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他是五十年前出海的港商,曾在加納經營最大紡織廠

七十年代,「香港製造」遠赴非洲開拓市場,一度賺得盆滿缽滿,如今又在「中國製造」和當地條件制約的雙重擠壓下偃旗息鼓。


加納紡織公司生產廠房已停止運營,庫房被重整成物流貨倉,這是這間工廠目前的唯一業務。年過78歲的廣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機前,不無惋惜。 攝影:張子竹
加納紡織公司生產廠房已停止運營,庫房被重整成物流貨倉,這是這間工廠目前的唯一業務。年過78歲的廣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機前,不無惋惜。 攝影:張子竹

打開一扇帶有鏽跡的鐵門,昏黃的廠房內毫無生氣,木材、鋼片散落一地。各種器械早已落滿灰塵,幾十卷不同印花圖樣的滾筒靜置一旁。「這些機器還沒壞的」,廣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機前,不無惋惜。雖已年過78歲,他顯得精神矍鑠,腳步也毫無遲緩。

曾經生意興隆的時候,僅這一個印花車間就容納了四百多工人,一個月能印100多萬碼布(1碼約為0.9米)。而這裏只是加納紡織公司(Ghana Texti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下稱「GTMC」)冷清的一角。七十年代,GTMC是加納規模最大的紡織廠之一,業務涵蓋織布、染布、印花,鼎盛時期僱有超過三千工人。如今,生產廠房已停止運營,只有小偷會偶爾光顧,庫房被重整成物流貨倉,這是這間工廠目前的唯一業務。

「這很可惜了。開這樣一個廠不容易。」廣良宇感慨。算起來,據他首次踏足加納已有近五十年。他生於上海,在政治運動的動盪中南下香港,至今講起粵語仍不時夾雜鄉音。廣良宇最初隨家人的紡織生意來到加納,在七十年代生意風生水起之際,他奔赴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又在加納遭遇經濟低谷時回到這片土地,見證興衰過後的物是人非。這樣不凡的人生履歷,不止折射加納紡織製造業的大起大落,也將異鄉人在大時代的沉浮娓娓道來。

再苦都要往外走

廣良宇生於四十年代,來自上海一個商人家庭。因家庭成分不好,他記憶中的上海生活「精神壓力很大」,說錯做錯都會擔心政治後果。「生活苦還是其次,你覺得沒有安全感,你害怕。」早在青少年時代,「再苦都要往外走」的念頭已深植廣良宇心底。

五十年代初,共產黨發起大規模的群眾性政治運動「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制裁黨政人員貪污及私營工商業者在經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工商界人士、資本家成為首當其衝的鬥爭目標,大量人員逃至香港避險。

廣良宇的父親最先移居香港,母親和幾個兄弟姐妹陸續跟隨,廣良宇則直到1965年才南下與家人團聚,他覺得香港「真是不錯」,卻不願多談在上海和香港的經歷——這或許是恐懼籠罩在頭頂經年不散的後遺症,人在香港時,他依舊「有的話都不敢說,要好幾年(後)才不怕」。

六十年代,承襲大量南下資本及技術的香港輕工製造業發展迅速,到1967年,香港共有11000家紡織廠,僱傭工人43萬。以寧波幫商人為首的資本家已經放眼海外,尋找未開發的投資熱土。廣良宇的叔叔廣從興便是其中之一,他四十年代末到香港,靠經營染料和紡織品起家,是知名的寧波籍僑商。

香港商人們將目光聚焦在剛從英國統治中獨立的加納。彼時加納正實施進口替代政策,大力扶持本地製造,向外來投資打開窗口。看準機會的香港富商在特馬(Tema)和塔科拉迪(Takoradi)安營紮寨,主要從事搪瓷、膠鞋、香煙等貨品的生產和貿易活動。特馬和塔科拉迪是加納僅有的兩個港口,分別位於加納東部和西部海岸 。

七十年代,GTMC是加納規模最大的紡織廠之一,業務涵蓋織布、染布、印花。

七十年代,GTMC是加納規模最大的紡織廠之一,業務涵蓋織布、染布、印花。攝影:張子竹

1961年,廣從興在特馬成立了GTMC,主營紡織和印染。彼時西非發展滯後,本地生產的平價消費品銷路很廣。早期的華人移民調侃當時的加納——連賣廢品都能賺錢。

1968年,廣良宇來到加納,在叔叔的工廠擔任銷售。回憶初到非洲的時光,廣良宇說:「二十多歲的人很容易適應,晚上出去喝喝酒,日子也不太難過。」

他每天開車在外奔波,印花圖樣由客戶指定,接到訂單才能開工。問他那時本地客戶是否對「中國製造」缺乏信心?他立刻糾正道:「我們是中國人做的非洲產品,不是中國人的產品。加納現在變了很多。最開始的時候做非洲人穿的東西,設計完全不同。」當時「中國製造」還沒走出國門,GTMC的花布完全在本地製造,圖案迎合本地人口味,主要是些小鳥、大象;面料則是全棉質地,男人們可以整塊布披上身,白天吸汗,晚上保暖,很受本地人歡迎。

六十年代的加納大力推廣本土化經濟政策,以代替過去原料出口和工業品進口的殖民地經濟模式。獨立初期,開國總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主張扶持國營製造業,並增加基建項目投入。期間儘管製造業產出比重有所增加,但因為本身技術發展滯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工業發展遭遇阻滯。恩克魯瑪被推翻後,加納轉向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放本國市場並實行匯率自由化。然而,開放導致了進口額的快速增加和國際收支平衡進一步惡化,政府外匯儲備消耗嚴重,致使本幣大幅貶值,為政治動盪埋下伏筆。1972年加納政變,軍政府重新升值本幣並嚴控外匯數量,企業需要特定的進口許可才能向政府申請外匯額度,保護性政策又佔據主導。

由於第二代塞地(「GHC」,1967-2007年間加納貨幣單位。1972年,1塞地約等於0.78美元)價值被人為高估,獲批進口許可的企業能用低於黑市價格很多的官方匯率換取外匯,很自然佔據了價格優勢。比方,進口同樣一匹1美金的布,通過政府匯率只要不到3塞地的成本就可買到,在黑市卻要30多塞地甚至更多。

不少廠商利用匯率差價賺得盆滿缽滿,廣氏企業也不例外。只是特權的興起也助長了腐敗。對商人來說,政府關係越好,獲得的資源越多。廣良宇記得,藉着政策的好處,有相識的紡織廠老闆做生意幾乎沒有出過錢,收入仍是源源不斷。

這樣的「好政策」亦吸引到其他港商。1970年,18歲的香港人盧生跟着港資工廠遷至加納,接替廠裏要退休的老師傅(師傅,英文名為master,是香港對工業技師的尊稱,需掌握一定年數的經驗,可帶學徒)。「18歲就做master,飄飄然那個時候。」盧生說。

盧生家境不差,亦是家中獨子。臨行前,母親對他說:「如果在非洲做不好,那就回來,」反正年紀輕輕,沒有損失。

工廠做的是給鐵罐印花的生意。盧生第一年的薪水是每月1000多港幣,包吃包住,比從前做學徒時的3、400港幣已提升不少。

廣良宇並沒能親歷那段「躺着也能賺錢」的年代。1972年,他離開了加納到美國讀書,主修商業。在美國的日子舒適安逸,但發達社會完善嚴整的規章制度,反而令他懷念自由自在、處處機遇的非洲。1980年,廣良宇回到加納,繁榮的景象已走到劇終。

「中國製造」來了

貨幣的黑市交易使當地經濟「一塌糊塗,完全破產」。由於外匯不足,對進口原材料需求較大的製造業產能也開始下降。啤酒廠窮得沒有足夠外匯進口原料,「啤酒上的商標紙沒有了,你要看是什麼啤酒要看蓋子,因為沒有錢貼商標紙。」廣良宇回憶。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一份研究顯示,1979年至1982年間,加納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人均生產總值僅是60年代末的2/3,產能利用率更是減半。

1979年至1982年間,加納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人均生產總值僅是60年代末的2/3,產能利用率更是減半。圖為80年代加納的社會環境。

1979年至1982年間,加納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人均生產總值僅是60年代末的2/3,產能利用率更是減半。圖為80年代加納的社會環境。攝: William F. Campbell/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1983年,加納政府在世界銀行主導下接受了經濟復甦方案(Economic Recovery Program),實施包括貨幣貶值、削減政府開支、利率自由化等一系列措施以重塑工業生產力。本幣貶值致使加納紡織業成本上漲,本地製造的優勢隨着對它的保護一併消失。據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上世紀70年代後期,加納的紡織和服裝製造業共見證了大約150家大中型企業的興起,為近25000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而到2002年,仍在運行的大型企業只剩四家,GTMC佔據其中一席,就業總人口僅剩5000餘人。更糟糕的是,洶湧而至的外來競爭——中國製造,打得這些久居襁褓的企業措手不及。九十年代,中國紡織行業得到快速發展,其便宜的價格、高效的生產,讓中國製造迅速在國際市場站住腳跟。

最初,進入非洲的大陸廠商對當地市場知之甚少,不僅摸不清消費者的喜好,也不了解不同非洲國家間着裝文化的差別,生產出的布在花樣顏色上都不出彩。GTMC於九十年代合併染布業務,將重心轉向印花,因為後者仍受流行影響,本地廠商能佔據先發優勢。

這一優勢轉瞬即逝。「現在國內全都學會了,很厲害。」廣良宇說。加納當地工廠裏,一些工人退休後跑到大陸工廠做顧問,告訴那邊非洲市場喜歡什麼、怎麼推廣。還有中國商人直接買通本地印花廠工人,把時興的印花圖案拍下來,通過網絡傳回大陸,再照葫蘆畫瓢進行生產。「布這種東西沒有copyright,一個布做出來,大概三個月吧,大陸那邊就會運過來一樣的布了。」這些進口布料比本地製造便宜很多,很快在市場上佔據優勢。

廣良宇強調,來自大陸產品的競爭只是誘因。加納紡織業發展本身就「先天不足」。比方說,印染過程中織物需要平幅快速通過高温火焰燒毛,加納的供電並不穩定,傳輸帶一旦停轉,原布就會在火焰裏付之一炬。又比如,因為女性無法在生育期工作,加納一些製造業工廠偏好僱傭男性工人,但後者並非沒有劣勢:在GTMC,一個加納男工同時照看12台織布機器;而在大陸的紡織廠裏,一個女工可同時看管36台,效率上不可相提並論。

「你不能全怪他(工人)不好,」廣良宇說,造成這種差距的並不僅僅是發展條件和工人技能,「我們的紗不好,有粗有細,很容易斷。男人手粗,接頭又慢,很多原因」。

九十年代初,盧生的工資漲到每月8000多港幣,廠子效益卻在下滑。為了給兒子們更好的生活,盧生與妻子一起在首都阿克拉開起了餐廳。盧太比丈夫晚十幾年來到加納,和丈夫一樣來自香港,祖籍上海。

當時,阿克拉的華人移民數量不多,中國餐廳數量也沒有飽和,炸物和炒菜這樣的重口味食物很合本地人胃口,餐廳的收入非常可觀。據盧生所知,投資成本小、利潤高的餐飲生意是當時不少香港人在面臨工廠經營困難時的理智選擇——自己做老闆,不光錢賺得多了,還能接觸不同階層的「達官貴人」,社會地位提升不少。像廣良宇這樣的實業家就是夫妻倆開餐廳後結識的。因為與上海和香港都有剪不斷的聯結,兩家人不時你來我往。

2000年後,很多加納的工廠生意都每況愈下,不少中國生產的布都比加納裏織的便宜,質量也好。圖為一間加納織廠。

2000年後,很多加納的工廠生意都每況愈下,不少中國生產的布都比加納裏織的便宜,質量也好。圖為一間加納織廠。攝:Education Images/UIG via Getty Images

在本地市場貧弱、外來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廣良宇仍未離開紡織業。

2000年末,GTMC發生過幾次罷工,一撥工人挑頭要成立新的工會,期間與舊的工會產生了衝突。鬥爭陷入焦灼之際,鬧事的工人把鐵閘一拉,罷工不幹了,同時還阻撓其他工人返廠上班。廣良宇記得,最嚴重的一次,辦公室的門和玻璃全都砸爛了,警察派了帶有水槍的車守在場外,靠催淚彈才把鬧事的工人趕了出來。經歷這次事件,工廠元氣大傷,織出來的紗質地也差,最後只能停工六個月。再開工時,廣良宇一次炒掉了八、九百人,千人規模的廠子,最後只留下三百多人染布、印花,紡與織的業務乾脆停掉不做。

「我們的廠以前很大。」至今提起此事,廣良宇仍語帶無奈。後來,他發現大陸的布比廠裏織的便宜,質量也好,便從大陸進口布料在本地印染。

生意每況愈下的工廠不止廣氏一間。2000年後仍在運行的大型紡織廠中,有六十年代就開始投產的港資染廠。當地華人聽說:整間廠越做越虧,只是迫於政府對就業和税收的承諾而不願關張。距離GTMC廠房不遠的GTP(Tex Styles Ghana Limited)也是外資廠商,主打高端印花布。面對進口廉價花布的闖入,早有外國媒體報導稱GTP正在困境中掙扎。商人們對大環境心知肚明,只是有人選擇撐起門面,繼以維持。

消費者的需求也在變化。除了中國產品,廉價二手衣物正在衝擊本地製造。經濟條件較好的年輕人則傾向去商店購買流行服飾,而不是買布裁剪。

2010年前後,GTMC開始轉型物流生意,將做紡織的廠房改成倉庫,部分印花機器還在繼續生產。倉庫沒有管理費用,經濟好的時候,物流收入甚至可以超過印花。可惜這樣的境況很快也開始碰壁。一些同樣窘迫的工廠看到了出路,也把機器賣掉做起了物流,競爭開始加劇。2016年後,GTMC印花布的生產全面停滯,只剩倉庫還在維持。如今,廠房內仍有零星的工人在照常辦公,但要問工廠未來何去何從,誰都沒有答案。

「他很害怕回頭,害怕追不上香港的生活」

親歷加納製造業五十載起伏,廣良宇如今覺得在非洲做工業可能「不太行」。「它要是行,我們六幾年開到現在應該行,結果不行。」

勞動密集型產業看重成本和效率。工業文化缺失,硬件落後,這給加納的製造類企業帶來諸多瓶頸。相比之下,中國人能吃苦,「勤力一點」,從事工業製造效率更高。肯吃苦的一大動力是對更好物質條件的迫切渴望,這與廣良宇當年的目標有着很大不同。

廣良宇來自上海商人家庭,環境優越,遠離家鄉主要迫於政治壓力。他來到非洲打拼時,家人早已打下基礎,日子相對不算辛苦。而如今很多中國移民前來非洲只為改變物質生活,能夠掙錢就會留下,「生意難做了就去另一個非洲國家,」想法和做法和早期移民有着很大分別。

今年59歲的盧太則覺得她的大陸朋友「很有膽」。加納交通狀況差,社會安全也比不上發達國家。一些大陸朋友來了非洲幾個月就敢自己開車出門,而她自己至今不會開車,要依賴司機。她也佩服那些單槍匹馬來非洲闖蕩的大陸女人,「很厲害,不像我們香港太太,很膽怯。」

過去,「香港人」的身份會讓一個華人感到臉上有光。如今,在加納、美國、香港、上海之間四地奔走,盧太漸覺香港開始停滯不前,相比中國大陸早已沒有優勢。來加納之前,盧太在香港一間紗布廠工作,離開的時候,很多香港紡織企業已經開始向北上轉移,她工作過的廠子在1983年倒閉,轉型地產。

2016年後,GTMC印花布的生產全面停滯,只剩倉庫還在維持。如今,廠房內仍有零星的工人在照常辦公。

2016年後,GTMC印花布的生產全面停滯,只剩倉庫還在維持。如今,廠房內仍有零星的工人在照常辦公。攝影:張子竹

回頭看,盧生覺得自己從打工做起,如今有份不錯的生意,應該滿足。可他還是感慨有些機會沒有抓住。做餐廳人面廣,如果從前多想一點,說不定能做上更大的買賣。「沒有大野心,打一份工作就做一份工作」,這是盧太對香港移民心態的一種判斷。

如今,最早一批香港移民已各奔東西。一些有產業的老闆們回到香港過回富裕日子,務工者們則大多去了美國或加拿大,在穩定一些的環境裏尋找生活。盧生盧太的兩個兒子已在美國成家立業,無論未來是回到香港享受安逸,或是到美國跟後代共聚天倫,都不失為夫妻二人對未來生活的一種憧憬。

幾十年前,當盧生離開工廠另尋生計,盧太讀出了某種因疏離而產生的焦慮:丈夫十八歲就在工廠做師傅,手下帶學徒。「這裏(加納)的機器十年如一日不會變新,香港的機器一直在向前,他很害怕回頭,害怕追不上香港的生活。」

閲盡多變的世事,廣良宇則更向往平靜知足。眼下,他一邊為工廠的後路做打算,一邊在閒暇時光享受古典音樂和攝影的樂趣。對他來說,故鄉可能會永遠成為一種陌生的存在。他眼見上海「什麼都有,很豪華」,甚至讓他想起當年南下香港時那種讚歎的心情。可若要問如今的上海是否令他嚮往,他卻總覺浮華之下有些東西求而不得,自問道,「有些時候不是吃飯喝酒就能解決問題吧?」

言下之意,物質終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些自由只有他處可尋。

(應受訪者要求,廣良宇、廣從興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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