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不少香港作品都在重構本土的1960年代,例如一條褲製作的劇場《1967》、黃碧雲的實驗紀實文學《盧麒之死》、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及趙崇基導演的劇情片《中英街1號》等。幾部作品的風格和言説各異,但都似乎在尋找抗爭文化在香港歷史中曾經的演練,以至參與者的各種掙扎和困頓。
在今天香港社運低沉的當下,回到火紅的六十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鼓勵的,但近日不少評論似乎都特別在意把當中的中國影響和所謂的本土意識分隔開來,稱前者是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利用,後者才是真正的本土覺醒和在地民主,例如把66年的九龍騷亂和67年的全港暴動根本地分開處理。這種太在意的區分,其實只是間接表現出問題的複雜性。六十年代的香港抗爭文化本來就跟中國的政治狀況和毛主義的傳播息息相關(註一),簡單地把中國跟香港二分,或是把共產黨看成是年輕人的思想荼毒和控制者,我覺得對當時的參與者和這段歷史都不一定公允。
毛主義對世界左翼的吸引力與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