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方芳：左右逢源還是踏入雷區？馬來西亞大選中的「中國因素」

隨着「一帶一路」倡議在馬來西亞的影響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中國資本和企業前赴後繼地進入大馬市場，試圖在這個東盟第二經濟大國裏延續他們在本國的輝煌。相比其主要鄰國，馬來西亞有着相對和平的政治局勢、持續穩定的經濟發展、較高的華語和英語普及率、廣袤的疆土、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一年四季舒適宜人的氣候條件，可謂佔盡天時地利與人和。這也是為什麼馬來西亞一直備受遊客和外資青睞的主要原因。

但在即將來臨的2018年首相及內閣大選中，與中國資本及「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中國威脅論」議題再次回爐，成了各大報章雜誌、街頭巷議的主要內容。中資在馬來西亞生存狀況究竟如何？和當地政府、權貴資本、中小企業主、以及普通消費者之間呈現怎樣的情感糾葛？中資的存在會是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嗎？它將何如影響本屆大選的走向？

為何中國資本同馬來西亞政府「一拍即合」？

其實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精明的中國企業家就已經將觸角伸向了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所有東南亞市場。他們通過與當地的華人社團和私人企業緊密合作，來滿足兩國在雙邊貿易上的差額需求。

在早期，這種商業關係的一大特點是通過血緣，婚姻和鄉族網絡的相互滲透來得以維繫。儘管涉足眾多合作領域，但這一依靠民間力量構建起來的貿易關係的特殊結構，始終限制了資本流動的範圍，影響力和可持續性。

正在此時，由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合作方案不僅為跨區域合作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它恰合時宜的到來，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個困局，也讓雙方都看到了似乎唾手可得的無限商機。因此，從政府到民間，無論是權貴資本還是普通中小企業，都不乏樂見其成者的身影。

2017年，中國在大馬的總投資額高達400多億令吉（Ringgit），並一度超越日本，成為馬來西亞的最大貿易合作伙伴和投資國。在眾多的投資項目中，基建（如位於馬六甲的黃金港項目，以及馬上要開展競標的隆新高鐵）和房地產（如總部位於廣東的碧桂園集團在南馬柔佛州打造的「森林城市」項目）拔得頭籌，成為了資本最集中、競爭最激烈的兩個領域。緊隨其後的還有能源、信息、電力和食品加工等行業。無論是從數量、規模還是速度上，這種新的合作的模式和效應在馬來西亞的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面對這種「史無前例」的局面，一方面，從經濟結構和權利變遷的層面，可以解釋為何中資在大馬的歷史由來已久、可直到「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才備受關注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了各種矛盾和爭議的焦點。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新經濟浪潮」，來自不同階層的民眾和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各方，對自身命運和國家發展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擔慮。

雖然馬來西亞在經濟上的總體表現遠勝於東盟中的絕大多數國家，但由於長期受到「一馬公司」弊案的影響，馬來西亞的國際聲譽一落千丈。包括美國、歐盟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發起了針對馬來西亞貪污案的輪番調查，令吉也因此受到牽連，持續貶值，嚴重影響了進出口貿易。讓這個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的國家遭遇了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寒冬。

此外，前後兩次馬航墜機事件以及暗殺金正男事件，讓原本士氣低落的國內情緒雪上加霜。大家紛紛對國家的前景產生了懷疑，也對國政（「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和巫統（「馬來西亞統一機構」）的執政能力提出了質疑。而首相納吉（Najib　Razak）本人也受到了來自同僚的壓力。由他所領導的巫統內部，一股分裂的氣氛正在醖釀之中。

為了盡快轉嫁危機、平衡各方利益、打消民眾疑慮的巫統，與為了解決國內產能過剩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一拍即合。

為了盡快轉嫁危機、平衡各方利益、打消民眾疑慮的巫統，與為了解決國內產能過剩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一拍即合，以最快的速度達成多項重要合作議題，涉及文化、經貿、教育等眾多領域。而兩國元首和高層也趁熱打鐵，互訪頻繁。不管是心有靈犀的相互成全也好，還是在「危難之際」的將計就計也罷，兩國開始了自1949年建交以來最甜蜜、最默契的一段蜜月期。

這對於同國政，尤其是馬華（MCA，執政聯盟中的唯一華人政黨）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裙帶資本權貴而言，可以說是幸福來得太突然。而他們要「擔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順水推舟的同時，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與此同時，對於也想從中分一杯羹的中小企業而言，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在以鄉民組織為基礎的貿易格局因國家和外來資本的介入而被打破之後，原本就呈散落狀的經濟個體的生存空間也因此變得更加擁擠。為了謀生存，他們中的有些人放棄了一生所從事的事業，轉而加入權貴階級，再度成為替他們服務的「打工者」。雖然需要為此出讓一定的議價權，但至少能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同時也可以在與權貴資本周旋的過程中伺機而動， 重新尋找新的上升機會。

而在天平的另一邊，無論是不願妥協的理想主義者，還是未能跟上時代步伐的保守主義者，都將面臨再度被「邊緣化」的危險。在這場看似「雙贏」的局面裏，他們就是那「漏網之魚」，在即將到來的大選面前，不可避免地淪為了大選中各黨派相互利用和相互攻擊的政治工具。

「中國威脅論」與「大馬來人主義」的回潮

第一個將矛頭對準中國資本的，是前首相馬哈迪（馬哈地）和前副首相慕尤丁所領導的馬來土著團結黨。他們之後加入組建希望聯盟，成為此次選舉中最有戰鬥力、也最具爭議的反對黨之一（雖然在經歷了長達7個月的等待後，希盟的社團註冊申請仍舊失敗，但這絲毫不影響選民對他們的熱情）。

在政治角力過程中，希盟始終將「一帶一路」的招商引資，視為納吉政府用馬來西亞人民的利益換取填補「一馬公司」虧損的手段；更甚者，可能還會威脅馬來西亞在南海的權益。因此在他們眼中，首相納吉和其所領導的巫統只是一群無視國家前途的「賣國求榮」者。

雖然中國及納吉政府一再宣稱這是子虛烏有的指責，提醒民眾理性看待中馬之間的貿易合作，不要將其政治化。可是，無論民眾是否真的相信，又或者願意去思考這番論戰背後的事實和邏輯關係（很多時候是不願意的），在這個民粹之風依舊盛行的國度裏，這一「賣點」依然有巨大的市場。看到網絡上此起彼伏的罵戰，令人不由地相信，馬哈迪的「拋磚引玉」已經成功了一半。

說它是「拋磚引玉」，是因為借炒作民粹來挑起「中國威脅論」，對此番來勢洶洶的「馬家軍」而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首先，馬哈迪本人十多年前曾說中國資本「不具有威脅性」（當然，彼時的中資實力也和今天無法同日而語）。其次，即便真的要對這股「崇洋媚外」之風追根溯源，其早年主張的「向東看政策」無疑是開了先河，如今的納吉政府只不過是原封不動地加以繼承罷了。

同時，有分析人士推測，所謂「拿回被納吉政府所耽誤的屬於馬來民族的利益和尊嚴」云云，只是枱面上的理由，而馬哈迪真正要針對的，極有可能是納吉本人。

就私人恩怨而言，納吉的父親阿都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是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的第二任首相，也深受馬哈迪本人敬重。當年，馬哈迪一度力主納吉入閣，幫後者扶搖直上，成為今日首相，多少有報恩的情誼在裏面。所以，當他看到納吉一再背離其父的政治精神的時候，除了失望還是失望。也顧不得自己93歲的高齡，執意競選，大有要「替天行道」的悲壯。

所以，在此次選舉中，只要馬哈迪領導的希盟能順利進入議會（目前看來可能性很大），削弱巫統在議會的份量，甚至改變由巫統在議會佔多數議席的現行局面（但從最新選區劃分情況來看希望渺茫），從而挑動巫統內部各方勢力向納吉施壓，讓他下台，就算「馬」到功成了。

如果這個推論屬實，那馬哈迪這次捲土重來，就是有意要復興當年的「烈火莫熄」（Reformasi）運動，並將火焰從國會燃燒到全國各地，再掀一場政治海嘯。而選擇在此時「出手相救」的中國資本，免不了被認為是來替納吉政府滅火的「程咬金」了。雖然政府利用外資追求本國經濟利益的正當性無可厚非，但對於早已債台高築、一再失信於民的納吉政府而言，要想借中資之力扶大廈之將傾，恐怕為時已晚。

雖然借炒作民粹來挑起「中國威脅論」，但困擾當今大馬社會的種種危機，都繞不開在馬哈迪掌權22年中強行助推的、帶有濃厚種族色彩的「新經濟政策」。

但是說到底，馬哈迪所走的路線無非是在重複上演倒戈逼宮、政權復辟的戲碼罷了。對於能提供多少進步的政治價值，筆者認為不必對此抱有太大的期待，更不用說倡導社會正義，促進民主轉型，實現多元主義的宏偉理想了。就連希盟內部的其他政黨，例如從「烈火莫熄」運動中誕生的人民公正黨，其負責人在同筆者的私下交談中，也認為馬哈迪的論調過於張揚、太不理智，並且沒有真正考慮到馬來西亞目前的經濟處境——畢竟，按目前情況來看，馬來西亞的議價空間的確不大。

雖然中國企業在馬來西亞仍面臨諸多法律和操作層面的問題，也有迫切需要入鄉隨俗的地方。但如此一味地通過將內部矛盾轉嫁給外來因素的做法，仍然無法讓人信服。畢竟，困擾當今大馬社會的種種危機，都繞不開在馬哈迪掌權22年中強行助推、帶有濃厚種族色彩的「新經濟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經過兩個世代的普及，馬來人可以擁有其他族群所沒有的特權，這早已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契約」，取代了獨立建國章程中各族群擁有平等的參政議政權的諾言。

但是，只要這個標籤一日不除，只要政治仍舊被「種族」所綁架，憲法條文和現行法律制度所賦予的、代表多元主義理想的公民社會的願景就無法有實現的一天。無論最終選舉結果如何，也無論日後在經濟上能取得多大的成就，這個傷痛會一直伴隨馬來西亞，年復一年。

中資與華社的情感糾葛

眾所周知，馬來西亞的華語教育是東南亞各國中表現最出色的。在很多方面，對於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繼承和弘揚甚至超越了中國。因此，用 「牆內開花牆外香」來形容華教在當今大馬取得的成就，一點也不為過。相似的文化和語言雖然為中資在開拓進入大馬市場的時候提供了交流上的便利，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資能因此輕而易舉地獲得民間的接受與認可。

雖然馬來西亞的華人數量只有區區660多萬，不足整個國家總人口的25%，但其豐富的文化構成和內涵使之成為了一個多元且複雜的小社會。在這個小社會中，來自不同地域、說着不同方言和有著不同教育背景的華人，在成長背景、生活習慣、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上存在巨大差異，對強勢而來的中國資本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通常而言，親身經歷過「保衞華教運動」的上一代人對華族的認同感更強烈，對中馬兩國在經貿上的合作也持比較歡迎和樂觀的態度。在他們的價值觀裏，民族的強大可能比國家（馬來西亞）利益來得更為重要。

與此相反，對於從小在多元社會文化裏成長起來的新世代而言，國族認同遠遠超越了民族情感。他們更因自己身為馬來西亞人而自豪——既不是中國大陸或台灣的僑民，更反感被貼上「海外中國人」的標籤。對他們而言，母國就是馬來西亞，而非遙遠的中國大陸或台灣。在面對中資議題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談判程序是否正義、合法，施工過程中是否以人為本、注重環保，以及最終的結果是否真能平等互惠。

比如，在和當地年輕一代中小企業華商接觸的過程中，筆者時常聽到他們對中國企業不喜歡使用本地承包商和勞工（甚至連廚師都要從中國聘請）的做法有所抱怨。更無法接受中資與華社老人政治間的「強強聯手」、擠壓新生代的生存空間。當這些信息無法順利獲得的時候，他們自然會懷疑這種合作關係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並通過各種方式提出抗議（尤其利用互聯網）。

用中國人習以為常的「血統論」來判斷馬來西亞華人的立場，顯然是有誤導性的。

和他們（祖）父輩們相比，年輕人顯然更懂得小心謹慎地看待中馬兩國關係，並不會因為曾經的同文同種、就表現得格外親切。因此，用中國人習以為常的「血統論」來判斷馬來西亞華人的立場，顯然是有誤導性的。

當筆者初到馬來西亞做田野研究的時候，雖然常被當地華社的淳樸與熱情感動，但很多時候，也同樣因為自己的國籍身份而受到部分人的排斥和疏遠，一度影響了研究進展。個人尚且如此，強勢進入大馬市場的中資企業要想在當地建立長久的信任關係又談何容易。在經濟全球化高度一體化的今天，沒有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文化能孤立無援地生存。任何一次經濟活動的開展，其實都是社會關係和責任的重新整合。在反覆磨合、相互適應的過程中，需要雙方依靠彼此的善意和勇氣，拋棄以往成見，因勢利導不斷溝通，才能真正地緩和矛盾，增進理解。

總之，在「大馬來人主義」回潮和華社認同感減弱的雙重不利背景下，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期間、以及選後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因素」可能將面臨越來越多的阻力。除了權益的算計，如何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理解當地文化、建立情感基礎，都是擺在中資企業面前迫切且嚴峻的問題。只有儘快處理好這個問題，才能避免「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的遺憾。

（李方芳，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