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邊的閻連科：來香港教書是一種逃離

三點差一刻，助教還沒到。講台上一塊老舊的石英鐘扯着緩慢的步子，鵝黃色的燈光打下來，落在圍着講台的扇形階梯座位上。老人推門進來，提了一個不鏽鋼茶杯，手拿老花眼鏡，目光巡視四周後，落座第一排——我的旁邊。教室裏三三兩兩坐着人，無人注意到他。

「這是那個創意寫作班的教室吧？」他打破沉默，聽上去更像一位來旁聽的人了。但我已無數次看過他的照片。他比從前胖了一些，背也更駝。不說話的時候，偶露出一種鋭利的眼神，一隻手習慣性合攏，輕輕搭在下巴邊——這在他的照片中十分常見，彷彿審視着世間一切，又好像墜入了某種思考中。一旦開口，臉上的肌肉鬆弛下來，配合一口淳樸的河南鄉音，顯示出十足的親和力，是閻連科沒錯了。為了保持矜持，我冷靜地回答：「是的。」

閻連科被稱作「荒誕現實主義大師」，是華人世界首位卡夫卡文學獎獲得者，頒獎詞稱他是「中國的赫拉巴爾」，「擁有面對現實的勇氣」。他曾三次提名國際布克獎長名單，也被視為下一位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近年來，這位作家擁有了一個新身份——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教授，跨越「京港時差」，開啟了雙城教書記。

閻連科卻說，近年最大的感受是——「寫作無意義」。邁入生命的第60年，如同踏進了一片粘稠的沼澤：文學早已坐上時代的冷板凳，寫作環境不斷惡化，發現自己「也沒有那麼大才華」的同時，擔心死亡會比「最想寫的那本書」先到……但站在講台之上，這位深陷「寫作無意義」困境的作家，仍在努力勾勒「寫作的意義」。

文學課

「每次你們上課有人走掉，我就特別害怕，是我講得不太行是吧？」

這門課剛開始時，還是香港的回南天。

科大臨海，清水灣在那幾天大霧瀰漫，看不見西貢海里的帆船、島嶼和綠水。戶外的地板瓷磚上落了薄薄的水汽，人一走過，留下清晰的腳印。

同學柳柳那時在路上遇見過閻連科，他戴白色護脖，遇見熟人，遠遠地抬起手來打招呼。

閻連科是個老派人，上課只用手寫的講稿，兩面用藍黑墨水寫滿了字。這學期講十九世紀文學，從最基本的人物、故事、細節、語言開始，一點點教，他老說：「就像畫家學素描一樣，我們一定要從寫實學起，從基本功練起。」他記性極好，偶爾卡殼時，會把金邊老花眼鏡架在鼻梁上，辨認草稿紙上的字。

這門課名叫《中文創意寫作》，今年是第三年開了。這些年，余華、遲子建、舒婷、韓少功、蘇童等，都曾來此擔任駐校作家，秋天台灣作家駱以軍也會來。西貢的清水灣，儼然是香港的一個文學重鎮。

班上有60個學生，大多是理工科出身。也有不少人因仰慕閻連科而來，我是從香港中文大學過來的旁聽生，編劇邢本寧從台灣遠道而來，拍攝《美麗上海》的導演彭小蓮則經常戴着墨鏡坐在後排。還有一位七十歲的老婆婆，據說親歷過共和國史，想將故事寫下來。也有一個同學表示，上這門課是為了寫言情小說。

站在講台上，閻連科最愛拿自己的作品開刀，理由是：「說我自己最不容易得罪人」，講多了又會說，「我老講自己，這樣顯得有點無恥」，然後撓一撓腦袋。

作為一位以噴薄的想像力聞名的作家，他的課堂常會沉浸在一團團電光閃現的靈感烏雲中。一次，他講起《年月日》，是去西安看病，路過一大片玉米地，漫山遍野的葉子在風浪中盪漾，忽然，便想到了一個老人、一隻狗、一棵玉米的故事，「你閻連科能夠在一瞬間想到《年月日》這個故事，是因為你熟悉每一棵玉米苗的生長。」又說起《炸裂志》，是有一回從香港去深圳，在羅湖口岸過關的一瞬間，這個小說成型了。同學們課下在一塊兒長吁短歎。我們也無數次從羅湖過關，每次都只會抱怨人多。

閻連科將自己的創作風格命名為「神實主義」。在課上，他解釋這個詞來自《四書》中的一個情節：一位右派作家渴望回到書桌前寫作，為了種出畝產萬噸的小麥，為了讓花生長得像玉米一樣大，他就把手指割破了，每次用鮮血灌溉土壤。

「你會發現這裏超越了生活，進入了想像。」

「靜脈的血流乾了，作家就想了一個什麼辦法呢？他在狂風大雨的一天，割破了動脈血管，讓噴射在空中的血液順着雨水澆灌下來！」講到這裏，他的語氣很興奮，甚至抬起手來，示範了一個割喉的動作，教室裏發出了輕微的讚歎聲，我抬起頭，好像血水會從天花板上落下來一樣。

那堂課專門講「細節」，這常是他寫作激情的來源，他說細節最重要的功能，是完成文學精神。閻連科拿陳凱歌的電影舉例。文革中，批鬥會上要給人戴鐵的、木頭的手銬，如果將這個細節換作紙手銬呢？「我給你一個紙做的手銬，你把紙弄破了，我就可以開槍了。這樣一個細節，就完全寫出了人對人最大的困境，你無法吃飯，無法動。你如果覺得這個紙硬，磨破了手，那好，我給你倒上水，那就更可怕。稍微轉換，小說的意義就徹底不一樣了。」

那是閻連科講得最有神采的一堂課，他很激動，語速越來越快，這時，有幾個旁聽生要趕去其他教室上課，起身打開了門。他忽然停下，抓了下頭，有些委屈地說：「每次你們上課有人走掉，我就特別害怕，是我講得不太行是吧？」

每週他會布置大家讀一篇小說，到下週上課再請學生複述情節。有一天，要讀哈代的《三怪客》，無人響應。他乾脆停課一小時，讓大家讀書，自己坐在講台上，悶悶不樂的樣子。後來他告訴我：「其實我上課的目的，完全不是為了培養大家以後變成一個作家，能寫出小說來，我只是希望讓無論是學文科的學生，還是學理工科的學生，感到文學沒有那麼神秘，讓他們喜歡讀小說。」

每堂課的最後一小時，學生要來構想小說，閻連科當場為其發展小說情節，這是一個由60人當場見證想像力的時刻，也是他自己設計的，原本這一課時可以由助教來上。同學柳柳感歎：「這簡直是當代十日談。」我掐指一算，也確實上了十次課。

這一次站在教室中間的，是一位戴眼鏡、身材細瘦的男生。

「我小的時候，身體不好，長大以後，我媽告訴我，在我小的時候，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在北方農村的那種平房裏，有一天夜裏，一個孩子趴在窗戶上盯着我，我媽年輕時流過產，這就是那個孩子」，男生講得激動，說話有些結巴，「她是來複仇的，她……她要殺了我。我媽就把她叫進屋裏，然後拿起剪刀，第二次殺死了她，從此以後，我的病就好了。」

一個明清小說式的奇談故事，我在心裏想着，眼前的作家則微微皺眉。

「難就難在，怎麼寫母親第二次殺死孩子的心理活動。」——我已經殺過你一次了，第二次即便是在夢中，即便知道你已經死了，母親要下手殺死孩子前，也會經歷鑽心的痛苦和掙扎。可能是想像到了那個畫面，有人深吸了一口氣，作家接着說，「失去一個孩子，對母親這一生，寫出這種痛苦，比寫奇談怪說有意義。」

「閻老師把你的小說上升到了心靈的高度」，台下的文學批評家劉劍梅教授點評道，大家一下笑起來。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裏，作家臉微微泛紅，目光澄澈，講到激動時會伸出一隻拿着筆的手，在空中划動，這一塊怎麼寫，那一塊怎麼寫，像是畫家在勾勒輪廓，在他手臂的每一次揮動中，我彷彿已經看到了這篇精彩的小說。

香港

「三年前決定來香港教書，是一種逃離。」

黑色的皮質沙發上，閻連科正拿着手機看NBA，還開了彈幕。

2018年5月6日早上十點，閻連科香港家中。攝像師正在調試燈光，記者在最後複習採訪提綱。這是日本NHK電視台在拍攝紀錄片，他們要拍攝一個系列短片，對象是各個行業最頂尖的大師，閻連科同意我在一旁觀看。他是現在日本最負盛名的中國作家，2015年，憑《受活》獲得日本讀者評選的Twitter文學獎，這是象徵人氣的大獎，也是亞洲作家首次獲得，有日本媒體稱，「一個閻連科的時代」已經到來。

他在房間裏來回踱了幾次步，又回到沙發上，「那我先坐一會兒，NBA賽事正緊張呢。」閻連科喜歡看NBA，聊起來眼睛會發光。他喜歡勇士隊，最喜歡的球星是庫里（港譯：史堤芬居里）和杜蘭特，不喜歡詹姆斯，照他的話講是「身體素質太好，太無所不能了」。在體育遊戲中，他迷戀先天一般卻突破重圍的美感，很像是海明威所說的——grace under pressure，也讓我想起他筆下那些一開始就被設置在絕境的司馬藍、先爺、尤四婆們。

閻連科身旁是木質的寫字桌，上面呈60度角斜放了一塊木板。他有嚴重的頸椎病，不能長時間埋首。這是年輕時留下的病根，江湖上一直流傳着他那時「一天寫一萬字」的傳說。曾有過更痛苦的歲月，《日光流年》是趴在床上寫完的。

他平時在這張木板上，用鋼筆和草稿紙寫作，有點像在畫板上繪畫。木板上夾着一篇短篇小說，名叫《中國籠鳥》，上面有許多塗改液和鉛筆修改的痕跡——這和他年輕時不一樣，那會兒他很少會回看自己的文章。

桌上只有兩本書，一本《新華字典》，一本《阿赫瑪託娃詩集》。看我好奇地拿起了後者，他介紹說，「第一本沒有後面兩本寫得好，她寫得比那些得了獎的好得多。」阿赫瑪託娃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代表性詩人，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蘇聯政府嘴裏的「蕩婦兼修女」，在十月革命後歷盡迫害。

我和閻連科的第一次對話，發生於一次課後。

我本科在西南一所大學讀新聞專業，隔壁就是中文系。大約是偏隅蜀地，這所學校有一群不疾不徐的年輕人，在一塊兒辦獨立雜誌、開讀書會。閻連科是我畢業前讀的最後一位作家。一個夏日午後，十多位少年圍坐茶室內，討論《耙耬天歌》。

之前，我和主講人一起讀這本書，親眼見到她在合上書頁那一刻，長歎了一口氣，感慨：「這奔湧的才華啊」，而後久久失語的樣子。閻連科是一個擁有自留地的作家，而一個有意從事寫作的年輕人卻可能為缺少敘事資源沮喪。那次讀書會後，我和主講人在樹林子裏垂頭喪氣，回顧乏善可陳的人生，我們一致的感受是——「非常挫敗」。

大概是「非常挫敗」四個字說得太過真誠，當我告訴閻連科這件事時，他愣了一下，顯得有些動容，「你們在學校裏一路讀上來，這樣的人生也是我沒有經歷過的。」

在《閻連科的文學講堂》一書中，他曾寫道：三年前決定來香港教書，是一種逃離。他那時剛拿卡夫卡獎不久，卻好像正經歷着一場心靈危機。後來我問他，他說：「想找個地方躲一躲霧霾，北京的生活也非常混亂，每天吃飯見人，在飯局上走來走去。」

他住在科大半山的一套海景公寓裏，至今保持着部隊出身的秩序感，每天早上寫作兩個小時，雷打不動。偶爾會看書，最近鍾愛舒爾茨，因為「他是真正的天才，語言像油畫一樣。」平時老下面條，笑說因為飢餓的經歷，什麼都覺得好吃。傍晚時分，會去海邊的操場鍛鍊，或是後山的亭子裏乘涼。夜裏十點，也就安然睡去了。

午後，攝像師提議外出取景，我們下山到了海邊。年輕的女記者忍不住撿起了貝殼，他看了一眼，嫌棄地說，太小。這位富有經驗的爺爺經常帶小孫女來玩，海水退潮後，現出一條小徑，連着另一塊更廣闊的沙灘，那裏有一個農場，可以摘菜，可以餵羊。

採訪的最後，記者請閻連科在一張紙上題詞，這是這個系列短片的保留環節。他想了一下，拿筆寫下了一句讓記者驚慌失措的話，這和之前幾位受訪者的基調太不一樣。

河南

他這樣定義自己和世界的關係：「一個懦弱的人和拳擊運動員。」

今年60歲的閻連科回顧人生，常常會用到「命運」、「選定」等詞。

1958年8月24日，他出生在河南嵩縣田湖鎮。

少年時代，「權力」和「飢餓」，是被裝訂進命運的兩個詞。他的記憶裏沒有在革命的浪潮中手拿紅寶書的激情，只有生存。太餓了。他記得村支書的女兒拿着一個饅頭小口嚼着——「並不是吃，是小口地嚼着，像展示出她美好的生活一樣，展示出她手裏的饅頭」，也記得十幾歲時第一次騎車去洛陽，黃昏時分，洛陽城華燈初上，城市的燈火像雨水一樣浸濕了他的心。

「逃離土地」是前半生的主題，少年行走於世間，身上背的武器是紙筆。剛出道的閻連科根正苗紅，在課堂上，他經常講短篇處女作《天麻的故事》，戲稱為「新時期文學正能量的鼻祖」。

1979年的中越戰爭，閻連科差點兒就上了戰場。軍旅文學中，當紅作家在書寫士兵不能上戰場的痛苦，而士兵閻連科親眼見到的痛苦，是戰友們對戰爭的恐懼。像是一個巨大的破綻，現實讓他看見的是人性的真相，而不是英雄身後的金光，他第一次感知到了文學的真實性。

「我本來是一個膽小的人。」有一次想方設法從部隊回家，母親一見到他，手裏的盆掉在了地上。老屋裏擠了三十多口人，全部圍着收音機，在聽前線的消息。他已經兩個月不能往家裏去信了，家裏人都以為他上了戰場。父親有哮喘，每夜失眠，圍着老屋的院子轉。「等我回家時才看到，院子裏原本一片荒蕪的草地，已經走出了一個圓。」——這是《我與父輩》裏寫過的情節，但NHK採訪那天，講到這一段時，他依然數度哽咽，我坐在一旁，清晰地看見他流下了眼淚。

閻連科從此專注於書寫「人」，這時最多的主角是「逃兵」，這之後，則是中國大地上的底層農民。

第一次危機是在1994年來的。兩山戰役一直持續到1990年，中越兩國領導人在1991年正式握手言和，像是親密的兄弟。閻連科的《夏日落》中，主人公卻追憶着浴血奮戰，為之犧牲的兄弟。這是他第一次受到海外關注，被稱為「第三次軍事文學回潮」。《夏日落》在1994年被禁，閻連科寫了大半年檢查。

體制內作家閻連科從此不再觸碰軍旅題材，卻意外收穫了文學的禮物。

他那時有嚴重的腰病，躺在病床上，無事翻書，馬爾克斯、卡夫卡、博爾赫斯，這些「以前從來看不進去」的20世紀文學，突然在閻連科的世界裏騰空爆炸——他再也不能接受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了。王德威說：「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閻連科彷彿開了竅」，無窮的想像力噴薄而出：先爺、尤四婆、受活村的絕術團、司馬藍的喉堵村、《堅硬如水》中的紅色語言，在他筆下那片「神實」的耙耬山脈競相出現，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奇觀。

新千年以後，麻煩接踵而至。

2003年出版的《受活》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處於現代社會邊緣的「受活莊」，在縣長的領導下，用莊裏上百個聾、啞、盲、瘸的殘障人組成「藝術團 」，他們計劃通過表演賺錢，去俄羅斯把列寧遺體買回來，建成「列寧紀念堂」作為旅遊景點。這是對中國現實辛辣的諷刺，那一年之後，閻連科二十多年的軍隊生活被迫終止，彼時他已擁有較高軍銜，部隊秘書私下曾調侃說，「給你批轉業是效率最高的一次。」描述文革期間，軍長夫人與炊事兵偷情的《為人民服務》也給閻連科帶來麻煩，但他說這一次，「心裏比較堅固，沒有《夏日落》（出事時）那麼慌了。」

閻連科很少掩飾自己懦弱的一面，《丁莊夢》是他最大的遺憾——這部作品觸及了河南省九十年代以來的艾滋病危機。作為一個作家的懦弱，是將一開始想寫的紀實文學降格成了加入北京作協後的「立功之作」，變成了「我的寫作裏從來也沒有過的那麼温暖的故事。」而同去艾滋病村採訪的記者，卻在手記裏記錄了他最初作為一個人的懦弱——一個剛去村子裏，害怕與艾滋病人握手，不願接過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縣招待所安歇的閻連科。

但劉劍梅在採訪中補充了一個細節：《丁莊夢》出版後，每逢過年，閻連科都要回艾滋村去，給孩子們發壓歲錢，「政府沒發錢，他自己掏腰包，給他們買麪粉什麼的。當時我和我爸爸在美國聽說這件事，就感慨，這個作家的文學語言和行為語言真的是一致的。」劉劍梅是劉再復先生的女兒，也是最初邀請閻連科來此任教的人。

「從體制生長而出，又回擊體制，這種回擊需要的是一種針對自己的力量。正如一個劍客被敵人從背後抱住，他只有抽刀刺向自己，穿過，然後才能擊落敵人。」我大學裏的當代文學老師如此評價閻連科。

無獨有偶，最近一次採訪中，作家本人這樣定義自己和世界的關係：「一個懦弱的人和拳擊運動員。」

寫作無意義

「一旦知道紅線在哪裏，這些東西都會限制你的想像力。」

清明節過後的一天，剛下課，我隨着閻連科從教室走出，向他提出採訪。「這幾年最大的感受是，寫作無意義」，他剛結束北美高校的巡迴演講，還沒有倒過時差，在扶手電梯上，皺着眉頭，顯得有些煩躁。

後來他告訴我：「我想這很難說清是某一件事導致的覺得寫作無意義，隨着年齡的增長，隨着國內情況發生的變化，隨着文學標本的越來越混亂，你會感覺到寫作的無意義。這是一個非常頹廢的感覺。我也希望有一天從這種感覺中走出來，重新回到比較好的寫作狀態去。但這需要一段時間，可能真的需要一種寫作的契機。」

作家的困境首先是來自他的創作。

2月9 日，第一堂課。閻連科帶來了還未發表的短篇小說《道長》，並提到寫作的重複：「剛才劉劍梅老師說，』誒，你那個小說，最後他媳婦吐了一口痰在他臉上，我怎麼看你別的小說也有這個情節？』這個其實我自己是不知道的。」

此前他出版了在港科大教書的講稿——《閻連科的文學講堂（19世紀卷》和《閻連科的文學講堂（20世紀卷》。在系統地梳理了資料後，閻連科突然意識到今天的寫作都是在重複前人，我們還沒有創造出「21世紀的文學」。

「可能年輕的時候，你不知道山頂在哪裏，只管向上爬就行了。但現在，隨着年齡增長，而且你也沒有那麼大的才華。知道你無法超越前人，這種情緒是非常悲傷的。」他說。

閻連科心目中的「偉大作家」分兩類，一類像博爾赫斯那樣，他的小說來自圖書館。另一類，以托爾斯泰為代表，他的腳下有一整片土壤，那是十九世紀俄國上流社會的生活經驗。閻連科說：「你坐過一百次監獄，生過一百次病，就算你是毛澤東，博爾赫斯寫五千字，托爾斯泰寫一部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十幾萬字也就完了。」生活無法永久地支撐一位作家寫作，「你擔心的是想像的枯竭。」

「歐洲作家，如卡爾維諾，是有哲學感的。在他筆下，生活經驗可以裂變，爆發出原子彈一般的能量，熊熊大火融化整片沙漠」，我的一位文學老師如此評價，而80年代以降的中國作家大多是「上山砍柴」。

一面是寫作的自疑，另一面，生命無可阻止地流逝。

「過了五十歲後的這些年，幾乎每天都情不自禁、無可阻止的想到『死亡』兩個字。」

香港西營盤的聖士提反女校花園，埋藏着作家蕭紅的骨灰。31歲病逝香港的蕭紅沒能回到呼蘭河邊上的鄉土，她一半骨灰被裝進了花瓶裏，埋在樹下。這之後再遍尋不得，有朋友來過，帶走了一抔黃土。

閻連科去過兩三次那片荒林，「那所學校的校長都不知道蕭紅埋在這裏，後山翻修過好幾次。」和站在博爾赫斯墓前、或漫步川端康成小徑的感受不同，「在那裏非常蒼涼，非常感慨，也想到許多自己人生與命運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傷感的話題，就不說吧」，他對我說。

不難理解他的感受。這幾年，他常在各種場合提及兩件事：一則，江蘇作家陸文夫逝世十週年，陳豐女士擬為其出版紀念文集，出版社皆以「沒有市場」為由拒絕。二則，張賢亮去世後，一篇報導標題為：《一個靠死亡來佔有版面的作家》。「要知道他們都是我們上一代最優秀的作家」，閻連科將此形容為「一個人過早地看到了一生追求的結局」。

「文學已經從社會運行的核心中剝離出來了。」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蔣方舟如此評價千禧年後的現狀。而見證過80年代文壇熱鬧的閻連科，1978年發表處女作《天麻的故事》。三四千字，拿了8元稿費。那時他當兵兩個月的津貼才4元。

蔣方舟同閻連科是忘年交，據她回憶，好像是寫《炸裂志》的前後，他開始感慨「寫作無意義」，那是2013年。《炸裂志》也是閻連科最後一部在國內出版的長篇小說。《四書》曾聯繫過十餘家內地出版社，最終卻只能在港台出版。他張羅着在內地出版科大學生的作品集，但出版社要求封面上不能出現「閻連科」的名字。

同在國內遭遇出版困境不同，《受活》日文版2014年上市，首印8000冊銷售一空，四個月內再版三次，創造了中國作家在日本的銷售奇蹟。但在NHK的採訪中，記者曾問到母語讀者的問題，他坦誠了自己的渴望，「就像馬爾克斯的一些表達，也一定要拉美的讀者才能懂。」

邢本寧是我在課堂上的同學，她是台灣本事劇團團長。在台灣做京戲，境地兩難，常常「裏外不是人」。她曾對我說，「我有時會想，閻老師會不會特別渴望河南讀者，不只是方言，還有跟他有類似生命經驗的讀者。」當我寫作這篇報導時，她發來微信，說《聖經》中的一句話萬般精準地概括了她的心境：「我的弟兄看我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為外邦人。」她說，我相信閻老師心底也有許多時刻如此。

「這兩年明顯感覺到他情緒不太好。」劉劍梅常在傍晚外出鍛鍊時遇見閻連科。在這個擁有180度海景的操場上，他會同她聊博爾赫斯，也會聊新聞、聊時局，「我覺得他還是放不下內心的大關懷。」

2016年，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的江緒林老師自殺身亡，遺言中有一句話——「無法反擊，因為本身沒剩下值得捍衞的美好之物，公共正義也沒有燃燒我的心靈」。深夜，閻連科給蔣方舟發來微信：「我們苟活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寫作者在面對現實的時候是很無力的。一方面是文學已經不是現代生活文藝的基本方式了，也不是人們了解世界內在運行邏輯的基本方式，創作者、讀者、評論者變成一個很狹窄的圈子；另一方面是作家本身作為社會一份子的無力，這種無力和一個小商人、體力工作者、互聯網從業者沒有任何區別。」蔣方舟說。

「一旦知道紅線在哪裏，這些東西都會限制你的想像力。」閻連科對我說。

閻連科近來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是因為一場被標籤為「苦咖啡文學」的講座。這次講座中，閻連科提到了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標本由「重」向「輕」轉移的趨勢。《好奇心日報》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閻連科有 2 年多的時間都沒有站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講話。這是他自己下的決心，看自己能不能 5 年、10 年完全在家裏待着。結果過了 2 年多，他就忍不住找這次講座的主辦方鳳凰網，問能不能做點什麼。」

談及「苦咖啡文學」，蔣方舟對端說：「我覺得閻老師更多的是針對時下流行的創作趨勢提出自己的想法。年輕的寫作者受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影響大——無論是寫法、題材還是視野，更關注人的內心狀態。但西方社會趨於穩定，中產是文學的主要描述對象和消費者，創作者因為已經難以捕捉社會鉅變，所以目光往具體人的內心深處去。中國社會還是有很多變化正在發生，如果創作者對這些外部變化視而不見，僅僅探討人的內心，未免有些可惜。」

2018年3月2日，元宵節，香港科技大學山頂的高研院演講廳，台下有幾百位師生，包括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閻連科身着棗紅色襯衣、黑色西裝登台，他演講的題目是《文學人性論》，他說作家的人性和其寫作是密不可分的。

「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沒有那麼愛文學，沒有那麼愛人，也沒有那麼愛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我想，我們今天不能真正寫出偉大作品，是我們作家的人性真的沒有像大家想得那麼光彩。」他聲音一哽，眼神恍惚了一陣，場下靜默無聲。

寫作的意義

「一生的寫作必然是一種失敗，但是自己這一生努力了，大概也就無憾了吧。」

「終生努力，而一事無成。」

NHK採訪當天，閻連科在題詞紙上寫下了這麼一句話。看到大家手足無措的樣子，他打了一個圓場，「這句話的前半句也很重要嘛。」

在寫作《丁莊夢》、《風雅頌》、《炸裂志》等書的近10年裏，閻連科曾為了出版不斷妥協，直到《四書》，這是他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一部作品，涉及了50年代的大饑荒，和知識分子無法迴避的記憶。他說，最終讓他下定決心不再自我審查，是去到很多老作家的病床前，聽到他們說，「我這一生最想寫的那本書還沒寫。」

採訪的最後，閻連科對我說：「香港三年最大的收穫，是讓我堅信文學唯一的價值就是創造。」他的新作是一部宗教小說，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幾乎是一片空白的領域。他曾花了三年時間，看遍了世界上所有好的宗教小說。發現只有兩方面的主題：權力對宗教的迫害，或是無限地誇大宗教的力量。「但49年以後，除了文革那段時間，宗教在中國最主要的敵人不是共產主義，不是權力的壓迫。最可怕的是世俗的温暖，在一點一點融化着宗教的神聖。」

「對優秀的作家來說，宗教的那種嚴酷超驗，和現實的世俗如何碰撞，一定是很有誘惑力的創作題材。」提到閻連科為何會寫作宗教小說，蔣方舟如是說。

劉劍梅認為「寫作無意義」只是一種情緒，她開玩笑說：「你看他老說寫作無意義，也沒有真的不寫呀。」而這位作家告訴我：「一生的寫作必然是一種失敗，但是自己這一生努力了，大概也就無憾了吧。」

時間進入最後一堂課。

最後十分鐘，閻連科講到了小說的結尾。文學家有一個常識：小說結局的不可控和唯一性，是故事決定結局。閻連科卻堅信作家可以行使權力，他以托爾斯泰——這位他常掛在嘴邊的「偉大作家」舉例：「如果托爾斯泰沒有讓安娜卧軌，而是讓安娜像娜拉那樣出走，這個小說在今天來看是不是就多了一層女性主義的含義？」又接着長驅直入地分析阿Q死前「畫圓」的細節：「魯迅完全有權力決定阿Q死前畫的是什麼。假設，魯迅沒有讓他畫圓，而是畫個女人，或者畫個孩子。他什麼也沒講，但給我們留下的餘地非常多。比起今天我們看到的《阿Q正傳》，細節有沒有帶來更大的可能性？」

這讓我想起了第一堂課，講「小說的誕生」。他說，「小說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人類的任何經驗都可以是最原始的材料。」寫作的訣竅——是朝着生活的反面去寫，偉大的文學一定要寫出「人物的光芒」來。「我們要非常清楚，小說，它即便是生活的一面鏡子，它也不是掉落在地上的、掉落在生活中間的鏡子。偉大的小說一定是超越生活的，是高高在上的，在生活塔頂上的那一面鏡子，它照耀人類，照耀生活。」

「文學，是要完成某種精神的。」時針指向六點，這個學期結束了。閻連科深深地鞠了兩個躬，台下掌聲雷動。

作家閻連科今年六十歲。他頭髮花白，有些胖，頸椎不好，脖子常微微超前傾着。他生於河南，有時住在香港。採訪當天，攝影師請他站在一塊礁石上，那一刻令人想起了《老人與海》的故事。大霧瀰漫，他佝僂着背，眺望着海平面的方向，遠遠看過去，像是一位船長。

（感謝日本NHK電視台、記者房滿滿、自由攝影師張華東對本文采訪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