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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二年級時，我參加了某個基金會舉辦、與中國事務研習有關的營隊活動，活動吸引人之處在於主辦單位會在活動結束後選出四位成員前往中國交流；於是在一整天的會議上，參加人無不盡全力表現自我以及舉手發問。由於我不具有政治相關學系背景，聽著每個人不斷提出能夠顯示出自我知識與智慧的問題，讓也想藉機去中國一探究竟的我，產生心急與表現的慾望。
活動中一場與時任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先生的座談會上，我好不容易搶到一個發問的機會，不過也許是過於心急，也許是過於單純，我發問的內容雖然是我最想知道的事，不過也因為太沒有修飾，導致問完一瞬間場地裏產生的溫度差，到現在我還可以重溫那個冷與定格。
「為什麼中國會想要打壓台灣？」
我這輩人，在學校學中國歷史地理、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目標是要將我們培養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我永遠記得在2003年，我被室友叫去看一段影片：中國駐世界衛生組織代表沙祖康面對台灣記者的詢問：「你們聽到台灣2300萬人的需要嗎？」，她直率地回應一句話：「早就給拒絕了！沒聽到大會做的決定嗎？誰理你們？」
如果「打壓」可以有個樣子，那他會長得像沙祖康，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描述對台灣的打壓，那絕對是「早就給拒絕了！誰理你們？」
中國的打壓不僅只針對台灣、對於西藏、對於新疆、對香港、對於少數民族、對於低端人口、對於同性戀、對於法輪功、對於政治犯、對於劉曉波、對桂民海、對華湧、對李明哲、對周子瑜、對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打壓的態樣從不讓使用自己的名字、拒絕正義、剝奪人身自由到身心上的傷害、甚至是剝奪性命。是種利用權力損害人或族群的作為，實質上是一種惡，而為惡之人明確知道自己正在為惡。
「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
對於人性，我始終相信本善。一個三歲的中國小孩，不太可能選擇欺負台灣小孩；一個成熟的中國人，也不太可能一見到台灣人就要求臣服，是什麼，讓人從善跨過線到了惡？我後來從社會心理學領域得到了解釋，而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案件可以是我們瞭解中國打壓的切入點。
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Abu Ghraib torture and prisoner abuse）發生於2003年，背景是在美軍佔領伊拉克後，美軍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發生一系列虐待伊拉克戰俘的事件。伊拉克戰俘被虐待、被要求相互口交、雞姦、被當成狗用牽繩拖走著、被要求全身赤裸疊成人體金字塔、被毒打、被電擊、最後還被拍下照片，由微笑的美軍人員相互留念。
事件爆發後，各種檢討、調查報告出爐，人們說這是少數的壞蘋果所犯下的罪行。但身為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案審判時的專家證人菲利浦·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有不同的解釋，他在2007年將長久以來對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整理歸納後，出版了《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一書。
存在系統中的「權力」，尤其是無制衡的權力，是製造腐化情境的的因素。
菲利浦·津巴多是著名「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計畫領導人，這個計畫目的在於研究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作用。所有參與實驗的人都是來自於史丹佛大學的自願學生，他們因為實驗提供的高額報酬而前來，津巴多教授對每個申請者做了心理測驗，最後選出24位身心皆健康的學生，他們被隨機區分為兩個團體：獄卒與囚犯；獄卒穿上代表權威的制服、囚犯除了囚衣外，被用編號來稱呼。
第一天兩方都還在摸索自己角色，但是畢竟是正常的大學生扮演，對於不公平的要求一定會有所反擊，於是第二天囚犯們就發起一場暴動，挑戰獄卒。津巴多教授要求獄卒們控制情勢，獄卒們受到權威者的命令後開始壓制囚犯，要求囚犯勞動或體罰他們。這個計畫原本預計進行2周，但是到了第6天，那些出現在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中打壓樣貌已經全部出現，津巴多教授在自己同事的提點下緊急中止計畫；有三分之一的獄卒被判定為具有虐待狂的傾向（如果以機率來說，正常社會中大概只有1%的人有這樣的傾向），有2名囚犯精神崩潰；而在六天之前，他們都還是健康的大學生。
路西法（Lucifer），原本是上帝最愛的天使，最後墮落成為惡魔。津巴多教授作出一個心理學定義：「惡是行使權力來故意對他人進行心理、身體傷害，殘害他人生命或思想，犯下反人道的罪行」。至於惡是如何發生的呢？津巴多教授說：心理學家關注個人的特質，解釋個人為何為惡（為什麼蘋果會變壞？）；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人是舞台上的演員，不同情境下會有不同的角色扮演（什麼樣裝蘋果的桶子會讓蘋果變壞?）；津巴多教授更進一步提出，存在系統中的「權力」，尤其是無制衡的權力，是製造腐化情境的的因素，而系統所指的是法制、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等等。（是不受監督的權力讓桶子變壞，再讓蘋果變壞）
津巴多教授在TED的演講中提到：
「如果你想改變一個人，你就得改變其所處的情境。 如果你要改變情境，你得知道其權力存在於系統的何處。 所以路西法效應牽涉到理解人性轉變是如何受到人、情境、系統三項因素影響，它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人們會怎樣影響情境？ 情境如何影響人們？ 製造並維持該情境的系統是什麼？」
路西法效應的中國視角：中國就是一個龐大的監獄
在中國，沒有任何反對黨存在；在中國，共產黨有絕對的權力；在中國、共產黨可以為一切的惡而不被拘束。中國共產黨控制了中國，無論是實體還是網際網路意義上的，中國就是一個龐大的監獄。
在這監獄中，有獄卒、有囚犯、也有更多中性且看似自由的人們，這些人們或許想要變成獄卒，但是也有可能在下一秒就會變成囚犯。只要被中國共產黨認定為監獄內的個體，他們有至高且不受制衡的權力來打壓、來為惡。
中國不僅對內形成了路西法效應的系統，更透過金權的力量，想要利用銳實力（sharp power)改變其他國家的系統。
對台灣，共產黨壓抑不讓我們使用自我認同的符號、不讓我們與外界交流；對新疆、對西藏，共產黨剝奪他們的信仰、文字、語言與認同；對於中國社會的底層，共產黨嚴格控制言論、箝制思想、任意施予刑罰。外面的人會說，這是共產黨為了維持穩定的不得不為的手段；不過這也是共產黨要讓你們這麼想的，沒有什麼惡是可以不得不為的，人性尊嚴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的剝奪都是錯誤，何況僅是為了某個組織的存續。
中國不僅對內形成了路西法效應的系統，更透過金權的力量，想要利用銳實力（sharp power）改變其他國家的系統。如果說中國最大的成就是讓數億人人脫離貧窮，那中國最大的影響力則是讓數億其他國家的人民害怕變貧窮。從劉曉波與挪威鮭魚、從薩德到韓國樂天公司、從民進黨上台與中國遊客不來，中國讓你面對人生最深的恐懼，讓你不會想要質疑他營造出的體系、不會對他挑戰人權議題。
路西法效應的救贖：平凡英雄
然而，津巴多教授認為人始終存在善惡的兩面，我們可以決定為惡，當然也可以決定為善。他認為路西法效應不僅只解釋了平凡人成惡的原因，也說明了平凡人有一天可以成為英雄，而「英雄」是惡的最好解藥。大多數的英雄可以是平凡人，他們之所以成為英雄是因為他們做了不平凡的行為。津巴多教授說英雄主義之關鍵有二： 一、在眾人消極冷漠之時有所作為。 二、作為必須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自我為中心。
揭發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的是個下級的軍官，而停止史丹佛監獄實驗的是津巴多教授的同事。津巴多教授認為情境是有力量的，情境可以刺激一些人內心的敵意想像，使我們成為惡之犯人；情境同時也可以激發另外一些人內心的英雄想像。津巴多教授認為透過教育系統推廣英雄主義想像，會讓人們學到：
「我是那個等待中的英雄，等待合適的情境出現，屆時我會行英雄之事。」
英雄想像已經漸漸不存於中國人的腦海中，「一個小孩、一套房子」是他們唯二所需。
自從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已經沒有廣為傳頌的英雄了，最後一個中國英雄，是那個擋著坦克車前進的背影。
現在的共產黨讓每一個英雄最終都需向體制道歉，也讓每一個支持英雄的國家最終都需為人民幣跪下磕頭。英雄想像已經漸漸不存於中國人的腦海中，「一個小孩、一套房子」是他們唯二所需。生活的確變好，活得像個人，但在中國這個監獄中，獄卒隨時都會找上門，體系隨時都有可能將你轉為囚犯，剝奪你的所有，讓你變成低端人口。
路西法效應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擁有單一集權未受監督權力的危險性，外界的噤聲與姑息則使得體系內的個體逐漸缺乏英雄主義的想像，整個體系進入惡性循環，各種惡的作為不斷累積，而為了壓抑社會的不穩定，中國的維穩費用也已超過軍事費用。
對於身在台灣的我們，我們必須有以下的省思，當李明哲被認罪被道歉的時候，你有沒有想到下一個可能會是自己？當中國對台灣釋放31項惠台政策的時候，你知不知道那是另一則招募自願者參加「史丹佛監獄實驗」的廣告？
台灣身為被中國共產黨打壓的對象，我們可以做的其實比嚴正抗議還要多。被中國共產黨打壓的諸多對象中，台灣是其中能力最強、資源最多、連結最廣的；我們要問自己的是，如果我們這麼有能力，我們願不願意支持那些已為數不多，但勇於挑戰中國共產黨系統的平凡英雄；讓中國內部因路西法效應而生的惡行，能因更多英雄的出現而被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