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方可成:共產主義歷史如何促進中歐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

要理解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現狀,就必須回到共產主義的那段歷史當中去。而昔日的共產主義和今日的右翼民粹主義之間,便產生了一種弔詭的聯繫。


「在波蘭,對現實感到失望的激進年輕人,別無選擇,只能投奔右翼民粹主義陣營。」圖為2016年11月11日,波蘭獨立日,市內發生的一場右翼民族主義運動。 攝:Maciej Luczniewsk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在波蘭,對現實感到失望的激進年輕人,別無選擇,只能投奔右翼民粹主義陣營。」圖為2016年11月11日,波蘭獨立日,市內發生的一場右翼民族主義運動。 攝:Maciej Luczniewsk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在波蘭,對現實感到失望的激進年輕人,別無選擇,只能投奔右翼民粹主義陣營。」

6月底,在波蘭第四大城市弗羅茨瓦夫(Wrocław),我見到了智庫「費迪南德·拉薩爾社會思想研究中心」(Ferdinand Lassalle Centre For Social Thought)的負責人希斯卡(Michał Syska)。在講解波蘭的政治概況、並解讀右翼民粹主義近年來在這個國家興起的原因時,他說出這句一針見血的論斷。

他所說的「別無選擇」指的是:由於共產主義時代留下的創傷記憶,在波蘭的意識形態光譜中,激進左翼至今仍是禁忌。因此,當反建制的激進年輕人們尋找屬於自己的陣營時,他們不會向左看,只會向右看——在那裏,右翼民粹主義正等待着他們。

2018年5-6月,我遊歷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三個中歐國家,對它們的政治狀況和普通人的生活做了一些近距離的了解。近年來,這三個前共產主義國家,再加上曾經和捷克同為一國的斯洛伐克,湧現出一撥以反全球化、反移民為核心的民粹主義浪潮。在大選中獲勝的政客幾乎全部是操着反移民的口號上台的。它們也成為了歐盟國家中右翼民粹主義的先鋒。

當反建制的激進年輕人們尋找屬於自己的陣營時,他們不會向左看,只會向右看——在那裏,右翼民粹主義正等待着他們。

蘇東劇變後,這四個中歐國家組成了「維謝格拉德集團」(V4),為加入歐盟做準備,並在2004年5月1日同時入盟。歐盟對於這四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它們也從歐盟獲得了大量經濟援助。然而在政治方面,它們卻是歐盟中的異類。早在2015年,它們就曾一致反對歐盟委員會關於向歐盟國家攤派4萬難民的建議。

正如希斯卡所言,要理解這些國家的現狀,就必須回到共產主義的那段歷史當中去。而昔日的共產主義和今日的右翼民粹主義之間,便產生了一種弔詭的聯繫。

禁忌的五角星

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我參加了一個共產主義主題的步行導覽。帶着我們在城市裏穿行的,是正在讀國際關係專業碩士、業餘時間做導遊的本地姑娘Regina。

見面之後,Regina先跟我們說抱歉:雖然這是一個長達兩小時的導覽,但其實,在今天的布達佩斯,已經幾乎看不到任何共產主義時代的遺產了。

原來,1989年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之後,所有和社會主義有關的視覺元素都被清理乾淨了。其中,各式各樣的共產主義塑像,被運送到半小時車程之外的一個露天博物館「紀念公園」(Memento Park)來集中展示。

市區裏能見到的唯一一個和共產主義有些許聯繫的紀念物,是自由廣場上的蘇軍紀念碑,在紀念碑的頂端,是一顆金色的五角星。

市區裏能見到的唯一一個和共產主義有些許聯繫的紀念物,是自由廣場上的蘇軍紀念碑,在紀念碑的頂端,是一顆金色的五角星。攝:Attila Kisbenedek/AFP/Getty Images

市區裏能見到的唯一一個和共產主義有些許聯繫的紀念物,是自由廣場上的蘇軍紀念碑。二戰期間,蘇聯軍隊在中東歐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有14萬蘇軍在匈牙利的戰場上獻出了生命。在蘇軍紀念碑的頂端,是一顆金色的五角星。對於普通旅行者來說,這大概也是偌大的布達佩斯城裏能見到的唯一一顆五角星了——鐮刀、斧頭、紅五星,在這裏都是禁忌的圖案。

Regina告訴我們,這種禁忌深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商品的logo都不會出現這些圖案,或許唯一的例外是在商標中帶有一顆紅五星的荷蘭啤酒品牌喜力(Heineken)。這個logo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來自中世紀的釀酒文化(五個角分別代表水、大麥、啤酒花、酵母以及「釀酒的魔力」),與共產黨絲毫無關。但即便如此,它可能也要從匈牙利消失了——2017年,匈牙利政府開始醖釀一部法案,聲稱禁止一切紅五星圖案是匈牙利政府對「曾經在布爾什維克恐怖政權中受害的匈牙利人的道德責任」。喜力啤酒公司表示將會密切關注法案的進展情況。可以看到,匈牙利的右翼民粹政府也在借共產主義歷史做文章,以獲得更多的支持。

Regina講述了一個極富象徵意味的歷史事件:布達佩斯城裏有兩棟最高的建築物——國會大廈和聖·伊斯特萬大教堂(St. Stephen's Basilica),它們的高度同為96米。而在共產主義時期,國會大廈的頂端被加了一顆巨大的五角星,使得它超過了教堂的高度——象徵着共產主義政權拒絕與宗教平起平坐。1989年,這顆五角星自然也被撤下。

為了彌補在城市裏難以見到共產主義遺產的遺憾,Regina特意從自己的家裏帶來了一件共產主義時代紀念品——政府發給她爺爺的一枚紅五星勛章。「看的時候請小心」,Regina笑稱,「如果弄壞了,我爺爺一定會非常生氣的。」

對於絕大多數匈牙利人來說,共產主義時代不僅意味着極權統治,還是國家被侵略的屈辱歷史。

像Regina爺爺這樣、曾經在共產主義政權中享受了榮譽和特權的老人,或許是整個社會裏唯一一個懷念共產主義時代的群體了。對於絕大多數匈牙利人來說,共產主義時代不僅意味着極權統治,還是國家被侵略的屈辱歷史。

走在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臨近的建築物外牆上布滿了彈坑,那是1956年10月蘇軍暴力入侵匈牙利時留下的印記。當時,蘇軍出動了龐大的坦克部隊開入匈牙利,對要求獨立自主和民主化改革的匈牙利人進行了血腥鎮壓,造成2500-3000人死亡、1.3萬人受傷。

走在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臨近的建築物外牆上布滿了彈坑,那是1956年10月蘇軍暴力入侵匈牙利時留下的印記。

走在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臨近的建築物外牆上布滿了彈坑,那是1956年10月蘇軍暴力入侵匈牙利時留下的印記。圖:作者提供

國會大廈廣場地下還專門設有「十月事件」的紀念館,再現當時的血腥和恐怖。巨大的投影屏幕上,循環播放着蘇聯坦克的畫面:坦克越開越近,將炮口轉過來,朝向觀眾,然後開炮……地面上用紅色的燈光模擬出血流成河的場面。這種恐怖的氛圍,在城市裏的另一處著名景點——「恐怖之屋」博物館被展現到了極致。在那裏,共產主義政權被與納粹並列為兩大恐怖力量,博物館所在地址也恰好先後是匈牙利納粹總部和蘇聯國家安全部門辦公地。展品包括蘇聯安全部門的監獄和酷刑記錄、蘇聯人的坦克、一整面寫滿死難者姓名的黑牆……

這些紀念館所採用的大多是一種「受害者敘事」,將匈牙利描繪成德國人和蘇聯人侵略下的無辜受害者,幾乎不去提及歷史上的部分匈牙利人曾經是納粹和蘇共合作者的事實。這種敘事策略也暗合了右翼政黨的理念:對外族的警惕被擺在最重要的位置,遠勝過對自身問題的反省。

「我們不是東歐國家!」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同樣有一家展示極權統治的「共產主義博物館」。在入口處是一顆巨大的紅五星,一座馬克思的塑像,以及三個巨大的詞:夢想(dream)、現實(reality)、夢魘(nightmare)。

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參觀者,我可以很輕易地從展品中找到共鳴——信息審查和宣傳、勞改營、少先隊、清除社會組織、階級出身論、學俄語熱潮……這些都是蘇聯影響之下的元素。

不同的是,中國畢竟未曾遭遇蘇聯人的侵略(儘管這種「侵略」的危機感在很長時間內支配了中國的政治生活),相比中蘇邊境上零星規模的邊境衝突,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實實在在地都吃過蘇聯坦克的苦頭。就在匈牙利「十月事件」的12年之後,1968年,蘇聯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將布拉格的「春天」變成了冬天。

捷克的普通人如何看待這段混雜着極權統治和蘇聯侵略的「夢魘」?在去往布拉格東邊的小鎮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的路上,我們的中年女性導遊沿途為我們介紹捷克歷史概況時,不斷抱怨着那個時代——

  • 「這條高速公路是在共產主義時期建的,居然穿過了市中心,因此經常堵車,真是不可思議的糟糕規劃。而且質量很差,三四年就要翻修一次,堵車就更嚴重了。」

  • 「看到那個很醜的電視塔了嗎?共產主義時期建起來干擾西方廣播信號的,太醜了,我們很不喜歡。」

  • 「布拉格是歷史古城,為了保護歷史風貌,不能建高樓的。但是你們能看到有個別高樓,那都是在共產主義期間建的,他們根本不在乎這個。 」

  • 「我們和斯洛伐克是愉快分手的,現在兩國關係很好,但是共產主義時期我們關係不好。」

  • 「共產主義時期,產品的產量大、質量差,所以90年代開始要改善質量。現在斯柯達汽車的質量很好,但在共產主義時期質量很差。」

  • 「共產主義時期產品緊缺,經常買不到蔬菜,又不能擁有私有田地,但是捷克人喜歡種菜,所以他們在郊區租下週末度假的房子用來種菜。」

  • 「共產主義時期沒法旅遊,只能去東邊的國家,不能去西邊,拿不到護照。」

  • 「共產主義者不關心環境,現在我們的環境正在改善。」……

  • 無論是在「恐怖之家」和「共產主義博物館」的敘事中,還是在這位導遊各種真真假假的吐槽中,共產主義都被高度臉譜化,似乎一切不好的東西都是因為那段時期。自從共產主義政權倒台,一切就都好起來了。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樣有一家展示極權統治的「共產主義博物館」。入口處是一顆巨大的紅五星,一座馬克思的塑像,以及三個巨大的詞:夢想、現實、夢魘。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樣有一家展示極權統治的「共產主義博物館」。入口處是一顆巨大的紅五星,一座馬克思的塑像,以及三個巨大的詞:夢想、現實、夢魘。圖:作者提供

    對於滿懷憤懣的中年女導遊來說,甚至將捷克稱為「東歐國家」都是一種冒犯——「我們明明就是在歐洲的中心位置。說我們是東歐,那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曾經屬於共產主義集團,但現在已經不是了,我們是中歐國家!」

    儘管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有時會宣稱中東歐國家民眾「對現實不滿」、「重新懷念共產主義」,但從投票數據來看並非如此。在捷克近年來的選舉中,無論是地方選舉、區域選舉、國會議員選舉,還是歐洲議會議員選舉,捷克共產黨的得票率都下降到了歷史低點,在政治生活中沒有明顯的影響力,在民眾中也只有極薄弱的民意基礎。

    從歷史經驗中各取所需

    我在布拉格的最後一站,是哈維爾圖書館。

    對成長於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來說,布拉格是和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這個名字密切鏈接在一起的。這位劇作家、異見人士、階下囚,曾是「天鵝絨革命」的道德領袖,共產主義垮台後又成為捷克共和國總統。他反抗極權統治的思想和行動、尤其是《七七憲章》的實踐,不僅鼓舞了本國同胞,影響力更遠至中国。

    一進圖書館的大門,同行的幾個美國教授就發現了牆上的哈維爾語錄,如獲至寶,拿起手機一通狂拍。最讓他們心動的是那句:Truth and love must triumph over lies and hatred!(真實和愛必須戰勝謊言和仇恨!)顯然,美國教授想起了特朗普(川普)當選之後抗議者們打出的標語:Love trumps hate。

    哈維爾當年反抗左翼極權的思想資源,同樣適用於今天反對極右翼政治勢力。

    這個曾經撼動共產主義極權社會的句子,在三十年後竟然讓一群美國知識分子感到激動不已,這當然說明哈維爾精神的偉大,但也令人感到弔詭。

    在美國教授們看來,左翼的極權和右翼的民粹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相似之處。因此,哈維爾當年反抗左翼極權的思想資源,同樣適用於今天反對極右翼政治勢力。

    但是中歐四國的國民並不會這麼想。他們享受了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之後帶來的好處,但對哈維爾式的理念並不照單全收。

    在哈維爾圖書館,工作人員向我們介紹說:哈維爾並不是一個政客,他不願改變自己的理念去討好民眾。他在擔任總統期間進行大赦、關閉軍工產業,這都符合他倡導人權以及和平主義的理念,但引發了不少民眾的不滿。

    在那個以變革為標誌的時代,哈維爾依靠知識分子、學生、城市精英的支持,憑藉他身孚眾望的影響力,執政長達14年之久。但如今時過境遷,捷克2013年確立直選制度,我卻懷疑,即便哈維爾復生,恐怕也很難在直選中獲勝。相反,如今坐在總統位置上的是一個喜歡喝酒的民粹主義者澤曼(Miloš Zeman,齊曼)。有人稱他為喝醉版的特朗普。而現任總理巴比什(Andrej Babiš)則比澤曼還要更像特朗普:他也曾經是商人,行事風格也是我行我素,在政策方面也是主打民粹牌。

    捷克人為什麼會把這個「喝醉版的特朗普」送上台?我所聽到的較為一致的解釋是:共產主義時期來自莫斯科的「夢魘」,讓他們對主權完整和國族身份認同問題更為敏感,這種敏感大大超過了西歐國家。因此,當西歐國家對移民和難民張開雙臂的時候,中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卻有更多的懷疑。儘管這些國家的移民和難民數量其實非常少,但右翼民粹主義政客卻成功將它炒成了核心議題——保護好我們的邊境,保護好我們的民族,不要讓異族進來,不要從布魯塞爾的歐盟精英那裏接受指令,就像當年不應該從莫斯科接受指令一樣。

    這幾個國家之間的右翼民粹主義陣營還會互相影響和支持。波蘭智庫負責人希斯卡告訴我們,匈牙利的反移民領導人歐爾班(Orbán Viktor,奧班)現在是波蘭右翼陣營崇拜的偶像人物,他們會組織集體活動前往布達佩斯,與那裏的右翼組織發生「串聯」。而英國脱歐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無疑也給了這些國家的右翼陣營很大的鼓舞。

    在中歐,左翼完全沒有機會了嗎?唯一的機會恐怕是採用「後政治」的策略,也就是利用個性和人格魅力,與建制拉開距離。

    那麼,在中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左翼完全沒有機會了嗎?希斯卡認為,唯一的機會恐怕是採用「後政治」的策略,也就是利用個性和人格魅力,與建制拉開距離。就好像31歲當選奧地利總理的「小鮮肉」庫爾茨(Sebastian Kurz)一樣,憑藉自己的顏值和魅力,並將自己包裝成反建制的新政客。

    只是,庫爾茨的獲勝和他擔任外長期間採取的對移民強硬政策息息相關。左翼陣營要想重新在這些國家崛起,不僅要採用新的競選策略、推出「小鮮肉」候選人,更要在具體政策上針對特殊歷史背景造成的國民心態作出更好的回應。

    右翼陣營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敘事策略雖然充滿漏洞,卻對普通民眾有很強的感染力,而左翼如何才能發展出一套反敘事策略?如何向民眾說明造就苦難的並非只有外族侵略和極左政權?如何在開放與安全、多元與傳統之間尋找到恰當的平衡點?如何在全球右轉的背景下與其他國家的進步主義力量抱團取暖?這些都是極具挑戰性的難題。

    (方可成,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在讀博士、原《南方週末》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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