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雖然媒體一度傳出伊黨和國陣達成秘密協議，分別在雪蘭莪州（Selangor，雪州）和吉蘭丹州（Kelantan，丹州）合作搶攻議席；然而，巫統丹州聯委會主席穆斯塔法（Mustapa Mohamed，慕斯達法）已經高調拒絕配合伊黨助攻，表明有信心重新在丹州奪回失去28年的管治權；而反對聯盟目前在雪州形勢佔優，控制了州政府和大部分國會議席。伊黨在失去反對派光環後難有斬獲；國陣貪腐形象在中產、城市化的雪州也相對「趕客」，即使議席有進帳也不足為患。

上述說法都在假設反對派有足夠政治資本重複2013年的選舉結果，同時馬哈迪這位前領袖的政治魅力能夠凝聚更多馬來人選票，並借助「一馬基金風暴」等管治醜聞，有信心導致國陣票倉崩塌。

馬來西亞一向是「競爭性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的代表。這類體制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確保執政黨（者）繼續掌權。一個政權要穩定，需要得到黨內和黨外的認受，才可平平安安讓政權千秋萬世。因此，讓全民投票參與選舉，既可滿足民間認受，執政者又可透過黨內、行政、立法、司法的主導地位干預選舉結果，確保異見聲音（當中包括黨內敵對派系）不能動搖一黨（派系）獨大的格局。如果把這套分析框架放入馬來西亞目前的政局之中，那麼上述的樂觀論調只是單純地放大了反對派系的表面優勢，卻對執政聯盟、反對派內部協調和公民社會的處境按下不表，很容易讓外界誤判GE14的形勢。

巫統獨大和國陣團結

縱使國陣在GE13表現滑鐵盧，但遭到選民懲罰的卻不是巫統本身，而是馬華、民政黨、砂拉越人聯黨等盟友，巫統卻比上屆選舉多取9席，席數（88席）與反對聯盟總和分庭抗禮（89席）。對比前首相巴達威（Abdullah Ahmad Badawi）在GE12輸掉30席的「創舉」，納吉顯得勞苦功高。國陣在同期進行的州議會選舉中仍能維持10個州議會（大馬共有13個州）的控制權，不但讓巫統在國陣的地位更鞏固，納吉同時增設內閣職位作政治酬庸，據報不惜調動「一馬基金」資助盟友選戰開支，保持國陣團結。

納吉在黨內穩如泰山，還可從「一馬基金」風暴中窺探出來。儘管慕尤丁、馬哈迪父子、巫統前副主席沙菲益阿達（Shafie Apdal）相繼質疑納吉領導巫統的資格，不過納吉早已先發制人，安插親信擔任內閣要職，並壟斷黨內最高決策核心「最高理事會」（Supreme Council）的話語權。除了馬哈迪一早退黨明志，其他異己都被理事會凍結或取消黨籍，一馬基金事件的調查人員又相繼被「換血」，讓納吉主席地位巋然不動。事實上，自2016年7月爆發一輪退黨潮以後，巫統便甚少傳出內部權鬥的新聞，意味黨內異己已被當權派壓下。

諷刺的是，這些繞過黨內制衡機制的作風伎倆，全部是馬哈迪在領導巫統時發揚光大的。密歇根大學政治學者Dan Slater把馬哈迪建立強人政治的手段分作三類：任人唯親（packing）、操控競爭（rigging）和繞道策略（circumventing）（註二）。巫黨大小機關不是被徹底邊緣化，便是單純用作投射馬哈迪個人意志的道具。納吉能夠鞏固其領導，也須感激馬哈迪「前人種樹」。納吉成功團結巫統內部，便可以槍頭對外為國陣搶攻議席。2016年砂拉越人聯黨在州議會選舉中取得大捷，在當地有「全民首長」之稱的阿德南（Adenan Satem）為國陣搶回2011年選舉中失去的席位，令國陣士氣大振。同年霹靂州和雪州有國會議席補選，巫統都成功守住議席，可見實力仍在。

巫統和國陣壟斷聯邦和地方資源，在聯邦層面上多次透過重新劃分選區，讓執政黨可以在國會選舉中獲得不成比例的有利條件，例如雪州加埔選區（Kapar）選民數字超過14萬，布城（Putrajaya）卻不足2萬，但議席數目相同，是「選區劃界不公」（gerrymandering）及「選舉劃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的典型範例。國陣憑着行政手段干預選舉，再加上每逢選舉出現大批來歷不明的「幽靈選民」推高選民數字，讓反對派需要調配更多資源守住地盤，反之執政聯盟不費吹灰之力便可贏取議席。大馬選委會在兩年前已開始重新劃分選區，顯然有意重施故技。大馬競選期近年只有一至兩星期，政府又以行政程序拖延希盟註冊社團，使後者無法仿傚國陣以一個組織參選，政黨在短時間內如果無法「教育」選民關於選區和投票安排，執政聯盟的突襲便大功告成。（註三）

另外，國陣和其他威權政體一樣，懂得在選舉前夕動員國家資源回應選民的物質訴求。大馬獨立民調機構默迪卡民調中心（Merdeka Centre）去年11月進行問卷調查，發現72%選民認為經濟問題最困擾，只有1%對政治問題（包括管治、貪污議題）表示最擔心。納吉看中選民訴求，去年發表預算案承諾撥出十億美元向農民、漁夫等人口提供補助，在鄉郊地區啟動基建工程，向公務員發放特別援助金及加薪等等，攏絡不同階層民心。馬來西亞這幾年積極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帶動的合作計劃，而且電子貨品出口帶動經濟增長，也幫了納吉一把。

馬來西亞名義上實行聯邦制，不少政治學者卻指出州政府（特別是馬來半島）的自治權力其實相當薄弱，許多關於資源和政策執行的分配乃中央定奪，由希盟（及前身民聯）或伊黨操控的州份任由聯邦政府宰割，有時候在政策執行上遇到額外阻滯。去年聯邦直轄區部長東姑安南（Adnan bin Mansor）倡議把民主行動黨（DAP，希盟成員）領導的檳城（Penang）轉成直轄區，讓聯邦政府日後直接接管檳城，完全無視反對派的聲音。事件最後無疾而終，卻充分反映大馬「中強外乾」的情況（註四）。資源分配、基建投資、行政處理問題在雪州、丹州也司空見慣（註五）。靠行政手腕扼殺了地方資源之後，國陣便能向世人「展示」反對派管治無能的一面。

反對黨派貌合神離的危機

政府有許多招數為希盟設下限制，然而反對派內部團結也教人狐疑。上面提及過的砂州選舉，國陣能夠輕易勝出，不僅因為執政聯盟在東馬坐擁先機，部分原因也歸究於希盟內部協調矛盾。大馬議會選舉實行單議席單票制，希盟理應票源愈集中愈好，但同屬希盟的人民公正黨（PKR）和民主行動黨在六個選區放棄合併名單，各自派人出選，無疑自暴其短。馬哈迪日前解釋希盟未公開交代東馬在GE14的議席安排時，強調「各黨派應該團結，優先考慮聯盟利益」，引證了希盟內部對黨派合作存有芥蒂。

同樣性質的協調問題在近日希盟商討雪州議席分布時再次浮現。現任雪州首長、公正黨署理主席阿茲敏阿里（Azmin Ali）爭取該黨來屆爭奪21席，但當中目標議席與盟友誠信黨（Amanah）和土團黨出現重疊，最後因溝通問題導致雙方公開互相指責，再次突顯希盟政黨之間的競爭關係。

馬哈迪加入反對陣營，絕對是一把利器，但他也是一柄雙刃劍。民聯在GE13能夠旗開得勝，反對派共主安華（Anwar Ibrahim）功不可沒。他被馬哈迪革除出巫統之後受到牢獄之苦，扮演着一個極重要的符號，凝聚跨種族選民支持。即使如此，GE13收穫最多的是攻佔華人選區的民主行動黨，安華所屬的公正黨則失去一席。馬哈迪的背景較安華更具爭議性，他過去高壓打擊異見分子，分化國內族群，令希盟不少成員咬牙切齒。馬哈迪接受《日經亞洲評論》訪問時透露，希盟黨派的共同目標是推倒納吉，因此大家願意把其他問題先擱置一邊。換一個角度詮釋，那意思便是：如果沒有納吉，希盟便會隨時瓦解。反對派彼此的共同利益是短暫的，也是一埸依賴選民對納吉情緒的賭博。

馬哈迪多次重申自己只會擔任兩年首相，並願意在安華今年6月刑滿出獄後爭取特赦讓他重拾選舉權。但畢竟土團黨核心成員都是巫統前黨員，鑑於不久之前伊黨背棄民聯的慘痛經驗，希盟其他元老如何說服黨員交心合作，相信並不容易。假設在最壞情況下，希盟在GE14倒納大計失敗了，反對派失去精神領袖（馬哈迪現時已經92歲高齡、安華很可能被當局羅列不同罪名囚禁、黨派領袖無法駕取其他派系），成員彼此的互信又會否挺得住，堅持到GE15？

選民變了樣？

在對抗威權政體的博弈之中，群眾的角色非常關鍵。民聯在GE13獲得理想成績，有賴於一批新登記選民的出現。2013年投票的首投族人數多達260萬，是選民總數的20%。根據報導引述，大部分年輕人受到GE12瀰漫的改革氣氛感召，體驗到政治參與對改變現狀的影響，紛紛踴躍投票。默迪卡民調中心當年調查結果顯示，21至30歲的受訪者對納吉、政府、國陣的表現比例上都是最反感的一群。順理成章，這群青年成為推倒國陣的先鋒。

事隔五年，民間的熱情似乎被沖走得七七八八，年輕選民對政治參與不再熱衷，馬來裔年輕人的政治冷感比例也有所提升。有網民甚至發動投廢票運動（#UndiRosak），抗議希盟與馬哈迪等巫統老將聯手。青年熱情減退，可能源於對GE13和「淨選盟」運動不能帶來任何政治效果而感到灰心，對政治原則看法與希盟的策略主導產生分歧，對改變政治前景心淡離場。參考2015年默迪卡的民調報告，我們會發現有68%年輕受訪者不清楚「一馬基金」事件是什麼一回事。同年，另一份報告顯示，21至30歲的受訪者中，有超過一半人反對「淨選盟」遊行，是所有年齡群組中比例第二高的一群（最高比例是60歲以上的一群），意味參加「淨選盟」示威運動的年輕人只屬少數。希盟不宜高估「一馬基金風暴」對擴大票源產生的效果。

倘若希盟無力把青年選民化成選票，要「變天」便只能正面與國陣交鋒，爭奪馬來裔及土著票倉。這個任務不比爭取年輕人支持容易。調查結果反映，受訪者在2008至2017年的關注議題中，經濟問題一直放置首位。不過在2013年國會選舉之前，也有不少受訪者會擔憂社會問題（如治安、種族）或政治問題。GE13選舉之後，選民對經濟環境以外的事物不再感興趣。這種趨勢可以歸究於政府的經濟政策失誤加劇貧富懸殊，特別是2015年引入銷售稅後物價上升，讓基層生活艱難。國陣和希盟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主要集中於銷售稅的存廢一案。希盟日前發表競選承諾，表示會在100日內取消銷售稅，以及提供多種補助金額。希盟的倡議乍看十分吸引，但這套本地優先的政綱保護主義色彩濃厚，而且入不敷支的狀況勢必惡化，加重大馬經濟負擔，對中小企可能是一場噩耗。

馬來裔選民是馬來西亞最大的族群票源，過去公正黨尚可爭取部分支持，聯同伊黨在丹州的鐵票，足以威脅國陣。不過，近年在巫統和伊黨鼓吹下，馬來裔回教徒轉趨保守，國陣和伊黨都刻意營造出捍衛宗教價值的決心，在《伊斯蘭刑法》、羅興亞問題立場都傾向保守派信徒。巫統近年愈來愈傾斜於馬來族的族群身份認同，不惜犧牲馬華等少數族群盟友利益，更能感動馬來族主流選民。近日巫統領導層利用博客文章攻擊大馬富商郭鶴年，斥責後者長期資助民主行動黨，陰謀推翻現任政府並成立華人政權。這番舉動相信有助巫統煽動族群互相恐懼的心態，從而鞏固巫統捍衛馬來裔利益的形象，卻令馬華的立場尷尬萬分。

可是，標籤多元和共識的希盟必須平衡內部黨派的種族構成，難在宗教議題中偏袒任何一方，否則只會促使另一族群背棄。至於從伊黨分裂出來的誠信黨立場溫和，但時移世易，溫和派目前在大馬的政治能量有所消退。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去年在柔佛州進行民調，結論顯示當地只有10%左右馬來人對希盟持正面觀感；認為國陣及伊黨印象正面的分別超過60%和40%。默迪卡今年2月在柔佛進行另一項民調，雖然生活成本上漲讓馬來裔選民對中央政府產生反感，但仍有過半馬來裔和印裔受訪者支持納吉。柔佛向來是國陣在馬來半島的重鎮之一，也是GE14的兵家必爭之地，可見希盟目前形勢不容樂觀。

希盟要突破國陣的巨牆，關鍵是在GE14前團結起來，說服年輕選民參與選舉，並制定政綱，以領袖的論述能力把納吉貪腐、民主改革和務實的經濟改造之間的因果關係扣連起來，才能觸動選民投票支持改革，在這個扭曲的政治制度中爭取勝算。反對聯盟能夠出於策略原因走在一起，政敵之間願意妥協，正是展示大馬多元價值的難得機會。馬來西亞近年開始浮現一種質疑民主價值的思潮，懷疑民主制度是否適合國家，贊成強人政治的聲音也漸漸擴大（註六）。這股政治消極氣氛會否繼續惡化，便要視乎希盟黨員能否在選舉中透過行動表達和重塑多元價值的效能了。

（馮嘉誠，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博士生）

註一：Hew Wai Weng and Maszlee Malik, “Bersih 5 and the Growing Discontent among the Malays,” ISEAS Perspective, Issue 2016, No. 67.

註二：Dan Slater, “Iron Cage in an Iron Fist: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wer in Malay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6, No. 1 (October 2003), p.82.

註三：馬來西亞國會在3月28日通過重劃選區報告，暫時由反對派「希盟」佔多數的雪蘭莪州選區面臨極大變動，而且變化最大的選區目前均由反對派（公正黨首當其衝）把持，詳細選區變化可參考《當今大馬》的比較工具。同一時間，大馬社團註冊處在4月5日亦宣佈暫時撤銷土團黨的社團註冊，意味黨員不能使用該黨名義參與任何選舉活動。

註四：關於馬來西亞聯邦—地方之間的角力，可以參考Francis Kok Wah Loh, “Restructuring Federal-State Relations in Malaysia: From Centralised to Co-operative Federalism?” The Round Table, Vol. 99, No. 407 (April 2010), pp. 131-40; Francis E. Hutchinson, “Malaysia’s Federal System: Overt and Covert Centralis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4), pp. 422-42.

註五：雖然聯邦政府會藉此優勢向反對派施壓，但雙方並非全無合作可能。去年11月，飽受水災問題煩惱的檳城主動向聯邦政府要求提供援助。

註六：Yun-han Chu, Yu-tzung Chang, Min-Hua Huang and Mark Weatherall, “Re-assessing the Popular Foundation of Asian Democracies: Findings from Four Waves of 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 Asian Barome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0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