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一扇帶有鏽跡的鐵門，昏黃的廠房內毫無生氣，木材、鋼片散落一地。各種器械早已落滿灰塵，幾十卷不同印花圖樣的滾筒靜置一旁。「這些機器還沒壞的」，廣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機前，不無惋惜。雖已年過78歲，他顯得精神矍鑠，腳步也毫無遲緩。
曾經生意興隆的時候，僅這一個印花車間就容納了四百多工人，一個月能印100多萬碼布（1碼約為0.9米）。而這裏只是加納紡織公司（Ghana Texti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下稱「GTMC」）冷清的一角。七十年代，GTMC是加納規模最大的紡織廠之一，業務涵蓋織布、染布、印花，鼎盛時期僱有超過三千工人。如今，生產廠房已停止運營，只有小偷會偶爾光顧，庫房被重整成物流貨倉，這是這間工廠目前的唯一業務。
「這很可惜了。開這樣一個廠不容易。」廣良宇感慨。算起來，據他首次踏足加納已有近五十年。他生於上海，在政治運動的動盪中南下香港，至今講起粵語仍不時夾雜鄉音。廣良宇最初隨家人的紡織生意來到加納，在七十年代生意風生水起之際，他奔赴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又在加納遭遇經濟低谷時回到這片土地，見證興衰過後的物是人非。這樣不凡的人生履歷，不止折射加納紡織製造業的大起大落，也將異鄉人在大時代的沉浮娓娓道來。
再苦都要往外走
廣良宇生於四十年代，來自上海一個商人家庭。因家庭成分不好，他記憶中的上海生活「精神壓力很大」，說錯做錯都會擔心政治後果。「生活苦還是其次，你覺得沒有安全感，你害怕。」早在青少年時代，「再苦都要往外走」的念頭已深植廣良宇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