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跃然：我们一直一厢情愿地误解了“布拉格之春”

在一套通行的主流叙事中，“布拉格之春”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内部自上而下自我革新的努力：1968年1月，改革派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共”）第一书记，从而开启一系列政治自由化改革：撤销媒体审查，开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分散权力。杜布切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欢迎，领着整个国家向“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走去。然而，面对这一系列政治自由化改革，苏联深感不安，最终于8月20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令该国的政治改革进程遭到腰斩。

在这个版本中，故事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体制内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彷佛一颗划过暗暗长夜的流星，给捷克斯洛伐克带来短暂的光明与希望，但终究转瞬即逝。这套叙事有多么根深蒂固，只消看看英文维基百科的“布拉格之春”页面，便可见一斑。

而事实上，这套叙事更像一种一厢情愿的误会。它误解了布拉格之春为什么会发生、杜布切克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场运动又何以陷入悲剧的结局。另一方面，这套叙事也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布拉格之春在“全球六八”的大环境中意味着什么，又以什么方式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进程。

改革的窗口从哪里来？

1967年下旬，捷共内部高层开始出现严重的分裂。长期掌权的党内一把手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越来越不得人心，开始遭到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的挑战。这一分裂，一方面是党内高层个人权力斗争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诺沃提尼和杜布切克在去史太林化（去史达林化）、如何解决经济衰退、如何处理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改革”恰恰并不是权力斗争中涉及的主要分歧之一。正相反，此时的杜布切克在政治路线上与党内建制派高度一致。1967年中，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中的一些激进左翼成员──比如瓦楚里克（Ludvik Vaculik）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开始公开批评捷共、对其领导地位提出质疑。几个月后，捷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处罚这些激进作家，并将作家协会官方出版物的控制权转移到文化部。这些决定，得到了捷共中央委员会内“建制派”和“改革派”的一致支持。

1967年12月，随着党内斗争不断加剧，诺沃提尼决定请苏共总书记布里兹尼夫（Leonid Brezhnev，布里兹涅夫）来布拉格为自己撑腰，但来到布拉格的布里兹尼夫，却拒绝为任何一方站台背书，简称“这是捷共自己内部的事情”。布里兹尼夫拒绝支持诺沃提尼，实际上就等于支持了杜布切克。杜布切克早年在苏联的成长经历，让苏联领导人觉得他相比诺沃提尼更值得苏联信赖。布里兹尼夫甚至在内部讲话中称杜布切克为“我们的萨沙”（Sasha是Alexander的暱称）。

有了布里兹尼夫实质上的撑腰，“我们的萨沙”在党内斗争中占据了上风。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捷共第一书记。通行的主流叙事中，这个日期标志着“布拉格之春”的开始。然而事实上，杜布切克就任总书记并不意味着党内斗争结束、改革时代开启，而恰恰意味着党内斗争的白热化。诺沃提尼虽然失去了第一书记的职位，但依然是国家总统，权力斗争仍在继续。

重大的权力变动，并没有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带来什么改革迹象。最先行动的，反而是诺沃提尼和他的建制派支持者们。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决定用动员大众的方式壮大诺沃提尼在党组织外的号召力，以此扭转诺沃提尼在党内斗争中的颓势。一系列支持诺沃提尼的演讲和集会出现在布拉格几个最大的工厂中。

迫于这一局面，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支持者们也不得不同样采用动员大众、争取布拉格普通工人支持的方式回击诺沃提尼。支持杜布切克、反对诺沃提尼“旧秩序”的公共集会在2月底3月初轮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杜布切克颁布了最早的一系列放松舆论和社会控制的政策，既是为了给己方在权力斗争中争取更强的民意基础，也是鼓励社会各界发出更多针对诺沃提尼掌权时期的批评。

因此，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最初的改革迹象，并不能归因于开明派领导人脑中的政治蓝图，而是因为党内掌权者不得不动员大众、利用民意作为权力斗争的武器。体制内精英的内部缝隙，催化出社会自我动员的窗口。

当社会自发动员撞上体制的墙

即使仅仅是政治上稍稍松绑，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政治热情立刻喷涌而出。社会各界自我组织、自我表达的势头快速蔓延，远不是捷共可以预料或控制的。报纸上开始出现各种激烈的政治辩论，报纸销量与辩论的火药味齐头并进。电视台上，被迫害的政治犯与迫害他们的掌权者当面对质。大量社会团体与沙龙开始出现，学生们也走上街头。在工厂里，工人们开始争取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选举工人委员会，反抗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层，也开始和学生、知识分子们串联。一波接一波的罢工也开始出现。

在如火如荼的民众自发行动中，诺沃提尼掌权下的政治迫害与贪腐行为被陆续曝出，面对汹涌的民意，诺沃提尼不得不在3月22日辞去总统一职。

这当然可以看做是杜布切克在权力斗争中的胜利，但更加重要的是，在松绑政策陆续颁布后的短短一个多月中，社会民众的自发动员已经远远超出了杜布切克的政策所划定的框架，而拥有了独立的政治生命。民众在组织与行动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与革命性，其中展现出的政治能量、呼之欲出的变革图景，同样让杜布切克感到忧虑。社会运动对准的矛头已经不只是政治体制中的建制派，而是政治体制本身──这样的事态发展，令体制内的改革派们也深感不安。

这种不安来自于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们对体制的根本信赖，还是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到过于激进的变革诉求会招致苏联的镇压？这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布拉格之春的激进动能，不是领袖灌输给民众的，而是民众大胆冲破了领袖的限制后迸发出来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方面是民众奋勇推着运动的车轮大步前行、提出大胆的诉求与愿景，另一方面是杜布切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竭力试图弱化社会自发组织的动能、将民众重新拉回体制设定的轨道。这才是布拉格之春的真正主题：不是开明领袖带领民众走在改革的路上，而是体制内精英拼命试图将民众从激进化的道路上拉回来。

杜布切克试图将社会“去激进化”的努力，从诺沃提尼辞去总统之前就开始了。2月底，一位与诺沃提尼关系密切的党内高官叛逃美国，媒体曝出他的政变企图与种种贪腐行为。杜布切克深知，此事若被大量报导，伤害的不仅仅是诺沃提尼的民意支持，更是整个捷共体制的威信。因此，他甚至亲自致电布拉格工会的日报编辑部，恳请他们撤回相关报导──然而，他的电话打得太晚了，报纸已经将要出街。

更令杜布切克头疼的，是工人们的自发组织与行动。面对布拉格的罢工潮，杜布切克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捷克斯洛伐克若想获得民主，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号召罢工以及罢工行动本身，势必带来无政府状态和对社会的破坏。”一切社会自发的、挑战体制权力的行动，都变成了杜布切克口中的“无政府状态”的一部分。杜布切克对“无政府状态”的谴责，贯穿了整个布拉格之春。

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共在4月颁布的《行动纲领》和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必须放在这一语境下才能准确理解。其中展现出的改革姿态，实则更可能是试图用有限的改良妥协来收编、安抚、用体制来消化社会民众的自我动员，试图把激进诉求拉回体制框架。《行动纲领》虽然提到行政权力下放、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恢复名誉、拓展言论自由等等，但却对社会运动中涌现的最激进诉求之一──工作场所的工人民主──只字不提，反而提出管理岗位要由“有能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干部”担任、强化技术官僚的权力。

在苏联的坦克面前无所畏惧

捷共“开明派”领导人的立场体现得最为鲜明的时刻，是在6月中旬捷克激进左翼作家瓦楚里克公开发表《两千字宣言》之后。这份由多位知识分子、艺术家、社会活动人士共同签署的宣言指出，虽然开明派领导人提出的政策确有积极意义，但想要实现真正的变革，必须靠社会大众主导改革进程、广泛参与，必须赋予社会大众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实质参与和决策权利──换句话说，需要靠自下而上的、民众直接政治行动主导的、而不是由政党领导的变革道路。

这份文件，招致了党内“建制派”和“开明派”──包括杜布切克本人──的一致批判。

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苏联究竟为什么不惜通过武力入侵强行中断捷克斯洛伐克的变革进程。真正令苏联恐惧的，不是杜布切克施行的那些改革政策，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急速发展的民众动员。即使杜布切克三番四次向布里兹尼夫保证捷共有能力控制民众动员的事态，但动员扩大的迅猛势头，尤其是《两千字宣言》的发表，还是让苏联坐立不安。最终，因着捷共党内残留的建制派私下串联，苏联最终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出兵，在8月20日终结了布拉格之春。

在苏联出兵之际，是站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众一边，还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此时的选择，只有非黑即白的两个选项，不再有可供闪转腾挪的中间地带。杜布切克最终还是选择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上，呼吁民众不要抵抗苏联军队。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杜布切克从捷共开明派领袖一跃变成苏联的傀儡，将已经施行的改革政策一一撤回，直至他在1969年4月下台。

然而，即使捷共最高领袖已经发出“不要抵抗”的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联军队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息。人们在布拉格街头构筑工事，散发传单，张贴海报，插满国旗，甚至与苏联士兵正面理论。广播、报纸、电视在非法的状态下依然播报着关于抵抗的消息。人们故意调转街头的路标牌，以迷惑行进中的苏联军队。人们罢工、罢课、走上街头，甚至不惜以自焚表达抗议。而在这全过程中，捷共残存的开明派领袖们一直在号召民众“保持冷静”。在苏联的坦克之下，这些抵抗或许的确是徒劳的，但这些抵抗行为向世人展示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在1968年迸发出何等样的动员能量，以至于人们在苏联的坦克面前都无所畏惧。

如果人们无法代表自己，则终将被别人代表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而不是杜布切克或者其他哪个开明派领袖。

在1968年，体制内没有哪个政治力量公开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边。面对在捷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但发展势头远超体制框架限制范围的草根社会运动，捷共的建制派和开明派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是站到了激进民众的对立面。前者对运动直接深恶痛绝，选择铁腕镇压；后者对运动也许有所同情，但也抱有巨大的忧虑，不希望运动“走得太远”，选择怀柔吸纳。

杜布切克没有“背叛”民众，因为他从来就不算是民众的盟友──这和他主观上是否同情这场运动无关。也许他纯粹将这场运动视作对体制、对自身权力的巨大威胁，怀柔吸纳只是镇压的另一种方式；也许他其实是同情运动的，但害怕运动的激进化带来灾难性后果（如苏联出兵镇压），因此必须力阻事态激进化、为运动“灭火”。然而不管杜布切克本人的主观态度如何，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地表明：他并非这场运动的领袖。也许他选择了“灭火”是出于“不得已”，也许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任何人都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但这恰恰说明了体制的逻辑对于体制内的人有着多么强大的约束力量，说明了“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体制内领袖的身上”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而不是杜布切克或者其他哪个开明派领袖。同样的，最终悲剧的真正承担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而不是捷共的任何领袖──捷共的领袖，不管是开明派还是建制派，他们的行动都参与了这场悲剧的制造。

除了最终苏联出兵镇压的结局，1968年发生的事还有一层更深的悲剧意义：这场远远超越了体制的边界、而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众运动，却吊诡地将体制的领袖杜布切克视作是自身的符号象征和代言人。不仅是在苏联入侵后，大量针对苏军的民众抵抗活动都喊着“保卫党内开明派”的口号；而且在大众动员最如火如荼的那几个月里，许多自发行动都打出“支持杜布切克”的旗号，将自己的行动看作是杜布切克改革愿景的一部分，将杜布切克看作是运动方向的指引者。

换句话说，将杜布切克当做民众自我组织、自我动员过程中的领袖和化身，并不完全是后世主流历史叙事的扭曲，而也是许许多多参与运动的普通人在运动过程中形成的错觉和误认。

这里便出现了一个悖论：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自发组织动员中，没能出现独立于体制的领袖和符号？为什么一场远比体制激进得多、把体制吓得心惊肉跳的运动，却将体制的领袖误认为自己的领袖？这或许是因为，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发社会运动，虽然蔓延速度极快，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还远不能生长出坚实的组织基础，无法将碎片化的行动和诉求整合为统一的、在全国层面有号召力的策略和纲领，无法形成一股独立的、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在缺乏组织基础、远称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的情况下，碎片化的自发行动只能将行动的意义寄托在政治版图中已经存在的政治力量和符号上。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在政治版图上的可选项仅有捷共的建制派或开明派。

某种程度上说，将体制的领袖误认为反体制运动的领袖，恰恰说明这场反体制运动是彻头彻尾没有领袖的。这不禁让人再次想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如果人们无法代表自己，则终将被别人代表”。

在许多社会运动中，人们喊着革命、推翻体制的激进口号，却做着远远没有那么激进的事情──这样的运动，我们似乎见过太多。然而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喊着改良主义的口号，却做着比改良主义激进得多的事情，而没有真正察觉自己的诉求与行动中蕴含着多么巨大的激进意义。相同的悲剧，也发生在同时代的中国，也发生在“全球六十年代”的其他地方，也发生在21世纪的伊朗、埃及、土耳其。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