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深度 評論

「驅逐胡鞍鋼」能走多遠?「中國實力第一論」與「紅色工程師」的反擊

圍繞驅逐胡鞍鋼的運動,應該是各方心裏都清楚其厲害的一次火力偵察。到底能走多遠,還在於路線之爭的調整。那需要等待北戴河會議的務虛討論結果,或者中美貿易戰的進一步發展。


胡鞍鋼以所謂國情研究的名義,多年來一直跨界經營,在幾乎所有相關學術領域都積累了惡名,北京知識界裏,但凡談起胡鞍鋼,莫不搖頭。  圖:Imagine China
胡鞍鋼以所謂國情研究的名義,多年來一直跨界經營,在幾乎所有相關學術領域都積累了惡名,北京知識界裏,但凡談起胡鞍鋼,莫不搖頭。 圖:Imagine China

2018是一個清算年。

當中國大陸的宣傳機構正以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名義,試圖鞏固人民的支持時,在國際上,對中國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國際夥伴美國,卻以貿易戰的方式清算着中國的冷戰紅利和對美國利益造成的損害;聯合國中的外交官們和國際媒體,也彷彿從過去幾年的困惑中清醒過來,開始清算中國對全球化的「修正主義」;馬來西亞甚至以政府更迭的另類方式清算着中國在東南亞的「一帶一路」政策。

在國內,對中國公眾來說,許多人開始在最近幾個月中美貿易戰的漸次升級中,反思過去六年的深刻變化,許多人開始覆盤,對最近幾年連續的微型復辟運動所構成的巨大倒退感到震驚,也終於意識到今年3月如突然襲擊一般的修憲是多麼難以令人接受。

只是,到目前為止,這種不滿情緒還相當克制,分散在不同人群對不同公共事件的集體表達中。僅僅過去幾周,從全國各地退伍軍人集結抗議到公眾對疫苗造假的憤怒,從MeToo運動在公益和媒體界引發的波瀾,到P2P網絡融資平台利益損失者聚集在北京金融街抗議,甚至一外地人罵街[注],就能誘發千人規模北京市民衝擊派出所。以城市中產階級和市民為主體的小規模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正此起彼伏。

北京的政治氣氛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小道消息滿天飛,酷似1976年的情景。雖然這些政治謠言背後指向的權力變化,尚無法得到證實,當局也在努力強調「維護核心」、「定於一尊」,但是可以仍然可以從外界信息,觀測到過去幾個月來的一連串細微變化:

紀錄片《厲害了我的國》從強制各單位組織員工觀看到悄然下線,《製造2025》議題淡出媒體;各地發文要求清理「十九大」標語、並從公共機關取下習近平畫像,央視「新聞聯播」李克強總理的報導比重明顯增加;於此同時,《人民日報》頭版在過去幾年被習近平新聞全面佔據的景觀也在悄悄變化。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關於改革開放和當下時局的評議文章大面積流傳,華東政法大學學者張雪忠也向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要求公民制憲權,目標均直指憲法和國家主席的任期問題,當局似乎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

在這個大背景下,清華大學公管學院教授胡鞍鋼突然進入公眾視野,逾千名清華大學校友聯署,指責胡搞學術如同兒戲,要求清華大學將其開除。以這封公開信發起人來看,多屬198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生,也是改革開放40年的見證者。

而公開信歷數胡氏研究的荒誕不經之處,指其輕率地論證「中國實力已超美國、世界第一」實在誤國誤民,呼應着過去一個月以來中國大陸的公共輿論,讓這場「驅胡」運動繼續了「清算年」的進程。

只是,這場發生在知識界的清算,對胡鞍鋼個人研究導向的清算,到底能走多遠?會否如公眾所期望的,達成所謂「清君側」、或者至少實現「撕開權力體制的一個口子」,非常值得密切觀察。

因為,「驅胡」一案的發生,不僅時間點敏感,而且針對胡鞍鋼「浮誇學風」的批判,可以導向整個中國智庫和社科學界,然後從意識形態層面暴露當局的政策失敗;

並且,因為清華校友承襲三年前人民大學的校友運動模式,從「家裏反了起來」,更帶出當前中國政壇「清華系」裏,技術官僚出身的「紅色工程師」與「紅色集團」的裂痕,這對未來政局的影響,或不可低估。

胡鞍鋼的浮誇學風:以國情研究名義,「跨界經營」多留惡名

清華大學公管學院教授胡鞍鋼突然進入公眾視野,逾千名清華大學校友聯署,指責胡搞學術如同兒戲,要求清華大學將其開除。以這封公開信發起人來看,多屬198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生,也是改革開放40年的見證者。圖為北京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公管學院教授胡鞍鋼突然進入公眾視野,逾千名清華大學校友聯署,指責胡搞學術如同兒戲,要求清華大學將其開除。以這封公開信發起人來看,多屬198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生,也是改革開放40年的見證者。圖為北京清華大學。攝 : Mike Kemp/Corbis via Getty Images

胡鞍鋼以所謂國情研究的名義,多年來一直跨界經營,在幾乎所有相關學術領域都積累了惡名,北京知識界裏,但凡談起胡鞍鋼,莫不搖頭。

驅胡公開信中焦點之一,便是他身上的「浮誇學風」,這也是不久前《人民日報》專門撰文提及批評的「浮誇自大、華而不實」,這被坊間視為中美貿易戰後,技術精英們開始反思並且批評決策層的信號,清華資深校友們的驅胡聯署,便是一次策應之舉。

除了胡鞍鋼,北京還有另外兩位有着相似浮誇學風者,人民大學的金燦榮教授和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此前不久,就有一篇討伐這三位「浮誇公知」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流傳,頗能反映公眾對於此類「指鹿為馬」型「公知」的不滿。

尤其對上了年紀的一代來說,他們對這類「御用吹鼓手」並不陌生:1958年「大躍進」中有論證畝產萬斤的錢學森,文革當中更有「梁效」、「石一歌」,也是其中參與學者的終身污點,至於這些「過來人」對於戚本禹、姚文元乃至張春橋的負面印象,更是終身難除。

胡鞍鋼以所謂國情研究的名義,多年來一直跨界經營,在幾乎所有相關學術領域都積累了惡名,北京知識界裏,但凡談起胡鞍鋼,莫不搖頭。在知識界看來,可能除了早年胡鞍鋼和王紹光合作的關於國家能力的文章還站得住腳,其後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意在製造轟動效應,而非探究問題本身。

最有害的,便是他的浮誇學風,如闖入瓷器店的公牛,僅憑一點粗淺知識,不顧每個問題和領域的複雜性,然後以洋洋灑灑的宏大敘事文風,打動一些同樣不具備專業知識的讀者——特別是那些外行領導。

而在暴得大名之後,胡鞍鋼在各個學科或政策部門都留下一地雞毛。甚至那篇看起來邏輯還過得去的關於國家汲取能力的文章,也後患無窮,必須為1994年的財政改革政策、以及對延續至今的中央財政膨脹和國進民退的歷史發展負責。這份報告被廣泛認為,其影響的決策間接損害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再比如,2011年胡鞍鋼還與他的學生「胡聯合」共同撰文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在民族學領域引發軒然大波。表面上,胡以美國、印度和巴西等民族熔爐政策為參照,引蘇聯解體為反例,呼籲廢除少數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現有民族區別降為族群識別,推廣統一的中華民族認同。

理論上,這些說法並不錯,學界也討論良久,並無新知,相關人士均明白其中的複雜,不可貿然轉為政策,尤其在當下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情形下,落後地區往往與少數民族地區高度重合,任何單一的民族政策變動都不可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

而胡文一出,不僅少數民族學者和幹部反彈厲害,連同樣倡導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張修正現行民族政策的著名學者馬戎也撰文與胡切割,指當前最危險的是大漢族主義,而非少數民族政策。

而海內外更多的也是擔心胡文包含的激進政策,可能演化為所謂「國族種族主義」,對一些少數民族來說可能面臨着文化滅絕的危險。事實上,過去幾年在新疆地區的激進政策,如限制雙語和淡化民族服裝差異等,嚴重違反現行民族區域自治法,並傷害當地文化,已經招致國際社會的嚴重批評。

清華國家主義學派的豐碩「成果」

按照胡自己的解釋,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提出的「趕英超美」是他論述的歷史起點,也是邏輯起點。而「趕英超美」,亦即中國大躍進的背景,卻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報告後,中蘇開始隱形分裂、中國意欲爭奪世界共運領導權。

按照胡自己的解釋,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提出的「趕英超美」是他論述的歷史起點,也是邏輯起點。而「趕英超美」,亦即中國大躍進的背景,卻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報告後,中蘇開始隱形分裂、中國意欲爭奪世界共運領導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最近引惹公憤的胡鞍鋼最新研究「中國實力第一論」,只不過是清華國家主義學派的帝國-全球化理論體系中的一篇策論文章而已。胡鞍鋼對國家主義的堅持,甚至浮誇式的堅持,其實已然收穫了難以想像的豐碩「成果」。

不過,至少到當時,學界並沒有太多對胡鞍鋼的負面風評。畢竟,他的研究雖無創見,多故作驚人之語,好歹還遵循一般學術規範,無論早期財政研究還是到2011年的民族問題,大都還使用學術性概念——儘管研究方法有簡單化的趨勢。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從1990年代初關於國家汲取能力的研究開始,作為最早一批國家主義倡導者,胡鞍鋼代表甚至引領了一個國家主義思潮的轉向,逐漸佔據了知識界的最高話語權。

這一轉向,從1990年代初到當下近三十年的進程中,先是以胡鞍鋼和王紹光的國家能力和財政體制改革為先導,影響了新興的公共行政管理學科的價值取向;然後以同樣是清華大學教授的汪暉為代表的「新左派」,他們以「後現代文化批評」的面目登上中國知識界。「新左派」以《讀書》雜誌為陣地,逐漸排斥198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在偽裝對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文化批判的同時,夾挾着國家主義重構中國現代思想史,並以這種偽裝批判性的國家主義重構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朝鮮問題等,除了話語上的晦澀與矛盾,肆意跨界進入各領域的姿態和胡鞍鋼並無差別,但是頗有迷惑性,也因此對普通學生和公共媒體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胡鞍鋼又在2012年7月發表「人民社會」理論,回應了2011年茉莉花革命「219」胡錦濤講話、否定公民社會和推動國家治理。從這篇文章起,胡鞍鋼徹底放棄了學術範式,轉向自創概念的政論體,先後推出所謂「文化復興論」「九個總統制」的奇談怪論,前者效顰蔣介石1960年代的文化復興,後者則將他所代表的國家主義發展到一個高潮,為政治局九常委的寡頭統治模式背書。與之相應的是,清華以及全國院校的公管、連帶政治學專業都在這一年紛紛轉向「推動國家治理」。

雖然現在看來,胡鞍鋼這一明顯的政治投機,甫一問世就淪為學界笑柄,卻不妨礙其2013年初,被緊急安排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並在2018年1月獲評清華18名文科資深教授之一,深得有關方面的厚愛。

因此,在清華校內,這一風潮形成了跨中文、社會學和公共管理的國家主義學科聯盟,政治上鼓吹極端民族主義,文化上鼓吹文化保守主義,而意識形態上則恪守教條斯大林主義,對工運、社會問題等等以偽馬克思主義的姿態,只限於對抽象資本主義的批判,而不敢觸及任何國家議題。胡氏的浮誇,便和教條的斯大林主義結合成新的清華國家主義學派,對決策層、清華校方和廣大學生都頗有煽動性。

有趣的是,在這個組合中,雖然尚缺海德格爾式的哲學創新,卻有哲學系的貝淡寧(現調往山東大學)鼓吹儒家民主和賢能政治,可以幫助人們認清清華國家主義學派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本質。不過,詭異的是,其核心——新左派的國際戰友,加州學派的若干代表人物,他們當中有些在若干年前,曾經加入聲援汪暉、反擊國內自由派的聯署,在過去二十年發展出「新清史」的中國中心主義進路,並返哺中國的新左派,為後者的國家主義提供一個既有全新歷史觀,又契合當下國家主義之帝國取向的現實需要,亦即「中國模式如何利用全球化進行擴張」的問題。

尊崇馬克思主義的加州學派,也跳躍了經典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從內亞史觀入手改造了傳統的中國中心主義,賦予其新的帝國意涵,從而可能為中國新近在中亞的擴張,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一個歷史主義的理論範式,恰似19世紀初德國的歷史主義濫觴。

最明顯的,例如,汪暉最近也大談必須區分所謂「帝國和帝國主義」,透過其陳詞濫調看到的,是努力切割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而為中式帝國張目。而最近引惹公憤的胡鞍鋼最新研究「中國實力第一論」,只不過是清華國家主義學派的帝國-全球化理論體系中的一篇策論文章而已。

因此,聲名在外的胡鞍鋼只是清華國家主義學派的一部分而已。這一點至今不為人所察,只是引發了業內少數傳統史家的反對。但吊詭的是,這一國家主義研究取向,卻吸引了不少自由主義年輕學者的極大興趣,紛紛以諸如《樞紐》的變形,加入到這一新的帝國合唱中。

由此可見,胡鞍鋼對國家主義的堅持,甚至浮誇式的堅持,其實已然收穫了難以想像的豐碩「成果」。而自由主義者在它面前,節節敗退,甚至倒戈,猶如最高層也曾發生的爭執——至少在過去大半年,新權威主義的保守意識形態及其代理人,壓過了堅持市場自由主義和混合所有制的自由派,也主導了中美貿易戰裏的中方強硬立場。

「實力第一論」與「低端全球化」:中國的第三次「大躍進」

貿易戰中受損嚴重的中興公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公司一方面高度依賴美國芯片與軟件,另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地區為主要市場,並且幫助伊朗等國家發展電信監控,都生動代表了中國模式所處於低端全球化的領導角色和地位。

貿易戰中受損嚴重的中興公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公司一方面高度依賴美國芯片與軟件,另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地區為主要市場,並且幫助伊朗等國家發展電信監控,都生動代表了中國模式所處於低端全球化的領導角色和地位。攝:Paco Freire/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第一次大躍進發生在1958年,隨後迎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毛被迫退居二線。第二次大躍進發生在1978年華國鋒主政期間,也被稱作「洋躍進」,結果也是華被鄧小平取而代之,停止輸出革命,轉而實行改革開放。而第三次「大躍進」,則始自2013年。「一帶一路」像是新的大躍進,也就是土法煉鋼、趕英超美的「低端全球化」模式。

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理解胡鞍鋼的「中國實力第一論」,或者何謂「中式帝國」背後的一切?

按照胡自己的解釋,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提出的「趕英超美」是他論述的歷史起點,也是邏輯起點。而「趕英超美」,亦即中國大躍進的背景,卻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報告後,中蘇開始隱形分裂、中國意欲爭奪世界共運領導權。

毛和赫魯曉夫當年所達成的中蘇勢力劃分——中國支援和爭取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方式,發端於1958年土法煉鋼式「趕英超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模式,連同後來林彪提出的世界範圍內「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號召,成為中國輸出革命的模式。

在今天,昔日土法煉鋼、「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輸出革命模式,則演變為着力於中亞、東南亞、非洲和南美等新亞非拉的「一帶一路」戰略。胡鞍鋼的「中國實力第一論」自然便是其中最快捷的中國模式概括,省卻了讓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殫精竭慮的麻煩。

然而,胡氏論證之簡單粗糙,引起了清華校友的激烈不滿,中美貿易戰暴露出中國製造水準和科研水平之低下,更是讓這些校友的不滿與公眾的不滿聯繫在一起,成為全社會的共情。因為公眾透過中興公司案件看到的,恰恰是《厲害了我的國》所製造出來的第三次「大躍進」幻象的破滅。

歷史上,第一次大躍進發生在1958年,隨後迎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毛被迫退居二線,輸出革命也遭遇1965年印尼「930」事件的挫敗。第二次大躍進發生在1978年華國鋒主政期間,也被稱作「洋躍進」,結果也是華被鄧小平取而代之,停止輸出革命,轉而實行改革開放。而第三次「大躍進」,則始自2013年。其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向中亞和東盟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並在2018年上升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

就當中美貿易戰加碼進行之際,美日歐通過(或將要協商通過)雙邊零關税談判,儼然形成了一個WTO之外新的自由貿易區,而中國的應對,卻仍沿襲毛向亞非拉輸出革命的路線,也表明了「一帶一路」政策的戰略意圖,正是習近平今年7月在南非「金磚國家會議」上所宣示的,打出「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的旗號,實則拒絕民主的中國模式威權主義,區別於美日歐的發達國家民主陣營。

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參照習近平在2017年達沃斯論壇上對全球化的立場聲明,通過「一帶一路」聯結全球化的中國模式,無論是否被外界批評為新殖民主義或修正主義全球化,看起來都更像是新的大躍進,也就是土法煉鋼、趕英超美的「低端全球化」模式。

人類學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觀察香港重慶大廈,那裏彙集了來自拉各斯、內羅畢、孟買和加拉加斯的商人,將中國生產的廉價商品賣到非洲、南美和中東地區,形成一條相對於華爾街-法蘭克福-東京-上海-新加坡的全球化的低端路線。

而「一帶一路」所做的,不過是沿着這條以重慶大廈商人為代表的路線,輸出中國的過剩生產,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鞏固當地的威權政權,壓制當地人民的反抗,以此維繫中國對本國民眾反抗進行鎮壓、並在世界範圍內展開警察行動的合法性。貿易戰中受損嚴重的中興公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公司一方面高度依賴美國芯片與軟件,另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地區為主要市場,並且幫助伊朗等國家發展電信監控,都生動代表了中國模式所處於低端全球化的領導角色和地位。

然而,這種低端全球化模式、亦即「中國模式」的輸出,更可能是脆弱的、難以持續的,一如中興公司、或者海航模式,或者如中國1960年代對印尼共產黨的支持一般。

因為,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對全球化可能創造出的新帝國的預言看來,全球化帶來的「新帝國」,不是傳統帝國的疆界彈性所塑造的,而是因為其位於歷史的終點——中式帝國既是對冷戰時代輸出革命模式和大躍進發展模式的重複,也是胡鞍鋼、王紹光、汪暉、趙汀陽等「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所夢想的「天下體制」的現實版。後者不過是對朝貢體制的懷舊,永遠地停留在了前現代。

而中國目前也在效仿美國在世界範圍展開部署,從海地到南蘇丹、索馬里和即將展開的敘利亞,都以小規模的警察部隊或維和部隊的方式,嘗試學習向一個帝國轉變。但中式帝國所能立足的,並不是全球化,而是「地方化」,以及這種地方化的無限擴張——沿着「一帶一路」為地方化的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統治,尋找更為廣闊、但卻並非普世的脆弱縱深。

也因此,當這種帝國的雛形剛剛顯現,就已經暴露出其脆弱性和不可持續,「一帶一路」激起了當地民眾的反抗,最激烈的就像是馬來西亞的選民一般。不僅如此,對雛形初現的中式帝國來說,最麻煩的問題,可能還不是來自中美貿易戰、或者東南亞和非洲,而是來自俄羅斯——

基辛格這位曾經成功改變冷戰美蘇中三角關係的人,近月就拋出了「聯俄抗中」論。而俄羅斯大報《獨立報》也在最近刊文,批評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指其製造腐敗和破壞生態,威脅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而且激發當地日益高漲的反華意識。

清華「紅色工程師」的反擊,能否導致中國未來路線的調整?

隨着「新三屆」的出道和幹部專業化,工農兵學員備受歧視。清華校友們對胡鞍鋼浮誇學風的不滿,在在指向最高決策層的同樣問題。圍繞「驅胡」的運動,應該是各方心裏都清楚其厲害的一次火力偵察。到底能走多遠,還在於路線之爭的調整。

姑且不論這些接踵而來的國際麻煩,將會如何挑戰中國,清華校友們對胡鞍鋼所代表群體的強烈不滿,也並不見得只是單純因為國際社會的反彈。而更在於他們所代表的「技術專家」群體,對胡鞍鋼為代表的群體的歧視。

對清華校友們來說,胡鞍鋼的浮誇學風固然可能令中國、特別是中國精英們付出沉重代價;他近乎無知無畏的政策主張,也與行政當局激進主義政策之間,存在無法切割的關聯;但是,幾乎所有清華人可能都明白、卻無法明言的,還在於一個貫穿清華校史的情結,來自他們身為「紅色工程師」,而對胡鞍鋼教育背景的內在歧視。

縱然胡鞍鋼有據說雙博士的頭銜,自動化和經濟學博士,本科教育學歷卻是河北礦冶學院,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理工大學,在一向強調「三清團」背景(注:指本碩博皆為清華學生)的清華校友看來,這種第一學歷的不足和後來從自動化向社會科學的跨界,都成為他浮誇學風的根源。

不僅如此,據美國學者安舟(Joel Andreas)《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一書的研究,清華校長蔣南翔治校期間,所確立的「又紅又專」的清華模式,極大影響了中國官僚的成分和價值取向,也是中國能夠取得改革開放成功、連續保持高增長的關鍵——1989年後,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先後執政,便代表着這一「紅色工程師」取代此前革命老幹部的技術專家統治模式。

相比之下,現任國家領導層以及執政夥伴,卻更多是清華的工農兵學員,即文革期間以推薦方式入學的,是1975年上學後兩年後,清華校園即迎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正規大學生。安舟的訪談,也證實了當時的教師們將注意力完全轉移到了這些新學生身上,對仍然在校的工農兵學生不聞不問。

在此後的中國社會,隨着「新三屆」的出道和幹部專業化,這一代工農兵學員備受歧視。而這一心結,也成為清華校友們評判過去六年各項政策專業性與否的一個重要心理參照。他們對胡鞍鋼浮誇學風的不滿,在在指向最高決策層的同樣問題。

更進一步論述,學歷和學風問題,則很容易上升成為官僚集團對整個紅色集團的不滿。官僚集團整體上,都被過去六年的反腐運動所壓制。即使中組部有意從清華畢業生中挑選後備幹部,也只惠及少數青年幹部,因此難以彌合官僚群體和紅色集團間日漸增大的罅隙。

兩者相互角力的情形,越發接近1960年代初發生在延安幹部和白區幹部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毛、劉(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鬥爭。歷史上,這一鬥爭在毛澤東極力推動的「四清運動」中,逐漸上升為路線衝突,並且因為印尼革命的挫敗而加大了壓力。在中國的刻下政局裏,中美貿易戰引發的「實力超美論」,也正在上升成圍繞「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混亂和路線衝突,這才有壓抑已久的許多聲音爆發:包括反對個人崇拜的黨內傳統,也被重新提上公共輿論的議程。

不難預期,雖然胡鞍鋼充其量只是一介吹鼓手,但卻屬於一個清華的國家主義學派所代表的帝國意識形態和權力體系。一旦胡鞍鋼被放棄,便可能讓對手窺見破綻,可能引發整個系統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關係整個系統主張的存亡。因此,可以相信,圍繞「驅胡」的運動,應該是各方心裏都清楚其厲害的一次火力偵察。到底能走多遠,還在於路線之爭的調整。那需要等待北戴河會議的務虛討論結果,或者中美貿易戰的進一步發展。

而對於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中國領導人來說,他們或許最終會意識到,他們的智庫和專家已經不再值得信任,當權者反而需要從他們的對手身上,去更多地學習,從他們所驅逐的反對者那裏,去更多地傾聽。

[注]一名被網友人肉搜索出曹姓外地人,在北京右安門地帶辱罵北京本地人,引發了一場群體事件,曹姓外地人被迫自首,據媒體報導稱憤怒的北京本地人「圍攻派出所」,現場視頻流傳甚廣。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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