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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龍泉寺進駐荷蘭廢棄教堂,中國寺廟的一路西進

荷蘭大學城廢棄的教堂裏,悄悄長出一座大陸漢傳佛教的寺廟。在廣泛提倡一帶一路的今天,主持這座寺廟的比丘尼說,海外弘法符合時代的因緣。


賢清今年38歲,2007年獲清華大學工程熱物理專業博士學位後,2008年在北京龍泉寺出家,一直是住持學誠的秘書,長期負責龍泉寺的翻譯和海外弘法工作,如今還是荷蘭龍泉大悲寺的副住持。圖中法師為主持大悲寺日常工作的比丘尼賢唱。 攝:甯卉/端傳媒
賢清今年38歲,2007年獲清華大學工程熱物理專業博士學位後,2008年在北京龍泉寺出家,一直是住持學誠的秘書,長期負責龍泉寺的翻譯和海外弘法工作,如今還是荷蘭龍泉大悲寺的副住持。圖中法師為主持大悲寺日常工作的比丘尼賢唱。 攝:甯卉/端傳媒

「大家是否唸經時會有昏沉感?」對着佛堂裏端坐的三十多位信眾,年輕的比丘尼帶着一絲笑意問道。她坐在電腦桌邊,一邊熟練地將一些經文投影在佛像兩側的屏幕上,一邊親和地說:「那是因為我們的業障。」

在這個陰冷的荷蘭冬晨,馬上會有一場農曆臘八節也即佛祖釋迦牟尼「成道日」的佛教法會。佛堂內的信眾都是華人,絕大多數是女性,老中青都有,她們身着禮佛專用的長袖深棕色「海青」,不停翻着《佛教唸誦集》,尋找經文章節。兩個多小時的法會下來,信眾們的跪拜和唱誦,除了在最為宂長的「楞嚴咒」時有些稀落,總體還算整齊——這是廟裏的比丘尼們兩年來悉心指教的成果。

常駐廟裏的比丘尼目前有八位,她們約莫三十歲上下,都是釋學誠「賢」字輩弟子。今年51歲的釋學誠是中國佛教協會最年輕的會長,十多年前,他一手修復了北京龍泉寺,吸收了大批高學歷的年輕弟子,以善用互聯網釋道弘法而聞名。發明了智能機器人「賢二」的龍泉寺弟子,能與各界極客探討AI價值;龍泉寺被譽為「中國佛教新中心」,各種原創動漫周邊,張揚着年輕的佛系氣息。

不過,「年輕化」只是釋學誠和龍泉寺弘法抱負的一部分,「國際化」也在這座新世代寺廟的布局之中。龍泉寺早已設有國際弘法事務組,這場在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市進行的法會,便發生在北京龍泉寺在歐洲的第一座寺廟——龍泉大悲寺。

烏特勒支如今是一座大學城,在歷史上曾是天主教的重地,龍泉大悲寺則設在城市西北角一個清淨的住宅區,獨一棟的大悲寺方方正正很是顯眼,黑底金色的「龍泉大悲寺」五個大字豁然在目。

烏特勒支如今是一座大學城,在歷史上曾是天主教的重地,龍泉大悲寺則設在城市西北角一個清淨的住宅區,獨一棟的大悲寺方方正正很是顯眼,黑底金色的「龍泉大悲寺」五個大字豁然在目。攝:甯卉/端傳媒

烏特勒支如今是一座大學城,在歷史上曾是天主教的重地,市中心的哥特式大教堂吸引很多訪客。龍泉大悲寺則設在城市西北角一個清淨的住宅區,獨一棟的大悲寺方方正正,很是顯眼:在與人同高的兩座白色石獅和兩座蓮花燈座之間,有三扇深紅色、金色鉚釘的中式大門,門旁又立有四根金色羅馬柱;面街的牆上,黑底金色的「龍泉大悲寺」五個大字豁然在目,還綴有八朵金色祥雲。

但如果仔細看,樓頂的鐘塔還留有一抹教堂的痕跡。的確,這棟建築的原身是一座建於1960年的新教教堂。幾經輾轉後,成為今日的漢傳佛教寺廟。2015年12月9日,大悲寺開光時,鐘塔曾被繪有蓮花的紅色「佛」字蓋住。開光時,牆上的金色祥雲還有十七朵,但後來曾被鄰里投訴,不得已摘走了九朵——荷蘭城市常常設有評價建築外貌的委員會,會對展露在公共空間裏的裝飾提出意見。法號賢翱的比丘尼幽默地告訴端傳媒記者,單看外部的裝飾,「總有人以為這是中餐館。」

走進大門,穿過門廳,再戴上鞋套,才能正式進入一百多平米、四方四正的佛堂。佛堂正中擺着三尊佛像——釋迦牟尼、阿彌陀佛和藥師佛——每尊佛像旁邊,都有兩位菩薩的立像,是大雄寶殿常見的式樣。四周餘下的牆面上,布滿了小小的木製佛龕,每個佛龕裏都擺了金色的觀音像,統共有2088座之多。

四方四正的佛堂約一百多平米,正中擺着三尊佛像——釋迦牟尼、阿彌陀佛和藥師佛——每尊佛像旁邊,都有兩位菩薩的立像,是大雄寶殿常見的式樣。

四方四正的佛堂約一百多平米,正中擺着三尊佛像——釋迦牟尼、阿彌陀佛和藥師佛——每尊佛像旁邊,都有兩位菩薩的立像,是大雄寶殿常見的式樣。攝:甯卉/端傳媒

荷蘭大悲寺的前世

對於胡志光一行人而言,幾經波折,最終能找到他所說的「對口單位」,着實是一個幸運的轉機。但要細細回顧這段曲折才會發現,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後是以龍泉寺為代表的中國漢傳佛教正在傾力鋪就的「海外弘法」版圖。

荷蘭龍泉大悲寺的故事,始於胡志光,烏特勒支市一位極有號召力的華僑。

胡志光今年77歲,來自浙江温州文成縣,五十年前來到烏特勒支定居,如今講話還有濃厚的温州口音。他早年經營中餐館,自1980年代初便是荷蘭中國商會會長,一直堅信佛教能給社區帶來好的教化。他告訴端傳媒記者,在荷蘭修一座佛寺是他的夙願,三十多年前他就有修佛堂之心,苦於沒有資金。2010年前後,胡志光從商會退休,設立了「荷蘭中國佛教文化交流協會」,重撿這一夢想。

這一下,便是數年的波折。2012年,胡志光和支持者們建立「護法小組」,在烏特勒支一間日本柔道場裏,以每月300歐元(約2900港幣)的低價租了間60平米的房間。帶着一紙租契,胡志光直奔河南少林寺,心想請來少林和尚的話,還能在柔道場表演武功,卻等了四天也未見到主事和尚。他想通了,比起功夫,佛法更重要,便轉身去了鼎鼎大名的浙江普陀寺。

普陀寺答應胡志光會幫他建佛像、設計佛堂。2013年8月,五位普陀山法師和一位中國國家宗教局的官員走進了這間柔道院,卻直道不行。在烏特勒支經營中醫診所的葉彩雲那時還不是佛教徒,因着對胡志光的尊敬和對佛教的好感才加入「護法小組」,她回憶:「普陀山的師父們來了之後,說我們租的房子不合適,在居民區,敲敲打打做法事會影響居民。一定要找郊外、容易停車的地方。」胡志光則擔心資金限制:「300歐元能租到什麼樣的地方?」

佛堂四周的牆面上,布滿了小小的木製佛龕,每個佛龕裏都擺了金色的觀音像,統共有2088座之多。

佛堂四周的牆面上,布滿了小小的木製佛龕,每個佛龕裏都擺了金色的觀音像,統共有2088座之多。攝:甯卉/端傳媒

普陀山師父現身烏特勒支,不經意間給當地華人社區帶來更多動力。對着150多位當地華僑,普陀山師父說,這個佛堂建起來就是普陀山的佛院,要取名叫「南海普陀精舍」。胡志光後來意識到,那份保證,有助於後來籌集資金。

恰好2014年,烏特勒支市政府要將一座在1970年代就停止使用的教堂,低價賣給帶有公共服務性質的機構。56位當地華僑籌集資金,以50萬歐元(約480萬港幣)的價格,購置了這間總面積1400多平米的大樓。然而,護法小組與普陀山卻因這塊房產出現分歧,普陀山要求得到產權。葉彩雲說,這讓護法小組很難向五十多位房東交代——他們決定放棄與普陀山的合作。

在題為《胡先生與廟》的紀錄片裏,華裔導演袁欣婷採訪了普陀山當時接待胡志光一行的信光法師,他說:「在家居士要搞道場,但不懂佛法,就不是道場,時間久了,你就搞成了自己的企業、會所,一個經營的場地。」

好在事情早有契機——2013年1月,在胡志光與普陀山還聯繫緊密時,一位來自北京的賢清法師,曾輾轉來到烏特勒支,與護法小組的成員見過一面。當他知道賢清的師父正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常務副會長釋學誠後,「我開始感興趣了,就跟他(賢清)一起吃了飯。」

釋學誠很快在2015年當選成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在中國佛教界的地位舉足輕重。但胡志光此前對佛教協會的了解不多,他說自己與宗教局相熟,在為烏特勒支佛堂尋找「結緣」的寺廟時,都是透過宗教局的介紹——在中國,直屬於國務院的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與官方佛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分享對佛教徒的管轄權。

2015年1月底,和普陀寺談崩後不久,胡志光敲開了北京龍泉寺學誠法師的門。他們很快切入正題,胡志光回憶:「師父一點條件都沒談,就問想要幾個人(法師),又說做場佛事,敲敲打打至少要5個人;取名字的時候,我們華僑始終對觀音有感情,那就叫『大悲』。」

2015年12月9日,龍泉大悲寺正式向荷蘭公眾露面,上千人參加了開光儀式。利用購置房產時籌集的資金,大悲寺在當地註冊了「龍泉大悲寺基金會」,理事會的四位成員,兩位來自當地華僑代表,另兩位便是龍泉寺的法師。

對於胡志光一行人而言,幾經波折,最終能找到他所說的「對口單位」,着實是一個幸運的轉機。但要細細回顧這段曲折才會發現,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後是以龍泉寺為代表的中國漢傳佛教,正在傾力鋪就的「海外弘法」版圖。

龍泉大悲寺海外道場。

龍泉大悲寺海外道場。圖:端傳媒設計部

大陸佛教的海外弘法

主持龍泉大悲寺日常運營的比丘尼賢唱法師告訴端傳媒記者:「國內這幾年都在提倡佛教走出去、一帶一路,(海外弘法)符合時代的因緣。」

在這個因緣中,龍泉寺的成果尤為突出。這幾年,龍泉寺海外道場的據點迅速增加,烏特勒支的龍泉大悲寺之後,便是2016年6月在美國洛杉磯組建的龍泉觀音寺和2017年10月在非洲南部國家博茨瓦納開光的龍泉博華寺,以及規模較小、稱作「精舍」的道場,包括2015年落成的德國法蘭克福精舍,2017年落成的意大利佛羅倫薩精舍,和2018年1月落成的法國巴黎精舍。

坐落在北京海淀郊區鳳凰嶺的龍泉寺始建於遼代,文革期間改為民居,釋學誠2004年率弟子入住後,在2005年才正式開放。短短十多年內,它從年久失修的老廟,一躍成為大陸佛教的新生代中堅力量。已經在荷蘭大悲寺常駐兩年的比丘尼賢藹法師說:「師父(學誠)在很多國家行走,早就看到國際弘法的需求,在2012年就已經開始派法師去歐洲和美國參訪交流。」

這些年來,龍泉寺出落得與佛光山尤其相似,「走進北京龍泉寺,就像是到了台灣佛光山。」

就在這樣的契機下,胡志光才在烏特勒支偶遇賢清法師。賢清今年38歲,2007年獲清華大學工程熱物理專業博士學位後,2008年在北京龍泉寺出家,一直是住持學誠的秘書,長期負責龍泉寺的翻譯和海外弘法工作,如今還是荷蘭龍泉大悲寺的副住持。

在拜訪北京龍泉寺之前,胡志光與賢清在荷蘭海牙市又見了一次,胡志光說,當時龍泉寺有計劃在海牙買一處住處,建一個落腳點。據胡志光的了解,龍泉寺自行買地的計劃沒有成功。賢唱說,這是因為龍泉寺當時覺得還沒有這個必要,龍泉寺在海外的弘法,目前還是基於信眾的需求,跟隨他們提供的場地。

直到大悲寺落成後,胡志光說:「當師父在開光大典上講話時,我們才知道大悲寺是大陸漢傳佛教在歐洲的第一個據點。」

漢傳佛教、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是現存三大佛教傳統,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的佛教傳統也源自漢傳佛教。文革期間,佛教在中國大陸遭到重創,但在台灣得以喘息和流行,其中台灣佛光山寺的國際版圖最為突出。藉助「國際佛光會」這一信眾組織,佛光山在全球設有百餘處道場,歐洲就有14處。

佛光山的成功,啟迪了在文革後得到迅速復興的大陸寺廟。專注東亞佛教的史芬妮(Stephania Travagnin)教授是荷蘭格羅寧根大學亞洲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她熟悉龍泉寺,說學誠景仰佛光山的星雲法師,遵循自民國初得到推廣的「人間佛教」傳統,用更為通俗友好的語言傳教。這些年來,龍泉寺出落得與佛光山尤其相似,「走進北京龍泉寺,就像是到了台灣佛光山。」

與佛光山的海外弘法之路頗為「形似」的,還有廣東四會六祖禪寺。2017年6月,「德國六祖寺」在德國哥廷根(Göttingen)揭牌;2018年1月15日,六祖寺捐贈490萬美金(約3800萬港幣)建立的「天柱佛學研究網絡」,合作方包括哈佛大學、伯克利大學等歐美高等學府——與西方高校合作,從學術研究角度推廣佛教,也是佛光山常見的做法。

龍泉大悲寺常駐廟裏的比丘尼目前有八位,她們約莫三十歲上下,都是釋學誠「賢」字輩弟子。

龍泉大悲寺常駐廟裏的比丘尼目前有八位,她們約莫三十歲上下,都是釋學誠「賢」字輩弟子。 攝:甯卉/端傳媒

但在國際弘法這條路上,龍泉寺和六祖寺的路線大相徑庭。德國漢堡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康易清(Crasten Krause)這幾年開始觀察當代漢傳佛教在歐洲的推廣,他認為,在大陸,龍泉寺因學誠法師的影響力、帶有官方「加持」的光環,做各種決定更為自由,在海外,龍泉寺則依賴信眾,「自下而上」佔據華人基礎;相應的,背後管理着全國將近40家寺廟的六祖寺,雖然在國內要少些自由度,但在海外更為「自上而下」,直接買樓修廟,或設立高額獎學金或教授職位,與大學合作推廣佛教研究。

康易清說:「來自中國大陸的漢傳佛教,在歐洲其實還很少,但已經很明顯可以看出發展的趨勢。除了一些道場的建立,還有很多寺廟都在往這邊派人考察。接下來我們看會看到更多。」

他認為這是很自然的選擇。「佛教在中國復興之後去哪裏?總不能無止境地在大陸建廟,必然會往外擴張,這裏面有經濟和文化雙重角度的考量。」旺盛的香火和對走出國門的自信,帶領着中國寺廟一路西進。

一個沒有預設偏見的中國形象

史芬妮常讓自己宗教系的大學生去各個佛教寺廟考察,臘八這天,她的幾位大一學生也來到大悲寺。賢翱負責接待這些學生,她用不甚流利的英語,帶着一絲神秘,介紹供奉在佛像前的舍利子:「舍利是高僧火化後才會留下的,這些舍利來自活了120歲的虛雲法師。」

胡志光在荷蘭大悲寺開始運轉之後才發現,佛教在荷蘭早已有一整套系統,「這邊有佛教電視台、電台、報紙,還有佛教協會。我原來想的就是中國人會來,結果荷蘭佛教協會的會長告訴我,荷蘭至少有8萬佛教徒。」但這些人,絕大多數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漢傳佛教極為陌生。

康易清說,佛家在歐洲並不是什麼「異國情調的(exotic)」宗教,南傳佛教或者藏傳佛教的很多派系已經在歐洲紮根,甚至衍生出了歐化佛教,「但當人們聽到中國大陸的佛教的時候,可能還只有少林和尚或者開口笑的彌勒佛這樣的概念。」

大悲寺佛堂裏端坐的三十多位信眾,欣欣向榮的烏特勒支大悲寺,開光兩年後已經可以完全透過香火錢和做法事的收入週轉。

大悲寺佛堂裏端坐的三十多位信眾,欣欣向榮的烏特勒支大悲寺,開光兩年後已經可以完全透過香火錢和做法事的收入週轉。攝:甯卉/端傳媒

要衡量漢傳佛教在國際上的影響和目的,現在還為時尚早,但「中國大陸的佛教傳統,帶有『中國』傳統和文化的身份識別,的確是中國國家的一個標誌。」

讓史芬妮的學生們感到驚喜的是常駐大悲寺的比丘尼——「這座寺廟充滿最新的網絡技術,又有網上學佛,還有二維碼、還有智能機器人」、「師父們一見面就拉着我們去吃中飯,讓我們覺得開放又温暖」、「那些嚴肅死板的教堂應該向你們學習。」

龍泉寺派駐在歐美國家的法師,來自福建莆田仙遊縣「極樂寺」的女眾僧團。「極樂寺」據稱由學誠的母親籌建,僧團自2013年正式成立,學誠的女弟子都出家在極樂寺。賢唱解釋:「因為比丘尼法師本身比較穩定,母愛的能力很大。而且看現在的趨勢,學佛法的更多是女性。」儘管很多歐洲人一開始不習慣女性作為佛教的代言人,但這很容易被接受,因為比丘尼通常更為友善、親切。

康易清說:「漢傳佛教可以是中國給出的另外一種形象,一個沒有預設偏見的形象。」

不過,這些寺廟尚未整理出一套系統介紹漢傳佛教的方法。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各個寺廟本身的側重就很不同,另一方面,漢傳佛教的翻譯與僧侶的語言能力(儘管龍泉寺一直建有翻譯中心並在強化弟子們的外語能力),還遠遠不能滿足傳教需求。寺廟如今傾注最大力氣的,還是各種非宗教性的文化類的活動,譬如杭州靈隱寺的茶藝,或是開封大相國寺透過管弦樂團獲得的國際名聲。

第一座出現在歐洲城市的大陸佛教寺廟其實是柏林的「少林文化中心」,以「文化」傳播為其主旨,由曾在少林寺學習功夫和禪學的德國人達亦樂(Rainer Deyhle)在2001年投資建立。達亦樂還在2004年成立了德國佛教黨,但是這間文化中心的許多暢想——包括在柏林建立一座「中國城」——都未能實現。

史芬妮認為要衡量漢傳佛教在國際上的影響和目的,現在還為時尚早,但「中國大陸的佛教傳統,帶有『中國』傳統和文化的身份識別,的確是中國國家的一個標誌。」

大悲寺如今聚集了400多位義工,臘八節這天,法師們還給幾位積極的義工們頒發獎狀——稱讚他們是「護持之星」。

大悲寺如今聚集了400多位義工,臘八節這天,法師們還給幾位積極的義工們頒發獎狀——稱讚他們是「護持之星」。圖片來源:荷蘭龍泉大悲寺

尾聲

大悲寺如今聚集了400多位義工,臘八節這天,法師們還給幾位積極的義工們頒發獎狀——稱讚他們是「護持之星」。欣欣向榮的烏特勒支大悲寺,開光兩年後已經可以完全透過香火錢和做法事的收入週轉,不過,賢唱還是看到挑戰:「國外弘法和國內有很大的差別,很多從國內過來的華僑,還有中國的文化根基在;但在這邊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沒有了,很多人長着中國人的面孔,卻不會說中文。」而對佛教好奇的荷蘭人,「並沒有供奉的習慣。」

聽到這裏,胡志光饒有興致地問:「你們想一下,再過十五年,誰來掏錢搞國慶節、春節?誰來掏錢維持中文學校?到現在為止,這些活動都是靠華僑捐錢搞的。」大半輩子週轉在華僑圈裏,胡志光目睹着曾經的主力慢慢老去,「改革開放前出國的這一代人,轉眼就奔80了。小孩在這裏出生,思想總是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出門吃飯都搶着掏錢,現在的小孩就AA制了。」他勾勒了大悲寺的慈善功能,希望這裏香火更旺一些,可以轉化為各種社區活動的資金,那2088座觀音像,就可以用每尊2000歐元(約19000港幣)的價格找信眾供奉起來。

對大悲寺的未來,胡志光還有更大的期待——他早就繪有一個大廟的草圖,大院正中心的觀音像,有68米那麼高,他說這得籌到5個億才能建成。這並非毫無可能,他曾聽過,在老家温州,就有法師籌集了4億資金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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