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帝國主義有消失過嗎？央視春晚歧視話語的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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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曾論述過帝制中國存在的「種族主義」傾向，認為通過華夷之辨，漢人能夠體現中國在文化優越主義之外的種族優越感，且這種種族優越感持續至今。如今，馮客這一論述成為了現實。2018年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春節聯歡晚會（春晚）中，小品《同喜同樂》被指有種族主義傾向，對非洲人充滿偏見和刻板印象。

種族主義或許只是近年來春晚暴露出的一個切面，男權至上、地域歧視與種族主義一起，構築了近年來春晚語言類節目的一整套歧視性話語。這種歧視性話語體系有着自己的歷史根源——帝制中國「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的想像、以普通話為唯一語言的官話帝國的建構，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敘事。隨着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日益強勢，這些曾經在「韜光養晦」政策下潛伏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重新大行其道。

中共一向嚴格控制春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些歧視性話語年復一年在春晚出現，體現官方的認可。在話語操弄與意識形態宣傳下，這些話語與它們的歷史根源，共同構築出帶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話語霸權，並試圖以此增強其對世界的經濟與文化影響。

「朝貢體系」的想像與帝國認同

在春晚小品《同喜同樂》中，最為突出的話語便是中國與非洲交流與互動過程中體現的「不平等」。此種不平等最主要的元素，在於中國將自己塑造成中非關係中的「施恩者」，而非洲則成為了「受恩者」。這樣的角色定位與帝制中國時代的「朝貢體系」如出一轍——在帝制中國與其朝貢者的互動中，「天朝上國」經常以經濟與文化上的「施恩者」自居。

儘管「天朝」與「天子」的傳統型權威在近代社會秩序下遭到祛魅與解構，然而現代中國卻從未放棄對「朝貢體系」以及背後的「天朝上國」理念的想像。無論是民國時代對越南、南韓等周邊國家民族革命的贊助與支持，還是共產黨建政初期在積貧積弱的狀況下，對阿爾巴尼亞和非洲國家的傾囊相助，雖有「同志情誼」的冠冕堂皇，背後仍逃不出「朝貢體系」想像的作祟。

中共對外開放初期國力孱弱，在外交與國際關係上往往示弱。鄧小平更將「韜光養晦」作為「遺訓」，要求其繼任者們不得在外交場合中過於強勢。然而，「韜晦」並非意味着對中華帝國觀念的遺忘。在「韜晦」的同時，統治者仍不忘在國內宣揚「大國崛起」與「民族復興」，「天朝」的想像仍然處於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位置。而當國力蓄勢成熟，「帝國」心態便順勢取代了「韜光養晦」，主導了中國自2010年代以來的外交路線。

近年來，中國政府強調外交路線由「外交為國」，向「外交為民」轉變，然而所謂的「外交為民」，實應被解讀為「外交為國」的一種深化和繼續。過去的「外交為國」是在「韜晦」政策指導下，以忍讓、謙和的姿態，換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今天的「外交為民」，中國看似是在諸如撤僑等突發事件上更加有為，事實上卻是在世界領域內軍事、政治與文化擴張的試探。而這種試探即是為重建「朝貢體系」所做的準備。

與此同時，新時代的「中華帝國」的「藩屬」，已然不能是那些在經濟與文化實力上都可與之匹敵的周邊國家，中國於是將經濟與文化輸出的方向鎖定在現代化較不明朗的非洲，並通過資本主義這一相較朝貢貿易更為高效的手段，迅速地控制非洲多國的基礎產業，建立了非洲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儘管資本主義絕不是一種單向的利益輸出，中國對非洲的投資與建設亦收穫了大量的回報。但在官方的話語中，投資與經濟控制成為了「施恩」，而資本主義的侵略性與逐利性卻在「朝貢體系」的話語操弄中消失無蹤。在官方話語中，中非經濟交往更像是上世紀50年代一樣的無償援助，而中國通過市場行為在非洲獲得的大量利益則被曲解為非洲對中國的「報恩」。這種施—受—報的敘事模式，自然是不平等的，也並非中非交往的應有形態，它卻在官方的話語體系中成為了常態，而非洲則成為了中國政府構建「朝貢」與「天朝」體系想像與帝國認同的話語霸權的犧牲品。

需要強調的是，施受關係的朝貢體系話語建構，不僅僅是面對非洲。中國對港、台的話語敘述中，施—受—報的敘事亦被大量運用。以香港為例，在官方的宣傳中，中國一直是香港基礎資源能源的「提供者」，並不斷強調中國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中對香港的「幫助」，渲染香港應該對中央「感恩」和「報恩」的語境，並藉此突出香港在民主問題上的抗爭是一種「忘恩負義」的體現。

在小品《同喜同樂》中，很容易就能捕捉到這種「天朝」與「藩屬」的「朝貢關係」的表達——由中方投資的「蒙內鐵路」開通，黑人女兒急於去中國留學，而由中國人假扮的黑人媽媽則對中國「感恩戴德」，不僅對給女兒找一個「中國女婿」有着病態般的嚮往，還在最後表出了如同「山呼萬歲」般的「我愛中國」的「忠心」。中國與非洲施與受的不平等敘事，在這部小品中暴露無遺。

官話帝國的建構

如果說「朝貢體系」話語想像更多是針對對外關係，那麼官話帝國則更多是一種向內的話語。

國家的政治建構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一個新鮮的產物。早在民國肇建，「五族共和」之時，對「中華民族」政治建構的概念討論就已經如火如荼。而在當今中國，政治建構的其中一面，則體現在通過語言而構築的「政治認同」之上。為了強化這種政治認同，中共力圖將漢語區非官話系統的方言污名化，除了在基礎教育上將「普通話」列為漢語區教學與考試的唯一語言外，更通過「方言」構築「鄙視鏈」，形成基於方言的地域歧視。在春晚上，近幾年大量基於「方言歧視」的的語言類節目層出不窮，則能夠很好的反映這一點。

語言是政治的工具，亦是政治的主體。可以說，共同語言的邊界即是政治認同與權力的邊界。對於漢人聚居的中國南方社會而言，「官話」或「普通話」並不是這裏的通用語。儘管在推普運動之下，新生代的南方人多會熟練使用普通話，然而在語言認同上，南方社會對本土語言的認同仍然高於對普通話的認同，特別是粵語、客家語、閩語等獨立性較強，且在海外華人社會通行的語言來說，對普通話的疏離感會更加強烈。

語言認同的疏離自然不利於威權體制下政治認同的建立，在帝國時代，語言與政治的困境同樣存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廣東推行「正音運動」，力圖將通行於北方社會的官話強推至南方，使官話成為中國本部地區唯一的通用語。「正音運動」在南方推行並不成功，雖然廣東官紳學會了使用官話，但在日常交際中仍然以本土的粵語與客家話為主。語言認同在南方社會建構的失敗與清廷的敗亡有著密切關係，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大清帝國的「掘墓人」往往誕生於粵語與客語通行的嶺南地區。

官方的「推普運動」儘管能使南方社會在整體上掌握作為一種語言技能的「普通話」，卻難以對這種語言根植出「認同」。因此，對地方語言的污名化與歧視，便成了構築唯一通用語的重要手段。在春晚中，幾乎每年都有一個語言類節目，操着誇張的福建和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並以此作為「笑點」和「包袱」。這暗含着官話對非官話系統具有「優越性」的敘事，構成了在語言使用上的不平等，帶有基於語言的地域歧視意涵。

這種語言優越的表現，反映的是其背後的政治構建——一個統一、單純的官話帝國，這個官話帝國服務於南方社會對政權的語言與政治認同，服務於針對港台的統戰需要，亦服務於對外的文化擴張——在小品《同喜同樂》中，所有的非洲人都必須視普通話為通行語言，而不會使用普通話的「非洲大媽」，也必須用一個「中國人」代替，建構出普通話作為非洲通用語言的假象。

語言優越的話語背後，更為深刻的地域和種族歧視問題亦能得到揭示——以華北為核心，以官話為標準的本位主義或是當下中國官方建構地域差異與區分種族優劣的意識形態系統。在這一意識形態之下，唯有滿足「北方的」、「父權的」、「官話的」三個標準，才是官方所認可的「模範中國人」，除此之外，在地域、語言、觀念、種族上不符合上述標準的，都處於歧視鏈的下端。

在小品《同喜同樂》中，最為令人髮指的種族主義言論在於「非洲大媽」與「中國大舅哥」之間關於「大白胖小子」和「大黑胖小子」之間的爭論。「白」與「黑」之間的二元對立，讓人不禁聯想起最為原教旨的種族主義理論——白是優秀的、先進的、現代的，而黑是不良的、落後的、原始的。這種符號化的論述，即是官方通行的「華北-官話本位主義」的最好的表現。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敘事

在中國官方的歷史敘事中，社會達爾文主義從來沒有消失。中國在近代歷史的「國恥教育」過程中，不斷地灌輸一種「落後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的觀念，以此來渲染中國近代歷史的「屈辱」以及中共建政之後中國的「強盛」與「光榮」。

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最初接觸的社會理論，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中佔有不可估量的地位。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就曾經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述，強調歷史學家應該強調我族如何強於他族，以至於我族如何戰勝、超越他族的歷史。應該說，自梁啟超時代以來，這一類論述對於中國的政治和思想界的影響從未消失。無論是「民族復興」還是「大國崛起」，中國近年來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話語中，都帶有「我強而彼弱」的色彩。

然而，中國或中華民族之崛起似乎從未計較過他國或其他民族的存亡。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指導下，「弱小民族」被「強大民族」滲透、侵略、佔領是理所當然。

這樣看來，小品《同喜同樂》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話語的再現——中國援建鐵路的先進，對應着非洲原始歌舞的落後，因此非洲的「媚華」不過是落後欣慕先進的一種自然狀態。而中國，或小品當中的中國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非洲人的「保護者」，對非洲的視角也自然轉變為強者對弱者的俯視，並藉此塑造出文化不平等的話語敘述。

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從未消失

帝制雖已遠離中國百年，成為歷史陳跡；然而圍繞帝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思想，卻從未在中國的官方話語中消失。對大帝國朝貢體系的想像，官話帝國與模範國人的構建，乃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價值觀，都可以用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邏輯加以解釋。這種帝國想像，很大程度上亦是造成中國日益激增的社會與文化矛盾，與民主日趨惡劣的政治現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