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不少香港作品都在重構本土的1960年代，例如一條褲製作的劇場《1967》、黃碧雲的實驗紀實文學《盧麒之死》、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及趙崇基導演的劇情片《中英街1號》等。幾部作品的風格和言説各異，但都似乎在尋找抗爭文化在香港歷史中曾經的演練，以至參與者的各種掙扎和困頓。
在今天香港社運低沉的當下，回到火紅的六十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鼓勵的，但近日不少評論似乎都特別在意把當中的中國影響和所謂的本土意識分隔開來，稱前者是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利用，後者才是真正的本土覺醒和在地民主，例如把66年的九龍騷亂和67年的全港暴動根本地分開處理。這種太在意的區分，其實只是間接表現出問題的複雜性。六十年代的香港抗爭文化本來就跟中國的政治狀況和毛主義的傳播息息相關（註一），簡單地把中國跟香港二分，或是把共產黨看成是年輕人的思想荼毒和控制者，我覺得對當時的參與者和這段歷史都不一定公允。
毛主義對世界左翼的吸引力與影響
我不想在此糾纏什麼才是歷史的真相，如所有地方一樣，當時的香港有各種思想博弈，橫看成嶺側成峰，今天我們希望看什麼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我反而希望繞一個圈，重看毛主義在國際左翼的位置，以思考左翼的本土可能。毛主義（不一定等同毛自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確實都是外來思想，但也同時引發在地的各種新鮮思考和反省，既是有組織的外部影響，也是無組織的民間自發研讀。毛主義在世界左翼中最大的吸引之處，正是它的反教條化。人們在毛主義當中看不到一套可以照搬各地的革命藍圖，反而是因為意識到革命沒有藍圖，行動者必須尊重在地的特殊性。毛主義在各地很快被吸收為針對自身政治狀態的思想資源，難分複製還是自創。從某一個角度來講，毛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本土主義。
或者，理論和實踐之間無法踰越的距離，才是毛主義最失敗的地方。作為一種思想，毛主義在六、七十年代能夠成為世界左翼的重要理論資源，主要是因為當時西方左翼對蘇聯政府逐漸失望，無論是史太林（斯大林）的極權，或是赫魯曉夫（赫魯雪夫）的反動，似乎都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承諾，世界很多地方的抗爭者都需要新的思考予以帶領自己的政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