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六下午，鎮上絕大部分年輕黑人都在我們家樓上玩電子遊戲。」
住在美國愛荷華州小鎮格林內爾的馬克（Mark Montgomery）和艾琳（Irene Powell）夫婦，養有三個孩子，其中兩位是黑人：1995年出生的 GB 來自非洲塞拉利昂，6歲那年被領養；1991年出生的庫爾特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非裔美國人，一出生便被領養。家裏只有1985年出生的長女瑪麗是馬克和艾琳親生。在非裔人口不到3%的愛荷華州，GB 和庫爾特是鄰裏屈指可數的黑人臉孔。
一對白人夫婦養有其他族裔的孩子，這樣的全家福在美國不算特別。上世紀後半段的美國，去「第三世界」或戰後國家領養幾個孤兒很是流行。頂峰時期，全球每年有數萬孩子離開出生地，飛進歐美中產家庭，其中絕大多數是白人家庭。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演藝明星，演員安吉麗娜·朱莉的三位養子女分別來自柬埔寨、埃塞爾比亞和越南，歌星麥當娜的四位養子女來自馬拉維。不過，如今，這幅景象已在衰弱。
2004年，跨國領養達到高峰，當年，全球範圍的跨國領養約46000起，其中一半領養家庭來自美國。但之後，這個數字持續下降。2015年，跨國領養下降75%，僅有約12000起。到2017年，美國跨國領養案例僅有4714起。這並不是因為可被領養的孤兒數量在下降，翻看聯合國數據，如今全球約有1.4億位孤兒，與1990年代無異。今天，絕大多數領域都在被「深度全球化」重新定義，但是跨國領養卻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逐步變成被道德、法律和輿論聯合抵制的選項。
是救贖還是犯罪？
女兒瑪麗出生後，馬克被主張通過節制生育來控制人口的「新馬爾薩斯主義」（neo-Malthusianism）打動，艾琳也不願再經歷孕期的痛苦，他們選擇用領養的方式組建更大的家庭。在美國，白人嬰孩的領養訴求極高，黑人或混血孩子卻不那麼受歡迎，種種考量下，馬克和艾琳在1991年領養了非裔的庫爾特，又在2005年從非洲領養了GB。
馬克和艾琳都是鎮上高校「格林內爾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常年講授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課程，深知大部分非洲國家都面臨艱難的發展困境，這些地方現在就像殖民時代一樣窮困，生活水平鮮有提升。
「我們想有更多的孩子，而同時有那麼多的孩子需要家庭，這似乎是利己主義與社會公義之間，極小但極好的巧合。」馬克說。
對於跨國領養的支持者而言，領養孤兒或棄兒，是帶有善意的人以一己之力與這個貧富懸殊的世界「抗爭」：還有什麼能比讓極端貧窮的孤兒一躍進入發達國家，得到家庭關愛的同時享受物質和精神自由，更加迅速地改善他的一生呢？
以23歲的GB為例。在他被領養的那年，戰後的塞拉利昂男性平均壽命僅有23歲；但在美國，GB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他要費心的不過是在大學進修什麼專業。正因如此，馬克不無感慨地說，GB在進入美國前拿到的那張綠卡，「是他這輩子唯一需要的卡片。」
然而，對反對者而言，跨國領養卻意味着惡性循環，它的每個環節都揹負着罪責。
回看跨國領養的歷史會發現，視出生國對跨國領養的開放程度，常會在特定時間出現對某個國家孩童的「領養熱」。比如1990年代的中國熱，那是因為中國當時在開放了國際領養，而國內又有大量棄嬰、尤其是女嬰；又如2010年前後的埃塞爾比亞，被領養的孩子數量驟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柬埔寨、越南和瓜地馬拉等國先後暫停了國際領養。
撒哈拉以南的剛果金，生活着400萬孤兒，也曾被跨國領養的潮水捲過。2010年到2013年期間，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美國從剛果金領養的孩童數量上升了645%。但是，2013年剛果金政府發布跨國領養禁令後數字迅速下降，而禁令至今未解除。美國國務院兒童議題政策顧問勞倫斯（Suzanne Laurence）說，剛果金的禁令是2017年美國跨國領養數量繼續下降的主因之一。
剛果金發布禁令，始於反對者對跨國領養最強烈的質疑：領養家庭動輒花費數萬美金僱傭代理，這份利益滋養了犯罪。地方官員或孤兒院與跨國領養代理討價還價，給嬰兒標價，腐敗和利益驅使了證件造假，譬如謊稱依然有父母的棄兒為孤兒。更甚者，產業鏈裏出現了專門「收割孩子」的代理人，他們在落後國家偏遠村落裏「尋覓」適合被領養的孩子，他們以領養為由、拐賣為實。同時，領養家庭虐待收養子女的極端案例也不時見報。
很多國家因此選擇收緊跨國領養，包括埃塞俄比亞、韓國、羅馬尼亞、瓜地馬拉、中國、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在內的主要「輸出國」，或停止或大幅減少跨國領養。
剛果金首都金薩沙東邊，在一間名為「希望之家」（ la maison de l'espoir）的孤兒院，負責人瑪麗（Marie Vuvu Kiami）並不迴避領養過程中出現的腐敗與犯罪：「人們總在說跨國領養的壞話，每次聽到關於販賣孩子的故事，我都很憤恨，只能一再祈禱。」但是，她眼下的焦慮，集中在維繫孩子的温飽和孤兒院的日常運作上。
瑪麗今年59歲。她在25年前建起的「希望之家」，是剛果金歷史最久的孤兒院之一，目前照顧着50多個孩子，從剛出生的嬰兒到16歲都有。他們有些是犯了輕微罪行的少年犯，被法庭指派過來，有些是極端貧窮的家庭寄養在此，有些則是被親生父母拋棄在街上或孤兒院門口的。瑪麗說，被丟棄的孩子年紀都很小，很難找到他們的父母，有時找到了也不會再接受這個孩子。
「希望之家」由12位志願者操持，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在跨國領養還未被禁時，常會有人來訪，打探領養的可能，也會留下各種捐贈物品，包括衣服、食物、藥物和錢。禁令頒布後，跨國領養的詢問降至零點，孤兒院的收入也消失了。
然而，剛果金的禁令並未阻止因領養導致的人口犯罪。禁令發布時，仍有上千名孩子在領養程序中等候。面臨緊縮的官方程序，有的美國領養家庭會讓當地中介把孩子非法送出剛果金，然後從周邊國家，如盧旺達、埃塞爾比亞、贊比亞等國，離開非洲，進入美國。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這個下午，瑪麗懷裏一直抱着一位病了的孩子。孤兒院如今有15位四歲以下的孩子，「希望上帝保佑他們能夠被領養。」瑪麗回憶說，她曾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孩子從「希望之家」被領養到歐洲後接受採訪。她的驕傲溢於言表：「那孩子叫約書亞（Joshua），他對着鏡頭侃侃而談，就像一個知識分子。」
比起跨國領養，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大多國際機構都更支持國內領養。但是，在瑪麗25年的工作中，促成過20例跨國領養，卻只目睹過2例國內領養。她希望剛果金能夠解除禁令，相信這些一無所有的孩子能在發達國家找到更好的未來。
回不去的故鄉
在世界的另一頭，一大批被西方家庭領走的孩子，長大成人，興起了返回故鄉的潮流。他們來自韓國。
在跨國領養的討論中，韓國是個被反覆提起的案例。跨國領養成為「現象」級議題，就要追溯到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那場戰爭結束時，韓國有200萬孤兒。1955年，美國福音派信徒霍特夫婦領養8名韓國孤兒，併成立專精跨國領養的代理機構「霍特國際」（Holt International）。接下來的六十多年裏，至少有20萬韓國孩子陸續被西方家庭領養，大部分來自美國，其餘多是歐洲。
1968年出生在釜山的木村（Kimura Byol-Nathalie Lemoine）3歲時被領養到比利時。23歲那年，木村找到生母，兩年後搬回韓國。從1993年到2006年，木村在韓國生活了13年，從一個「尋根」孤女逐步成為跨國領養辯論中最早的活動家之一。
木村如今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視頻採訪的畫面上，她一頭銀色短髮、笑容温柔，但一提起領養就言辭犀利起來。木村1970年代被跨國、跨族裔的家庭領養，她經歷的是跨國領養剛剛開啟、問題叢生的階段。
當時，木村所代表的韓裔養子養女，面臨的「夾縫」生存狀態要遠遠惡劣於歐美第二代移民家庭或混血家庭——後兩者尚有同樣族裔的父母可以參照。但在網絡尚不普及的年代，被領養到白人家庭的韓裔孩子，木村說，「很多人要到大學才接觸到亞洲文化。」
種族歧視是避無可避的陷阱，木村聊起在被領養者互助小組裏常聽到的經驗，說：「享有特權的白人家長，大多根本不知道他們是種族主義者。」很多領養家庭會無視膚色的不同，木村說：「被領養者的自殺率在20到30歲之間激增，因為他們無法找到身份認同。」
跨國領養是否一定會對孩子的自尊和種族身份產生負面影響？不同的心理和社會學研究給出截然不同的指向。2016年的一份最新報告顯示，無論家庭的種族構成如何，兒童都有能力培養出牢固的認同感和家庭觀念。然而，家庭的庇護無法完全阻擋外在的種族偏見現實。
以一張「外來者」的臉孔成長在西方社會生活不易，但想要再回歸「原生」社會也不太可能，即便是韓國——比起其他依然深陷極端貧困的國家，韓國在戰後經濟騰昇，又在多方遊說下，開啟讓韓裔被領養者可以回國生活的特殊「雙重公民」政策。
做為最早回到「祖國」的一批被領養者之一，木村迎頭領會到的，便是韓國在性別意識上的保守。木村身上的另一個標籤是「酷兒」，而韓國的「恐同症」，使得她在此生活十多年後最終選擇離開。成長在女權主義普及的西歐社會，木村無法適應東亞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韓國男人也許能容忍有女人味的女同性戀，」木村說，「但不是像我這樣man的。」
也因為文化差異，被領養的韓裔男性，在原生和領養社會的境遇，與女性又有不同。1971年出生，被瑞典家庭領養的托比亞斯（Tobias Huinette）同為韓裔，也在25歲那年回到韓國。如今托比亞斯在瑞典一間大學執教跨文化研究，他博士期間的論文題目，便是韓國社會對被領養者的態度。
托比亞斯說，被跨國、跨族裔領養的孩子，面臨的是種族和性別偏見的疊加：「在西方社會，作為亞洲女性就要比亞洲男性容易地多。」他舉了一個約會網站的例子，網站數據顯示，最受歡迎的男性是白人，最不受歡迎的是亞裔；最受歡迎的女性是亞裔，最不受歡迎的女性則是非裔。
但是，當帶着「不受歡迎的亞裔男子」體驗回到韓國時，他立即發現，作為男性——尤其西化的男性——會天然得到韓國社會的優待。據他所知，比起女性，有更多在歐美長大的男性被領養者回到韓國。托比亞斯的養父母後來又領養一個韓裔女孩，後者從未有過回國的念頭。
不過，因領養而產生的身份難題，並非托比亞斯反對跨國領養的主要原因。讓他不安的是，在跨國領養這個供大於求、權力不對等的過程中，「領養只是為了滿足發達國家家庭的需求，與孩子的福祉無關。」
開放領養的「烏托邦」？
韓裔藝術家薩拉（Sara van der Heide）1977年出生在釜山，隨後被荷蘭家庭領養，她也曾回國尋親，但並沒有結果。在一份名為「母親山脈」（The Mother Mountain Institute）的藝術作品中，薩拉收錄了一位韓國母親的自述：
「19歲那年，我成了單身媽媽。我們與孩子的外婆生活在首爾，生活拮据。一天，鄰居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一個美國領養中介。我不想把孩子送走，可是母親和鄰裏的老人都不停勸我：『在美國那樣發達的國家，她的生活一定會比在韓國更美好。』美國中介說：『你太年輕了，不能照顧好她，你有太多困境，對你的孩子無益，為了孩子的未來着想吧。』鄰裏很多女人也把孩子送走了，她們有的人甚至比我的經濟狀況還好。」
「中介說，以後我每個月都會聽到孩子的最新狀況。我看到一張領養父母的照片，他們看起來很和善。於是我決定將孩子送到美國。可在機場，我沒有見到美國父母，只有中介，還有8個還是10個嬰兒，我才知道，這些孩子都會被送到荷蘭。我以為荷蘭是美國的一個州。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介那裏，但他們說已經沒有我的文件了。我不敢搬家。常常做噩夢。我想孩子可能已經死了。」
跨國領養尋租空間巨大、過程也不透明，催生了很多類似的悲劇。2002年，在馬克和艾琳領養 GB 一年後，接到了一通來自俄勒岡州西布利（Sibley）夫婦的電話，說他們在塞拉利昂領養了兩個女孩，7歲的 Isata 和3歲的 Sia；孤兒院說 Sia 有個表哥，便是GB。艾琳帶着 GB 去探望了這家人。三個孩子都記得彼此在孤兒院的日子。
此時，Isata的故事版本與GB類似，都是父母雙亡，被親人寄託給孤兒院；而當英語尚不流利的 Isata 告訴養父母，她的親生父母都還健在時，西布利夫婦只當年幼的她無法應對喪親的創傷。十年後，Isata 在 Facebook 上被塞拉利昂的家人聯繫，美國的這兩戶領養人家才知道，Isata 的雙親都還健在；Isata 的家人還找到了 Sia 的母親，後者自稱是 GB 的生母—— Sia 和 GB 並非表親，而是同母異父的兄妹。
很難釐清當年發生了什麼，很難知道 Isata 和 GB 的檔案被誰、因為什麼原因造假。有可能在領養的某個環節中，有人認為雙親喪生的孤兒身份更受青睞。根據馬克、艾琳與 Isata 生父的郵件往來，在戰亂中，後者的確希望 Isata 能被領養到美國生活，但他以為能夠每五年與 Isata 見一面，十年後，孩子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願意回到塞拉利昂。並且，他以為能與美國的領養家庭經常溝通。很顯然，這些條件都沒有兑現。
馬克和艾琳將 Isata 和 GB 的故事，當作課題研究了一番，並在2017年出版了《拯救跨國領養》。一部分源自經濟學的出身，一部分源自與兩個非裔養子的融洽相處，馬克和艾琳並沒有將他們見證的「貓膩」當做罪證，而是給出一個頗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領養觀」：為了減少犯罪，跨國領養應當成為開放的市場，減少管控，容忍「販賣」孩子——即轉移親權；而減少監控也即減少中間環節，讓領養家庭與出生家庭直接對接，允許前者向後者提供物質補償。
聽到這一提議時，韓裔被領養者托比亞斯的第一反應是：「太烏托邦了，它要求出生國和領養國都有正常且對等的政府。」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反對跨國領養的美國作者米拉·裏本（Mirah Riben）更為直接，她詰問道：「如果你已經跟急需幫助的家庭取得聯繫，為什麼不把那幾萬美金捐給這個家庭，而要拿走他們的孩子？」
裏本的質疑也是馬克和艾琳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在後者眼裏，現實情況是，禁止國際領養並不能消除貧困，也不能立即給孤兒以最好的照顧，給出數萬美金的捐贈也不能。馬克和艾琳堅持，美國給個體提供的自由與機會，至少在微觀層面上，要比所謂的國際發展援助更為有效。
Isata 後來回塞拉利昂見到了親人，但他們的關係並未維繫下去。她的生父讓 Isata 定期匯錢回家，用來給他娶第二位妻子，這些要求對如今的 Isata 而言，都是無法接受的文化差異。不過，馬克和艾琳選擇了在經濟上補助 GB 的生母——只是 GB 自己還沒想好，是否會回塞拉利昂看看。
尾聲
1993年，由海牙國際私法會議（HCCH）負責的《海牙跨國收養公約》簽訂。會議的首席律政官員馬丁內斯-莫拉（Laura Martínez-Mora）向端傳媒記者確認，根據公約簽署國提供的數據，跨國領養已經進入衰弱期。
根據 HCCH 的資料，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因素都導致了跨國領養的下降。一方面，國際社會更為鼓勵國內領養；部分出生國的經濟狀況轉好，因此棄兒的狀況減少；有的出生國加強對跨國領養的管控，有的國家則因虐待、腐敗、犯罪和拐賣的原因完全停止領養程序。另一方面，願意領養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的家庭減少了；跨國領養程序的漫長、複雜、不可控，也降低了領養的動力。
馬丁內斯-莫拉說：「如今，準養父母也都知道跨國領養的數量在減少，而且領養過程需要很長時間。他們也許會考慮其他方法來組建家庭。」
無論最終是挽救了孤兒還是催生了拐賣，跨國領養的驅動力依然來自富足社會中，中上層家庭對組建家庭的需求。往後看，隨着生殖科學的進步，代孕會是比領養更為經濟有效的選擇——當然，因代孕引起的道德、法律討論，也一樣充滿爭議，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剛果金撰稿人 Junior D. Kannah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