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科是基礎教育重要科目，而怎樣讓青年人學歷史課，則關乎教育實施者想培養新一代怎樣的頭腦：是死記硬背、被灌輸意識形態的？還是具備基本解讀、討論與思辨能力的？
「好可惜。若非近年的政治問題，中史科在香港教育體系中總是被學生及學校忽視、甚至鄙視的一科。」訪談期間，歷史教育研究學者、在大學培訓歷史科老師的簡麗芳這樣感慨。「連學校決策層也覺得『歷史』就是照本宣科，教育者也不必很多專業資格吧。哪位體育老師課節不夠，就給你塞一兩班初中『中史』吧。」製作今次專題過程中，訪談所遇的前線老師也都表示無奈：人們總覺得歷史教育是「小兒科」，不是一門專業；覺得憑常識就可以做歷史老師。
到底死記硬背、單向灌輸之外，歷史還可以怎樣教？不同的教法會有什麼不同的效果和意義？ 我們就和來自美、德、台灣、加拿大的幾位歷史教育工作者和其歷史課的真正「用家」中學生聊一聊，關於歷史課的多種可能。
「連學校決策層也覺得『歷史』就是照本宣科，教育者也不必很多專業資格吧。哪位體育老師課節不夠，就給你塞一兩班初中『中史』吧。」
美國：歷史課可以讓你看穿真假新聞
史丹福大學歷史教育學群（Stand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 ），是一個著重發展教授學生歷史素養（Historical Literacy）、而非歷史資料的課程的組織。Sam Wineburg是這個組織的創辦人，他和同事們期望通過自己開發的課程，幫助學生建立如何探究史源（Sourcing）、將史料脈絡化（Contextualise）以及建立觀點的技能。他們開發的「像史家一樣閱讀」的教案，已經在美國許多高中的歷史課中試行，亦可免費下載。以下是Sam Wineburg對端傳媒講述的情況。
這個年代再『背誦』年份地點，太沒有意義。我們讓學生知道，經常耳濡目染的歷史故事、一錘定音的歷史課叙事方式，其實只是眾多觀點之一，或只是多重篩選的結果。
Sam Wineburg：史丹福大學瑪格烈特·傑克斯教育與（榮譽）歷史講座教授；史丹福大學歷史教育學群（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創辦人；著有《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Classrooms》；積極推動美國歷史教育改革，為歷史老師培訓及提供支援。
「在我唸書的年代，我單靠腦袋就可以記得20個電話號碼，但我現在只會背得出太太的電話號碼。因為所有資訊都在彈指之間，我們沒有再花腦力去『背誦』。歷史科也一樣，這個年代再『背誦』年份地點，太沒有意義。」
「我們開發的教案，就是利用歷史學界都提出過的問題，挑戰學生視為常識、唯一的歷史事跡。然後小心選擇史料，讓他們像真正的歷史學家一樣，從史料裏找到合理的答案。我們開發的教案中，每一次都以一個問題做起始，其中一條問題就是問『林肯是一位種族主義者嗎？』對美國學生而言，林肯是自由平等的象徵，怎可能是歧視黑人的種族主義者？然而，林肯確實在一場1858年的伊利諾州渥太華參議員競選辯論中，說過『黑白種族之間確實存在差異』、『兩者無法在完全平等基礎下生活』等等在今天看來絕對帶有歧視成分的的說話。（作者註：在去年弗吉尼亞州種族主義者示威期間，白人優越論者亦喜歡以這一事件說明林肯也是一位種族主義者）這裏，我們要讓學生了解林肯說話的脈絡：如林肯身處的時代、演說場合、對手是誰等；再讓他們看其他的史料，例如看林肯在其他場合的書信內容。再讓學生從史料找證據去辯論，到底林肯是不是一名種族主義者。」
「我們讓學生知道，經常耳濡目染的歷史故事、一錘定音的歷史課叙事方式，其實只是眾多觀點之一，或只是多重篩選的結果。歷史發展比我們常聽到的歷史故事，可真複雜得多。」
「哪怕大部分學生畢業後不會再唸歷史，卻必然會面對這樣一個真假新聞難分、觀點爆炸的世界。歷史閱讀素養卻可以提升他們的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例如看到一條資訊，我們如何判斷那是否可信呢？可惜的是，據我們之前的研究發現，原來許多美國大學生甚至無法辨別出網站裏哪些內容是廣告商的贊助內容。而歷史學家必須培養的能力，像判辨資訊來源(Sourcing)、脈絡化(Contextualise)資訊的出處、查看訊息產生的場合等等，其實非常適用於學生資訊／新聞真假難分的當下，那是公民素養的一部分。」
「不過我得強調，老師應該選一些有學術價值、真有討論空間的問題。假如在課堂上談David Irving 的觀點（納粹大屠殺否定者），討論「納粹大屠殺有沒有發生過」，我就很不同此意。有價值、確有爭議（legitimate）的歷史問題多不勝數，為甚麼偏要選一個學術界都已達到共識、無真正爭議的問題（即納粹大屠殺是否真的發生）？這可算是我的底線吧。」
學生必然會面對這樣一個真假新聞難分、觀點爆炸的世界。歷史閱讀素養卻可以提升他們的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
香港：我們的「歷史」存在許多版本
Paul Hart 是香港李寶椿聯合國際書院國際預科文憑課程(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的高中歷史科老師。該校招收來自各地的精英學生，IB課程著重知識探究和尊重多元價值，授課形式和日常作業俱不同於香港主流的新高中，而畢業生也多在海外升學。Paul Hart在加入這份工作前，曾在加拿大專修歷史，畢業後先後在加沙及杜拜的國際學校教授歷史。五年前，他來到香港，開始在「李寶椿」教書。
「李寶椿聯合國際書院」的學制為國際預科文憑課程，簡稱IB。 「我曾經去過不同地方教歷史，如加沙、杜拜。我在加沙教書一年，任教的國際學校全都是巴勒斯坦同學。整個學期都很混亂，期間不時有老師被綁架；期末，我們的學校都被炸毀了。離開那裏後，我向人自嘲，在加沙教歷史的一年不單開拓了眼界，也變得刀槍不入了(bullet-proof)。那時離開象牙塔，是希望看看歷史衝突如何體現在真實世界，親身在地上感受，我可以肯定，現實真的比理論殘酷好多。」
「然後去到杜拜，又是另外一個世界。那裏環境較安全，但學術自由很有限。在那裏，如果說了觸犯禁忌的話，可會被逐出境。那時候我已經在教IB學制，學生說，想學以巴之間的歷史。但那是該區的禁忌（杜拜並不承認以色列為國家），於是我寫了信去教育部門申請，卻從未收過回音。不過，到最後我還是很信任那些學生，照舊有教那個課題。他們也很守信用，沒有說出去，所以我也安然無恙。」
這裏的歷史課，很重視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y）的概念。但最重要的，是要向他們介紹不同歷史學者對這件事的詮釋和觀點。
「來到香港，『李寶椿』的歷史課又是另一個世界，在這裏感覺自由多，起碼我不必擔心因為在課內表述了某些觀點而招來橫禍。這裏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亞洲、歐洲、中美洲等，都是很有才華和能力的年輕人，都放眼於世界或本地的一級大學。歷史班只有10多人，討論氣氛非常熱烈。」
「這裏的歷史課，很重視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y）的概念。在IB預科的官方歷史課綱的引言，就強調了必須要讓學生知道歷史有很多詮釋角度。其實這是比較高層次的歷史討論方法，我也是讀大學時才意識到這回事。所以，我們班內的年輕人都覺得很新鮮。舉例說，我們的課程包括中國近代史（該課程提供不同地區的歷史，讓各國學校按身處的地區或其他需要選擇開辦），同學對文化大革命都很有興趣。我會先給他們看一些基本資料，對那個時代先有基本認識。畢竟任何有力觀點，都是建基於證據和史實之上。 但最重要的，是要向他們介紹不同歷史學者對這件事的詮釋和觀點。比如文革的百家爭鳴，我除了讓他們知道事件經過外，也著重讓他們知道，有史家認為毛澤東早有預謀要揪出反革命份子，但也有人認為毛並非有預謀，他在一開始實在低估了反對（共產黨）的力量。」
「這種辯論非常重要，哪怕許多同學本來對中國史一無所知，也非常享受當中。不過，歷史班的同學文化、國籍、成長背景都不一樣。在某些歷史議題上的看法、辯論的表現，也有某種傾向。例如談到歐洲的帝國主義，我觀察到，某些來自殖民者國家的同學在這些論題時，就表現得零舍沉默，有別於平時的活躍，彷彿在沉思國家從前軍事擴張的合理性，以及為殖民地帶來的後果。這點是挺特別的。雖然課程取態非常開放，同學很享受課堂的歷史思辯，考試壓力可能比考香港文憑試的學生少一點。但我得說，學生一樣會擔心考試、也要做一些操練。畢竟，完成課程後他們也得考IB文憑試、答考卷，而成績可會左右他們的大學申請。」
台北：我們問，為甚麼是鄭南榕？
如今在台灣，有一群歷史教育工作者嘗試推動 Sam Wineburg 所倡儀的「像史家一般閱讀」(Reading Like a Historian)的歷史教育方式，並將之「在地化」。這批老師來自西松高中、北一女中、建國高中等，他們在台大歷史系宋家復教授的帶領下，嘗試寫一些台灣在地的、具啟發性的教案，如「鄭南榕爭取言論自由與台灣民主運動」、「是『棄』還是『留』（台灣）？」、「什麼影響了康熙的決定」等。接受採訪的王一平，正是台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歷史老師。
「在歷史課中，老師做得最多的就是做表格、工作紙，幫學生整理歷史事件、起因結果，幫他們考試。自己在台灣當歷史老師的年資也超過十年了，也開始覺得有點倦。有時想，如果一直到退休，歷史課都在說『這個考』、『這個不考』，會好無聊。所以當發現有一群有心的歷史學者、老師在鑽研歷史課的不同可能，我就覺得要試一試，也算是自己找樂趣的方法吧。」
「平常教書，書本上都把所有歷史大事的結論寫得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半點不含糊，學生讀歷史，把書上的結論記好就可以；而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在現行的課程上，希望找出一些本來很有爭議、很有趣的題目，將它拆出來，再搜集不同出處的閱讀材料，做深入和有意思的歷史討論。比如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教科書用很短的篇幅就草草說完；又因為媒體常常談論，所以學生覺得自己很了解這個段落的歷史。於是，我就選了台灣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的代表人物鄭南榕做切入，從一個看似顯淺、具體的問題開始挑戰同學的理解：『鄭南榕自焚事件，是在解嚴之前，還是之後？』」
傳統的歷史課，教科書直接給出結論，卻從來沒有展示這個結論是怎麼推出來的；這種學習方法下，我帶著他們經歷一下從資料中找結論的過程。
「同學都覺得，鄭南榕自焚這樣悲壯的事，一定是威權統治下才發生，所以一定是解嚴之前的事。然後，我給他們發資料、看近代大事件的時序。他們會好訝異，鄭南榕原來自焚於1989年。那是解嚴以後的事。帶著這個有趣問題，我就可以繼續給他們看其他來源不同的資料，讓他們慢慢意識到，整個民主化進程有其時代背景，鄭南榕不是唯一的重要人物，那時期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同時出現，像其他民間組織，甚至國民黨內本身的改革力量；然後再請學生作更深、關於「寫歷史」的思考：既然爭取台灣民主化、言論自由的人物／組織／因素這麼多，為甚麼最被大眾記住的，偏偏是鄭南榕？」
「這種由問題開始、再從歷史材料找答案的上課方法，對我的高中學生來說，非常新鮮。畢竟，傳統的歷史課，教科書直接給出結論，卻從來沒有展示這個結論是怎麼推出來的；這種學習方法下，我帶著他們經歷一下從資料中找結論的過程。這個歷史教學方法，其實是在台大歷史系宋家復教授（註：宋家復本身亦翻譯了前文Sam Wineburg的著作）的指導下，我們好幾位來自台灣不同中學的歷史科老師在這兩年間發展出來的方法。至於實行成效嗎？呀，那也是我最掙扎的地方。我任教的高中，同學的能力很不錯，也面對很大的公開考試、升學壓力。他們在課後會跟我開玩笑，說老師，這個上課模式真是很好很有啟發呀，但馬上擔心，按這樣的模式教授，我們如何考得完所有課程？ 」
「是的，從考核升學的實際角度來說，這方法很不划算，花那麼多時間在讀和討論一個課題——而那部分可能僅佔考卷總分的1%或2％。所以，我們都在努力尋找平衡點，也不寄望這種方法用於每一課當中。但任何事，總要有起步點。我寄望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鬆綁歷史教育吧。」
老師非常著重我們的反思，卻沒有強加觀點在我們身上。
德國：我們用了一整年學習納粹德國的歷史
Maria Elena Handtrack 成長於德國巴登符登堡(Baden-Württemberg)，她在當地完成初中課程，現在香港的高中留學。她回顧了自己在德國上歷史課的情形。
「德國每一個州份都有一定自主規劃自己的課綱，甚至公開考試，所以各州的歷史科總有些不一樣。但有一點共同是德國的歷史課非常重視納粹獨裁、屠殺猶太人的歷史，甚至有規定要花一定比例的授課時數在這個課題上。就以我為例吧。我在12歲讀6年班的時候才開始接觸歷史課，那些歷史課可能跟許多人的經驗一樣，先從石器時代說起，然後是中世紀、文藝復興⋯⋯我的學校的IT設施很一般，課堂不見得要用IPAD、手提電腦，但歷史老師很喜歡要我們就某歷史主題做海報，氣氛很輕鬆。」
「正式在歷史課談納粹德國，是讀9年班、十五六歲的時候。一整年的歷史課，談的就是納粹德國，氣氛嚴肅得多。我們先從一戰說起，講德國的戰敗如何發展到後來納粹政權的冒起。說到納粹政權下的暴行，老師會給我們先看歷史照片，做好多解說。那確實是非常牽動同學情緒的課題。畢竟納粹德國好像好遠，卻又和我們身處的社會那麼近。德國是從那段歷史走過來，今天德國憲法的第一條就聲明，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國家權力有義務尊重和保護它。」
「尤其是，我本身住的就是移民社區，學校裏許多同學都是外地移民、沒有德國護照的。好些移民同學都很不安，他們也在想，如果自己也生於那個時候，自己會否也會被送進集中營，成為被迫害的一員呢？班內其他在德國長大的孩子，本身都同那段歷史有很多連繫，例如有同學的祖父母一輩本身就是納粹的受害者；或反過來，上一代就是納粹成員之一。事實上，我就讀的學校Johannes-Kepler-Gymnasium，本身就是在1937年納粹年代成立的。舊校長也曾告訴我們，當年有人提議用一位納粹高級軍官的名字命名學校，幸得當時幾位老師爭取，學校才得以用現在的名字營運(Johannes Kepler乃德國重要數學及天文學家)。」
「我們這一代人，和那段歷史，有太多連繫。我挺欣賞老師在教授這題目時的做法。他們留給我們很多空間去思考和沉澱感受。不過，他們會讓我們看很多直到今天仍有爭議的問題，如讓我們討論那時候的普通德國人到底是否知道納粹黨的暴行，還是他們也是共謀者、在默許事情發生呢？老師非常著重我們的反思，卻沒有強加觀點在我們身上。」
「當然，最震撼的，要數歷史課安排的集中營參觀，那是我們必須參加的活動。那一次，我們去了慕尼黑的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雖然參觀之前，我們早就都知道那裏有多殘忍。但去到現場仍然覺得很震動。現場空曠，像有很多個足球場——而當你知道，這個規模的空間，是用來謀殺，我們都覺得無法接受。所以，我想老師將納粹歷史安排在9年班再正式教授，也不無道理——年紀太小，應該很難消化這回事吧。不過，在德國初中，我們了解的二戰都是和納粹德國有關的，甚至不知道原來日本、美國也牽涉在內。來香港後，換了另一視角，又看到很不同的東西。這點倒也很有趣。」
老師留給我們很多空間去思考和沉澱感受。不過，他們會讓我們看很多直到今天仍有爭議的問題，如讓我們討論那時候的普通德國人到底是否知道納粹黨的暴行，還是他們也是共謀者、在默許事情發生呢？
美國：在歷史課的短劇裏扮演John Adams
美國學生Connor Goldrick曾住在紐約州及賓夕凡尼亞州，現在他在香港的高中留學，他也向我們介紹了自己在美國的歷史課情況。
「在讀小學3年級（約8歲）的時候，我們已經有歷史課了。不過小學歷史課談的很簡單，比如說說世界歷史大事。在美國，每個州的歷史課都一定要教授該州的歷史。小學那幾年我住在紐約，歷史課說了好多紐約往事，像從前被荷蘭人、英國人殖民的歷史。當時的歷史課，老師提了一個活動，要我們畫一幅紐約州的地圖。哈，但我們這批8、9歲的小學生很認真，畫出了各個城市，也有圖標那些，並不兒戲的。現在看來，其實挺有趣。」
「到中學，在9年級（約15歲）或以上的時候，我的學校也開辦了AP（Advanced Placement，大學預修課程）課程，我就修過『美國史』、『美國政府與政治』和『世界史』（註：AP課程模仿大學本科課程，亦設有公開考試；成績可用美國大學申請之用）。比較特別的是『美國史』那一門課，歷史老師教『波士頓大屠殺』時，安排我們幾位同學排了一套短劇，有人扮John Adams、有人扮英國兵，那一次是蠻好玩的。但我得說，這並非歷史課的典型。一般來說，高中AP歷史課是頗學術的。」
「我們的歷史科考試當然要寫議論題目。但不說不知，『多項選擇題』不時出現在我們的歷史科考試中。比如AP公開試中，全卷四成的分數，其實都是來自多項選擇題。一般人聽到多項選擇題，就覺得只是考背誦，很低層次呀。但我覺得還可接受吧，比較常見的是按史料出問題，選項都是一些綜合性的句子，例如會問『以下哪一項最能概括尼克遜的外交政策』那些。當然，要考好成績也必要熟知史實，背誦是少不了。但跟最低層次的背『年份』、『地點』那種考核方法相比，這還算是比較高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