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首發於騰訊《大家》作者個人專欄，原題為「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下篇·文化與科技）」，端傳媒經授權轉載。
多種呼聲：布拉格、巴黎和波士頓
憂患是思想的內在品格，但各種立場的思想者都深感危機迫近，則是時代精神的徵兆。2017年先後在布拉格、巴黎和波士頓發表的三份公開宣言，是當下政治風雲與文化紛爭的縮影，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試圖提出自己的診斷、分析與期望，並集結起來以群體性的呼聲介入公共論辯。
《布拉格民主復興呼籲書》在5月發布，由來自全球的60多位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發起（最後有兩百多位簽署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列克謝耶維奇（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前愛沙尼亞總統伊爾維斯（Toomas Hendrik Ilves），波蘭政治家與知識分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埃及政治學家哈姆扎維（Amr Hamzawy），以色列政治學家阿維內裏（Shlomo Avineri），法國哲學家萊維（Bernard-Henri Lévy），英國思想史家阿什，美國政治學家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福山（Francis Fukuyama）、高爾斯頓（William Galston）和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等。
呼籲書開篇寫道，「自由主義民主正在受到威脅，所有珍惜它的人都必須來捍衞」。這種威脅即來自外部的威權主義勢力，也來自新興和成熟民主國家的倒退。這種內外交困的局勢，侵蝕着人們對民主價值的信念，動搖了對民主體制功效的信心，使民主進程遭受了歷史性的停頓，並可能使民主在「逆轉浪潮」陷於崩潰的危險。
「民主的支持者們必須聯合起來制止這一退縮，為民主的道德、思想和政治的復興事業結成一個新的聯盟。」新的民主戰役的出發點是「重申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激勵了兩百多年以來現代民主的發展，「植根於對人之尊嚴的信仰，並堅信自由主義民主是最能夠維護這種尊嚴並使其蓬勃發展的政治體制」。捍衞民主的價值並不是「純粹理想主義的事業」，而是體面的、包容性的社會的先決條件，是整個社會和經濟進步的框架，也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基礎。
呼籲書構想的「新的民主復興聯盟」，是充當振興民主理念的道德和思想的催化劑，通過展開一場有原則、有覺察力、有激情的「理念之戰」，來改變當前的思想和文化氛圍。「沒有藉口沉默或無所作為。在這個民主岌岌可危的時代，我們不敢依靠安全的幻想。目前的危機為民主動員提供了一個機會，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這份自由主義傾向的呼籲書很難說有多大的感召力，至少保守派陣營對「時代的危機」會有不同的理解與回應。10月7日，歐洲十名保守主義傾向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以九種語言同時發布一份聯署的《巴黎聲明：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
簽署人中包括英國政治哲學家斯克魯頓爵士（Roger Scruton），法國宗教思想史家布勞格（Rémi Brague），和波蘭哲學家與政治家雷谷德科（Ryszard Legutko）等，他們感到的危機是「歐洲在幻象、自欺與意識形態的扭曲中，正在把自身的文明遺產揮霍殆盡」，他們出於「對歐洲精神與想像的共同關切」而聚集一起，撰寫了這份聲明，其核心論旨是攻擊「虛假的歐洲」。目前歐盟致力於建構的歐洲，是一個「掩蓋在偽宗教普世主義情感下的金錢與法規的帝國」，雖然自詡為「普世共同體的先驅」，但實際上「既不是普世的、更稱不上是共同體」。
他們呼籲重建「真正的歐洲」，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其基礎是民族國家體制和基督教傳統奠定的價值原則。這種在民族國家相互承認主權的基礎上展開的自由交往，形成了「多樣一體」（unity-in-diversity）的歐洲，這才是「歐洲文明的標誌」。這個歐洲遺產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因此需要付諸努力和鬥爭來捍衞。聲明堅持某些傳統的價值立場，包括對文化等級的維護，對家庭和社群團結的重視。他們認為，對歐洲未來的威脅並不是來自俄羅斯的冒進或非穆斯林移民，而是「虛假的歐洲」的幻覺與欺騙，包括歐盟的技術官僚、放任的多元文化主義、價值虛無主義和文化的商業化。
聲明在最後呼籲，「拒絕那種無國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烏托邦幻想」，「重申民族國家的主權，恢復對歐洲未來的共同政治責任的尊嚴」。這份聲明表達了歐美文化戰爭的一種保守主義立場，與自由派的布拉格呼籲形成對比，但雙方都是新形勢下的老調重彈，也沒有在主流輿論界引起顯著的反響。
信奉基督教傳統的思想未必取向保守和排外。11月20日，300多名基督教神學家聚集在波士頓老南教會，共同簽署《波士頓宣言》。他們是出席美國宗教學會和聖經文學協會年會的部分與會者。宣言的發起者以身披麻布、額塗聖灰的傳統儀式，譴責美國福音派（evangelicalism）等宗教保守勢力濫用和扭曲聖經教義，敦促他們悔改自新。
這份宣言具有悲憤的基調，對於權勢者性侵犯的憤怒、對於陷入「白人至上論」歧途的福音派的憤怒，要求懺悔作為美國原罪及其延續之罪的種族主義。基於這種憤慨，宣言表示「我們承諾追隨耶穌走上代價巨大的門徒之路，為卑微者、失敗者和被遺棄者尋求正義。我們宣告，在今天追隨耶穌，意味着從我們信仰的最深處發起抗爭，反抗貧窮、經濟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一切形式的壓迫。」
宣言的宗旨是要求遵循和踐行「愛你的鄰人一如愛你自己」的箴言。宣言的主要發起者之一，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副院長萊特西（Pamela Lightsey）博士指出，真正的福音教義與當今保守派圈子中「兜售」的東西相當不同，在宗教和政治意義上都相差甚遠。「我們聚集於此，因為耶穌教導『愛我們的鄰人』，因為我們拒絕讓那些人借基督教之名來支持對女性的虐待、對移民關閉國門以及讓連篇累牘的謊言常態化」。譴責仇恨、召喚博愛是這份宣言的核心訴求。
反性侵運動與女性主義辯論
《時代》週刊將2017年度人物授予「打破沉默者」，向控訴和反抗性侵犯與性騷擾的社會運動致敬。封面刊登了五位女士的合影，她們勇敢打破沉默、公開陳述自己遭受性侵擾的經歷。照片還包括只露出手臂的「第六個人」，據雜誌主編介紹，這代表着許多匿名的指控者，迫於壓力與風險無法暴露身份，但願意分享自己的遭遇。
演員賈德（Ashley Judd）是韋恩斯坦（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最早的指控者之一，成為這場運動的導火索。10月中旬，演員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發出倡議，邀請性侵的受害者們以「#MeToo」（我也是）作為狀態更新的標籤，以喚起社會關注。在短短几周內，這個標籤在社交媒體上的使用率達到500萬次，觸發了一場後來席捲全球的社會運動，許多國家都開始了自己的#MeToo運動，法國則創造了自己的特色標籤，稱為「拱豬」運動（#Balancetonporc）。
原本孤立分散的倖存者及其支持者通過社交媒體結成廣泛的聯盟，各大主流媒體迅即呼應，聲勢浩大的輿論鼓舞了更多的受害者提出指控。到12月中旬，美國政界、演藝界、傳媒界以及商業和企業行業中，至少有98個（其中有一位女性）知名人士受到公開的性侵指控，大多被解僱或被迫辭職。12月7日，受到性騷擾指控的國會參議員弗蘭肯（Al Franken）宣布辭職。12月12日，肯塔基州的州眾議員約翰遜（Dan Johnson）召開新聞發布會否認媒體曝光的性侵指控，隨後於次日早晨開槍自殺。
反抗性侵擾的公開行動在美國大約有26年的歷史，#MeToo最早是在2006年由黑人社會活動家伯克（Tarana Burke）發明和傳播的標籤，但從未形成如此廣泛和強勁的社會運動，不僅挑戰了權重位高的施害者，也促發了意識與觀念的變革。在《華爾街日報》10月的一項調查中，49％的男性受訪者表示，有關#MeToo的新聞報導促使他們更認真地思考自己對待女性的行為。
荷里活是性騷擾的「重災區」，也處在反性侵風暴的中心。《紐約客》的資深記者古德耶爾（Dana Goodyear）最近發表文章《荷里活可能改變自己的方式嗎？》，報導了「後韋恩斯坦時代」正在展開的嚴厲「整治」（remediation）行動。
目前荷里活的整個風氣正在發生劇變，「零容忍」政策衝擊着慣常的言談舉止，所有場合使用的語言（包括在餐館向人問候的方式）都會受到影響。一位性騷擾問題調查員表示，一旦接到舉報，他們會「即刻」（不是過幾天或一週，而是立即開始）展開調查。與此同時，整治行動也在清算歷史舊賬，現在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指控者的照片已從牆上取下，他們的名字從捐贈的建築物上抹去，電影在替換演員之後重拍，網上圖書館的相關資料被撤下、電影被擱置。這位調查者說，「與被告者的任何關聯，現在完全是有毒的，經過一波波的清除，然後是蘇聯式的抹除（erasure）」。的確，那些曾經盛氣凌人的侵害者必須受到應有的懲處，但清除歷史的做法不免讓人發生警覺的聯想。
應當如何對待有性侵問題的作者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史派西（史柏西，Kevin Spacey）已被逐出第六季《紙牌屋》，新電影《金錢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刪除了他的全部鏡頭，在更換演員補拍後剛剛上映。那麼如何處理已經發行的作品呢？是否應當禁映甚至銷燬伍迪•艾倫（亞倫，Woody Allen）以及（尤其是）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的電影？
這場運動再度觸發了一些令人困擾的難題：社會正義是否要求文化的道德清洗？這會損害藝術與學術的自由以及歷史記憶的完整性嗎？
在學術界也有同樣的問題。羅斯菲爾德（Becca Rothfeld）12月7日在《高教紀事》發表文章指出，存在一些重要甚至經典性的學術作品，其作者的性操守令人堪憂甚至不可接受，他們本人應當受到譴責或懲處（如果仍然在世），但「讚頌思想」要與「讚頌人生」脱離。基於作者的道德操守來查封他們重要研究的做法可能是有害的。無論如何，這場運動再度觸發了一些令人困擾的難題：社會正義是否要求文化的道德清洗？這會損害藝術與學術的自由以及歷史記憶的完整性嗎？
在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治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大西洋月刊》12月15日發表文章指出，身陷性醜聞是摩爾的落選一個重要原因。但有調查顯示，阿拉巴馬州選民的黨派分歧遠比性別差別更為顯著：共和黨的女性選民仍然有90%投票支持摩爾（只比其男性選民低兩個百分點），她們相信摩爾性侵行為屬實的比例也僅比男性高4%，而比民主黨男性選民低40%。
另有研究指出，就性別政治問題而言，兩黨極化趨勢的驅動要素不是性別本身（男性或女性）而是性別立場（是否相信男女應當平等）。10月皮尤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對於「這個國家對女性權利伸張還走得不夠遠」這一陳述，在民主黨男性中的支持者要比共和黨女性中的支持者高出31%。這意味着「民主黨並沒有變成女性的黨派，而是正在成為女性主義者的黨派。」
任何一場社會運動都會有支持者和反對者，#MeToo運動也不例外如此。爭議很快就出現了（雖然明顯的反彈到2018年初才開始）。值得關注的意見不是來自保守派陣營的抨擊，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義內部的批評。11月22日，在線雜誌Quillette發表了四位女性學者和作家（包括雜誌主編）的批評意見。12月18日，英國左翼網刊Spiked彙集了13位女性知識分子的異議。這些作者都堅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侵的立場，但對#MeToo運動的發展趨勢感到憂慮甚至強烈的不滿，簡要概括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運動目前的趨勢可能在女性主義內部導致一種文化轉向，「從女性的賦權（empowerment）目標，轉向賦予女性受害者的地位」。最令人不安的傾向是運動變形為一種「告解的競爭」：「一個女人的證言越可怕，她可能從網上姊妹那裏獲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遙法外，現在才站出來的指控者們贏得了歡呼，被譽為「女英雄」和「強大的女性主義者」；而那些提倡並做到了當即明確有力地拒絕侵擾、並快樂地繼續自己生活的眾多女性，現在卻被嘲諷為「受害人的責難者」。
在當下的風潮中，好像願意充當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確的女人類型」。將女性視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勝任公共生活的行動者，使受害成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傷女性的適應力，這是從以往取得的女性進步事業中回退。
其次，對性侵擾的定義越來越寬泛，使運動失去重心和焦點。存在真正的受害者，她們在暴力或隱性權力的威脅下陷入困境，不得不忍受了侵害，她們不僅值得同情，也需要聲援和司法救助。然而，將任何不合心意的一句讚美、一個玩笑、一聲口哨甚至一次眨眼都界定為性騷擾，這將使整個運動瑣碎化（trivialized）。
「當28%的年輕人認為眨眼也可以是性騷擾，社會就可能懷疑女性判斷危險和應對公共生活的能力。」女性主義應當鼓勵女性施展獨立自主的能動性，而不是將女性「嬰兒化」。將職場上危及女性生涯的性騷擾與無關緊要的社會麻煩相提並論，這樣的運動「普通工薪階層的女性根本不會去理睬」，只是滿足了「中產階級的記者，飢渴於名望的政客以及顯示美德的明星」。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姐妹們相比，西方女性享有非常優越的地位和法律保護，「卻把自己刻畫為身處危難的少女，無力應對成人世界，永遠需要援救」。
第三，這場運動揭露了嚴重的性犯罪以及女性被輕視的程度，這是健康的。但現在「它已經變形為一場群體性的歇斯底里」。許多男性被指控犯下無法合理定罪的越軌，並得到迅即而可怕的懲罰，「但沒有清晰的定義也沒有法定時效，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荒謬的」。運動忽視了正義程序（due process）與無罪推斷（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法律傳統，正在演變為一場群眾性揭發和公審運動。
甚至有位女性主義者在推特上聲稱，「我實際上毫不關心無辜的男人們由於受到性侵犯/騷擾的不實指控而失業。」這是在引導人們「發展圍攻心態或建立戰區」，會將運動演變為針對男性的大規模「獵巫」（witch-hunt）行動，製造群體性的道德恐慌。「在2017年，我們幾乎可以憑藉一項指控就摧毀任何一個男人」。
最後，這場運動的極端趨勢正在製造兩性關係的對立。假定男性霸權的結構是根深蒂固且無所不在的，因此男人天然屬於「邪惡的壓迫階級」，而女人則生活在恐怖的性壓迫之中。「這個文化時刻已經轉變成女性受害者的狂歡以及對男性的妖魔化。」這將把男女關係塑造為潛在的施害者與受害者的敵對關係，至少將本來複雜豐富的兩性關係轉變為謹小慎微、彼此堤防的關係。「如果我還是一個尋找伴侶的年輕女子，我不希望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一個男人在吻我之前必須確認一份聯署協議。」厭女症確實存在，「但如果女性將自己描述為如此脆弱，無法以健全的常識感應對日常生活的微小變化，那麼厭女症的態度將會盛行起來」。
這些對#Metoo運動的批評和抨擊，有許多是片面和過激的，也並非無可反駁。在事實層面上，以社交媒體為主要載體的自發社會運動，缺乏明確的組織和領導，本身包含了駁雜多樣的方面和傾向。批評者很容易選取任何一個有問題的側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擊整個運動。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批評者強調在程序正當的同時，完全漠視了一個事實：#Metoo運動的激進性恰恰是對程序主義功能失靈的反彈。
在職場和校園中，長期以來存在着大量的嚴格意義上（以人們普遍認可的標準而言）的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但其受害者或投訴無門或舉報無果，紙上的法律與規章在實踐中變得形同虛設，積怨已久的傷痛爆發為運動的力量，為受害者伸張正義。運動的宗旨並不是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義，讓它在實踐中回覆活力。的確，法律程序的穩定性與社會運動的激進性之間存在着張力，如何平衡與協調兩者的關係是複雜而困難的問題，這需要在運動進程中被認真對待和解決，而不應當成為將運動污名化的一個理由。
就批評的立場而言，這些作者幾乎都屬於自由派或左翼陣營，甚至大多都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這也反映出女性主義本身在發展中的內部差異與分裂，而這些分歧由來已久也難以調和。類似的意見分歧更為突出地體現在年底之後發生的兩場爭論之中。在2018年1月，反性侵運動遭遇了明顯的反彈。法國著名演員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等百名知名女性聯署了一份公開信，對運動提出批評，並引發了激烈爭論。在美國，剛剛榮獲金球獎的喜劇演員安薩里（Aziz Ansari）受到化名的性騷擾指控，由於事件的性質處於「灰色地帶」，媒體與網絡上出現了大規模的意見衝突。
韋氏（Merriam-Webster）詞典選擇「女性主義」（feminism）作為2017年度詞彙。#Metoo運動帶來了女性主義的新一波興起。然而，女性群體並不是同質化的，她們不僅有經濟階層、教育程度和種族認同等區別，也並非天然地支持女性主義。在女性主義者內部，也存在複雜的代際差異以及不同學派之間的分歧，體現為對多種訴求的不同優先級排序，以及對女性主義實踐的不同戰略構想。
無論如何，2017年的反性侵運動重新定義了社會對待女性的標準：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可容忍的。歷史上每一次女性主義運動的進展都遭遇了反彈，但「時代精神」正在發生改變，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發新的反思和勇氣，開啟下一次運動的再出發。
思想工業與明星學者
公共領域正在發生一場工業革命，過去的「思想市場」（the marketplace of ideas）已經轉變為「思想工業」（the Ideas Industry）。牛津大學出版社在4月出版《思想工業》，作者德瑞茲納（Daniel Drezner）是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國際政治系的教授，也曾從事智庫研究工作併為《華盛頓郵報》撰寫專欄， 他對思想工業的成因與特徵提出了獨到的觀察分析，《新共和》和《金融時報》等多家報刊對此發表書評。
德瑞茲納指出，今天的知識階層已經不再可能像1950年代《黨派評論》的撰稿人那樣遠離市場、社會或國家，而是受到多種力量的顯著影響。《外交政策》雜誌每年隆重推出的百名全球思想家名單，各種高端會議、演講和論壇的興起，使知識分子以過去難以想像的方式與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精英們相聚結交。各種「大觀念」活動——包括TED年會，阿斯彭思想節，梅肯研究院全球會議，以及世界經濟達沃斯論壇、博鰲亞洲論壇和瓦爾代俱樂部等——風起雲湧，往往邀請具有挑釁性新觀點的思想家，他們更能夠滿足與會者的好奇心，也更能吸引媒體的關注。「二十一世紀的公共領域比以往更開闊、更響亮，也更有利可圖。」
熱衷於傳播挑釁性思想的平台、論壇和渠道數量爆炸式增長，同時帶入大量資金的運作，在思想工業的興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思想需求的激增會使整個知識階層受益，但思想工業有其特定的獎賞偏好。
在此，作者區分了公共領域中兩種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與「思想領袖」（thought leaders），他們都介入思想創造活動，但彼此的風格和目的相當不同。作者借用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比喻說，公共知識分子是知道許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領袖是專注於一件大事的「刺蝟」。前者是批評家、悲觀的懷疑論者，而後者是創造者、樂觀的布道者。
公共知識分子通常是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大學教授，比如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或者萊波雷（Jill Lepore）。他們崇尚專業學術標準，善於在眾多議題上展開批評分析。而思想領袖充滿自信地傳播自己創造的新理論，比如卡根（Robert Kagan）、弗格森（Niall Ferguson）、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或者克萊恩（Naomi Klein）。他們能夠以一個視角或一套系統思想來解釋非常廣闊的現象，並願意影響和改變人們的觀念。
德瑞茲納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業的需求與獎賞明顯地傾向於思想領袖而不是公共知識分子，原因在於三種相互關聯的趨勢：對體制權威信任的衰落、社會政治的極化以及經濟不平等的迅速加劇。這三種要素形成了動盪不安與高度不確定的社會氛圍與心態，也塑造了思想工業的供需結構。
人們對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躍方式產生了強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開闊而明確理念的思想領袖，而不是在學理上糾纏細枝末節的公共知識分子。公共領域的革命就像農業革命和製造業革命一樣，會帶來贏者和輸家，導致知識階層的大動盪，也會改變目前的思想生態系統。作者認為，思想工業的結構性不平衡需要認真對待，但簡單地抨擊思想領袖降低了公共話語的品質卻是一種苛責。
在思想世界中，實際情況遠比「今不如昔」的傷懷論調複雜得多。數十年來，學者們一直抱怨大眾文化的粗鄙狀況，那麼面對更加廣泛的對新思想的渴望，以及回應這種渴望的努力，我們就不該沮喪或苛求。實際上，兩類人物在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中各自都能發揮重要的作用。公共知識分子常常被指責為具有精英主義傾向，但他們的批判揭露了偽裝成智慧的陳詞濫調。而思想領袖往往由於涉嫌學術上草率膚淺而受到嘲諷，但他們創立和傳播的新觀念，能夠在變化多端的時代提供具有啟發性的視角和方法，以激發人們去重新想像這個世界。
公共知識分子常常被指責為具有精英主義傾向，而思想領袖往往由於涉嫌學術上草率膚淺而受到嘲諷。
隨着思想工業的興起，各個國家都出現了一批活躍在大眾媒體與網絡的明星學者，在獲得廣泛聲譽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質疑。《紐約時報雜誌》10月18日刊登長篇特寫《當革命向卡蒂襲來》，講述了一位40歲聲名鵲起的女學者在學術上受挫的經歷。
卡蒂（Amy Cuddy）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隨後在哈佛大學商學院任教。她在2012年的TED演講中介紹了自己與合作者的一項研究成果——「權力姿態」（power poses）效應：如果我們有意識地擺出更為權威和自信的身體姿勢，那麼就會在社會交往中逐漸變得更加從容自信。她建議大家堅持練習各種自信的身體語言，將有助於獲得更出色的工作和生活成就。這個演講視頻在網絡上的訪問量高達4300萬次，造成了現象級的轟動。卡蒂的著作也成為風靡市場的暢銷書。
幾乎與此同時，社會心理學界正興起一場「方法論改革運動」，對許多既有的權威成果發起挑戰。卡蒂的研究也受到了學術同行的質疑，許多學者以新的研究方法發現，所謂權力姿態效應缺乏實驗的「可重現性」（replication）。卡蒂的反駁與自我辯護招致了更強勁的同行批評，她顯赫的名聲與豐厚的商業收入也在社交媒體上遭受攻擊。
在陷入多年激烈爭論的漩渦之後，卡蒂的合作者終於接受了批評，公開聲明「權力姿態效應」是不真實的。卡蒂感到孤立與沮喪，但仍然奔赴拉斯維加斯的演講台，面對萬名聽眾宣講她的理論。然而，她已經感到自己在專業領域很難再有容身之地。2017年春季，卡蒂離開了哈佛大學，放棄了她的長聘軌教職。
德國有享譽世界的哲學家，大多是「高冷」的格調。終身居住在哥尼斯堡的康德，或者黑森林小木屋中的海德格爾（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只是「知識小眾」欽慕的偶像。但這一切已經發生了變化。《外交政策》雜誌在7/8月號發表文章，題為《德國哲學終於爆紅，這將是它的毀滅嗎？》，探討了當今德國出現的「搖滾明星」哲學家的現象，及其與德國哲學演變的淵源關係。
在新一波的德國哲學中，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是最著名也最受追捧的人物之一。他1994年在科隆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目前擔任呂訥堡大學的榮譽教授，寫作小說和非虛構作品，其中探索自我問題的大眾哲學讀物《我是誰？》被譯作32種語言（包括中文），全球銷售總量超過百萬。他英俊的外表與極富魅力的表達備受媒體青睞，不僅作為嘉賓頻頻亮相，而且還在德國電視台（ZDF）開辦了一檔自己的電視節目，直接冠名為《普雷希特》，據稱吸引了近百萬觀眾。在某種程度上，普雷希特幾乎是法國哲學家萊維（Bernard-Henri Lévy）的德國翻版。
但專業哲學界對他頗有微詞，有人稱他為「哲學表演家」或者「職業的普及者」，普雷希特卻對此毫無愧疚之感。他一直主張，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與大眾對話，從而保持這個學科的現實相關性。他心目中的哲學家是富有吸引力的人，過着振奮而堅定的生活。他們這一代哲學要探尋自己的道路與觀念，與前輩教授們那種「無用的學院派哲學」相距甚遠。
上一代德國哲學家並不缺乏關切時代的問題意識，只是他們不願直接面向大眾發言，法蘭克福學派的靈魂人物阿多諾（Theodor Adorno）就是如此。文章回顧了他的一場戲劇性遭遇。1969年4月22日，阿多諾在歌德大學舉辦系列演講，正要開場時被學生抗議者打斷。有人在黑板上寫下「如果讓阿多諾留在安寧之處，資本主義將永遠不會停止」。然後有三名女性抗議者裸露胸脯圍繞着他，朝他身上投撒花瓣，阿多諾倉皇逃離演講廳。他陷入抑鬱並取消了演講，幾個月後就去世了。
這次所謂「胸襲行動」（Busenaktion）事件後來被一位評論者闡釋為實踐與理論的對峙：一邊是赤裸的肉體在實踐「批判」，一邊是苦澀失望的批判理論大師，「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裸體的力量，才讓這位哲學家無言以對」。驕傲的德國哲學似乎經不起任何現實的挑釁，而這正是抗議者選擇針對阿多諾的原因：「他表面上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卻蔑視他們的行動呼籲。當革命需要行動的時候，他退卻到理論之中。」
從阿多諾之死到今天媒體明星哲學家的興起，德國哲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轉折性人物是哈貝馬斯（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阿多諾曾經的助手，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袖）。他在1979年的訪談中就質疑了批判理論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經獲得瞭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於無從走出幻覺的總體系統，在此只有孤立的個人才能在靈光閃現中獲得洞見。」在他看來，這種洞見既有精英主義又有悲觀無望的局限。
哈貝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弒父反叛改變了德國哲學的方向。他自己的學術生涯不僅實現了哲學與政治理論、社會學和法學理論的綜合，而且深度參與了公共領域的思想論辯，從反思納粹德國的罪行到構想歐盟的民主憲政原則。哈貝馬斯實際上擔負了一種橋梁的作用——從阿多諾悲觀而精英化的哲學風格，通向新消費主義的哲學復興。
然而，批評者仍然會指責，與哈貝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烏托邦理想相比，很難說那些熱衷於電視節目和暢銷著作的新浪潮哲學家們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於，哲學的大眾化消費是否會失去思想的複雜性？德國哲學對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傳統是否會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學的這種新消費主義版本實際上只是掩蓋其衰落的面具，而並不是復興的標誌。如果它確實在走向衰落，那麼德國哲學已經簽訂了歌德所謂的「浮士德協議」——以交付深刻來換取流行。
然而，流行並不註定流於膚淺。加布里爾（Markus Gabriel）為此提供了一個範例。這位1980年出生的年輕學者，在29歲時成為德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哲學教授，目前在波恩大學就任認識論講席教授，已經發表了20部哲學著作，既有精深的研究專著，也有較為通俗的作品。
在廣受讚譽的《為什麼世界不存在》一書中，他同時批判了科學的傲慢以及後現代的相對主義黑洞，而且寫作的文風遵循了維特根斯坦所確立的原則——「凡是能被言說之事，都能被清晰地言說」。這部著作獲得了國際暢銷的商業成功，同時也保持了思想的深刻與嚴謹。他的新書《我不是一個大腦：21世紀的心靈哲學》也是如此。
加布里爾的成就證明，那些以為大眾不能也不該閲讀哲學的前輩哲學家過於保守了，嚴肅的哲學家依然可以吸引廣泛的讀者而無需變得圓滑或膚淺。在德國哲學的當代潮流中，可能藴含着比「浮士德協議」的隱喻更為微妙複雜的線索。無論如何，2017年的德國哲學呈現出某種繁榮的景象。《哲學雜誌》發行量到達了10萬份，選讀哲學課程的學生在過去三年中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每年6月的「科隆哲學節」（phil.cologne）能吸引上萬名遊客到訪這個城市。
人工智能的神話與現實
人工智能的發展趨勢不僅影響着人們的實際生活，也對人類的生存意義造成衝擊，這帶來一個頗為反諷的現象：人工智能的研究群體及其熱衷者大都是理性主義的世俗論者，然而在他們中間以及相關的媒體報導中卻開始盛行宗教性的語言：人工智能的「神諭」（oracles）、技術「福音傳道者」（evangelists）以及各種關於天使、神靈和天啟（apocalypse）的言說。
《永世》（Aeon）網刊6月13日發表一篇文章，題為「fAIth」（在英文「信仰」一詞中大寫「AI」），試圖解釋這一現象。作者辛格勒（Beth Singler）供職於劍橋大學的科學與宗教研究所，她的觀察着眼於人工智能討論中的「奇點論」（singularitarianism）以及「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等話語如何引發了存在論意義上的困惑。
谷歌的庫茲韋爾（Ray Kurzweil）常被媒體稱為「先知」。他在《奇點將至》（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一書中描述了所謂的「加速回報定律」，預測（計算機、遺傳學、納米技術、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將呈現指數級增長。機器智能將首先企及人類智能的水平，一旦達到轉折性的「奇點」（singularity），就會以遞歸式的、自我改進的螺旋方式迅速提升，成為「超級智能」（superintelligence），將無限超越所有人類智能的總合，並將從地球向外輻射，直到充盈整個宇宙。
莫拉維克（Hans Moravec）曾擔任卡內基•梅隆大學（CMU）機器人研究所的首席科學家，他將奇點描述為一種智能的「心靈之火」（mind fire）：「能夠從我們的世界蔓延出去，將宇宙中的一切吞噬到賽博空間的計算之中，它以這種形式在技術同一性中表徵所有存在的統一性，繞過了我們對智能、物質和物理的理解。」奇點也常被視為機器智能與人類的融合時刻。出於對「人機合體」的猜想，許多奇點論者熱衷於展望一種「超人類」（transhuman）的未來：人類能夠通過科學技術手段不斷「演進」，克服目前身體和心靈形態的限制，甚至獲得永生。
辛格勒指出，一旦奇點被構想為一個實存，那麼如何與這樣一個全知、全能甚至可能是全善的非人類造物交流就成為一個宗教性的問題，類似於托馬斯•阿奎那渴望與上帝對話的探尋。在網絡論壇上，理性主義「奇點論者」的相關討論已經將自己帶入了一種存在論的苦惱之中，宗教因此成為一個無法擺脱的麻煩問題。理性主義者雖然將宗教鄙夷為「更為原始的人類的非理性遺蹟」，許諾了天堂與來世，只是用作維持人類「必死論」的安撫。
但末世論的修辭又反覆出現在他們的討論中，因為「超人類主義者」對肉身的蔑視非常接近某種諾斯替教（Gnosticism）對所有具象事物的拒斥。這是猶太－基督教思想的一支，構想了一種不可逾越的二元對立，其中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此世存在中是不完整和敗壞的顯現。文學評論家奧康奈爾（Mark O』Connell）在其新著《成為一部機器》（To Be a Machine）中指出，宗教和科學都是超越我們與生俱來的脆弱境況的方式，它們是「反叛人類如其所是之存在」的不同版本。某些超人類主義者致力於新的宗教，並試圖建立自己的教會，包括「圖靈教會」、「宇宙工程師秩序」以「永久生命教會」等，但他們吸引信眾的努力卻進展緩慢。
對人工智能前景的預言，無論是悲觀的人類毀滅，還是樂觀的獲得永生，都帶有濃厚的神學修辭和隱喻：「有神一般的無限知識（奇點），有對有限世界的逃離（上傳我們的心智），有主顯聖容的時刻或世界末日（奇點作為一個「被提」時刻），有先知們（即使他們為谷歌工作），也有惡魔和地獄（即便只是計算機模擬的永恆受難）以及穿着西裝的布道者（就像宗教傳教士一樣）。」在關於人工智能未來的討論、規劃與希望中，宗教理念有意無意地在敘述中發揮着作用。辛格勒認為，無論我們是不是自視為世俗的，古老的宗教傳統仍然深刻地塑造着我們的思想與語詞。
當然，關於技術奇點與超人類主義之類的論述，在人工智能研究界是飽受爭議的。被譽為「矽谷精神布道師」的斯加魯菲（Piero Scaruffi）一直反對奇點論，認為這種猜想是論證非常薄弱的「神話」，實際上是一種「用倒敘方式講述的宗教歷史」。
「神創論」的一種闡釋被稱為上帝的「智能設計」（intelligent design），神的智能在創生世界的源頭開啟了宇宙的複雜性和生命奇蹟。而奇點論則倒轉了這個敘事，將神秘的創生時刻投向未來，來自人類創造但終將高於人類的超級智能機器，來自它將帶來的一個奇點時刻，開啟一個人類無法完全理解的神秘宇宙。如果說傳統宗教的拯救來自外在的神聖力量，那麼奇點論的新彌賽亞源自人類自己的製造。在這個意義上，奇點論是信奉人造神的新宗教。
對大多數人來說，哲學或宗教性的談論仍然虛無縹緲，但無法忽視人工智能對經濟的衝擊，這是更為現實而緊迫的關切。在日益自動化的世界中，絕大部分工作可能會走向一個消亡的時刻，有人稱之為「經濟奇點」（the economic singularity）。《紐約客》10月23日一期的封面預告了這種暗淡的前景：昂首闊步的機器人向街邊行乞的人類施捨。當期的封面文章題為《黑暗工廠：迎接我們新的機器人君王》， 通過對美國和中國幾家高度智能化公司的採訪，描述了「經濟奇點」已在當下初露跡象。
自動化首先導致製造業人力需求的大幅下降，目前美國勞動力分布中製造業的就業人員已經低於10%。機器人正在取代越來越多的工作，而科學家還在研發更加智能的機器人。「十年前是工業機器人協助工人完成任務，而現在（那些留存下來）的工人卻只能輔助機器人來完成它們的任務。」那些按照嚴格自動化流程勞動的工人被稱為「肉機器人」（meat robots）。大量的失業工人轉向快餐店或大型零售店去尋找工作（儘管薪酬和福利不如從前）。
但即使這樣的工作也正在流失，因為店面零售行業在網絡銷售日益興盛的壓力下迅速萎縮。而且像麥當勞這樣的快餐店也在引進「數字訂餐亭」，預期將會取代大量收銀員。運輸駕駛員是另一個可能的就業出路。但像優步和谷歌等公司正在大力投資自動駕駛技術，自動化的衝擊也正在波及駕駛員這種傳統工作。建築施工行業也不例外，紐約一家公司推出了一套「激光導引」的施工系統，每天砌磚的數量達到800-1200塊，比普通泥瓦工的兩倍還多。
對於低技能的工人來說，倉庫的搬運、挑選和放入貨架的工作似乎成為一個就業的亮點。亞馬遜是全球最大的在線零售商，目前在美國的分銷中心就僱傭了九萬多名員工。但倉庫作業的人力密集型特點也恰恰是吸引自動化的目標要素。2012年亞馬遜斥資近8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名為科瓦（Kiva）的機器人公司，這種機器人可以代替人工移動貨架，每年一個倉庫就可節省2200萬美元，整個公司能節省數十億美元。在這種激勵下，亞馬遜目前正在尋求收購或開發系統，取代人工挑選貨物。
而波士頓一家倉庫技術公司Symbotic的自動化創新更為徹底，已經打造出結構和機制全新的倉庫，其中根本沒有人的空間。文章作者在上海採訪了劍橋工業集團。這家公司是中國向人工智能和工業自動化方向迅猛發展的一個縮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黃鋼（Gerry Wong）播放着幻燈片向作者講解人類技術革命的四個歷史階段。他最後打出的一張幻燈片上寫着「未來：『黑暗工廠』」。的確，在不需要工人的未來工廠中，照明是多餘的。
人工智能的發展讓勞動變得更為輕鬆和簡單，讓生產更有效率、消費更為便捷，但同時也正在造成大量的失業以及更大的貧富差距。這一切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可能只是剛剛開始，其廣泛而深遠的挑戰意義令人興奮也發人深省。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著有《懸而未決的時刻：現代性論域中的西方思想》《紛爭的年代：當代西方思想尋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