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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軒:達沃斯之後,中國經濟要打的三場大仗

劉鶴講詞的內容,大多出於去年年底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論。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國內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來自於外部,特別是指美國與國際環境,而這兩者環環相扣。


自習近平接班後,提出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因為過去依靠需求側經濟刺激成長的政策已經突顯局限,過多的供給超出需求,形成結構失衡。所以中國政府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方案,目的在於減少一些供給,並鼓勵企業投資與提供消費者真正需要的產品與服務。 攝:STR/AFP/Getty Images
自習近平接班後,提出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因為過去依靠需求側經濟刺激成長的政策已經突顯局限,過多的供給超出需求,形成結構失衡。所以中國政府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方案,目的在於減少一些供給,並鼓勵企業投資與提供消費者真正需要的產品與服務。 攝:STR/AFP/Getty Images

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依舊冠蓋雲集,最受矚目者當屬千禧年以來首位登場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川普),其他如德國總理、法國總統、印度總理等重量級人物也都蒞臨闡述己見,可謂大國領袖的個人秀。中國方面,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出席。若論起目前職位,劉鶴只是正部級,但他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財經左右手,等於以影武者的身份代替習近平在論壇發言。因此外界都很好奇,北京想要對外傳達何種訊息。

自習近平接班後,提出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因為過去依靠需求側經濟刺激成長的政策已經突顯局限,過多的供給超出需求,形成結構失衡。所以中國政府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方案,目的在於減少一些供給,並鼓勵企業投資與提供消費者真正需要的產品與服務,這背後的設計者被視為是劉鶴。

是故,本次中國派出具有留洋背景的劉鶴,不只是要讓西方認識這位未來的對手與伙伴,亦是讓世界了解習核心的改革思維。在劉鶴的講辭裏,除了重彈官方制式的宣傳語言,更在昭告天下,中國決定進行下一波改革。目前看來,改革主要會從三個關鍵着手,包括防範與化解重大風險、精準減貧,以及控制污染。

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國方面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出席。
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國方面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出席。攝:Fabrice Coffrini/AFP/Getty Images

債務問題能否化解?

首先來看所謂重大風險,一言以蔽之即是債務問題。在習政權的第一個五年,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靠借貸驅動的。根據IMF研究,2012年以來,中國非金融部門的名義貸款增長一倍以上,拉高了GDP。若沒有過度放貸,過去五年中國平均GDP的成長率大約只有5%多。截至2016年,中國的非金融部門的信貸佔GDP比已達230%,信貸缺口(Credit-to-GDP gap)約為GDP的25%,遠高於國際清算銀行的逆周期資本緩衝門檻(註一)

而且,中國的信貸效率低落,越來越難推動經濟。2007年要提升5兆人民幣的名義GDP需要6.5兆人民幣,但到2016年則需20兆。這意味着資源配置錯誤,變成不可持續的成長。其中佔據最大比例的當然是企業貸款,衍生出許多虧損嚴重、需倚賴政府或銀行挹注才能生存的殭屍(zombie)企業。這些殭屍企業一方面利用信貸繼續產出,導致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一方面排擠正常企業的融資,拖累整體生產率。

除了殭屍企業,還有產能過剩部門與國企,前者包括煤、鋼、水泥等產業,約佔企業總債務的10至15%,後者約為57%(有的算法可達七成,因為連殭屍企業也算在內)。中國政府主要以債務重組、削減產能等措施來處理這些問題,但進展甚微。例如在粗鋼方面,由於既定的投資計劃,關閉的多是原本閒置的生產線,估計2018年的產量仍接近2013年的水平,約佔全球的一半。這些企業的債務也沒有明顯下降,政府甚至繼續提供部分企業再融資。

此外,家庭負債成長的速度也很顯著,大約佔GDP的45%,已是2008年的三倍。負債成長主要來自於房屋貸款,基於有房斯有財的傳統觀念、缺乏理財工具,以及政府管制資本外流等因素,使得多數中國人民只能選擇房產投資。由於中國人民過度相信隱性擔保,也就是指政府基於穩定,不會讓房價大幅下跌,如此扭曲了風險定價,讓資產價值過於高估。因此可見政府宣示去庫存,但房子越蓋越多,房價仍然不斷攀升。

即使外界普遍對中國的信貸感到憂心,但北京仍堅持債務可控,習政權認為強調質量而非數量的改革已見初效,只要GDP成長在6%以上,都是政府能接受的範圍。在此前提下,債務累積會放緩,對金融體系威脅將越來越小。此外,中國儲蓄率高乃是信貸激增的因素之一,只要適當調整儲蓄與消費的比例,便可化解部分問題,這亦是劉鶴曾經提過的主張,會如何實踐也引起外界興趣。

就減貧來說,乃是習政權一項重要的政績工程。近幾年來,中國農村實際人均收入的增長快於城市,

就減貧來說,乃是習政權一項重要的政績工程。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減貧仍是難題

再者就減貧來說,乃是習政權一項重要的政績工程。近幾年來,中國農村實際人均收入的增長快於城市,且2014、2015,乃至於2017年都高於GDP增長,只有2016年略低於GDP增長。為此,中國政府付出巨大的成本,千禧年脫貧的代價約為每人48美元,迄今已經超過200美元。這有助於減清城鄉差距,依照統計局的數字,象徵不平等的堅尼系數(基尼系數)已從2008年的高點0.49,略降到2016年的0.46

根據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從2016到2020年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對象是7000萬貧困人口。預計每年使一千多萬人脫貧,2020年將約有五千多萬人脫貧,政府再提供社會安全網給其餘無法工作的貧民。5000萬人的數字是依照中國貧困線,即是年收入2800人民幣所計算出來,此略低於國際標準,後者從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約為每天1.9美元。無論依何者,中國都可望在2020年達成目標。

然而,這只能說是帳面數字的美化,事實上仍有許多貧困相關的問題亟待解決。過去中國政府一直相信經濟成長是靠農業人口轉出成為製造業,乃至於服務業勞動力的結果,而城鎮化則是提供良好的居住與工作環境,亦可加速增長。伴隨此種思維的政策,就是將資源集中於城市,相對地抑制農村,像是限制集體土地入市,使農村難以發展。

因此,習政權上台後提出所謂的新型城鎮化以改正既有弊病。依目前觀之,縱使官方察覺問題所在,仍舊無法有效解決。如建立新城安置農業轉移人口,有研究指出,即使這些農村移民收入有所增加,但生活成本也隨之提升,且就業常常不足,未必有利於農民。不少論者皆認為,城鎮化應是為農民創造在城市的就業機會為基礎,而不是像中國式的先蓋城再拉人,這便是過度強調GDP的錯誤結果。

此外,居住於城市的農民工,生活可能比在農村更苦,若攜家帶眷,更是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障援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為例,研究發現,2011年有八成以上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卻無納入低保。這可能是人謀不臧,因為審核資格的權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裏,衍生出了許多貪腐。中國社科院的報告就指出,有一半以上的反腐投訴案與地方扶貧有關。由於缺乏有效的制衡,只能靠不斷的懲貪平息民怨,讓農民脫貧雪上加霜。

需注意的是,要解決世代貧窮問題,還必須有其他的政策配合,如教育、社會救助等,這些多是中國力有未逮,需要外界協助的地方。像是去年年底世界銀行剛批准一筆關於教育的貸款,該款項將投放1.2億美元到廣東省欠發達的16個縣份,協助這些地區安裝IT教學設備、培訓師資等。計劃特別關注留守兒童與殘疾兒童,他們是中國迅速發展過程裏最被冷落的一群,也是習政權無可避免的難題。

中國是當今世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佔全球排放量的兩成五到三成。在「十二五規劃」裏,習政權宣示控制碳排放。

中國是當今世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佔全球排放量的兩成五到三成。在「十二五規劃」裏,習近平宣示要控制碳排放。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以治污爭奪清潔能源產業龍頭地位

最後是治污,在眾多污染裏最為外界所詬病的,便是燃煤。中國是當今世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佔全球排放量的兩成五到三成。在「十二五規劃」裏,習政權宣示控制碳排放。根據官方資料,2015年能源相關的碳排放下降0.6%、2016年下降0.35%,這些數字與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數字有所出入,後者估計中國在2015年下降1%、2016上升0.7%,2017年則再上升3.5%。

這不能說是「十二五規劃」的失敗,因為中國的統計數字向來充滿不確定性。除了定義與衡量能源消耗的方式與國際不盡相同,各省能源消費與生產的數據亦與中央的統計衝突。不少人相信,中國減少燃煤是由於經濟活動放緩,整體的排放量並沒有真正下降。其實爭辯中國的碳排放量是否已達頂峰並無實益,各國更在意的是,中國會怎麼藉着使用清潔能源,進而建立由中國主導的氣候變化政策體系。

在「十三五規劃」裏,習政權已確立節能、低碳與清潔化的能源發展方向,國家為此大力扶植新能源企業,最重要者莫如太陽能。之所以大力推進非化石能源,一方面是完成國際承諾,最新的數字顯示,中國非化石能源佔能源消費總量已達14.3%,接近2020年15%的目標;另一方面亦可確立在清潔能源產業的優勢,現在中國是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國,截至2017年7月,中國太陽能板容量為112千兆瓦,已佔全球總量的一半左右,這足以主導該產業的規則。

同時,由於美國選擇放棄《巴黎協定》,等於讓出全球氣候治理的領袖地位。透過重視氣候變遷的形象宣傳,中國正在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就目前觀之,中國仍不具美國的實力,需要其他大國配合,才能共同領導。但中國仍舊努力爭取在此領域的話語權,最新的嘗試是於去年年底啟動全球最大的碳市場,企圖進一步減少排放量;也不斷向各國推銷太陽能、風能等技術,擴大在清潔能源產業的影響力。

中美保護主義的對碰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國內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來自於外部,特別是指美國與國際環境,像是美國強化保護主義的政策,就會使中國受損,特朗普的減稅措施也將吸引全球資金,影響各國對中國的投資。

特朗普的減稅措施將吸引全球資金,影響各國對中國的投資。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綜上所述不難明白,從風險、減貧到治污,儘管與國際部分認知不全然相同,但中國政府早已胸有成竹,有信心繳出亮眼的成績單。劉鶴之所以在達沃斯特別點出這三大關鍵戰役,主要是想藉此凸顯中國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回應國際呼籲中國進一步開放的聲音。不過他卻刻意忽略外界對中國真正的訴求,即是去除中國特色的保護主義,例如是北京去年底宣布要放寬外資對金融機構的股權限制,外資可逐步取得百分百的經營權,而此前已有多家外資與中資銀行分手。

普遍性的不良債權、銀行與殭屍企業的關係、政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乃至於對數據資料的監控等,都是阻卻外資的因素。但劉鶴只把處理風險列為首要,透過論壇喊話在三年內控制債務規模,基於中國自身處理債轉股尚且效果不彰,能得到多少外資迴響,恐怕也不樂觀。

值得一提的是,劉鶴此番講詞的內容,大多出於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論。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國內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來自於外部,特別是指美國與國際環境,而這兩者環環相扣。像是美國強化保護主義的政策,就會使中國受損,也將帶起全球化的倒退,不利於中國發展;特朗普的減稅措施也將吸引全球資金,影響各國對中國的投資。

職是之故,中國將會想方設法阻止美國破壞既有的貿易體系。2018年初始華府已然依「201條款」,對太陽能電池板、洗衣機緊急限制進口並課徵關稅,接着還有「232條款」,對外國鋼鐵進口的調查、「301條款」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調查,而這些調查最主要的目標都是中國。可以想見,中國被迫站上火線的壓力。不過,中國不太可能正面對抗美國,應會選擇息事寧人、盡量滿足美國的要求,並將貿易衝突送交WTO進行曠日廢時的裁決,再看美國如何出招。

因為中國政府相信,無論是關稅或非關稅壁壘的問題,都不至於影響中美貿易逆差的大局。原因是,華府在權衡國內狀況後,能夠實施政策的強度有限,例如本次對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課徵的稅率,不僅達不到廠商的訴求,也低於貿易委員會(ITC)的建議,顯示美國對外強硬只是表象。只要情勢仍在中國可控範圍下,也就是不再出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以匯率戰擊潰日本的舊事。那麼再過數年,當中國的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一,美國的聲音將更形微弱,國際經濟體系就會成為以中國為主導的新秩序。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註一:所謂逆周期緩衝(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CCyB),指的是因為信貸增長過度,為求減輕風險,故設立緩衝資本應對。當信貸周期逆轉,資本就可用來支付虧損,讓銀行可以繼續在下行周期繼續提供借款。之於國家,就是在它的GDP與信貸間設立一個緩衝區,以防止過度擴張信貸。國際清算銀行通常建議信貸缺口最好是2至10%,緩衝區為風險資產的0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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