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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當強人政治被塑造成神話,我們需要以史作鏡,照照這些野心家

托尼·朱特在其《事實改變之後》一書中指出,「放棄一個世紀的努力是對我們前人的背叛,也是對後人的背叛。」


「雖然最近幾年一些國家執政者開始通過修改法律來延長自己的執政任期,但他們最終無一不成為遭批判和指責的小丑。」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雖然最近幾年一些國家執政者開始通過修改法律來延長自己的執政任期,但他們最終無一不成為遭批判和指責的小丑。」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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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稍作誇張地說,最近這幾年的世界有一股古老的、我們都熟悉的風大起大作,無論是歐洲掀起的右翼民粹排外主義、中東歐多國(如波蘭,匈牙利)政治極右轉,還是如俄羅斯普京,土耳其埃爾多安,菲律賓杜特爾特,日本安倍晉三以及印度的莫迪通過修改法律,來加強和維護自身以及其黨派的權力。

似乎20世紀「一戰」之後「二戰」之前的那一段歷史再次隱隱綽綽。但遺憾的是,如今的我們——尤其是那些手握大權的執政者們——都開始遺忘已經過去的這個世紀。而隨之一起被埋沒的是:曾經野心家對權力的角逐,政府與國家成為迫害的主要劊子手,以及民粹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國民狂熱所造成的災難。

國家富強與自由民主的不平等——貫穿20世紀中國史的弔詭線索

如果歷史的發展真是鐘擺式的,當擺到某個頂點時便會再次向相反的方向擺動,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在這個21世紀的新時代,舊日的幽靈盤旋不去,似曾相識的威脅依舊;在一條通往不幸和衰落的道路(哈耶克曾稱其為「奴役之路」)上歡呼聲與喧譁聲四起。似乎這又會是一個選擇的關鍵點,但又如在20世紀中國歷史裏的眾多選擇一樣,都遺憾的錯過或誤進而導致更多的災難與不幸。而當我們在這個戊戌年的正月重提此事時,120年前的戊戌變法時所面臨的狀況和人們需要作出的選擇,再次重疊。

戊戌變法最終百日而亡,維新人士也都在政府的迫害圍捕下或逃或死。它在我們的初中歷史課本中成為近代中國一個十分重要的象徵,但又因為包裹在強烈的意識形態中,而使它的面目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不清。但放在其後的20世紀中國史中來看,那是一個漫長努力的開始,也是一次選擇與努力的失敗。康有為,梁啟超以及被處決的戊戌六君子們,既是傳統中國對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底層士人階層的積極奮鬥,也預示着現代民眾對於國家命運的參與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希望國家富強,變好的願望一以貫之,雖然所訴求的方法不同,但殊途同歸:一個關於獨立自主與富強的國家的希望,一個關於民眾擁有自由、享受民主的渴望。

在這個21世紀的新時代,舊日的幽靈盤旋不去,似曾相識的威脅依舊;在一條通往不幸和衰落的道路(哈耶克曾稱其為「奴役之路」)上歡呼聲與喧譁聲四起。

這兩者缺一不可。但歷史的弔詭就在這裏,在20世紀其後的中國史中,權力者對於前者的訴求往往壓倒後者的權利,而這條或明或隱的線索貫穿始終。從袁世凱稱帝,到改組後為蔣介石所掌握的國民黨,以及在1949年取得中國政權的共產黨,它們或多或少地遵循着這一相似的模式,因此也創造了許多十分相似的歷史。

在20世紀的中國之爭中,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是其中最核心,也是最激烈的問題。按照我們之後所熟悉的歷史書上所說,歷史和人民都用實際行動選擇了其後的共產黨。(在這裏,勝利和人民的選擇掛鈎,但由於「人民」實在是一個分外籠統而模糊的概念,所以這整個邏輯或許應該顛倒過來看:因為勝利,因為掌握了歷史敘述的權力,所以掌握了對於「人民」的解釋。這一點我們無比熟悉,因為從49年之後,「人民」就成為最為普遍和好用的萬靈藥。但隨着它的普及以及頻繁的出現在政府與各級官員的口中,它的真實性以及可信度也遭遇質疑。這一點,我們在蘇聯和東歐的20世紀歷史中所見比比皆是。)袁世凱的稱帝直接冒犯了人們的選擇、記憶和經過流血才獲得的權利。他為一人之私慾而置風雨飄搖的國家和民眾的生活不顧,自然是逆天行道,留萬世罵名。

袁世凱或許並不是糊塗人,但登基稱帝的選擇卻實在愚蠢。這就好像在今日這個民主共和的國家理念深入人心之時,再次訴求終身執政地位一般,不僅與現實狀況格格不入,也是對整體國民權利和共和國這一國家體制的不敬。朝鮮畢竟是地球村中的一怪胎,而他的金氏家族,也無非一笑料,但對生活在朝鮮的民眾來說,這卻是真實的不幸與災難。

當法律成為統治階級維護既得利益的擋箭牌

雖然最近幾年一些國家執政者開始通過修改法律來延長自己的執政任期,但他們最終無一不成為遭批判和指責的小丑。普京如此,埃爾多安亦如此。儘管他們的宣傳團隊費勁腦汁製造着新詞新句和新的言論與邏輯來為其辯護,但批評者也不是傻子。為了滿足個人的權力私慾而改動國家根本大法,也就會直接導致後者權威的受損。就如馬克思在19世紀批評資本主義政治時所提出的,法律成了統治階層維護自身權力和既得利益的擋箭牌。而當這些情況發生於前蘇聯或是東歐這些宣稱繼承着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時,荒唐與可笑一目瞭然,尤其當政府還在一邊賣力的批評資本主義以及其他腐朽價值觀時。

這些行為我們在中國的20世紀歷史中不是亦能看到?二三十年代的蔣介石一邊加強國民黨訓政手段一邊尋求總統連任,引起輿論譁然;1960年,退敗台灣的蔣介石兩任「總統」任期結束後,為了尋求繼續掌權而心生修改憲法的念頭,但礙於憲法的位置難動,蔣介石等人於是把國民黨炮製於1947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重新修改頒布。這一作為附屬性的臨時條款,授予了政府臨時應變的權力。條款宣稱,在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可以連選連任,不受連任一次的限制。於是,蔣介石通過這一齣戲法,成功連任,直到其於10年後去世,依舊有「總統」頭銜。

蔣介石的尋求三任引起輿論譁然,雷震與胡適等人接連著文反對蔣之違法行為。雖然最終未能阻止,但蔣介石原本就所剩不多的信譽也就徹底耗盡。他以一個獨裁者的身份留在歷史中,與20世紀西方諸國中的那些貪戀權力者沒什麼兩樣。

就如馬克思在19世紀批評資本主義政治時所提出的,法律成了統治階層維護自身權力和既得利益的擋箭牌。而當這些情況發生於前蘇聯或是東歐這些宣稱繼承着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時,荒唐與可笑一目瞭然,尤其當政府還在一邊賣力的批評資本主義以及其他腐朽價值觀時。

如今,這段發生於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也被遺忘了,因為相似的把戲會再次上演,而舉國輿論對其也未形成強烈的阻力。袁世凱死於他自己的醜聞之中,蔣介石手握重權而不顧任何反對意見。這樣的悲劇如今我們再次看到,而很有可能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對於一個民主國家而言,執政者修改憲法以保障自己的權力,本身就是非法與獨裁行為。即使在當下選出川普的美國,我們也不大可能認為他能夠暢通無阻或是成功地修改憲法來讓自己繼續連任。只有在民主制度孱弱,執政者權力過大的情況下,才會接連發生這一幕危害無比的鬧劇。

「放棄一個世紀的努力是對我們前人的背叛,也是對後人的背叛。」

「二戰」之後,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家為了避免這戰爭的再次發生,而開始構建一個新的未來藍圖框架,也正是在這一軌跡上——出現聯合國組織,形成歐共體,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振興歐洲——才出現了戰後的繁榮發展期,但隨着1989年東歐巨變,蘇聯解體,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托尼·朱特指出,美國與歐洲(尤其是發動反恐戰爭的前者)開始從戰後的軌道上脱離,而由此造成了一個預示着混亂與不負責任的時代到來。

而中國自「文革」之後,從這場災難中倖存的政治家們同樣為了防止悲劇的再次發生與為了使飢腸轆轆的中國重新走向正軌,而開啟了改革開放,從而使中國在20世紀末期真正地走向振興。但與此同時,從「文革」災難中走來的另一批政客,卻獲得了截然不同的經驗。在他們看來,問題不是個人崇拜或制度缺陷,問題是對於權力掌握的放鬆與自己未能處於最高位置。只要做到這兩點,你便可以製造災難而不會被其傷及。至於其他人,則或是被統治的臣民,或是一些遙遠而不真實概念。

如今,這一產生於80年代的繁榮與自信已經結束。雖然執政者依舊把深入改革開放掛在嘴邊,但其實際行為卻往往與之截然相反。

托尼·朱特在其《事實改變之後》一書中指出,「放棄一個世紀的努力是對我們前人的背叛,也是對後人的背叛。」但在今日,隨着強人政治被塑造為某種蹩腳的政治神話,潛伏其中的危機也開始冒出邪惡的嘴臉。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需要歷史這面鏡子,來照照這些野心家。過分的權力除了給掌握它的人帶來更多的利益外,還有與之相應的破壞,因為——就如英國阿克頓勛爵於19世紀所指出的——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我們從20世紀的歷史來看,沒有任何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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