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灣高中歷史科課綱的調整再次成為媒體焦點。正在審議中的「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中，高中歷史新課綱將原本依時序編排的方式，改為歐美高中歷史教育慣用的主題式教學；而過去以國別史為導向的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架構，則依次改成3個「分域」，其中，中國分域與東亞合體（主軸仍是中國史）。這些做法引來某些團體抗議，認為是「去中國化」的舉動，也因此成為台灣媒體呈現上唯一的亮點（或爭點）。
「中國」與「東亞」合體這個做法如何解讀，可以見仁見智。但是，走過二十年的歷史課綱改革之路，在台灣此刻必須面對的世局比過往嚴峻許多的情況下，台灣社會如果繼續以為，只要台灣史還在，對中國史問題的處理多少有點進展，歷史課綱問題就算解決；那麼其曝露的，是長期以來不關心世界史教育的台灣社會，未能知道這次歷史新課綱真正有問題的地方出在哪裏。
這個新版「世界史」課綱將過去長期收錄的「自由主義」條目下架，而讓談論「西方霸權」的「西方與反西方」條目首登世界史課綱，這一調整其實相當嚴重，但未獲足夠關注。在台灣國際生存空間日益受到打壓的此刻，社會集體若繼續對世界史課綱抱持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我們真的能夠相信持這種世界觀的年輕世代能安然走向未來嗎？
後威權時代公民社會需要哪種歷史課綱
透過歷史教育的啟發，學生應學習與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積極、有建設性的對話。
德國歷史學者Hans Mommsen曾言：「以為可以透過課綱來鞏固特定歷史圖像，這是違反現代史學對歷史學特質以及方法論基礎的看法」，課綱的確不該被視為以「國家」名義保證過的「正確無誤」知識框架。但是，在民主還處在深化、鞏固階段的國家，如台灣，因「科舉思想」深入民間，「課綱」不僅對「升學考試」有顯著影響力，也會反映官方對「教育」的觀點和態度。這也就是為何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積極將注意力放在課綱條目應有重點的政策指引上，並作為對全球民主與人權教育的提醒與檢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