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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北京對台改弦更張,「實力主義」新思維有什麼局限?

一場為習近平提供對台喊話的「習連會」,卻意外地突顯了北京四十年來在爭取台灣民心上仍不得其門而入的窘態,也揭示了習近平新時代呼之欲出的「實力主義」對台新思維的局限。


習近平與連戰兩人地位與影響力極不對稱的這幅弔詭畫面,出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高槼格營造的「習連會」上。 攝:Du Yang/VCG via Getty Images
習近平與連戰兩人地位與影響力極不對稱的這幅弔詭畫面,出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高槼格營造的「習連會」上。 攝:Du Yang/VCG via Getty Images

7月12日,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率團訪問中國大陸,並於翌日上午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這也是兩人繼2013年以來第四次會面。一個是領導13億人口的偉大「核心」,另一個則是連日落西山的在野國民黨都不會將他視為代表的台灣「過氣人物」。習連兩人地位與影響力極不對稱的這幅弔詭畫面,出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高規格營造的「習連會」上。

在如此人物場景的設定下,習近平繼續呼籲「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究竟能對台灣社會產生多少影響,早已不言而喻。然而,本文欲揭示的重點不止於此,而是「習連會」意外地暴露了習近平新時代以來,北京「實力主義」對台新思維的局限。

對台新思維「實力主義」出爐的背景

縱觀習近平在「習連會」上對「老朋友」連戰發表的談話內容,雖然基調仍是傳統的温情喊話,卻也指出,當年他在福建工作時,整個福建的GDP還不到台灣的10%,現在已經達到台灣的85%,且還努力要在3、5年內趕上台灣。此番話強調的是,兩岸的實力對比越來越懸殊。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對台政策的「實力主義」思維出爐的時代背景。

筆者於去年12月首次提出新概念「實力主義」,以此概括習近平時代對台政策思維的特徵。該思維相信,國力日益壯大的中國大陸,有能力將台灣社會逐漸融入大陸的社會體系乃至行政體系,從而逐步促成兩岸的實質統一。所謂實質性統一,其意涵為屆時北京將擁有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絕大影響力,尤其是當台灣與大陸的經濟趨於一體化,台灣在政治上也不得不避險地選出北京可以接受的總統。

實力主義所展示的新「促統模式」,一改過去大陸傳統「爭取台灣同胞民心」的統戰路線,是北京在對台政策上企圖以硬實力來取代軟統戰的新嘗試。

北京之所以在對台政策上如此改弦易轍,主要是基於兩大環境的蜕變。

其一,傳統的「統戰促統」模式失敗。習近平在習連會上也強調,明年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39週年。那是1979年,中國正式走向改革開放的一年。伴隨着此一重大政策的落實,北京無論在內政(尤其是經濟體系)還是外交上的政策都開始改頭換面,對台政策也不例外,即告別「解放台灣」,走向「和平統一」。

其後中南海制定出「一國兩制」作為兩岸統一的模式,同時「統戰」成為邁向此目標過程中中南海最倚重的手法。毋庸置疑,其目的就是「爭取台灣民心」。然而,眾所周知,中國大陸努力「爭取」了近四十年,卻效果不彰。事實上,四十年來,台灣人並沒有更想和大陸「統一」,沒有更想當「中國人」,台灣社會在身份與國家認同上的「逆行效應」,即為明證。

在此不得其門而入的現實環境下,尋求新「促統」模式的需求,早已呼之欲出。

其二,中國經濟崛起,為中南海提供了「實力主義」新思維的條件。中國大陸經過三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之後,拉近了與周邊發展較快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南韓、日本)之間的經濟差距,當然也包括與台灣的距離。因此,如何將日益增長的經濟力量及其影響力,運用在「促統」上,是「實力主義」對台新思維出爐的背景。

「實力主義」下的對台四觀點

「兩岸融合發展」的對台政策方向,到了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得以進一步確認,而其後中國一系列對台措施,都一一彰顯了「實力主義」的特徵。

「兩岸融合發展」的對台政策方向,到了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得以進一步確認,而其後中國一系列對台措施,都一一彰顯了「實力主義」的特徵。圖:AFP via Getty Images

從另一個視角而言,伴隨着中共對台政策方向從胡錦濤時代的「兩岸和平發展」,變遷到習近平時代的「兩岸融合發展」,「實力主義」特徵也呈現了出來。「兩岸融合發展」的對台政策方向,到了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得以進一步確認,而其後中國一系列對台措施,都一一彰顯了「實力主義」的特徵。這些措施包括吸引台灣青年到大陸發展及定居的「惠台31條」、6月一個月搶走台灣的兩個邦交國、試圖改變台灣海峽中線的M503航路事件,還有已趨常態化的解放軍戰機繞台及航母遼寧號穿過台灣海峽等。

「實力主義」的對台思維,也反映在北京對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的新認知上。筆者近期走訪北京包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等涉台研究機構,所獲得的主流觀點包括四部分。

其一,兩岸的實力對比越來越懸殊,時間在大陸這邊。台灣越早談判越好,越晚談判,籌碼將會越來越少,最後將沒有籌碼。此論點建基的客觀事實,是大陸經濟力量不斷膨脹,與長期低迷不振、早已淪為亞洲四小龍尾巴的台灣經濟形成對比,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大陸將繼續把台灣遠遠拋離在後。以最近被大陸奪去的邦交國布基納法索(布吉納法索)為例,布台建交的1994年,當時台灣的GDP約為大陸的42%,如今已縮小到僅約4%的規模。

其二,只要中美關係穩住了,台灣就跑不到哪裏去。此觀點背後的認知,是美國乃影響台灣的最大外國勢力,也是認為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框架下,中美關係不會讓「台獨」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

其三,台灣的重要性在下降。此觀點包含兩個認知:一方面,已經崛起且仍在上升的中國,無論是在國家發展還是國際影響力方面,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處理;另一方面,台灣的實力比重越來越小,其重要性亦不復以往。

其四,台灣民意已不如從前那麼重要。此觀點是對過去數十年來,大陸在爭取台灣民心、影響台灣民意的對台工作效果有限下的政策調整,也是對「寄望於台灣人民」這種政策方向的公然修正。

大陸當下對台四個層面的新觀點,都不約而同地反映了實力主義的思維特徵。然而,實力主義傾向的對台政策,是否就能產生過去統戰模式難以達到的積極與正面的效果呢?筆者不無疑慮。

「實力主義」新思維的局限

首先,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是否能改變台灣社會對大陸的離心力?或者以最淺白的文字來表述:錢能否購買台灣人的心?這顯然並非一個簡單的問題,涉及到「惠台31條」等吸引台灣人才尤其是年輕人的優惠政策,究竟能吸走多少台灣人的問題。倘若被吸引離開的人口超過台灣總人口的20%,才有可能產生明顯的影響。誠然,這些跨越台灣海峽,願意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恐怕不能再有「台獨」的言行,然而每個人內心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是否就此蜕變?是否轉而認同大陸的體制與國家認同?過去的投票行為,是否也會因此而改變?則是另一些難以克服的高難度問題。

再者,實力主義者期待以中美關係來框住台灣的走向,恐怕也是過度樂觀。姑且不論中美關係是否能有效框住台灣社會的發展,當下的中美關係,經過貿易戰及美國對台政策的升級措施之後,已有相當的動搖。倘中國期盼美國繼續像過去近四十年一樣,只維持對台灣的有限度支持,在今日中國崛起使台海現狀可能無法維持的新環境中,恐怕會是一廂情願。

此外,台灣對大陸而言已不那麼重要的說法,恐怕是許多台灣人尤其是綠營支持者樂見的觀點。對他們而言,平日已受到來自北京此起彼伏的壓力,倘中國能「離台灣遠一點」,反而是一件「好事」。至於在大陸的語境下,認為台灣民意已不重要的主張,則恐怕是憤青式的民族主義影響下的觀點。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再強大、再有實力,要讓社會穩定,為政者終究要貼近民意,否則難以長治久安,這恐怕是古今中外共通的為政之道。

其實,此次習近平在「習連會」上的談話,並沒有一副不可一世的霸氣神態,而是基於現實的温情喊話:「大陸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特殊心態,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似乎突顯了回歸傳統的統戰風格。這或許是因為近期中國經濟與社會心理因中美貿易戰而經歷久違的挫折感,且官媒還罕見地不得不向國人呼籲「共克時艱」所致。

誠然,習近平的喊話,是「實力主義」的調整,還是根據場合所展現的語言技巧,或許還有待觀察。然而,在中國大陸充斥着「厲害了,我的國」的自信之際,「習連會」上北京仍不得不向台灣人民訴諸温情的姿態,暴露了北京對台灣社會難以駕馭的無奈與焦慮,其實已彰顯了「實力主義」對台新思維的局限。這或許才是「習連會」最具建設性的意義所在。

(林泉忠,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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