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四面楚歌?走向衰亡的跨國領養

2004年,全球跨國領養約46000起,其中一半領養家庭來自美國;2017年,美國跨國領養僅有4714起。在絕大多數領域都被「深度全球化」重新定義的半個世紀裏,跨國領養卻逐步變成被道德、法律和輿論聯合抵制的選項。世界上的孤兒並沒有變少,但開放領養的國家和願意領養的家庭都在減少。這個曾經風靡一時的跨國善舉是否就此沒落了呢?


根據海牙國際私法會議(HCCH)的資料,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因素都導致了跨國領養的下降。一方面,國際社會更為鼓勵國內領養;部分出生國的經濟狀況轉好,因此棄兒的狀況減少;有的出生國加強對跨國領養的管控,或因各種原因停止領養程序。另一方面,因跨國領養程序的漫長、複雜及不可控,也降低了領養的動力。 攝:Godong/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根據海牙國際私法會議(HCCH)的資料,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因素都導致了跨國領養的下降。一方面,國際社會更為鼓勵國內領養;部分出生國的經濟狀況轉好,因此棄兒的狀況減少;有的出生國加強對跨國領養的管控,或因各種原因停止領養程序。另一方面,因跨國領養程序的漫長、複雜及不可控,也降低了領養的動力。 攝:Godong/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每週六下午,鎮上絕大部分年輕黑人都在我們家樓上玩電子遊戲。」

住在美國愛荷華州小鎮格林內爾的馬克(Mark Montgomery)和艾琳(Irene Powell)夫婦,養有三個孩子,其中兩位是黑人:1995年出生的 GB 來自非洲塞拉利昂,6歲那年被領養;1991年出生的庫爾特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非裔美國人,一出生便被領養。家裏只有1985年出生的長女瑪麗是馬克和艾琳親生。在非裔人口不到3%的愛荷華州,GB 和庫爾特是鄰裏屈指可數的黑人臉孔。

一對白人夫婦養有其他族裔的孩子,這樣的全家福在美國不算特別。上世紀後半段的美國,去「第三世界」或戰後國家領養幾個孤兒很是流行。頂峰時期,全球每年有數萬孩子離開出生地,飛進歐美中產家庭,其中絕大多數是白人家庭。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演藝明星,演員安吉麗娜·朱莉的三位養子女分別來自柬埔寨、埃塞爾比亞和越南,歌星麥當娜的四位養子女來自馬拉維。不過,如今,這幅景象已在衰弱。

2004年,跨國領養達到高峰,當年,全球範圍的跨國領養約46000起,其中一半領養家庭來自美國。但之後,這個數字持續下降。2015年,跨國領養下降75%,僅有約12000起。到2017年,美國跨國領養案例僅有4714起。這並不是因為可被領養的孤兒數量在下降,翻看聯合國數據,如今全球約有1.4億位孤兒,與1990年代無異。今天,絕大多數領域都在被「深度全球化」重新定義,但是跨國領養卻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逐步變成被道德、法律和輿論聯合抵制的選項。

是救贖還是犯罪?

女兒瑪麗出生後,馬克被主張通過節制生育來控制人口的「新馬爾薩斯主義」(neo-Malthusianism)打動,艾琳也不願再經歷孕期的痛苦,他們選擇用領養的方式組建更大的家庭。在美國,白人嬰孩的領養訴求極高,黑人或混血孩子卻不那麼受歡迎,種種考量下,馬克和艾琳在1991年領養了非裔的庫爾特,又在2005年從非洲領養了GB。

馬克和艾琳都是鎮上高校「格林內爾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常年講授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課程,深知大部分非洲國家都面臨艱難的發展困境,這些地方現在就像殖民時代一樣窮困,生活水平鮮有提升。

「我們想有更多的孩子,而同時有那麼多的孩子需要家庭,這似乎是利己主義與社會公義之間,極小但極好的巧合。」馬克說。

住在美國愛荷華州小鎮格林內爾的馬克(Mark Montgomery)和艾琳(Irene Powell)夫婦,養有三個孩子,其中兩位是黑人:只有長女是馬克和艾琳親生。

住在美國愛荷華州小鎮格林內爾的馬克(Mark Montgomery)和艾琳(Irene Powell)夫婦,養有三個孩子,其中兩位是黑人:只有長女是馬克和艾琳親生。圖:受訪者提供

對於跨國領養的支持者而言,領養孤兒或棄兒,是帶有善意的人以一己之力與這個貧富懸殊的世界「抗爭」:還有什麼能比讓極端貧窮的孤兒一躍進入發達國家,得到家庭關愛的同時享受物質和精神自由,更加迅速地改善他的一生呢?

以23歲的GB為例。在他被領養的那年,戰後的塞拉利昂男性平均壽命僅有23歲;但在美國,GB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他要費心的不過是在大學進修什麼專業。正因如此,馬克不無感慨地說,GB在進入美國前拿到的那張綠卡,「是他這輩子唯一需要的卡片。」

然而,對反對者而言,跨國領養卻意味着惡性循環,它的每個環節都揹負着罪責。

回看跨國領養的歷史會發現,視出生國對跨國領養的開放程度,常會在特定時間出現對某個國家孩童的「領養熱」。比如1990年代的中國熱,那是因為中國當時在開放了國際領養,而國內又有大量棄嬰、尤其是女嬰;又如2010年前後的埃塞爾比亞,被領養的孩子數量驟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柬埔寨、越南和瓜地馬拉等國先後暫停了國際領養。

全球主要領養來源國及趨勢

全球主要領養來源國及趨勢圖:端傳媒設計部

美國跨國領養主要來源國及趨勢

美國跨國領養主要來源國及趨勢圖:端傳媒設計部

撒哈拉以南的剛果金,生活着400萬孤兒,也曾被跨國領養的潮水捲過。2010年到2013年期間,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美國從剛果金領養的孩童數量上升了645%。但是,2013年剛果金政府發布跨國領養禁令後數字迅速下降,而禁令至今未解除。美國國務院兒童議題政策顧問勞倫斯(Suzanne Laurence)說,剛果金的禁令是2017年美國跨國領養數量繼續下降的主因之一。

剛果金發布禁令,始於反對者對跨國領養最強烈的質疑:領養家庭動輒花費數萬美金僱傭代理,這份利益滋養了犯罪。地方官員或孤兒院與跨國領養代理討價還價,給嬰兒標價,腐敗和利益驅使了證件造假,譬如謊稱依然有父母的棄兒為孤兒。更甚者,產業鏈裏出現了專門「收割孩子」的代理人,他們在落後國家偏遠村落裏「尋覓」適合被領養的孩子,他們以領養為由、拐賣為實。同時,領養家庭虐待收養子女的極端案例也不時見報。

很多國家因此選擇收緊跨國領養,包括埃塞俄比亞、韓國、羅馬尼亞、瓜地馬拉、中國、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在內的主要「輸出國」,或停止或大幅減少跨國領養。

瑪麗今年59歲,25年前於剛果金首都金薩沙東邊建起的「希望之家」孤兒院,是當地歷史最久的孤兒院之一,目前照顧着50多個孩子,從剛出生的嬰兒到16歲都有。

瑪麗今年59歲,25年前於剛果金首都金薩沙東邊建起的「希望之家」孤兒院,是當地歷史最久的孤兒院之一,目前照顧着50多個孩子,從剛出生的嬰兒到16歲都有。攝影:Junior D. Kannah

剛果金首都金薩沙東邊,在一間名為「希望之家」( la maison de l'espoir)的孤兒院,負責人瑪麗(Marie Vuvu Kiami)並不迴避領養過程中出現的腐敗與犯罪:「人們總在說跨國領養的壞話,每次聽到關於販賣孩子的故事,我都很憤恨,只能一再祈禱。」但是,她眼下的焦慮,集中在維繫孩子的温飽和孤兒院的日常運作上。

瑪麗今年59歲。她在25年前建起的「希望之家」,是剛果金歷史最久的孤兒院之一,目前照顧着50多個孩子,從剛出生的嬰兒到16歲都有。他們有些是犯了輕微罪行的少年犯,被法庭指派過來,有些是極端貧窮的家庭寄養在此,有些則是被親生父母拋棄在街上或孤兒院門口的。瑪麗說,被丟棄的孩子年紀都很小,很難找到他們的父母,有時找到了也不會再接受這個孩子。

「希望之家」由12位志願者操持,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在跨國領養還未被禁時,常會有人來訪,打探領養的可能,也會留下各種捐贈物品,包括衣服、食物、藥物和錢。禁令頒布後,跨國領養的詢問降至零點,孤兒院的收入也消失了。

然而,剛果金的禁令並未阻止因領養導致的人口犯罪。禁令發布時,仍有上千名孩子在領養程序中等候。面臨緊縮的官方程序,有的美國領養家庭會讓當地中介把孩子非法送出剛果金,然後從周邊國家,如盧旺達、埃塞爾比亞、贊比亞等國,離開非洲,進入美國。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這個下午,瑪麗懷裏一直抱着一位病了的孩子。孤兒院如今有15位四歲以下的孩子,「希望上帝保佑他們能夠被領養。」瑪麗回憶說,她曾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孩子從「希望之家」被領養到歐洲後接受採訪。她的驕傲溢於言表:「那孩子叫約書亞(Joshua),他對着鏡頭侃侃而談,就像一個知識分子。」

比起跨國領養,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大多國際機構都更支持國內領養。但是,在瑪麗25年的工作中,促成過20例跨國領養,卻只目睹過2例國內領養。她希望剛果金能夠解除禁令,相信這些一無所有的孩子能在發達國家找到更好的未來。

回不去的故鄉

在世界的另一頭,一大批被西方家庭領走的孩子,長大成人,興起了返回故鄉的潮流。他們來自韓國。

在跨國領養的討論中,韓國是個被反覆提起的案例。跨國領養成為「現象」級議題,就要追溯到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那場戰爭結束時,韓國有200萬孤兒。1955年,美國福音派信徒霍特夫婦領養8名韓國孤兒,併成立專精跨國領養的代理機構「霍特國際」(Holt International)。接下來的六十多年裏,至少有20萬韓國孩子陸續被西方家庭領養,大部分來自美國,其餘多是歐洲。

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造成韓國有200萬孤兒,接下來的六十多年裏,至少有20萬韓國孩子陸續被西方家庭領養,大部分來自美國,其餘多是歐洲。

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造成韓國有200萬孤兒,接下來的六十多年裏,至少有20萬韓國孩子陸續被西方家庭領養,大部分來自美國,其餘多是歐洲。攝:Michael Rougier/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1968年出生在釜山的木村(Kimura Byol-Nathalie Lemoine)3歲時被領養到比利時。23歲那年,木村找到生母,兩年後搬回韓國。從1993年到2006年,木村在韓國生活了13年,從一個「尋根」孤女逐步成為跨國領養辯論中最早的活動家之一。

木村如今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視頻採訪的畫面上,她一頭銀色短髮、笑容温柔,但一提起領養就言辭犀利起來。木村1970年代被跨國、跨族裔的家庭領養,她經歷的是跨國領養剛剛開啟、問題叢生的階段。

當時,木村所代表的韓裔養子養女,面臨的「夾縫」生存狀態要遠遠惡劣於歐美第二代移民家庭或混血家庭——後兩者尚有同樣族裔的父母可以參照。但在網絡尚不普及的年代,被領養到白人家庭的韓裔孩子,木村說,「很多人要到大學才接觸到亞洲文化。」

種族歧視是避無可避的陷阱,木村聊起在被領養者互助小組裏常聽到的經驗,說:「享有特權的白人家長,大多根本不知道他們是種族主義者。」很多領養家庭會無視膚色的不同,木村說:「被領養者的自殺率在20到30歲之間激增,因為他們無法找到身份認同。」

跨國領養是否一定會對孩子的自尊和種族身份產生負面影響?不同的心理和社會學研究給出截然不同的指向。2016年的一份最新報告顯示,無論家庭的種族構成如何,兒童都有能力培養出牢固的認同感和家庭觀念。然而,家庭的庇護無法完全阻擋外在的種族偏見現實。

以一張「外來者」的臉孔成長在西方社會生活不易,但想要再回歸「原生」社會也不太可能,即便是韓國——比起其他依然深陷極端貧困的國家,韓國在戰後經濟騰昇,又在多方遊說下,開啟讓韓裔被領養者可以回國生活的特殊「雙重公民」政策。

做為最早回到「祖國」的一批被領養者之一,木村迎頭領會到的,便是韓國在性別意識上的保守。木村身上的另一個標籤是「酷兒」,而韓國的「恐同症」,使得她在此生活十多年後最終選擇離開。成長在女權主義普及的西歐社會,木村無法適應東亞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韓國男人也許能容忍有女人味的女同性戀,」木村說,「但不是像我這樣man的。」

也因為文化差異,被領養的韓裔男性,在原生和領養社會的境遇,與女性又有不同。1971年出生,被瑞典家庭領養的托比亞斯(Tobias Huinette)同為韓裔,也在25歲那年回到韓國。如今托比亞斯在瑞典一間大學執教跨文化研究,他博士期間的論文題目,便是韓國社會對被領養者的態度。

托比亞斯說,被跨國、跨族裔領養的孩子,面臨的是種族和性別偏見的疊加:「在西方社會,作為亞洲女性就要比亞洲男性容易地多。」他舉了一個約會網站的例子,網站數據顯示,最受歡迎的男性是白人,最不受歡迎的是亞裔;最受歡迎的女性是亞裔,最不受歡迎的女性則是非裔。

但是,當帶着「不受歡迎的亞裔男子」體驗回到韓國時,他立即發現,作為男性——尤其西化的男性——會天然得到韓國社會的優待。據他所知,比起女性,有更多在歐美長大的男性被領養者回到韓國。托比亞斯的養父母後來又領養一個韓裔女孩,後者從未有過回國的念頭。

不過,因領養而產生的身份難題,並非托比亞斯反對跨國領養的主要原因。讓他不安的是,在跨國領養這個供大於求、權力不對等的過程中,「領養只是為了滿足發達國家家庭的需求,與孩子的福祉無關。」

韓裔藝術家薩拉(Sara van der Heide)1977年出生在釜山,隨後被荷蘭家庭領養,她也曾回國尋親,但並沒有結果。藝術作品「母親山脈」(The Mother Mountain Institute)收錄了一位韓國母親的自述。

韓裔藝術家薩拉(Sara van der Heide)1977年出生在釜山,隨後被荷蘭家庭領養,她也曾回國尋親,但並沒有結果。藝術作品「母親山脈」(The Mother Mountain Institute)收錄了一位韓國母親的自述。圖:受訪者提供

開放領養的「烏托邦」?

韓裔藝術家薩拉(Sara van der Heide)1977年出生在釜山,隨後被荷蘭家庭領養,她也曾回國尋親,但並沒有結果。在一份名為「母親山脈」(The Mother Mountain Institute)的藝術作品中,薩拉收錄了一位韓國母親的自述:

「19歲那年,我成了單身媽媽。我們與孩子的外婆生活在首爾,生活拮据。一天,鄰居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一個美國領養中介。我不想把孩子送走,可是母親和鄰裏的老人都不停勸我:『在美國那樣發達的國家,她的生活一定會比在韓國更美好。』美國中介說:『你太年輕了,不能照顧好她,你有太多困境,對你的孩子無益,為了孩子的未來着想吧。』鄰裏很多女人也把孩子送走了,她們有的人甚至比我的經濟狀況還好。」

「中介說,以後我每個月都會聽到孩子的最新狀況。我看到一張領養父母的照片,他們看起來很和善。於是我決定將孩子送到美國。可在機場,我沒有見到美國父母,只有中介,還有8個還是10個嬰兒,我才知道,這些孩子都會被送到荷蘭。我以為荷蘭是美國的一個州。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介那裏,但他們說已經沒有我的文件了。我不敢搬家。常常做噩夢。我想孩子可能已經死了。」

跨國領養尋租空間巨大、過程也不透明,催生了很多類似的悲劇。2002年,在馬克和艾琳領養 GB 一年後,接到了一通來自俄勒岡州西布利(Sibley)夫婦的電話,說他們在塞拉利昂領養了兩個女孩,7歲的 Isata 和3歲的 Sia;孤兒院說 Sia 有個表哥,便是GB。艾琳帶着 GB 去探望了這家人。三個孩子都記得彼此在孤兒院的日子。

此時,Isata的故事版本與GB類似,都是父母雙亡,被親人寄託給孤兒院;而當英語尚不流利的 Isata 告訴養父母,她的親生父母都還健在時,西布利夫婦只當年幼的她無法應對喪親的創傷。十年後,Isata 在 Facebook 上被塞拉利昂的家人聯繫,美國的這兩戶領養人家才知道,Isata 的雙親都還健在;Isata 的家人還找到了 Sia 的母親,後者自稱是 GB 的生母—— Sia 和 GB 並非表親,而是同母異父的兄妹。

很難釐清當年發生了什麼,很難知道 Isata 和 GB 的檔案被誰、因為什麼原因造假。有可能在領養的某個環節中,有人認為雙親喪生的孤兒身份更受青睞。根據馬克、艾琳與 Isata 生父的郵件往來,在戰亂中,後者的確希望 Isata 能被領養到美國生活,但他以為能夠每五年與 Isata 見一面,十年後,孩子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願意回到塞拉利昂。並且,他以為能與美國的領養家庭經常溝通。很顯然,這些條件都沒有兑現。

馬克和艾琳將 Isata 和 GB 的故事,當作課題研究了一番,並在2017年出版了《拯救跨國領養》。一部分源自經濟學的出身,一部分源自與兩個非裔養子的融洽相處,馬克和艾琳並沒有將他們見證的「貓膩」當做罪證,而是給出一個頗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領養觀」:為了減少犯罪,跨國領養應當成為開放的市場,減少管控,容忍「販賣」孩子——即轉移親權;而減少監控也即減少中間環節,讓領養家庭與出生家庭直接對接,允許前者向後者提供物質補償。

聽到這一提議時,韓裔被領養者托比亞斯的第一反應是:「太烏托邦了,它要求出生國和領養國都有正常且對等的政府。」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反對跨國領養的美國作者米拉·裏本(Mirah Riben)更為直接,她詰問道:「如果你已經跟急需幫助的家庭取得聯繫,為什麼不把那幾萬美金捐給這個家庭,而要拿走他們的孩子?」

裏本的質疑也是馬克和艾琳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在後者眼裏,現實情況是,禁止國際領養並不能消除貧困,也不能立即給孤兒以最好的照顧,給出數萬美金的捐贈也不能。馬克和艾琳堅持,美國給個體提供的自由與機會,至少在微觀層面上,要比所謂的國際發展援助更為有效。

Isata 後來回塞拉利昂見到了親人,但他們的關係並未維繫下去。她的生父讓 Isata 定期匯錢回家,用來給他娶第二位妻子,這些要求對如今的 Isata 而言,都是無法接受的文化差異。不過,馬克和艾琳選擇了在經濟上補助 GB 的生母——只是 GB 自己還沒想好,是否會回塞拉利昂看看。

撒哈拉以南的剛果金,生活着400萬孤兒,也曾被跨國領養的潮水捲過。2010年到2013年期間,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美國從剛果金領養的孩童數量上升了645%。但是,2013年剛果金政府發布跨國領養禁令後數字迅速下降,而禁令至今未解除。

撒哈拉以南的剛果金,生活着400萬孤兒,也曾被跨國領養的潮水捲過。2010年到2013年期間,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美國從剛果金領養的孩童數量上升了645%。但是,2013年剛果金政府發布跨國領養禁令後數字迅速下降,而禁令至今未解除。攝:Uriel Sinai/Getty Images

尾聲

1993年,由海牙國際私法會議(HCCH)負責的《海牙跨國收養公約》簽訂。會議的首席律政官員馬丁內斯-莫拉(Laura Martínez-Mora)向端傳媒記者確認,根據公約簽署國提供的數據,跨國領養已經進入衰弱期。

根據 HCCH 的資料,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因素都導致了跨國領養的下降。一方面,國際社會更為鼓勵國內領養;部分出生國的經濟狀況轉好,因此棄兒的狀況減少;有的出生國加強對跨國領養的管控,有的國家則因虐待、腐敗、犯罪和拐賣的原因完全停止領養程序。另一方面,願意領養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的家庭減少了;跨國領養程序的漫長、複雜、不可控,也降低了領養的動力。

馬丁內斯-莫拉說:「如今,準養父母也都知道跨國領養的數量在減少,而且領養過程需要很長時間。他們也許會考慮其他方法來組建家庭。」

無論最終是挽救了孤兒還是催生了拐賣,跨國領養的驅動力依然來自富足社會中,中上層家庭對組建家庭的需求。往後看,隨着生殖科學的進步,代孕會是比領養更為經濟有效的選擇——當然,因代孕引起的道德、法律討論,也一樣充滿爭議,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剛果金撰稿人 Junior D. Kannah 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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