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首發於騰訊《大家》作者個人專欄，原題為「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上篇·政治與思想）」，端傳媒經授權轉載。
天際晦暗的時刻，很難分辨是暮色還是晨曦。2017年初，《華盛頓郵報》決定在報頭下方刻寫一句銘文：「民主死於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黑暗的隱喻不只在警示民主政治面臨的威脅，甚至不只是對美國動盪時局的憂患，而是對西方文明再次陷入嚴峻危機的預告。回顧2017年西方思想的流變，透露出多種明暗交織的跡象：美國社會的分裂在加劇，歐洲開啟了「馬克龍時刻」的轉機，中國的影響力正在改變西方世界的感知，民主的危機再次成為焦點議題，反性侵擾運動席捲全球，「思想工業」正在轉變公共領域的結構，而人工智能的發展令人興奮也讓人憂慮。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時刻。但在一些結構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制約下，這個晦暗時刻更可能是漫漫長夜前的黃昏，而不是黎明將至的預兆。
美國的特朗普（川普）元年
2017年的美國政治很容易被視為「一場喧譁的鬧劇」。鬧劇是真的，但不是僅此而已。特朗普及其現象背後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文化意義。
就任總統的第一年，特朗普在身陷重圍之中取得了乏善可陳的成績。他實質性的主要政績——作為「聖誕節大禮」的《減税與就業法案》，以及4月將年輕的保守派法官戈薩奇（戈蘇奇，Neil Gorsuch）送上最高法院——對於任何一位共和黨總統而言（在參眾兩院的多數優勢下）都是輕而易舉之事，它們之所以顯得隆重而喧譁，主要在於特朗普費盡周折克服了他自己製造的額外障礙。這位在任總統延續着競選時期的戰鬥精神：善於製造和激化對立而不是化解衝突，勇於攻擊而不是傾聽異議並尋求妥協。但他在強大抵抗的逆境中生存下來，沒有辭職也沒有被彈劾，守住了自己的總統職位，這本身是他更難得的成就。
從宣誓就職的第二天開始，特朗普就不斷遭遇新任總統前所未有的抵抗。華盛頓特區有近百萬人蔘加了「女性遊行」，抗議活動從美國輻射到全球各地（遠至南極）。4月，成千上萬名科學家走上街頭「為科學遊行」。8月，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的右翼遊行與衝突發生之後，特朗普的言論激怒了更多人。「總統藝術與人文委員會」17位成員中有16位聯署公開信抗議並集體辭職，白宮隨後宣布聘任該委員會的行政命令不再延續。而另外兩個新近成立的白宮顧問機構「美國製造業委員會」以及「總統戰略與政策論壇」中，也有多位著名人士退出以示抗議，特朗普乾脆直接宣布解散了這兩個機構。
連綿不斷的抗議以及媒體的負面評論，都困擾着這位總統的感知與心態。《紐約時報》的一篇長篇報導分析指出，特朗普每天都會花大量時間收看電視和媒體的反應，並時刻準備反擊。對他來說，這個總統職位是「他在那個美妙的勝選之夜獲得的獎品，一個在他每個甦醒的時刻都必須奮力守護的獎品，而推特是他的王者之劍」。反擊每一個批評和貶低自己的言論，包括自己的內閣成員。
當被國務卿蒂勒森（提勒森，Rex Tillerson）出言不遜斥責為「白痴」（moron）時，特朗普立即發推文回應，「我們必須用智商測試來比較一下，而且我可以告訴你誰將會勝出。」（許多評論表示，這條推文已經測出了他的智商。）信口開河的言論夾帶着大量的不實之詞。一位研究謊言的專家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據她計算統計，在執政的298天中特朗普做過的「虛假、誤導或前後不一的陳述」高達1628次（平均每天5.5次）。毫無忌諱的言行又給媒體和脱口秀節目輸送了大量素材，造就了更多的批評或嘲諷，使他感到必須不斷反擊，形成永久化的反饋循環。
特朗普的固執己見並沒有妨礙他的反覆無常。最初一些言之鑿鑿的理念（包括決意從阿富汗撤軍，判定「中國是貨幣操縱者」以及宣稱北約「已經過時」等等），都發生了逆轉。根據NBC新聞公布的統計，從當選到執政百日，特朗普在13個政策問題上變換了32種立場，成為「現代歷史上最難以預測的美國領導人」。易變的風格同樣體現在白宮高層官員的頻繁變動之中。有任職6個月的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蒲博思，"Reince" Priebus）和新聞發言人斯派塞（史派瑟，Sean Michael Spicer），7個月的首席戰略師班農（巴農，Steve Bannon）和白宮顧問格卡（Sebastian Gorka），還有23天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佛林，Michael Thomas Flynn），以及最短10天的通訊主任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在2017年，大約34%的高級官員辭職、被解僱或調任，這個更變比例之高是史無前例的（此前的記錄是里根總統第一年的17%）。
對特朗普精神健康狀態的疑慮從大選期間開始就從未平息。10月6日《新聞週刊》報導，27位心理醫生與精神衞生專家聯名發表一份報告《特朗普的危險案例》，評估他有「暴力、不成熟和缺乏安全感」等多種精神障礙。由於總統的健康事關國家安全，這些專家認為有必要向公眾警告「這位總統的危險性」。這是出於「道德的與公民的責任」，高於他們本應遵循的「職業中立性規則」。實際上，連班農也曾在訪談中說過，特朗普「就像個11歲的孩子」。《紐約書評》一篇文章的作者指出，「這是第一次，美國有了一位行事不像成年人的總統」，他那些不成熟的品行不只孩子氣，而且是「大多數家長努力要讓自己孩子去避免的」。
因此，這屆行政當局的運行機制就是，特朗普製造混亂，然後由白宮裏的「成年人」來幫他清理。這些「成年人」在管教他、讓他長大並防止他失控。他們時而成功但常常失敗。的確，特朗普「沒有總統的樣子」（unpresidential）。
在許多人眼裏，他只是一個虛張聲勢的自戀症患者，一個自稱「天才」的弱智，不可能成就大業，也很難獲得連任。或許三年之後，美國政治將重歸正規。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評論說，特朗普現象很可能是「美國歷史曲線上的一次異常波動」。也許，這最終不過是一場鬧劇，借用莎士比亞的名言形容，「充滿着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但特朗普絕不是一個笑話，特朗普現象也不是一場鬧劇。諸如此類的蔑視論調或許能滿足對特朗普的反感心態，但這種認知包含着危險的誤解和誤判。
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具有真實的民意基礎，主要來自兩種（相互重疊或獨立的）否定性的民眾意願：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抵制，以及對建制派政治的反抗。特朗普執政也帶着並不含混的政治議程，簡言之就是「還我美國」：不僅從全球化的得益者那裏，也從建制派的政客那裏，以及從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那裏「奪回我們的國家」。特朗普的政治議程吸引和集結了一大批經濟與文化上的受挫者，構成了他的選民基本盤。所謂「特朗普主義」以反全球化、反建制派、反少數族裔與邊緣群體為特徵，這樣的政治議程是任何政治建制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無法容納和勝任的，這也註定了特朗普的政治實際上是一場造反的政治運動，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的那樣，他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借（共和黨之）殼上市」的「第三政黨」。
特朗普具有造反派的特徵，但他通過合法的選舉程序獲得權力，也必須遵循憲政體制的遊戲規則來行使權力。許多人曾預測他會被制度的力量逐漸馴化，但這似乎低估了他反叛的野性。身處美國的憲政傳統，特朗普如同一頭困獸，既不願接受建制派（所謂「房間裏的成年人」）的馴化，也無法徹底突破體制的籠子。這種衝突狀態解釋了大部分白宮的混亂與喧鬧，而他「精神障礙」病象至少部分地來自於他掙扎中的挫敗感。他欣賞普京（普丁）或埃爾多安那樣的強勢領導人，更羨慕他們更能自由發揮而更少受到限制的權力。
許多承諾落空了，他沒能完全廢除（更不用說替代）「奧巴馬（歐巴馬）醫保計劃」，發誓要修建的「長城」還無影無蹤，基礎建設大發展也仍然是紙上談兵。但在否定性的意義上，特朗普絕非無所作為。美國已經退出了TPP、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氣候協議，並可能退出北美自貿協定和伊核協議。他也成功地撤銷了許多奧巴馬以「行政命令」方式簽署的政策和條規。同樣重要的是，他也一直在衝擊體制限制的邊界，試圖將頻繁的「反常」言行「正常化」，改變何為總統規範（norms）的定義。而這種重新界定本身，也是對共和黨建制派的「綁架」努力，使僵化的體制屈從於新總統的「活力」。
特朗普主義會在曲折中步步為贏嗎？競選的奇蹟效應能在執政時期延續多久？特朗普仍然面臨許多艱難挑戰。在國際事務中，特朗普已經被大部分盟國視為「信譽最低、危險最大」的美國總統。在國內，「通俄門」的調查仍然在進展，彈劾動議時隱時現。而解僱「正在成為麻煩的」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可能會造成更大的麻煩。
作為一個反叛的當政者，特朗普處在各種交錯的壓力之中：主流媒體的抨擊，社會運動的抵抗，民主黨的對抗，共和黨建制派的要求，白宮西翼的內鬥，家族親屬（尤其是女兒和女婿）的訴求，以及其選民基本盤的要求。12月中旬在蓋洛普發布的民意調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5%，低於現代歷史（在這個任期的節點）上的任何一位前任總統。
目前的經濟形勢對特朗普有利。《經濟學人》發表文章指出，特朗普是美國經濟復甦的幸運繼承者：「自他當選之後美國股市增長了25%，但從2009以來增長了195%，失業率在奧巴馬時期已經從10%的峰值下降到4.7%，然後在特朗普執政後繼續下降到4.1%。」特朗普當然會毫不謙讓地將所有經濟成就歸功於自己。
而《減税與就業法案》的光環很可能會破滅。Vox雜誌發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向全美42位著名經濟學家（包括多位諾貝爾獎得主）所做的調查，其中同意這項法案會刺激經濟增長的僅有1人，多數人反對，其餘少數無法確定；而所有42位經濟學家都認為這項法案會增加債務。另外有許多經濟學家和評論者指出，雖然這項減税法案聲稱會極大地惠及中下層階級，但實際上將加劇貧富差距，所謂「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s）的神話從未實現過。
然而，經濟衝擊會影響特朗普的選民基本盤嗎？如果經濟政策未能滿足那些經濟受挫者的期望，甚至低於他們在建制派執政時期獲得的收入與福利水平，那麼他可能會失去一部分反建制派的選民支持。但是，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抵制者而言，他們的身份關切往往高於經濟需求，可能會不離不棄地留守在基本盤的核心。
凝聚這些選民依賴於意識形態的話語力量，特朗普主義需要自己的意識形態建築師。像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之類的新保守派（neocon）思想精英是不可指望的，他們大都激烈反對特朗普或與他保持距離，認為他完全不符合保守主義的真精神，有些成為「絕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運動的核心。克里斯托爾主編的《旗幟週刊》在11月發表社論《投降》，指責共和黨建制派毫無抵抗地「向特朗普勢力投降」。
然而，特朗普主義已經吸引另一群原本邊緣的保守派思想家。《紐約客》、《新共和》與《紐約書評》等報刊都發表長篇文章，開始關注他們的來龍去脈。這些人主要是與加州的保守派智庫「克萊門特研究所」有關的成員，在智識血統上屬於雅法（Harry Jaffa）開創的所謂「西岸施特勞斯派」（West Coast Straussians）。早在2016年大選期間，他們就創辦了支持特朗普的網刊《美國榮光雜誌》，試圖為他奠定清晰融貫的意識形態論述。而智庫出版的季刊《克萊門特書評》現在被稱為「高雅特朗普主義的聖經」。2017年，這個群體中有多名成員進入特朗普政府任職，包括高級國家安全顧問安東（Michael Anton）和立法事務主任肖特（Marc Short）等。這種情景有點像早年布魯姆掌門的「東岸施特勞斯派」對布什政府的影響。在特朗普時代，沉寂多年的「西岸派」迎來複興，壓倒了家族內部競爭的對手。
意外的變節事故也會發生。年輕政治哲學家克賴因（Julius Krein）曾在哈佛大學受過曼斯菲爾德指導，早在2015年9月就力排眾議撰文支持特朗普，稱其為「最有份量的候選人」。他也是《美國榮光雜誌》的創辦者之一，而後又創立在理論上完善特朗普主義的新雜誌《美國事務》季刊。特朗普執政以來的作為讓他深感失望，「夏洛茨維爾事件」之後，他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高調承認「我投了特朗普的票，現在後悔不堪」。一位年輕的特朗普主義思想健將幡然悔悟，譁變為反特朗普的鬥士，引起許多媒體的關注。他在接受NPR的採訪時說，特朗普完全是沒有政治理想的政客，同時表達了對班農的極度蔑視，說他「在思想理念上完全是無能的和錯亂的」。
班農當然不會理會這種書生精英的看法。自稱為「列寧主義者」的班農是更為徹底的造反派，他無法忍受建制派的束縛，在體制之外另外開闢群眾運動的戰線，推進他所理解的更為激進的特朗普主義。在離開白宮之後，他公然對共和黨建制派發出戰書。他自誇是他將民粹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兩大利器授予特朗普，成為他獲勝的法寶。
然而，班農力挺身陷性醜聞的候選人摩爾（Roy Moore），結果使阿拉巴馬州迎來了25年以來第一位民主黨參議員。在《名利場》發表的長篇報導中，班農申辯說，把選舉失利與政治失敗相提並論是錯誤的，「我不是一個政治操作員，我是革命家」。就在2018年伊始，特朗普與班農公開決裂，指責他「不僅失去了職位也喪失了心智」。但班農不會氣餒，革命之路總是漫長而坎坷的。他正在考慮自己在2020年參加總統競選的可能。他清楚地知道，存在一群憤怒的美國民眾，而他擁有傑出的才能去激發、煽動和凝聚他們的憤怒，並轉化為政治運動的力量。特朗普主義的革命潛力還遠未耗盡。
因此，「特朗普元年」並不是一個誤稱，即便他無法成功連任。他登上權力舞台的中心，開啟了美國政治的一個新時代，一個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不斷加劇的時代，一個持久的「文化內戰」（cultural civil war）時代。終結特朗普主義需要美國建制派的深刻改革，也需要不同身份政治派別之間的對話與和解，需要政治文化的重建。這將是艱難而漫長的歷程。
歐洲的馬克龍時刻
2017年是歐洲重獲信心的一年。象徵轉機的時刻出現在5月7日夜晚，當盧浮宮廣場奏響「歐盟盟歌」貝多芬的《歡樂頌》，馬克龍（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音樂與歡呼聲中走上講台發表勝選演講，預示着歐洲一體化的重新啟程。
這與一個多月前羅馬的陰鬱氣氛形成鮮明對比，當時參與歐盟特別峰會的領導人還在承受「2016年衝擊」的創後症，面對反歐盟的浪潮（英國公投脱歐，特朗普勝選，歐洲各國本土主義、民族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充滿憂思，也對即將來臨的法國與德國的選舉前景深感疑慮。黯然悲觀的情緒籠罩了本該慶賀的《羅馬條約》簽署60週年紀念日。而法國大選的結果驅散了陰雲，被歐美輿論視為關鍵的轉折，稱之為「馬克龍時刻」（the Macron Moment）。
更早的逆轉發生在3月的荷蘭大選，總理呂特（Mark Rutte）領導的自由民主黨贏得多數議席，壓倒了主張退歐的自由黨黨魁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在5月馬克龍以壓倒優勢擊敗「國民陣線」的勒龐之後，默克爾（梅克爾）領導的「基督教聯盟」（CDU/CSU）也在9月的德國大選中勝出，至少遏制了「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勢頭。這三次選舉的結果有力回擊了歐洲極右翼政黨勢力的擴張，也鼓舞了已經開始回暖的歐元區經濟。
據《金融時報》報導，10月德國的經濟信心指數上升到六年以來的最高點，而整個歐元區的經濟信心指數連續第14個月攀升，到達2001年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失業率下降到9年來最低水平。歐盟也積極推進國際自由貿易，先後與加拿大和日本達成協議，並與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南美洲「共同市場集團」展開貿易談判。馬克龍9月在索邦大學發表演講，堅定地表達了重啟歐盟規劃的決心，並提出了長遠宏大又不失現實感的歐盟改革方案，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多次表達了馬克龍的讚譽與期望。他在4月對法國《世界報》的訪談中指出，右翼民粹主義的主要根源在於歐盟領導力的失敗，無法讓歐盟成員國開展有效的合作。強制實行的金融危機應對政策未能解決問題，卻加劇了歐洲南部與北部的裂痕。
而馬克龍具有改革家的氣質，他展現出不同於歐盟政客的三種非凡特徵：塑造政策的勇氣、讓歐盟的精英規劃服從於民主政治的承諾、以及令人信服的思想論辯能力。10月哈貝馬斯在德國《明鏡》週刊發表文章（《馬克龍對歐洲意味着什麼？》），認為馬克龍給歐洲帶來了新的機遇，呼籲德國抓住時機積極協同合作，但他也懷疑默克爾是否能夠響應法國新總統的大膽倡議。
許多學者表示，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法國和德國始終發揮着關鍵作用，歐盟復興的希望也在於形成「法德軸心」的強健政治領導力與治理能力，以真正積極的改革方案，對於那些使歐洲選民背棄建制政治的諸多問題，提供可靠的解決方式。就此而言，所謂的「馬克龍時刻」並不是一個現成的答案，只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
「歐洲一體化將錯過一個罕見的機遇嗎？」這是《金融時報》副主編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疑問。他在11月初發表文章指出，德國多年來一直因為找不到一位出色的法國政治家伙伴而抱憾，總是哀歎獨自擔當領導歐洲的重負而無人分擔。現在「默克爾政府的這個願望得到了滿足，甚至是超額的滿足」。馬克龍的歐洲主義視野帶有鮮明的理想主義氣質，同時具有現實主義的務實精神。
在他就任後的幾個月，法國削減了預算赤字、放鬆了勞工法並削減了税負。這些腳踏實地的努力也提升了馬克龍的話語權優勢。「對歐洲一體化事業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時機了」。
但德國政府陷入了一種困境，這也正是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長期以來未能掙脱的困境：將歐洲一體化視為利益計算的「一系列零和交易」，而不是「支撐歐洲大陸和平與繁榮的支柱」。德國曾經有更加開闊的視野，這並不是利他主義，而是由於充分理解德國的國家利益（經濟福祉、國土安全以及兩德的統一）全部都依賴於戰後的歐洲秩序。歐盟不只是德國與法國實現和解的方案，也解答了那個「著名的德國問題」：「如何容納這個對歐洲來說太大、對世界而言又太小的國家？」
而在當前，如果德國的政治家消極應付馬克龍的歐元區預算計劃，認為這不過是一個「要求德國納税人掏更多錢」的計劃，那麼他們就放棄了「那種對國家利益更高瞻遠矚的理解」。德國各派的政治家們仍然處在複雜的協商談判階段。但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在達成妥協之後表達明確的政治意願。法國如今有了一位勇敢主張推進歐洲一體化的領導人，「馬克龍正在等待柏林的答覆」。
同樣，歐盟外交家、瑞典前首相比爾特（Carl Bildt）在12月也發表文章，探究「歐洲能否持續這個馬克龍時刻」。他指出，英國脱歐沒有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歐洲一體化的事業渡過了一場危機，但其前景遠非一片光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匈牙利與波蘭已經掌控政權，在西歐國家的政治影響力也在逐步上升，這對歐盟事業構成了持久的挑戰。2016年的反歐盟波浪眼下似乎已經退潮，但很有可能捲土重來。「維持馬克龍當選總統所啟動的動力並兑現其承諾，需要在未來幾個月內果斷採取行動。」現在，「馬克龍正在焦急等待着柏林的新政府，但下一屆政府能否支持他的歐盟改革議程還遠不清楚。」
但馬克龍不只是等待，他積極「干預」了德國新政府的組閣。12月初，德國社民黨主席舒爾茨（Martin Schulz）表示，他接到馬克龍「無數次電話」，敦促他與默克爾陣營展開組閣談判。年底雙方的談判議案已經開始啟動，這是打破組閣僵局的重要一步。
然而，歐洲一體化還存在着更深刻的問題。12月初「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主任萊昂納德（Mark Leonard）發表文章《歐洲的危機始於家庭內部》，他引用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過去三十年間，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文化與制度的差異變化不大，但各成員國內部的分歧日益嚴重，遠大於國與國之間的差異。英國在決定脱歐後陷入政治混亂，荷蘭大選後用了長達7個月時間才組建新政府，而德國由於默克爾的組閣談判失敗，「看守政府」延續至新年，這些跡象都顯示了國家內部政治極化的嚴峻狀況。
萊昂納德認為，歐盟的絕大部分國家都是「對半開的社會」：「一半世界主義，一半是社群主義」。在任何給定時刻，政府只是代表了「在持續不斷的文化戰爭中獲得最近一輪勝利的那一方」。政府的立場只能隨着雙方拉鋸戰的結果而變化。
目前的歐盟仍然是以歐元區為主體的「貨幣聯盟」，還遠未達成有效的「財政聯盟」（fiscal union）與「政治聯盟」。這種「部分一體化」的格局造成了結構性的治理缺陷。面對持23種不同語言的27個成員國，歐盟推行的任何一項政治或經濟政策都可能是高度爭議的，不僅在不同成員國之間，而且在各成員國內部，引發分歧與衝突。歐盟的治理機制常常陷入「温和則無效，強硬遭反彈」的困局之中。目前一體化與反對一體化之間分野越來越明顯，歐盟處在不進則退卻又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馬克龍時刻」可能產生一次推進的動力，但這個機遇的潛力是否能被充分實現，是否會遭遇新一輪的反彈，都有很高的不確定性。
中國的影響力與鋭實力
當逆全球化的浪潮在西方社會洶湧不息，中國則展現出逆流而上、引領全球化前行的姿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國，再一次引起西方輿論的高度重視與關切。
《時代》週刊以「中國贏了」作為11月13日一期的封面。布雷默（Ian Bremmer）在當期的封面文章中寫道，在這個時刻「中國，而非美國，是全球經濟中最強大的角色。」與二戰結束後主導國際體系的美國模式相比，「今天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的配備更完善（better equipped），甚至更可持續。」中國政府能夠迅速集中資源，對特定發展目標（比如人工智能的開發）予以大量投入，在技術變革的速度和規模無比重要的時代，這一特徵具有競爭優勢。在這方面，美國政府及其倡導的代議民主制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不具有競爭力。「美國人和歐洲人一直假定，人類發展的長程弧線是向自由主義民主趨近的。但如果他們錯了呢？」
當然，布雷默是政治風險研究的專家，他並沒有忽視中國在政治與法治方面存在的局限與可能面臨的風險，「步入聚光燈下的中國並不確保能贏得未來」。但他在結語中寫道，「如果你必須為一個國家押注，想選擇一個如今處在最有利的位置來對夥伴與對手擴張其影響力的國家，那麼美國大概不是你明智的選擇，聰明的賭注或許是投向中國。」
最近一期《紐約客》刊登長文《讓中國再次偉大》，作者是獲得普立茲獎的著名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曾在北京居住長達十年之久。
文章從討論電影《戰狼II》的轟動效應開篇，描述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心與渴望面對外部世界。通過大量訪談、歷史回顧與社會經濟分析，作者對比了美中兩國近幾年來此消彼長的國際影響力。引人矚目的「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了歷史上花費最大的海外基礎建設項目，計劃的投資高達一萬億美元之巨，七倍於美國1947年的「馬歇爾計劃」總投資（按目前價格計算為1300億美元）。文章引用北京一位學者的話說，「特朗普為中國提供了戰略機遇」，來填補美國正在退出的國際領域，擴展自己的全球影響。
然而歐逸文也指出，在對幾十位中美專家的訪談中，幾乎沒有任何人預期「中國很快就會取代美國的世界超強角色」。中國在許多領域中面臨着挑戰，也未必願意仿效美國，去擔當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規則仲裁者。因此，「更可能的是，世界正在進入一個缺乏突出領導者的時代」。
無論如何，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世界格局與力量對比。中國在增強硬實力的同時，也越來越注重發展自己的軟實力。然而，一些西方分析家現在發現，硬實力和軟實力都無法確切地描述中國的某些影響力，進而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鋭實力」（sharp power）。
11月以來，鋭實力這個術語迅速傳播，許多主流報刊相繼發表文章展開討論。始作俑者是《外交事務》11月發表的文章《鋭實力的涵義》，作者沃爾克（Christopher Walker）與路德維格（Jessica Ludwig）都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研究人員。
他們指出，在冷戰消退後，許多西方觀察家從軟實力的視角來理解威權主義國家（如中國和俄國）的影響努力。然而，這些努力的技術手法「雖然不是那種公然強制意義上的硬實力，但也不是真正的軟實力」。許多在媒體、智庫、文化和學術等領域展開的努力，主要不是用吸引和說服來「贏得人心」，而是「通過扭曲信息來操縱目標受眾」。這種影響努力「穿透了目標國家的政治與信息環境」，使威權主義者得以切入社會的組織結構，挑動和擴大現有的分裂，在此意義上它是「鋭利的」。文章認為，在兩種政體目前正在展開的新競爭中，鋭實力是威權主義國家的刀鋒。
隨後，NED主辦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發表長達150多頁的文集報告《鋭實力：正在上升的威權主義影響》。報告在前言中指出，中俄兩國的影響手段在形式和基調上存在差異，「但兩者都源自同一種意識形態模式：將國家權力置於個人自由之上，並且在根本上敵視自由表達、公開辯論和獨立思想」。與此同時，都明顯利用了民主體制的開放性來施加其影響。
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的軟實力概念，因為它已經不足以解釋現狀。報告考察了中國和俄國在拉丁美洲以及中歐幾個新興民主國家中的影響，主旨在於告誡民主社會預防惡意的威權主義影響，並重申對民主價值與理想的支持。《經濟學人》12月16日一期刊登封面文章，題為《如何應對中國的「鋭實力」》，認為西方需要回應中國新的影響，但不能簡單地用建造壁壘的隔離方式，因為中國與以前的蘇聯不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西方需要發現一種具有政治家風範的中間道路，而提倡透明性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約瑟夫·奈是最早（1990年）使用軟實力概念的美國政治學家，最近在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文章《中國的軟實力與鋭實力》，對這一討論做出了回應。
他首先在概念上做出澄清，軟實力「有時被用來形容任何不涉及強力（force）的實力行使，但這是錯誤的。實力有時取決於誰的軍隊或經濟更有優勢，但也可以取決於誰的故事更能引人入勝。」如果「鋭實力」這一術語是「信息戰」的簡稱，那麼它與軟實力就有明顯的區別，「鋭實力是硬實力的一種類型」。
操縱信息是在使用硬實力，雖然信息是無形的，但「無形性」（intangibility）並非軟實力的特徵。比如，口頭威脅就同時是無形的和強制性的。作者認為，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自願性」（voluntarism），而硬實力依靠的是威脅和利誘。「在公共外交中，真相與開放性在軟實力和鋭實力之間劃出了分界線」。
當一個國家的官方新聞機構在其他國家公開傳播時，這是在行使軟實力的技術，但如果通過秘密支持其他國家的媒體來傳達自己的聲音，那就違背了自願性，而跨入了鋭實力的邊界。當然，廣告和說服總是需要某種程度的框架預設，這會限制自願性。但將極端的欺騙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被視為強制，雖非暴力性的強制，但它阻礙了有意義的選擇。「在信息時代，最稀缺的資源是關注度與公信力（credibility）」。如果某種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視為政治宣傳，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難以增進軟實力。
在奈看來，中國經濟的成就生成了硬實力，也因為提供了有力的敘述而形成了軟實力。但硬實力的不當使用會削弱了中國敘事的軟實力。他主張西方國家在回應中國的鋭實力時，必須謹慎避免反應過度。抵制中國正當的軟實力工具可能會事與願違。
「中國的軟實力有時可能演變為鋭實力，但僅僅因此就阻止中國的軟實力努力將會是一個錯誤，而同樣重要的是仔細監測軟硬實力之間的分界線。」作者認為，軟實力常常用於競爭性的目標，但未必只能成為零和遊戲。「如果中美兩國都希望避免衝突，增進彼此吸引力的交流項目將惠及雙方」。在許多議題上，兩國都能從合作中獲益。而軟實力有助於建立互相信任，並創建促成合作的網絡。
在西方思想界，曾有人驚呼「中國將統治世界」，也曾有人預言「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對中國的讚賞與質疑一直並行相隨，而告誡「中國威脅」的聲音也層出不窮。關於中國鋭實力的警覺，很像是一種「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調。因此，這不只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種翻版，還標誌着西方意識形態從向外擴張轉向對外防禦的徵兆，這可能是當前西方思想最發人深思的變化之一。
探究民主的危機
西方學術界對民主問題的研究，以往偏重於威權政體向民主轉型及鞏固的條件與困境等問題，但近十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轉向對「成熟民主國家」自身的反思。
在2017年的思想界，「西方民主的危機」成為格外突出的議題，並帶有鮮明的現實關切，兩次重要的學術會議都明顯體現了這一趨勢。耶魯大學在10月6日舉辦的會議，以《民主政體何以崩潰》為題，邀請十多位著名的政治理論家學，着眼於討論兩個問題：導致民主退化或瓦解的關鍵因素是什麼？這些因素是否可能在當今的美國產生同樣的效應？會議全程的視頻隨後在YouTube網站上發布。史丹福大學在11月3-4日召開兩天的會議，主題是「全球各種民粹主義對於民主的威脅」，25位政治學家參與會議，主辦方在網上公布了全部會議論文。
民主的衰退成為這兩次會議共同關切的焦點議題。在史丹福大學會議上，民主理論的權威學者戴蒙德在論文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進入了「民主錯亂的新時期」（The New Era of Democratic Distemper），以三個趨勢為標誌。
首先，民主的衰退已經蔓延到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國家，特別是歐洲和美國。自「民主第三波」開始以來，這是第一次出現對發達國家的民主前景產生嚴重質疑的時刻。
其次，整個世界的政治光譜向威權主義一端明顯偏移：核心民主國家中非自由勢力的興起，新興民主國家中有些已經逆轉成為威權政體，而俄羅斯、埃及和伊朗等既有威權國家中威權主義傾向更為堅固。
第三個趨勢是，越來越多的專制政體以強大的威權國家為楷模，在「另類選擇」的激勵下逐漸擺脱了民主化的壓力。這三種趨勢造就了「意識形態的反敘述」：「民主已經過時，它導致混亂和停滯，而集中化的權力才是進步的通途」。這種論調日益高漲，正在催生一個新的「威權主義的全球時代精神。」
福山提交的論文題為《民粹主義與身份》，就民粹主義的興起提出了身份與經濟的複合解釋（從中也可以預見他在即將發表的《身份》一書中的觀點）。身份的特徵之一是對「承認」（recognition）的要求，即對內在自我或集體自我的尊嚴要求「主體間的承認」。這種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內在的政治性，因為承認主要是通過政治行動獲得的」。
他認為，許多被歸為經濟範疇的現象實際上源自人們對身份和尊嚴的關切，因此很難將兩種因素拆解開來。人們對「經濟正義」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於對資源本身的關切，而是因為「資源是地位和尊嚴的標誌」。單純的經濟學解釋放棄了這個面向，這種局限性由來已久，是因為忽視了柏拉圖所謂的「血氣」（thymos），「這是人類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認一個人的尊嚴」。
在近年的政治選舉中，那些支持英國脱歐、特朗普和勒龐等人的核心選民並不是經濟上最為窮苦的底層，這些人更多地投票支持傳統的左翼政黨。而民粹主義政治家的支持者來自中下階層，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結構中處在中間三層。他們並不是飢餓的群體，也不是在經濟上無路可走，但在技術變革和全球化的衝擊下，他們經歷了「相對社會地位的巨大損失」，而且擔心自己的處境每況愈下，落入下層階級。因此，「經濟關切在當代民粹主義政治中會以身份的形態來展現」。
福山的解釋藴含着一個推論：如果這些選民「更多地關切身份而不是經濟問題」，那麼他們就未必會被傳統的左翼經濟政策所吸引，也不一定因為民粹主義政客未能兑現其經濟許諾而背棄他們。這意味着要克服民粹主義的挑戰，我們「需要一種語言和一套實際的措施來正面應對身份問題」。
在移民問題上，福山也試圖以集體身份的視角提出更為複雜的分析。他認為有必要檢討當下流行的批評意見——將民粹主義者的反移民傾向簡單地歸咎於種族主義、仇外情緒、族裔偏見或無知。這些驅動因素確實存在，但還存在其他幾種可能的原因需要予以辨別。
民粹主義的支持者或許並不反對移民本身，而是出於法治的理由反對非法和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擔心移民難以同化，無法融入主流文化，甚至抵觸和改變主流文化的價值；可能疑慮移民增長的節奏和速度過快，由量變導致質變；可能擔心移民享受的福利待遇遠遠超過他們對税基的貢獻（這在歐洲一些高福利國家成為更嚴重的問題）；還有些選民的關切出於黨派立場，擔心自己反對的黨派更可能獲得移民的投票支持。
對當前民主衰退的成因存在多種解釋，既有經濟原因也有社會文化因素。在耶魯大學會議的報告中，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中產階級喪失對未來的信心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過去兩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信念是財富的不斷增長，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強。但現在這個信念被動搖了。
在1970年，美國30歲左右的年輕人中有90%認為自己比父輩年輕時的生活質量更好，到2010年這個比率下降到50%。從1980年以來，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基本停滯，現在有64%的歐洲人和60%的美國人認為下一代的生活會比自己更差。在1973年之前，生產性（productivity）與工人收入的增長几乎是同步的，此後開始明顯脱節。
經濟的不平等日益加劇，導致了「階級妥協」的瓦解。人們對現有體制缺乏信心，引發了政治與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使邊緣黨派和候選人有了可乘之機。而美國的社會分歧與政治極化越來越嚴重，達到了1820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使得兩大政黨的中間力量失去了民眾動員力，最終破壞了政黨體系的穩定化作用。
普澤沃斯基認為，特朗普只是這些政治危機的徵兆而不是其根源，在他任期結束之後，同樣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但他也指出，目前美國民主危機的形態是「惡化（deterioration）而不是崩潰」。這種危機也曾出現在一戰之後、麥卡錫主義以及尼克松（尼克遜、尼克森）執政的時期，而政治制度最終克服了這些危機。但過去並不能確保未來，對於當下的危機，真正可行的應對方案尚未成形。
哈佛大學的青年政治學者芒克（Yascha Mounk）在發言中指出，民主社會實際上還沒有經受過長期經濟停滯的考驗。經濟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收入多少，還與人們的相對獲得感與相對剝奪感有重要關聯。如果目前經濟停滯的趨勢再持續二三十年，那麼民主體制可能就會崩潰。
在身份政治的問題上，許多人轉向種族認同可能存在相當複雜的原因。如果相信美國人口中有那麼多人是種族主義者，這就是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那麼我們就陷入無能為力的絕境。但如果種族意識在某些條件下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就需要建立某種聯合來創造這些條件。美國已經是一個多元族裔的社會，在族群身份的衝突中，僅僅揭露非正義和歧視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有積極的建設性替代。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著有《懸而未決的時刻：現代性論域中的西方思想》《紛爭的年代：當代西方思想尋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