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七月上任時，因為一句「故宮台灣化」在政壇及文化界引發爭議。事實上，主要典藏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故宮博物院，和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關係向來緊張。在民進黨執政時，緊張關係更是突顯。

類似「『本土政權』為什麼要保存這些『中國的文物』」的問題，在台灣日益本土化的政治語境下，始終爭議不休。但撇開政治語言上的攻防，這個議題在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時，進入政府服務的學者就曾經做過一番思辯。當時的思路是什麼？故宮台北北院和嘉義南院定位上有什麼差異？藝術史、博物館學門的專業人士，又怎麼看待處在台灣的故宮？「台灣化」的意義是什麼？故宮能不能、要不要「台灣化」？對於這些問題，本文作者疏理了各方論述，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將南院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應當是當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個專業決定。說得更大膽一點，如果各項條件成熟，「亞洲藝術文化研究」方向或許是故宮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立南院，最初的目的是2000年民進黨政權首次上台後，為求南北文化資源平衡，也為解決故宮長久以來展示空間不足的問題，由當時的院長杜正勝提出來的。選址在嘉義是當時政府的政策決定，與學術研究無關。政策是政治家在做，但博物館本身也應該有專業學術研究或文化教育的願景、定位及內容發展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