其数的罢工、抗议与游行活动。在运动中，SEIU等工会与社运组织通力合作，为后者提供人力、财力与策略指导，并积极动员工人参加行动。同时，这一系列运动还十分注重与Black Lives Matter等其他社会运动构建紧密联系。短短几年内，这场运动将最初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诉求，变成了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左翼政治议题之一，并成功推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出台法律实现这一诉求。

短短几年内，这场运动将最初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诉求，变成了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左翼政治议题之一。

无论是移民权利还是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这些议题所惠及的对象并不局限在特定行业和特定工会，而能广泛惠及各行各业的大量工人。换句话说，当工会拥抱这些社会运动的时候，并不只是在为本行业、本工会的工人争取利益，而是在为工人阶级重要的共同利益所奋斗。尤其是在蓝领服务业组建工会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工会通过社会运动，同样能够代表那些无法组建和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工会就跳出了“利益集团政治”的框架，而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工人阶级”整体的代表。

这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的张力，对美国劳工运动来说意味着什么？哪一条路线将在劳工运动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劳工运动是否因此会分裂？这些问题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劳工运动观察的焦点。

美国劳工运动的重击与新生？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劳工运动在法律和制度上无疑面对着更多束缚和阻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特朗普先后取消了奥巴马时期确立的两项工作安全保护制度、颁布行政命令限制公共部门工会（public-sector unions）的集体谈判权；其任命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成员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推动出台多项削弱劳工保护的裁决。

特朗普先后取消了奥巴马时期确立的两项工作安全保护制度、颁布行政命令限制公共部门工会的集体谈判权。此外对美国劳工运动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今年6月最高法院对Janus vs. AFSCME一案的判决。

在这些裁决中，对美国劳工运动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今年6月最高法院对Janus vs. AFSCME一案的判决。按照美国劳动法规定，只要工人所从事的工作符合“集体谈判单位”（bargaining unit）划定的成员范围，那么他/她就享受工会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到的所有劳动权益。然而，美国劳动法却并不强制“集体谈判单位”的全部成员加入工会。因此，为了让所有从集体谈判中受益的工人共同负担集体谈判的成本、避免搭便车现象，工会会向那些选择不加入工会的“集体谈判单位”成员收取一笔与会员会费基本相等的代理费。而在Janus vs. AFSCME一案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裁定公共部门工会不得再收取代理费。

代理费的取消，无疑是在鼓励工会成员退出工会，从而在不交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还能继续享受工会集体谈判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公共部门的工会将无法有效解决搭便车难题，资金来源也将大受影响，集体谈判能力被大幅削弱。

这一判决，堪称对美国公共部门工会的沉重打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共部门工会在整个美国劳工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以后，公共部门的工会会员覆盖率一直在30%以上，而私有部门这一比率一直徘徊在6%左右。正是因为美国公共部门工会的强势，才使得工会会员占全体美国劳动力的比例不至于跌破10%。因此，打击公共部门工会，也就是打击今天美国劳工运动最坚实的堡垒，这将让美国劳工运动处在更加风雨飘摇的状态中。

面对这一沉重打击，美国劳工运动如何绝处逢生？美国劳工界和左翼正在进行持续的讨论和反思。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在对工会的制度保护大幅削弱之际，工会若想找到出路，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组织路线，告别建制化、官僚化、常态化的运转模式。换句话说，美国劳工运动已经无法指望在制度框架内继续按部就班地存活下去，而必须通过实打实的深耕和动员，强化基层工人在工会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感。只有当基层工人真的和工会之间产生切实的纽带和团结感、发自内心地认同工会时，才可能超越一己私利的考量，为工会出钱出力。这就意味着，上层政治游说或常态化的集体谈判都不能继续给工会以生命力，只有基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直接行动，才能给劳工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还很难判断，未来美国劳工运动是会按照这一设想获得新的生命，还是会在制度打击下陷入更大的萧条，亦或是以其他方式延续下去。但这两年劳工运动呈现的各种新动态——无论是在白领行业组建工会的尝试，还是罢工的复苏，或是工会拥抱社会运动的努力——已经体现出回归基层动员、回归直接行动的萌芽。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萌芽是否代表着美国劳动运动发展的大趋势，但毕竟给了人们值得期待的理由。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