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他是五十年前出海的港商,曾在加納經營最大紡織廠

七十年代,「香港製造」遠赴非洲開拓市場,一度賺得盆滿缽滿,如今又在「中國製造」和當地條件制約的雙重擠壓下偃旗息鼓。


加納紡織公司生產廠房已停止運營,庫房被重整成物流貨倉,這是這間工廠目前的唯一業務。年過78歲的廣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機前,不無惋惜。 攝影:張子竹
加納紡織公司生產廠房已停止運營,庫房被重整成物流貨倉,這是這間工廠目前的唯一業務。年過78歲的廣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機前,不無惋惜。 攝影:張子竹

打開一扇帶有鏽跡的鐵門,昏黃的廠房內毫無生氣,木材、鋼片散落一地。各種器械早已落滿灰塵,幾十卷不同印花圖樣的滾筒靜置一旁。「這些機器還沒壞的」,廣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機前,不無惋惜。雖已年過78歲,他顯得精神矍鑠,腳步也毫無遲緩。

曾經生意興隆的時候,僅這一個印花車間就容納了四百多工人,一個月能印100多萬碼布(1碼約為0.9米)。而這裏只是加納紡織公司(Ghana Texti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下稱「GTMC」)冷清的一角。七十年代,GTMC是加納規模最大的紡織廠之一,業務涵蓋織布、染布、印花,鼎盛時期僱有超過三千工人。如今,生產廠房已停止運營,只有小偷會偶爾光顧,庫房被重整成物流貨倉,這是這間工廠目前的唯一業務。

「這很可惜了。開這樣一個廠不容易。」廣良宇感慨。算起來,據他首次踏足加納已有近五十年。他生於上海,在政治運動的動盪中南下香港,至今講起粵語仍不時夾雜鄉音。廣良宇最初隨家人的紡織生意來到加納,在七十年代生意風生水起之際,他奔赴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又在加納遭遇經濟低谷時回到這片土地,見證興衰過後的物是人非。這樣不凡的人生履歷,不止折射加納紡織製造業的大起大落,也將異鄉人在大時代的沉浮娓娓道來。

再苦都要往外走

廣良宇生於四十年代,來自上海一個商人家庭。因家庭成分不好,他記憶中的上海生活「精神壓力很大」,說錯做錯都會擔心政治後果。「生活苦還是其次,你覺得沒有安全感,你害怕。」早在青少年時代,「再苦都要往外走」的念頭已深植廣良宇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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