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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大師李敖難說,編輯李敖難忘

戰後華人出版史,李敖終將列名,不僅以「作家」且是「編輯」身份。


2011年4月1日, 李敖受聘暨南大學名譽教授,儀式後李敖在禮堂演講並回答學生提問。 攝:Imagine China
2011年4月1日, 李敖受聘暨南大學名譽教授,儀式後李敖在禮堂演講並回答學生提問。 攝:Imagine China

1985年,有人出書問《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李敖看過,笑說:「你比我李敖更了解李敖。」隔年,又有人出書說《李敖死了》,李敖看了,回敬一張狀紙,告作者也告刊登出版廣告的報紙,然後生龍活虎地繼續活了32年,終於,李敖死了,李敖被無情的時間給消滅了!

「我為人外寬內深、既坦白又陰鷙、既熱情又冰冷、既與人相諧又喜歡惡作劇,我立身光明,待人真誠,雖有權謀,但用來自衛而非害人。」

1997年,李敖寫回憶錄,曾如此坦白地總結自己的個性。這種「隨處(自我)作主,立處皆(恃為)真」的個性,曾為他贏得了無數的讚譽,也樹敵無數,最終恩怨難說,只能一切笑罵隨人了。

李敖難說,他的學識、思想、影響,波及兩岸,此時猶難論定。「樽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我狂」,今日媒體、網路洗版的這一「思我」,多半是因為少了「大師」,將多了些寂寞;而非「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如狂欲語誰?」的「思我」。「誓起民權移舊俗」的李敖,早隨着他大半生戰鬥不懈的大敵「蔣家國民黨」垮台,而身形漸去漸模糊;拒絕不了政治,笑傲電視江湖,「老子舞時不須拍,梅花亂插烏巾香」的李敖,讓我們這個時代多了些機鋒笑語,而無助於其衰頹。多少人盼了又盼,「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李敖,終究還是失約了。

《文星雜誌》的衝決網羅

但李敖絕非全不可說,至少有件事是很明顯的,雖在「啟蒙者」、「大師」的光環下顯得微不足道。那便是,戰後華人出版史,李敖終將列名,不僅以「作家」且是「編輯」身份。

李敖少年暴得大名始自《文星雜誌》,1961年李敖在九卷一期(總號第49期)發表〈老年人和棒子〉,而後陸續發表〈播種者胡適〉、〈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為當時一片沉寂的文化、思想界,掀起滾滾紅塵,論戰不休。等到李敖加入文星書店,老闆蕭孟能對他言從計聽,李敖更如《紐約時報》所言,成了一個「放火者」(fire-brand),自己的書,別人的書,洋人的書,古人的書,出個不停。文星書店至今猶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文星雜誌》、「文星叢刊」、「文星集刊」、「中國現代史史料叢刊」乃至《古今圖書集成》等,背後其實都有李敖的身影在晃動。1965年香港書展,台灣參展單位22家,參加書籍種數1782種,冊數27400冊,文星雖然僅佔210種,卻足足有24535冊,幾乎達到90%的地步。

這樣的出版量,雖然嚇人,更讓國民黨當局忌憚的則是由李敖一手操盤,「用雜誌強打,使書店上壘,以書店配合雜誌運作,形成思想大圍標」的出版方式,以刊養書,養得刊強書壯,每逢出書發刊,小小的文星書店,總是人頭鑽動,鬧熱滾滾。隨着雜誌、書刊的傳播,新詩、新藝術、文白問題、中西文化、青年與老年、性觀念、高等教育、高考、法律、中西醫……一個一個被端上枱面,文星書店儼然成了引領時代思潮前進的發動機。相對於「文化太保」的單打獨鬥,編輯李敖所顯現「衝決網羅」的能量,顯然更具危險性,國民黨遂必除之而後快了。

「文星經驗」卻也同樣也在李敖身上烙下深刻印記,讓他一輩子手不停揮,目空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是靠着編輯、出版,他賺到了生平第一桶金,改變了「經濟結構」:

「當文星老闆蕭孟能把第一批寫書稿費一萬元交到我手的時候,我真是開了洋葷。──我有生以來,從來手中沒有握過這麼大數目……文星結束時,我有了一戶32坪的公寓房子,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我心裏至今感謝蕭孟能,雖然這是我勞心勞力冒險犯難所得,但有此機緣,不能不說和他有關。──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數,能數的,起自一萬元最具體了。」

他曾如此回顧這件事,多半人都忽略了。

編輯李敖與編輯魯迅

李敖生當亂世,飽嚐流離顛沛,在窮苦中長大,看盡中人情冷暖,偏又五欲熾盛,愛熱鬧愛朋友愛做大哥大,更糟糕的是快意恩仇,不低頭不妥協不與俗同。自小叛逆鬧事的經驗,讓他明白了一件事:

「有勇氣、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撐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基礎。……。我能挺直腰桿,跟我薄有財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闆臉色,不怕被封鎖有絕對關係。……每見有窮光蛋侈談抱負,我就卑視他們。這種人,連一己生計都弄不好,又何能獨來獨往做獨立的事?一個人行有餘力,才有資格做志士仁人,否則只是滿身煙味、滿口酒氣的吹牛屄傢伙而已。」

同樣出自李敖夫子自道。這點上他與魯迅頗相似,都是少數「深明大義,謀生有道」的文人。李敖比魯迅更強的一點是,魯迅編書多半是帶有自己的喜好,在版型、裝幀、紙張多所講究,希望編出與內容相匹配的漂亮的書,不脫明清文人印書傳統。

李敖則不然,他每編一套書,總想大賣,好解決當下的經濟危機,脫離困境。1966年李敖離開文星,自謀生路,當時所使出的自救之道就是編書出版,他先自寫自編了《李敖告別文壇十書》,準備得款做本錢,改行去賣牛肉麵。此計不售,遭警總從裝訂廠搶書。日暮途窮,只好要錢不要名,幫水牛書店編了一套《羅素選輯》而由劉福增掛名。這條路也走不通之後,方才去扛冰箱做舊電器買賣。

魯迅與李敖兩人的出版理念,若有的話,魯迅大概如他自己所說:

「我的印好書是有將來的。──別人不注意將來,所以就沒有把現在的好東西好好保存起來,留給將來的人做糧食的心意。──哪裏是為了滿足我自己!」

李敖談到這部分的較少,他的看法或許會比較接近日本出版怪傑見城徹的看法:

「書籍若無法暢銷,便失去出版意義。」

行銷李敖,名嘴李敖

或也因為這樣,他的書,他所編的書,並不太在乎裝幀設計,除了開本、裝訂之外,標點符號、字體大小種類、圖文整合,幾乎40年不變。封面設計也多半類似,系列感強,辨識度高,讓人一眼便聯想到李敖。

1980年代,他重出江湖,以帶頭大哥姿勢,統一黨外陣線,衝撞體制,爭取言論自由,大戰國民黨時,他又寫又編,以「叢書」之名,行「雜誌」 之實,「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千秋評論號外」、「烏鴉評論」、《求是報》、「求是評論」,以一人而與一國戰,戰得天昏地暗,不亦樂乎。這些評論,旗幟鮮明,每一種全稱無不冠以「李敖」二字,最後且成立了「李敖出版社」、「李敖書店」,自己出版自己的書,自己賣自己的書,從製造端到銷售端,完全掌握,滴水不漏。如此精心打造之下,本來已自耀眼的「李敖」兩字,幾乎等於金字招牌,印書遂也如印鈔票,財源滾滾。李敖終也修成「善霸」,「馬克思自兼恩格斯」,挺直腰桿,拼命對幹國民黨了。

「編輯李敖」另一無人能及的本事,是他特別懂得行銷,他的白話文是否包辦「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猶在未定之天,但光是這一則他為出獄後第一本作品《獨白下的傳統》(遠景出版社)所寫,讓人想忘都忘不了的文案,及其所引發至今猶存的爆炸力,肯定值得華人世界所有大小編輯好好學習,「心裏為他供個牌位」。不僅如此,關於全書簡介,他照樣寫得呱呱叫,起筆即訴諸《紐約時報》、《聖路易郵訊報》、《倫敦中國季刊》、《香港星島日報》等海外媒體權威,為自己大定位後,他又說:

「李敖自寫《傳統下的獨白》闖禍起,被追訴多年,一直翻不了身,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書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隱於市,常常幾個月不下樓,神龍首尾皆不見。這本重新執筆的新書,聊可如見其人,並為仇者所痛,親者所快。── 遠景過去沒有李敖,李敖過去沒有遠景,現在,都有了。」

有黠慧,有嘻笑,有感喟,文氣靈動而不失其真實,真正達到如他自己所說「廣告文字必須濃縮而奔放」的境界,無怪乎胡茵夢看得「百感交集,有傷感,有希望,也有懷疑」,最終竟嫁給了他。

從編輯的角度來看李敖,當也能理解為何他會對友人說:「我書房的書多,卻多半不值錢,因為都被我剪刀漿糊掉了。」光想想千秋萬歲評論封面所用的裸女圖片、漫畫;他的寫作套路:引文一段,評論一段,即可思過半矣。李敖一生歸於名下的創作數量,當在幾千萬字以上,但其實水分頗多,仔細比對「李敖大全集」即可知。如此游談無根,「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他也並非不自知,1991年〈「李敖求是評論」發刊詞〉他便說:

「由於我餘生生命貫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幾部重要小說、以及非小說的《中國思想史》等書,花在『東打一拳,西踢一腳』式的雜誌上面,時間已有限制。」

不幸的是,一如他的老師臺靜農所說:

「大概一個人能將寂寞與繁華看作沒有兩樣,才能耐寂寞而不熱衷,處繁華而不沒落。」

李敖畢竟不是!整個1980年代,李敖把自己編得太大了,贏得掌聲太多,自信心愈發堅強,「識得破,忍不過」,筆伐不夠,繼之以口誅,1990年代中期開始擁抱影像,笑傲江湖去了。編輯李敖一變而為名嘴李敖,繼而飛身躍下政海泅泳,不斷跟豬打架。打着打着,「中國第一豪傑」竟也就被「不夠格的敵人」、「太小了」的台灣給埋葬了。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李敖最喜歡的一首詩,王安石《夢》。功德無非夢中之夢,大師李敖真難說,編輯李敖歷歷在目!

(傅月庵,曾任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現為掃葉工房主持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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