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陳純:「五月風暴」的中國繼承人之戰

在「五月風暴」50週年之際,作為這場運動的精神繼承人,中國真正的激進左翼並不在「激萌」成員之間,而在被他們屢次忽略的青年行動者之中。


圖為法國「五月風暴」期間,學生罷課的現場,學生們高掛著毛澤東等的共產主義符號。 攝:Bettmann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
圖為法國「五月風暴」期間,學生罷課的現場,學生們高掛著毛澤東等的共產主義符號。 攝:Bettmann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

1968年的「五月風暴」,無論在法國還是中國、在當時還是未來,都激發了持久的內在緊張關係,不同維度之間產生了相互交織的影響。五十年前的法國思想裂變,以弔詭方式影響到數十年後的中國走向。從上游的1968年法國,到下游的2018年中國,這場「精神繼承人之戰」,成為反思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處境的一個參照系。

六八之後,中法語境中的「激進」與「反激進」

「五月風暴」的影響例證,無疑當屬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在他看來,「那是一場衝擊波,在我的人格和政治主體上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1968年底巴迪歐不僅徹底拋棄議會民主制、法共和蘇聯馬克思主義,走向了毛主義,也和自己的恩師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決裂,面對後者的著名論斷——「歷史是一個無主體的過程」,巴迪歐無法接受。

相反,另一位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對「五月風暴」的評價卻頗為刻薄:「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慶、遊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彷彿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脱。」這位《知識分子的鴉片》的作者曾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過激烈抨擊,有這種觀感毫不令人意外。而耐人尋味的是,五十年之後,巴迪歐的激進左翼盟友、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對這一事件也給出了與阿隆類似的評價:「這場本應是左翼的運動,最終卻幫助資本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

而在中國,「五月風暴」在當年幾乎立刻就產生了反響,尤其是其中的毛主義色彩令中國着實激動了一番。錢鋼在《「法國的文化大革命」?關於1968「五月風暴」的走讀》寫到:「1968年,『法國』一詞在人民日報標題上出現100次,其中5、6兩月的77次全部與『五月風暴』有關,年度和月度語温都達到『沸』級。人民日報將法國『五月風暴』和中國文革連在一起,強調它『是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然而,這最多只能證明中國利用「五月風暴」來進行自己的政治宣傳,並不能證明1968年後的中國政治受到過「五月風暴」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很少看到有人探討「五月風暴」對中國的影響,相反,探討中國對1968年歐美左翼運動之影響的著作和文章倒是汗牛充棟。

自1980年代末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集體「告別革命」,2008年熊培雲的《「五月風暴」的真正遺產》一文,可以看做中國自由保守主義路徑的一種典型詮釋。

不過這並不能得出結論,認為在其後數十年的中國思想脈絡中,「五月風暴」是一個缺席的存在。自1980年代末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集體「告別革命」,力求剷除或抑制中西思想遺產中所有美化革命的成分,為漸進改良開路。2008年,熊培雲的《「五月風暴」的真正遺產》一文,可以看做中國自由保守主義路徑的一種典型詮釋,也和當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響」高亢調門形成鮮明對照——「這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過70年代的廣泛自責與失落後,當歷史進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顯現。過去僵硬的社會關係消逝了,象徵性的等級制度不明顯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資的迅速提高而帶來的收入等級。『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變了當代法國的歷史風尚......從此以後,『對話』與『商討』成了法國政治中的一個常態。法定的程序、絕對的命令、神聖的指示不再那麼高高在上。『五月風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觀上完成了社會力量對政治力量的一種抗衡或者分權,表明這場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內涵。」然而,將「五月風暴」僅僅詮釋為一場「改良」運動,不僅有立場先行的嫌疑,而且對這場運動的親身參與者,也未必真的公平。

將「五月風暴」僅僅詮釋為一場「改良」運動,不僅有立場先行的嫌疑,而且對這場運動的親身參與者,也未必真的公平。

將「五月風暴」僅僅詮釋為一場「改良」運動,不僅有立場先行的嫌疑,而且對這場運動的親身參與者,也未必真的公平。 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左翼學院派:1968年的「合法繼承人」?

在當下的中國知識界,與「五月風暴」淵源最深的,當屬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院知識分子,這主要是因為所有當代最重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要麼直接參與過「五月風暴」,要麼曾經對它作出重要評價或詮釋。不妨說,如果有人認為自己是「五月風暴」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合法繼承人」,那他十之八九會是一個西馬研究者。

在這些可能的「繼承人」中,由華東師範大學吳冠軍、姜宇輝、南京大學藍江、清華大學夏瑩等學者所組成的「激進陣線聯萌」最為突出。「激萌」以引介當代歐陸左翼哲學為己任,幾位重點對象正是齊澤克、巴迪歐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與這一研究領域的傳統學者相比,他們不怕在普通受眾面前拋頭露面,頻繁組織各種線下學術講座和對談,積極傳播研究成果。同樣研究歐陸左翼哲學,與汪暉這樣享譽國際的學者相比,激萌的言說沒有太多地涉及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也暫時說不上有什麼創新之處;與陸興華這樣自我邊緣化的學院左翼相比,激萌又顯得跟主流過於合拍。可以說,「激萌」有意地不在現實政治上站隊,以維護自己發展勢頭,用成員夏瑩的說法,「激萌不上街」——雖然巴迪歐自己就對那些空談激進、毫無行動的學院知識分子有過辛辣的嘲諷。

「激萌」有意地不在現實政治上站隊,以維護自己發展勢頭——雖然巴迪歐自己就對那些空談激進、毫無行動的學院知識分子有過辛辣的嘲諷。

如果「激萌」只是「犧牲政治換來學術」,倒也無可厚非,畢竟當下也沒有什麼走上街頭的機會,而通過學術播下「激進」的種子,或許比莽撞地四處出擊更有長遠的效益。不過,從「激萌」的表現來看,他們一邊批判消費主義,一邊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給「螞蟻短租」做廣告;一邊批判資本,一邊賣着激進哲學的周邊產品,似乎也並沒有什麼「忍辱負重」的感覺。

在「激萌」成員中,作為齊澤克「中國分身」的吳冠軍,無疑是其中曝光率最高、人氣最旺、批判鋒芒最露,卻也最受惠於他所批判事物的學者。2017年底,吳冠軍曾將「雙十一購物狂歡節」作為批判重點,認為這些沉浸於購物狂歡的慾望是被馬雲等人創造出來的。到了今年,他一轉身就上了《腦力男人時代》綜藝節目,與各路明星談笑風生。固然,他的偶像齊澤克也上過很多節目,不過至少聊的還是嚴肅內容,而吳冠軍在節目上連一點哲學插邊球都沒打,單純享受着自己在鏡頭面前說話的快感。

2014年一次訪談中,吳冠軍曾說道:「在今天,學界與商界許多地方已經很相似,我碰巧兩個界都待過,兩者至少還保留有一個區分:投機或其它類似手段能夠『助推』一段路,但真正確立一個人之真實學界地位的,只能是自己真刀真槍拿出來的東西。」雖然道理大體不差,但從字面上來看,吳冠軍至少是不反對利用「投機」來助推的。無怪乎在同一年,吳冠軍就發表了《「群眾路線」的政治學》,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講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再講到現任領導人的「中國夢」,並一一列舉那一年落馬的腐敗官員作為「脱離群眾」的官僚代表。期間儘管穿插了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巴迪歐,但是除了給「群眾路線」作出了一點新穎的哲學解釋,並沒有提出什麼制度上的落實之處,甚至連激進左翼一直強調的「民主參與」也隻字不提。

他們一邊批判消費主義,一邊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給「螞蟻短租」做廣告,一邊批判資本,一邊賣着激進哲學的周邊產品。

他們一邊批判消費主義,一邊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給「螞蟻短租」做廣告,一邊批判資本,一邊賣着激進哲學的周邊產品。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吳冠軍在很多方面都模仿齊澤克(甚至據稱在澳洲讀博時還一度學齊澤克留起大鬍子),但有一個方面是他斷然不敢模仿的,那就是齊澤克對現實政治的批判。2017年底,北京開始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以崔衞平等學者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向北京市政府表達抗議。但包括吳冠軍在內的「激萌」,沒有一個人在公開場合對「低端人口」的遭遇表示出任何關注。與此同時,自稱「毛左」的北大畢業生張雲帆因為舉辦讀書會被廣東番禺警方拘捕,後遭刑事拘留。在此期間,民間從毛派、托派到自由派,都有人撰文聲援、並聯署要求釋放張雲帆及其他幾位左翼青年。「激萌」對此依然視而不見。今年Metoo運動在中國興起,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沈陽被舉報在二十年前性侵自己的學生,並導致後者抑鬱自殺,網上關注此事的人絡繹不絕,但「激萌」眾學者仍然不在其中。後有北大學生因關注此事被約談,有聲援被約談者的學生遭學院報復,「激萌」也依舊保持沉默。

凡此種種的弔詭之處在於,一個以「激進」為旗幟甚至噱頭的左翼團體,除了空談激進左翼哲學家的理論之外,並不真心對激進左翼理論的應用產生興趣。而真正的激進左翼,絕對不會對自己所處國度的「人民」的苦難視而不見——除非這些左翼哲學家們能夠讓人信服地證明,「低端人口」、毛左青年、受到騷擾的女性和被打壓的學生,都不屬於「人民」之列。

一個以「激進」為旗幟甚至噱頭的左翼團體,除了空談激進左翼哲學家的理論之外,並不真心對激進左翼理論的應用產生興趣。

倘若上面所說的一切尚屬情有可原,那麼吳冠軍在《人民日報》5月13日版發表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則徹底撕下了激萌的「激進」偽裝,露出其國家主義者的底色。這篇千餘字的黨八股,從頭到尾沒有任何一句話、一個詞能體現一位哲學學者的素養。發文之後,吳冠軍不無得意地轉發到華東師大政治系的教師群裏,大方地接受同事們的祝賀——因為發一篇《人民日報》文章相當於發一篇權威期刊論文。看到網上的風向不對,他又通過微信朋友圈辯解說,其中不少句子被編輯刪掉,他也沒有辦法。有朋友建議他將原稿發出來以正視聽,他沒有回應,不了了之。他又接着發了幾個微博澄清,說「人民」概念在阿甘本、巴迪歐和拉克勞的理論中都有重要的地位,這篇官媒文章並沒有違背他的初心。

為了不讓吳冠軍孤立無援,藍江和夏瑩也通過社交媒體力挺。藍江認為這篇文章並不能代表吳冠軍的所有學術,夏瑩則「重新定義」了「激進」——「所謂激進,絕不意味着無條件地與主流對抗(和)盲目的行動,它僅以徹底性的批判揭示隱蔽在日常繁華之下的不可見的平庸之惡,於是,一個影評,一種研究,之於學者的我們,都將是一種激進的(徹底性的)姿態。」依此邏輯,「激萌」的「激進」,只針對「不可見」的惡,不針對「可見」的惡,只針對「平庸之惡」,不針對「滔天之惡」。運用到吳冠軍的文章上,大概是說吳罵罵脱離群眾的官員,本身就是「揭示隱蔽在日常繁華之下的不可見的平庸之惡」,已經非常「激進」了。

更加卑微、卻更加純正的繼承人

在「五月風暴」50週年之際,雖然有「激萌」成員發表演講頌揚「反抗」精神,但作為這場運動的精神繼承人,中國真正的激進左翼並不在「激萌」成員之間,而在被他們屢次忽略的青年行動者之中。

這一波青年行動者大多來自左翼(至少是自由左翼),他們的破土而出有諸多方面的原因,但正如1968年「五月風暴」的原因一樣,不能輕易歸納為經濟方面。一方面從深層來看,中國階級結構的變化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曾經作為「國家主人」的工農階級,如今淪為弱勢群體,而國家非但並無相應法律政策來重新保障工農的權益,而且對於爭取權益的行動,當局也是以鎮壓為主。另一方面,當局在意識形態上的「左右為難」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緩解矛盾,官方對馬克思採取了名揚實抑的態度,引起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滿,將前者立場稱為「皇馬(皇家馬克思主義)」,並與之劃清界線。

自2012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種種新狀況,也促進了這一波青年行動的產生,其中包括:以學者、媒體人、維權律師、NGO公益人士為代表的自由派被打壓之後,留下了不少話語和行動的真空亟需填補;以「女權五姐妹」為代表的新一代女權主義者,以更加大膽,更有策略的傳播方式,利用新興媒體和流行符號,為社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影響了後續的青年行動者;各種左翼社團,利用與官方意識形態相近的便利,在大學悄悄興起,並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網絡。在國際方面,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和Metoo運動當然不容忽視,身處歐美各國的中國留學生,也越來越願意將國外的理念、學術、事件報導,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到國內,某種程度上為這一波的運動奠定了一定共識。

作為「五月風暴」的精神繼承人,中國真正的激進左翼並不在「激萌」成員之間,而在被他們屢次忽略的青年行動者之中。

粗略來說,這一波青年行動者有以下若干基本特點,正是在這些實質層面上,他們(而不是「激萌」的理論家們)構成了「五月風暴」50週年的中國迴響。

首先,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感高於對傳統自由主義的認同。例如「女權五姐妹」之一的鄭楚然自認「左翼女權」,也曾多次關注女工的權益,並用馬克思的理論來批判血汗工廠。張雲帆曾是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會員,在北大做過後勤工人的調查報告,在廣東工業大學為後勤工人組織紅歌合唱隊和廣場舞。而「北大約談事件」中的岳昕,也提到自己曾受張雲帆女友顧佳悅的影響,她的自述文字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因為是北大的學生,僅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獲得了這麼多注意力資源,與此同時,正在抗爭的工友們,獲得的注意力資源卻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們站在一起,無疑是對本應屬於工友們的注意力資源的盜竊。」

其次,這一波青年行動者對女權主義也有高度認同。發起「米兔在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七七,本身就是做性別研究的。被約談的鄧宇昊,正是因為要求北大校方公開「沈陽事件」的相關信息,而「沈陽事件」正是中國Metoo運動的一個典型案例。在鄭楚然被微信公眾號「酷玩實驗室」污衊為受到「境外勢力」操縱時,張雲帆和顧佳悅立刻在網上對鄭楚然進行聲援。「滴滴順風車殺人事件」關乎女性人身安全,「798事件」關乎女同性戀者的權益,同樣在所有青年行動者之中引起義憤。

一些自由主義的元素,在這一波行動裏,依然有所保留。張雲帆被釋放之後發了一篇自白書,裏面寫道:「憲法赫然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論有『過激』,那『自由』毫無意義!」

一些自由主義的元素,在這一波行動裏,依然有所保留。張雲帆被釋放之後發了一篇自白書,裏面寫道:「憲法赫然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論有『過激』,那『自由』毫無意義!」攝:Qilai Shen/In Pictures Ltd./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再次,在這一波行動裏,一些自由主義元素依然得以保留。張雲帆被釋放之後曾發表自白書,裏面寫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社會問題,都會有人對問題的解決之道提出各種各樣的看法,這難道也是一種罪過?這是權利!憲法赫然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論有『過激』,那『自由』毫無意義!」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間,不知有多少自由派說過類似的話。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張雲帆自稱「毛左」,但他和傳統意義上的「毛左」並不完全一樣,並不熱衷於文革語言。相比之下,另一位中國大陸著名「毛派」李北方曾經將Metoo運動斥為一場「白左」運動,而張雲帆和李北方肯定算不上是同一類人,即使他們都認可某個相同符號。

最後,這波運動還有一個隱而不彰的共同點,就是反官僚主義。張雲帆事件中,番禺警方羅織罪名的做法在左翼青年之中引發了極大不滿。2017年12月8日,孫婷婷被警察帶到派出所,詢問關於廣工讀書會的事,她說自己並不了解。派出所所長便恐嚇孫婷婷「先隨便安排個罪名,關進去再說」。這些官老爺作派,加上孫婷婷後來在看守所裏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更是激起了青年們憤怒的聲討。而北大約談事件的發酵,校方的官僚主義難辭其咎。鄧宇昊被約談之後,岳昕等人連夜去搜尋他的下落,在交涉過程中,青年們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信息透明、程序正當的要求,遭到校方推諉,甚至以遭到「境外勢力」操縱等莫須有的理由,叫來岳昕之母,將女兒軟禁在家。北大校方的種種蠻橫無理舉動,直接後果就是召喚來一張「兩個北大」的大字報,使得這種政治抗議形式在時隔多年之後重新出現。

結語:兩種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抉擇?

這波行動尚未結束,我們不知道它會將我們帶往何處,但僅就目前青年們展現出來的胸懷、擔當和勇氣,就足以讓偽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羞愧至死。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批判階段,而必須分析,左翼內部的這種兩極分化現象之原因究竟在哪裏?

除了雙方的政治德性,以及一些學院知識分子的既得利益身份,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更在於官方意識形態與現實的斷裂,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1978年以後,中國將正統意識形態從毛主義逐漸修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適應中國社會的新情況,但「中特社」的一個基本預設——「共同富裕」在近十幾年來遭遇巨大的挑戰。現任領導上任以來,一方面進行非自由主義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構建新的意識形態,以彌合這種意識形態與現實的斷裂。十九大之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高高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儘管就其實質而言,與馬克思最核心的理念已經大相徑庭。

在這個過程中,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成了當局招攬的對象,當局既不肯放棄馬克思主義,但又無法完全地回歸「初心」,如果西馬裏面有人能幫當局「殺出一條血路」,那當然是再好不過。一方面名正言順,馬克思主義的牌子完好無缺,另一方面憑着這些西馬學者在年輕學生中的影響力,還可以收編新生代的激進力量。

在意識形態與現實的斷裂中,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成了當局招攬的對象,如果裏面有人能幫當局「殺出一條血路」,那當然是再好不過。

但與此同時,一些民間馬克思主義者對當局這種毫無誠意的「不忘初心」堅決不買賬,並不惜與這種國家主義決裂,鄭姿妍的《中國左派的國家主義:從何而來,向何處去》,以及激流網最近發的《鼓吹國家主義的「左派」是馬克思主義者嗎?》,都是這種立場的體現。

從意識形態學來說,吳冠軍前述《人民日報》文章,以及他的《「群眾路線」的政治學》,再加上《「人民」的悖論:阿甘本問題與「群眾路線」》,都是不合格的產品。顯然,寫慣娛樂化學術語言的吳冠軍,難以駕馭死板卻又暗藏機關的黨八股。從後續反響來看,吳冠軍無法「暮登天子堂」,倒很可能成為這個失敗的意識形態嘗試的眾多炮灰之一。不難預見,未來的意識形態戰爭,很可能就是圍繞着馬克思主義這個戰場展開的:一邊是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是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是當局的意識形態工程和它的御用文人,一邊是受到馬克思啟發的青年行動者;一邊是高牆,一邊是磚頭,高牆是磚頭做的,但磚頭也可以砸爛高牆。

這場戰爭看似和自由派沒有關係,但除非選擇移民,否則一個自由派將難以避免在「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間選邊站的問題。或許有的自由派會認為,目前的抉擇好比國共內戰時期一樣,選了共產黨一邊的,大多都後悔了;現在的政權並不比當年的國民黨要更糟,在國際地位方面,如今的中國要比1949年前國民黨統治的中國要高得多。自由派為什麼不能站在「皇馬」那一邊呢?說不定它還有改革的可能。

這種想法的錯誤不僅在於,將當下「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1949年前的共產黨類比是不恰當的,最重要的是,它還忽略了一個政治現實:即中國的強大,首先是政府的強大,並不是人民的強大。而政府的強大,也不一定會讓人民受惠。有理性的自由派應該認清自己的首要敵人是國家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應該堅定不移地站在「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一同去爭奪每一個戰場上的勝利,正如當年的「五月風暴」沖垮了「法定的程序、絕對的命令、神聖的指示」一樣,在理論與行動之間、利益與勇氣之間,1968年的真正精神繼承人,應該並不難分辨。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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