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走向衰亡的跨国领养

“每周六下午，镇上绝大部分年轻黑人都在我们家楼上玩电子游戏。”

住在美国爱荷华州小镇格林内尔的马克（Mark Montgomery）和艾琳（Irene Powell）夫妇，养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位是黑人：1995年出生的 GB 来自非洲塞拉利昂，6岁那年被领养；1991年出生的库尔特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非裔美国人，一出生便被领养。家里只有1985年出生的长女玛丽是马克和艾琳亲生。在非裔人口不到3%的爱荷华州，GB 和库尔特是邻里屈指可数的黑人脸孔。

一对白人夫妇养有其他族裔的孩子，这样的全家福在美国不算特别。上世纪后半段的美国，去“第三世界”或战后国家领养几个孤儿很是流行。顶峰时期，全球每年有数万孩子离开出生地，飞进欧美中产家庭，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家庭。最为人熟知的也许是演艺明星，演员安吉丽娜·朱莉的三位养子女分别来自柬埔寨、埃塞尔比亚和越南，歌星麦当娜的四位养子女来自马拉维。不过，如今，这幅景象已在衰弱。

2004年，跨国领养达到高峰，当年，全球范围的跨国领养约46000起，其中一半领养家庭来自美国。但之后，这个数字持续下降。2015年，跨国领养下降75%，仅有约12000起。到2017年，美国跨国领养案例仅有4714起。这并不是因为可被领养的孤儿数量在下降，翻看联合国数据，如今全球约有1.4亿位孤儿，与1990年代无异。今天，绝大多数领域都在被“深度全球化”重新定义，但是跨国领养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逐步变成被道德、法律和舆论联合抵制的选项。

是救赎还是犯罪？

女儿玛丽出生后，马克被主张通过节制生育来控制人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ianism）打动，艾琳也不愿再经历孕期的痛苦，他们选择用领养的方式组建更大的家庭。在美国，白人婴孩的领养诉求极高，黑人或混血孩子却不那么受欢迎，种种考量下，马克和艾琳在1991年领养了非裔的库尔特，又在2005年从非洲领养了GB。

马克和艾琳都是镇上高校“格林内尔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常年讲授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课程，深知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艰难的发展困境，这些地方现在就像殖民时代一样穷困，生活水平鲜有提升。

“我们想有更多的孩子，而同时有那么多的孩子需要家庭，这似乎是利己主义与社会公义之间，极小但极好的巧合。”马克说。

对于跨国领养的支持者而言，领养孤儿或弃儿，是带有善意的人以一己之力与这个贫富悬殊的世界“抗争”：还有什么能比让极端贫穷的孤儿一跃进入发达国家，得到家庭关爱的同时享受物质和精神自由，更加迅速地改善他的一生呢？

以23岁的GB为例。在他被领养的那年，战后的塞拉利昂男性平均寿命仅有23岁；但在美国，GB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要费心的不过是在大学进修什么专业。正因如此，马克不无感慨地说，GB在进入美国前拿到的那张绿卡，“是他这辈子唯一需要的卡片。”

然而，对反对者而言，跨国领养却意味着恶性循环，它的每个环节都揹负着罪责。

回看跨国领养的历史会发现，视出生国对跨国领养的开放程度，常会在特定时间出现对某个国家孩童的“领养热”。比如1990年代的中国热，那是因为中国当时在开放了国际领养，而国内又有大量弃婴、尤其是女婴；又如2010年前后的埃塞尔比亚，被领养的孩子数量骤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柬埔寨、越南和瓜地马拉等国先后暂停了国际领养。

撒哈拉以南的刚果金，生活着400万孤儿，也曾被跨国领养的潮水卷过。2010年到2013年期间，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美国从刚果金领养的孩童数量上升了645%。但是，2013年刚果金政府发布跨国领养禁令后数字迅速下降，而禁令至今未解除。美国国务院儿童议题政策顾问劳伦斯（Suzanne Laurence）说，刚果金的禁令是2017年美国跨国领养数量继续下降的主因之一。

刚果金发布禁令，始于反对者对跨国领养最强烈的质疑：领养家庭动辄花费数万美金雇佣代理，这份利益滋养了犯罪。地方官员或孤儿院与跨国领养代理讨价还价，给婴儿标价，腐败和利益驱使了证件造假，譬如谎称依然有父母的弃儿为孤儿。更甚者，产业链里出现了专门“收割孩子”的代理人，他们在落后国家偏远村落里“寻觅”适合被领养的孩子，他们以领养为由、拐卖为实。同时，领养家庭虐待收养子女的极端案例也不时见报。

很多国家因此选择收紧跨国领养，包括埃塞俄比亚、韩国、罗马尼亚、瓜地马拉、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输出国”，或停止或大幅减少跨国领养。

刚果金首都金萨沙东边，在一间名为“希望之家”（ la maison de l’espoir）的孤儿院，负责人玛丽（Marie Vuvu Kiami）并不回避领养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犯罪：“人们总在说跨国领养的坏话，每次听到关于贩卖孩子的故事，我都很愤恨，只能一再祈祷。”但是，她眼下的焦虑，集中在维系孩子的温饱和孤儿院的日常运作上。

玛丽今年59岁。她在25年前建起的“希望之家”，是刚果金历史最久的孤儿院之一，目前照顾着50多个孩子，从刚出生的婴儿到16岁都有。他们有些是犯了轻微罪行的少年犯，被法庭指派过来，有些是极端贫穷的家庭寄养在此，有些则是被亲生父母抛弃在街上或孤儿院门口的。玛丽说，被丢弃的孩子年纪都很小，很难找到他们的父母，有时找到了也不会再接受这个孩子。

“希望之家”由12位志愿者操持，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跨国领养还未被禁时，常会有人来访，打探领养的可能，也会留下各种捐赠物品，包括衣服、食物、药物和钱。禁令颁布后，跨国领养的询问降至零点，孤儿院的收入也消失了。

然而，刚果金的禁令并未阻止因领养导致的人口犯罪。禁令发布时，仍有上千名孩子在领养程序中等候。面临紧缩的官方程序，有的美国领养家庭会让当地中介把孩子非法送出刚果金，然后从周边国家，如卢旺达、埃塞尔比亚、赞比亚等国，离开非洲，进入美国。

接受端传媒采访的这个下午，玛丽怀里一直抱着一位病了的孩子。孤儿院如今有15位四岁以下的孩子，“希望上帝保佑他们能够被领养。”玛丽回忆说，她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孩子从“希望之家”被领养到欧洲后接受采访。她的骄傲溢于言表：“那孩子叫约书亚（Joshua），他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就像一个知识分子。”

比起跨国领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大多国际机构都更支持国内领养。但是，在玛丽25年的工作中，促成过20例跨国领养，却只目睹过2例国内领养。她希望刚果金能够解除禁令，相信这些一无所有的孩子能在发达国家找到更好的未来。

回不去的故乡

在世界的另一头，一大批被西方家庭领走的孩子，长大成人，兴起了返回故乡的潮流。他们来自韩国。

在跨国领养的讨论中，韩国是个被反复提起的案例。跨国领养成为“现象”级议题，就要追溯到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那场战争结束时，韩国有200万孤儿。1955年，美国福音派信徒霍特夫妇领养8名韩国孤儿，并成立专精跨国领养的代理机构“霍特国际”（Holt International）。接下来的六十多年里，至少有20万韩国孩子陆续被西方家庭领养，大部分来自美国，其余多是欧洲。

1968年出生在釜山的木村（Kimura Byol-Nathalie Lemoine）3岁时被领养到比利时。23岁那年，木村找到生母，两年后搬回韩国。从1993年到2006年，木村在韩国生活了13年，从一个“寻根”孤女逐步成为跨国领养辩论中最早的活动家之一。

木村如今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视频采访的画面上，她一头银色短发、笑容温柔，但一提起领养就言辞犀利起来。木村1970年代被跨国、跨族裔的家庭领养，她经历的是跨国领养刚刚开启、问题丛生的阶段。

当时，木村所代表的韩裔养子养女，面临的“夹缝”生存状态要远远恶劣于欧美第二代移民家庭或混血家庭——后两者尚有同样族裔的父母可以参照。但在网络尚不普及的年代，被领养到白人家庭的韩裔孩子，木村说，“很多人要到大学才接触到亚洲文化。”

种族歧视是避无可避的陷阱，木村聊起在被领养者互助小组里常听到的经验，说：“享有特权的白人家长，大多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很多领养家庭会无视肤色的不同，木村说：“被领养者的自杀率在20到30岁之间激增，因为他们无法找到身份认同。”

跨国领养是否一定会对孩子的自尊和种族身份产生负面影响？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学研究给出截然不同的指向。2016年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无论家庭的种族构成如何，儿童都有能力培养出牢固的认同感和家庭观念。然而，家庭的庇护无法完全阻挡外在的种族偏见现实。

以一张“外来者”的脸孔成长在西方社会生活不易，但想要再回归“原生”社会也不太可能，即便是韩国——比起其他依然深陷极端贫困的国家，韩国在战后经济腾升，又在多方游说下，开启让韩裔被领养者可以回国生活的特殊“双重公民”政策。

做为最早回到“祖国”的一批被领养者之一，木村迎头领会到的，便是韩国在性别意识上的保守。木村身上的另一个标签是“酷儿”，而韩国的“恐同症”，使得她在此生活十多年后最终选择离开。成长在女权主义普及的西欧社会，木村无法适应东亚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韩国男人也许能容忍有女人味的女同性恋，”木村说，“但不是像我这样man的。”

也因为文化差异，被领养的韩裔男性，在原生和领养社会的境遇，与女性又有不同。1971年出生，被瑞典家庭领养的托比亚斯（Tobias Huinette）同为韩裔，也在25岁那年回到韩国。如今托比亚斯在瑞典一间大学执教跨文化研究，他博士期间的论文题目，便是韩国社会对被领养者的态度。

托比亚斯说，被跨国、跨族裔领养的孩子，面临的是种族和性别偏见的叠加：“在西方社会，作为亚洲女性就要比亚洲男性容易地多。”他举了一个约会网站的例子，网站数据显示，最受欢迎的男性是白人，最不受欢迎的是亚裔；最受欢迎的女性是亚裔，最不受欢迎的女性则是非裔。

但是，当带着“不受欢迎的亚裔男子”体验回到韩国时，他立即发现，作为男性——尤其西化的男性——会天然得到韩国社会的优待。据他所知，比起女性，有更多在欧美长大的男性被领养者回到韩国。托比亚斯的养父母后来又领养一个韩裔女孩，后者从未有过回国的念头。

不过，因领养而产生的身份难题，并非托比亚斯反对跨国领养的主要原因。让他不安的是，在跨国领养这个供大于求、权力不对等的过程中，“领养只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家庭的需求，与孩子的福祉无关。”

开放领养的“乌托邦”？

韩裔艺术家萨拉（Sara van der Heide）1977年出生在釜山，随后被荷兰家庭领养，她也曾回国寻亲，但并没有结果。在一份名为“母亲山脉”（The Mother Mountain Institute）的艺术作品中，萨拉收录了一位韩国母亲的自述：

“19岁那年，我成了单身妈妈。我们与孩子的外婆生活在首尔，生活拮据。一天，邻居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一个美国领养中介。我不想把孩子送走，可是母亲和邻里的老人都不停劝我：‘在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她的生活一定会比在韩国更美好。’美国中介说：‘你太年轻了，不能照顾好她，你有太多困境，对你的孩子无益，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吧。’邻里很多女人也把孩子送走了，她们有的人甚至比我的经济状况还好。”

“中介说，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听到孩子的最新状况。我看到一张领养父母的照片，他们看起来很和善。于是我决定将孩子送到美国。可在机场，我没有见到美国父母，只有中介，还有8个还是10个婴儿，我才知道，这些孩子都会被送到荷兰。我以为荷兰是美国的一个州。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介那里，但他们说已经没有我的文件了。我不敢搬家。常常做噩梦。我想孩子可能已经死了。”

跨国领养寻租空间巨大、过程也不透明，催生了很多类似的悲剧。2002年，在马克和艾琳领养 GB 一年后，接到了一通来自俄勒冈州西布利（Sibley）夫妇的电话，说他们在塞拉利昂领养了两个女孩，7岁的 Isata 和3岁的 Sia；孤儿院说 Sia 有个表哥，便是GB。艾琳带着 GB 去探望了这家人。三个孩子都记得彼此在孤儿院的日子。

此时，Isata的故事版本与GB类似，都是父母双亡，被亲人寄托给孤儿院；而当英语尚不流利的 Isata 告诉养父母，她的亲生父母都还健在时，西布利夫妇只当年幼的她无法应对丧亲的创伤。十年后，Isata 在 Facebook 上被塞拉利昂的家人联系，美国的这两户领养人家才知道，Isata 的双亲都还健在；Isata 的家人还找到了 Sia 的母亲，后者自称是 GB 的生母—— Sia 和 GB 并非表亲，而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很难厘清当年发生了什么，很难知道 Isata 和 GB 的档案被谁、因为什么原因造假。有可能在领养的某个环节中，有人认为双亲丧生的孤儿身份更受青睐。根据马克、艾琳与 Isata 生父的邮件往来，在战乱中，后者的确希望 Isata 能被领养到美国生活，但他以为能够每五年与 Isata 见一面，十年后，孩子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回到塞拉利昂。并且，他以为能与美国的领养家庭经常沟通。很显然，这些条件都没有兑现。

马克和艾琳将 Isata 和 GB 的故事，当作课题研究了一番，并在2017年出版了《拯救跨国领养》。一部分源自经济学的出身，一部分源自与两个非裔养子的融洽相处，马克和艾琳并没有将他们见证的“猫腻”当做罪证，而是给出一个颇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养观”：为了减少犯罪，跨国领养应当成为开放的市场，减少管控，容忍“贩卖”孩子——即转移亲权；而减少监控也即减少中间环节，让领养家庭与出生家庭直接对接，允许前者向后者提供物质补偿。

听到这一提议时，韩裔被领养者托比亚斯的第一反应是：“太乌托邦了，它要求出生国和领养国都有正常且对等的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对跨国领养的美国作者米拉·里本（Mirah Riben）更为直接，她诘问道：“如果你已经跟急需帮助的家庭取得联系，为什么不把那几万美金捐给这个家庭，而要拿走他们的孩子？”

里本的质疑也是马克和艾琳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在后者眼里，现实情况是，禁止国际领养并不能消除贫困，也不能立即给孤儿以最好的照顾，给出数万美金的捐赠也不能。马克和艾琳坚持，美国给个体提供的自由与机会，至少在微观层面上，要比所谓的国际发展援助更为有效。

Isata 后来回塞拉利昂见到了亲人，但他们的关系并未维系下去。她的生父让 Isata 定期汇钱回家，用来给他娶第二位妻子，这些要求对如今的 Isata 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文化差异。不过，马克和艾琳选择了在经济上补助 GB 的生母——只是 GB 自己还没想好，是否会回塞拉利昂看看。

尾声

1993年，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负责的《海牙跨国收养公约》签订。会议的首席律政官员马丁内斯-莫拉（Laura Martínez-Mora）向端传媒记者确认，根据公约签署国提供的数据，跨国领养已经进入衰弱期。

根据 HCCH 的资料，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因素都导致了跨国领养的下降。一方面，国际社会更为鼓励国内领养；部分出生国的经济状况转好，因此弃儿的状况减少；有的出生国加强对跨国领养的管控，有的国家则因虐待、腐败、犯罪和拐卖的原因完全停止领养程序。另一方面，愿意领养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的家庭减少了；跨国领养程序的漫长、复杂、不可控，也降低了领养的动力。

马丁内斯-莫拉说：“如今，准养父母也都知道跨国领养的数量在减少，而且领养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他们也许会考虑其他方法来组建家庭。”

无论最终是挽救了孤儿还是催生了拐卖，跨国领养的驱动力依然来自富足社会中，中上层家庭对组建家庭的需求。往后看，随着生殖科学的进步，代孕会是比领养更为经济有效的选择——当然，因代孕引起的道德、法律讨论，也一样充满争议，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刚果金撰稿人 Junior D. Kannah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