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躍然：我們一直一廂情願地誤解了「布拉格之春」

在一套通行的主流敘事中，「布拉格之春」意味着社會主義體制內部自上而下自我革新的努力：1968年1月，改革派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捷共」）第一書記，從而開啟一系列政治自由化改革：撤銷媒體審查，開放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分散權力。杜布切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歡迎，領着整個國家向「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走去。然而，面對這一系列政治自由化改革，蘇聯深感不安，最終於8月20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令該國的政治改革進程遭到腰斬。

在這個版本中，故事的主角毫無疑問是體制內開明的改革派領導人。杜布切克彷佛一顆劃過暗暗長夜的流星，給捷克斯洛伐克帶來短暫的光明與希望，但終究轉瞬即逝。這套敘事有多麼根深蒂固，只消看看英文維基百科的「布拉格之春」頁面，便可見一斑。

而事實上，這套敘事更像一種一廂情願的誤會。它誤解了布拉格之春為什麼會發生、杜布切克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場運動又何以陷入悲劇的結局。另一方面，這套敘事也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布拉格之春在「全球六八」的大環境中意味着什麼，又以什麼方式影響着後世的歷史進程。

改革的窗口從哪裏來？

1967年下旬，捷共內部高層開始出現嚴重的分裂。長期掌權的黨內一把手諾沃提尼（Antonin Novotny）越來越不得人心，開始遭到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領導人的挑戰。這一分裂，一方面是黨內高層個人權力鬥爭的表現，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諾沃提尼和杜布切克在去史太林化（去史達林化）、如何解決經濟衰退、如何處理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上的分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改革」恰恰並不是權力鬥爭中涉及的主要分歧之一。正相反，此時的杜布切克在政治路線上與黨內建制派高度一致。1967年中，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中的一些激進左翼成員──比如瓦楚里克（Ludvik Vaculik）和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開始公開批評捷共、對其領導地位提出質疑。幾個月後，捷共中央委員會決定處罰這些激進作家，並將作家協會官方出版物的控制權轉移到文化部。這些決定，得到了捷共中央委員會內「建制派」和「改革派」的一致支持。

1967年12月，隨着黨內鬥爭不斷加劇，諾沃提尼決定請蘇共總書記布里茲尼夫（Leonid Brezhnev，布里茲涅夫）來布拉格為自己撐腰，但來到布拉格的布里茲尼夫，卻拒絕為任何一方站台背書，簡稱「這是捷共自己內部的事情」。布里茲尼夫拒絕支持諾沃提尼，實際上就等於支持了杜布切克。杜布切克早年在蘇聯的成長經歷，讓蘇聯領導人覺得他相比諾沃提尼更值得蘇聯信賴。布里茲尼夫甚至在內部講話中稱杜布切克為「我們的薩沙」（Sasha是Alexander的暱稱）。

有了布里茲尼夫實質上的撐腰，「我們的薩沙」在黨內鬥爭中佔據了上風。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取代諾沃提尼成為捷共第一書記。通行的主流敘事中，這個日期標誌着「布拉格之春」的開始。然而事實上，杜布切克就任總書記並不意味着黨內鬥爭結束、改革時代開啟，而恰恰意味着黨內鬥爭的白熱化。諾沃提尼雖然失去了第一書記的職位，但依然是國家總統，權力鬥爭仍在繼續。

重大的權力變動，並沒有在隨後的一個月裏帶來什麼改革跡象。最先行動的，反而是諾沃提尼和他的建制派支持者們。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他們決定用動員大眾的方式壯大諾沃提尼在黨組織外的號召力，以此扭轉諾沃提尼在黨內鬥爭中的頹勢。一系列支持諾沃提尼的演講和集會出現在布拉格幾個最大的工廠中。

迫於這一局面，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支持者們也不得不同樣採用動員大眾、爭取布拉格普通工人支持的方式回擊諾沃提尼。支持杜布切克、反對諾沃提尼「舊秩序」的公共集會在2月底3月初輪番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杜布切克頒布了最早的一系列放鬆輿論和社會控制的政策，既是為了給己方在權力鬥爭中爭取更強的民意基礎，也是鼓勵社會各界發出更多針對諾沃提尼掌權時期的批評。

因此，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最初的改革跡象，並不能歸因於開明派領導人腦中的政治藍圖，而是因為黨內掌權者不得不動員大眾、利用民意作為權力鬥爭的武器。體制內精英的內部縫隙，催化出社會自我動員的窗口。

當社會自發動員撞上體制的牆

即使僅僅是政治上稍稍鬆綁，捷克斯洛伐克民眾的政治熱情立刻噴湧而出。社會各界自我組織、自我表達的勢頭快速蔓延，遠不是捷共可以預料或控制的。報紙上開始出現各種激烈的政治辯論，報紙銷量與辯論的火藥味齊頭並進。電視台上，被迫害的政治犯與迫害他們的掌權者當面對質。大量社會團體與沙龍開始出現，學生們也走上街頭。在工廠裏，工人們開始爭取工作場所的民主管理，選舉工人委員會，反抗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層，也開始和學生、知識分子們串聯。一波接一波的罷工也開始出現。

在如火如荼的民眾自發行動中，諾沃提尼掌權下的政治迫害與貪腐行為被陸續曝出，面對洶湧的民意，諾沃提尼不得不在3月22日辭去總統一職。

這當然可以看做是杜布切克在權力鬥爭中的勝利，但更加重要的是，在鬆綁政策陸續頒布後的短短一個多月中，社會民眾的自發動員已經遠遠超出了杜布切克的政策所劃定的框架，而擁有了獨立的政治生命。民眾在組織與行動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激進與革命性，其中展現出的政治能量、呼之欲出的變革圖景，同樣讓杜布切克感到憂慮。社會運動對準的矛頭已經不只是政治體制中的建制派，而是政治體制本身──這樣的事態發展，令體制內的改革派們也深感不安。

這種不安來自於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們對體制的根本信賴，還是因為他們已經預見到過於激進的變革訴求會招致蘇聯的鎮壓？這我們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布拉格之春的激進動能，不是領袖灌輸給民眾的，而是民眾大膽衝破了領袖的限制後迸發出來的。

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一方面是民眾奮勇推着運動的車輪大步前行、提出大膽的訴求與願景，另一方面是杜布切克（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原因）竭力試圖弱化社會自發組織的動能、將民眾重新拉回體制設定的軌道。這才是布拉格之春的真正主題：不是開明領袖帶領民眾走在改革的路上，而是體制內精英拼命試圖將民眾從激進化的道路上拉回來。

杜布切克試圖將社會「去激進化」的努力，從諾沃提尼辭去總統之前就開始了。2月底，一位與諾沃提尼關係密切的黨內高官叛逃美國，媒體曝出他的政變企圖與種種貪腐行為。杜布切克深知，此事若被大量報導，傷害的不僅僅是諾沃提尼的民意支持，更是整個捷共體制的威信。因此，他甚至親自致電布拉格工會的日報編輯部，懇請他們撤回相關報導──然而，他的電話打得太晚了，報紙已經將要出街。

更令杜布切克頭疼的，是工人們的自發組織與行動。面對布拉格的罷工潮，杜布切克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態度：「捷克斯洛伐克若想獲得民主，意味着我們必須意識到，號召罷工以及罷工行動本身，勢必帶來無政府狀態和對社會的破壞。」一切社會自發的、挑戰體制權力的行動，都變成了杜布切克口中的「無政府狀態」的一部分。杜布切克對「無政府狀態」的譴責，貫穿了整個布拉格之春。

杜布切克領導下的捷共在4月頒布的《行動綱領》和提出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必須放在這一語境下才能準確理解。其中展現出的改革姿態，實則更可能是試圖用有限的改良妥協來收編、安撫、用體制來消化社會民眾的自我動員，試圖把激進訴求拉回體制框架。《行動綱領》雖然提到行政權力下放、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恢復名譽、拓展言論自由等等，但卻對社會運動中湧現的最激進訴求之一──工作場所的工人民主──隻字不提，反而提出管理崗位要由「有能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幹部」擔任、強化技術官僚的權力。

在蘇聯的坦克面前無所畏懼

捷共「開明派」領導人的立場體現得最為鮮明的時刻，是在6月中旬捷克激進左翼作家瓦楚里克公開發表《兩千字宣言》之後。這份由多位知識分子、藝術家、社會活動人士共同簽署的宣言指出，雖然開明派領導人提出的政策確有積極意義，但想要實現真正的變革，必須靠社會大眾主導改革進程、廣泛參與，必須賦予社會大眾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實質參與和決策權利──換句話說，需要靠自下而上的、民眾直接政治行動主導的、而不是由政黨領導的變革道路。

這份文件，招致了黨內「建制派」和「開明派」──包括杜布切克本人──的一致批判。

唯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蘇聯究竟為什麼不惜通過武力入侵強行中斷捷克斯洛伐克的變革進程。真正令蘇聯恐懼的，不是杜布切克施行的那些改革政策，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急速發展的民眾動員。即使杜布切克三番四次向布里茲尼夫保證捷共有能力控制民眾動員的事態，但動員擴大的迅猛勢頭，尤其是《兩千字宣言》的發表，還是讓蘇聯坐立不安。最終，因着捷共黨內殘留的建制派私下串聯，蘇聯最終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出兵，在8月20日終結了布拉格之春。

在蘇聯出兵之際，是站在捷克斯洛伐克民眾一邊，還是站在民眾的對立面？此時的選擇，只有非黑即白的兩個選項，不再有可供閃轉騰挪的中間地帶。杜布切克最終還是選擇站在民眾的對立面上，呼籲民眾不要抵抗蘇聯軍隊。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杜布切克從捷共開明派領袖一躍變成蘇聯的傀儡，將已經施行的改革政策一一撤回，直至他在1969年4月下台。

然而，即使捷共最高領袖已經發出「不要抵抗」的號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對蘇聯軍隊的抵抗一直沒有停息。人們在布拉格街頭構築工事，散發傳單，張貼海報，插滿國旗，甚至與蘇聯士兵正面理論。廣播、報紙、電視在非法的狀態下依然播報着關於抵抗的消息。人們故意調轉街頭的路標牌，以迷惑行進中的蘇聯軍隊。人們罷工、罷課、走上街頭，甚至不惜以自焚表達抗議。而在這全過程中，捷共殘存的開明派領袖們一直在號召民眾「保持冷靜」。在蘇聯的坦克之下，這些抵抗或許的確是徒勞的，但這些抵抗行為向世人展示了，捷克斯洛伐克社會在1968年迸發出何等樣的動員能量，以至於人們在蘇聯的坦克面前都無所畏懼。

如果人們無法代表自己，則終將被別人代表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而不是杜布切克或者其他哪個開明派領袖。

在1968年，體制內沒有哪個政治力量公開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邊。面對在捷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縫隙中生長出來，但發展勢頭遠超體制框架限制範圍的草根社會運動，捷共的建制派和開明派的態度似乎有所不同，但實質上都是站到了激進民眾的對立面。前者對運動直接深惡痛絕，選擇鐵腕鎮壓；後者對運動也許有所同情，但也抱有巨大的憂慮，不希望運動「走得太遠」，選擇懷柔吸納。

杜布切克沒有「背叛」民眾，因為他從來就不算是民眾的盟友──這和他主觀上是否同情這場運動無關。也許他純粹將這場運動視作對體制、對自身權力的巨大威脅，懷柔吸納只是鎮壓的另一種方式；也許他其實是同情運動的，但害怕運動的激進化帶來災難性後果（如蘇聯出兵鎮壓），因此必須力阻事態激進化、為運動「滅火」。然而不管杜布切克本人的主觀態度如何，他在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地表明：他並非這場運動的領袖。也許他選擇了「滅火」是出於「不得已」，也許在他那個位置上的任何人都無法做出更好的選擇，但這恰恰說明了體制的邏輯對於體制內的人有着多麼強大的約束力量，說明了「將變革的希望寄託在體制內領袖的身上」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而不是杜布切克或者其他哪個開明派領袖。同樣的，最終悲劇的真正承擔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而不是捷共的任何領袖──捷共的領袖，不管是開明派還是建制派，他們的行動都參與了這場悲劇的製造。

除了最終蘇聯出兵鎮壓的結局，1968年發生的事還有一層更深的悲劇意義：這場遠遠超越了體制的邊界、而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大眾運動，卻弔詭地將體制的領袖杜布切克視作是自身的符號象徵和代言人。不僅是在蘇聯入侵後，大量針對蘇軍的民眾抵抗活動都喊着「保衞黨內開明派」的口號；而且在大眾動員最如火如荼的那幾個月裏，許多自發行動都打出「支持杜布切克」的旗號，將自己的行動看作是杜布切克改革願景的一部分，將杜布切克看作是運動方向的指引者。

換句話說，將杜布切克當做民眾自我組織、自我動員過程中的領袖和化身，並不完全是後世主流歷史敘事的扭曲，而也是許許多多參與運動的普通人在運動過程中形成的錯覺和誤認。

這裏便出現了一個悖論：為什麼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的自發組織動員中，沒能出現獨立於體制的領袖和符號？為什麼一場遠比體制激進得多、把體制嚇得心驚肉跳的運動，卻將體制的領袖誤認為自己的領袖？這或許是因為，這場轟轟烈烈的自發社會運動，雖然蔓延速度極快，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還遠不能生長出堅實的組織基礎，無法將碎片化的行動和訴求整合為統一的、在全國層面有號召力的策略和綱領，無法形成一股獨立的、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在缺乏組織基礎、遠稱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的情況下，碎片化的自發行動只能將行動的意義寄託在政治版圖中已經存在的政治力量和符號上。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人們在政治版圖上的可選項僅有捷共的建制派或開明派。

某種程度上說，將體制的領袖誤認為反體制運動的領袖，恰恰說明這場反體制運動是徹頭徹尾沒有領袖的。這不禁讓人再次想起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如果人們無法代表自己，則終將被別人代表」。

在許多社會運動中，人們喊着革命、推翻體制的激進口號，卻做着遠遠沒有那麼激進的事情──這樣的運動，我們似乎見過太多。然而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們喊着改良主義的口號，卻做着比改良主義激進得多的事情，而沒有真正察覺自己的訴求與行動中藴含着多麼巨大的激進意義。相同的悲劇，也發生在同時代的中國，也發生在「全球六十年代」的其他地方，也發生在21世紀的伊朗、埃及、土耳其。

（張躍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