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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從突尼西亞「四方對話」,想像港台青年政治

如果說長年深耕的公民社會組織為突尼西亞全國性的對話奠下了穩固的條件,香港的雨傘運動卻是截然不同的圖象,它曝露了不信任和難以接合的縫隙。


梅沙悟德‧荷穆達尼長期致力於突尼西亞的人權議題,曾擔任過「突尼西亞人權協會」副主席,是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獲獎團體之一。在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之後,曾任革命後第一場民主選舉的籌備委員。  攝:張藍/端傳媒
梅沙悟德‧荷穆達尼長期致力於突尼西亞的人權議題,曾擔任過「突尼西亞人權協會」副主席,是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獲獎團體之一。在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之後,曾任革命後第一場民主選舉的籌備委員。 攝:張藍/端傳媒

【編者按】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代表梅沙悟德.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以「突尼西亞青年:希望與挑戰」為題,於2017年12月20日成功大學進行演講。本文為演講側記,並反思近年港台青年政治的問題。

更多報導另見端傳媒《突尼西亞啟示錄:「靠著對話,我們知道彼此不是敵人」》

2010年末,突尼西亞爆發「尊嚴革命」(又稱「茉莉花革命」),成功推翻執政二十年的獨裁者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為「阿拉伯之春」寫下希望的序章。然而,獨裁政權崩塌後的民主路並不平坦,新建立的民主體制很快被保守宗教勢力把持,同時曝露出不同價值、利益之間的對立,甚至一度步向內戰邊緣。當國家面臨崩潰,不同社會階級、持份者透過公民組織架構起的全國四方對話(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嘗試透過協商、共識消弭分歧,成功讓國家免於戰禍。各方透過對話凝聚共識的努力,受到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肯定,獲獎的不是個人或個別組織,而是四方對話本身。

參與四方對話的組織突尼西亞人權聯盟成員梅沙悟德.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在2017年12月20日舉行的「突尼西亞青年:希望與挑戰」論壇中與成功大學師生分享的茉莉花革命的組織經驗,特別強調青年在突尼西亞社會變革、轉型過渡中的關鍵作用。由突尼西亞總工會、突尼西亞工業及貿易與手工業聯合會、突尼西亞人權協會、突尼西亞律師公會共同組成的全國四方對話,沒有一個以青年團體名目出現,荷穆達尼何以不斷強調青年的重要性?我們該如何理解青年在這場社會運動中的作用?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青年貧窮問題

2010年末起,由北非到中東蔓延至埃及、敘利亞等多國,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連場政治運動,起點就在突尼西亞——被西方世界認為富裕而世俗化的北非小國。這種印象正正掩蓋了突尼西亞長久以來積累的問題:國家的「富裕」,是由國際金融組織牽頭的全球資本主義勾結在地威權體制所形塑、符合西方期待的新自由主義政經結構所支撐起來的表象。

革命所推翻的班.阿里統治突尼西亞二十年,被認為發展經濟有功:國民生產總值維持每年平均5%增幅,即使在政權崩潰前夕、抵受金融海嘯沖擊下,經濟增長率仍維持3.8%。故事背後的另一筆數據,則是高達14%的失業率,失業人口中青年佔相當比重,更有指青年失業率一度衝破50%,在結構性貧富懸殊、分配不均的突尼西亞社會中,青年首當其衝。2010年12月17日, 26歲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自焚觸發全國大規模示威,青年迅速動員、集結起來,當代科技特別是流動網絡和社交媒體功不可沒,但僅動員、行動本身並不足以形成新的共識。

荷穆達尼頌揚青年的行動,肯定其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亦慨嘆部分青年選擇了「危險的道路」——激進的保守伊斯蘭主義。青年的政治參與,必須放在突尼西亞錯綜複雜的社會形構去理解。荷穆達尼強調要區分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與伊斯蘭主義,揭示了突尼西亞社會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張力,更需要深究的是為何部分青年選擇投身後者。荷穆達尼認為,青年投入伊斯蘭主義組織,很多時候不為其政治信念,而是源於對未來失望,加上獨裁體制長久對政黨的壓制,造成青年對政黨政治普遍缺乏信任,因此激進組織輕易將青年吸納其中。

重拾「尊嚴」:追求抵抗「資本主義恐怖主義」的社會正義

荷穆達尼認為,青年敏銳地意識到其自身受教、就業等問題,與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造成國家角色越來越薄弱相關。突尼西亞教育水平相對進步,當青年有機會接受知識教育卻看不到光明的未來,眼前只有兩個選項:接受現實,或主動追求更好的未來。猶幸大部分青年選擇後者,餘下的問題是如何追求和怎樣的未來。

荷穆達尼指出青年的行動其實是一場重奪尊嚴的革命,尊嚴成了抵抗的基點。當然,我們不應假想「尊嚴」就是純淨無瑕的,事實上同樣以「尊嚴」為驅力的行動可以趨向不同的方向,激進的保守伊斯蘭主義成為了不少青年的一個選項,這正是荷穆達尼所批判的危險道路。

為了重拾「尊嚴」,抗爭者開始思考資源與權力的分配問題。重新分配意味着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而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底下,「國家的未來」反而成為了突尼西亞凝聚共識的最大公約數。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金融機構一直透過貸款、援助,交換、操縱突尼西亞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造,明目張膽的干預只是舊殖民主義的延續,荷穆達尼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恐怖主義」。

對荷穆達尼而言,全球化下「國家」不應該消失,在應對全球資本主義與國際金融機構的直接干預時,國家的作用在於保障公民的生活,而不是反過來成為勾結者的工具。除了國民的生存條件,國家還應達致社會公義,並維護公民的尊嚴。在此一共識下,國家成為社會不同持份者放下歧見的對話平台。

公民社會組織與連結的重要:反思港台青年政治

在互不信任的狀態下要進行對話,公民社會組織奠下了重要基礎。突尼西亞的公民組織早在獨裁體制下深耕多年,非洲首個人權聯盟就在1977年於突尼西亞成立,工會組織更早在法國殖民時期萌芽,更積極投入反殖運動。

荷穆達尼對突尼西亞的描述,是將公民社會與政黨政治截然分開理解的:由於政黨政治並不容於獨裁體制,反而造就了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對他來說,構建公民社會組織因沒有奪得政權的欲望,所以沒有政客的自利算計,可以通盤考慮國家整體的利益,這解釋了為何包括工會在內的公民組織深得民心。

當突尼西亞的青年因對政黨缺乏信任而投入公民社會運動,台灣和香港的情況正正相反。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後,青年紛紛投身政黨或組織新政團,台灣有時代力量,香港則有青年新政和脫胎自學民思潮的香港眾志等,前者更直接打着「青年」名號。太陽花運動後,柯文哲以政治素人之姿當選台北市長,近日的反勞基法清場卻顯示素人統治者面對社運,竟可站在維護既有權力秩序的一方。

論壇當日,同學的提問正好形成對照:工會為何可以在突尼西亞的政治中擔起重要角色?同學的問題大概來自於台灣工會往往游離於政治運動邊緣的情況。其實青年大多已有勞動經驗與階級位置,所謂「世代意識」亦難與「階級意識」區分。荷穆達尼描繪的圖像,可能比這兩種抽象的「意識」更形具體:青年正因其自身的經驗,思考自身與國家體制以至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突尼西亞工會擔起了世代連結的平台,而不是將青年與工人錯劃、切割成不同的群體,誤將世代論取代階級分析。荷穆達尼也指出,早在法殖時期就參與反殖運動的突尼西亞工會,甚至不只為狹義的工人利益而服務,而是跟所有公民組織一樣以整體利益為依歸。

如果長年深耕的公民社會組織為突尼西亞全國性的對話奠下了穩固的條件,香港的雨傘運動則是另一圖象。雨傘運動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佔領重要道路長達81天,但運動中後期抗爭者內部就出現了裂痕,更出現「不要大台」的口號,拒絕接受任何領導,在互不信任下亦難以達成對話。

「不要大台」揭示了既有的社運組織、NGO原來比想像中不受信任,與新覺醒的抗爭者之間出現難以接合的縫隙。所謂的「大台」本來就不只是學聯和學民思潮兩個學生組織,而是多個社會組織以至政黨支撐起來的網絡,參加者的自發行動固然重要,而社會團體成熟的補給線同樣功不可沒。

雨傘運動的失落,緊接着的是新政治團體的出現,青年成為議會新面孔,然而在面對政府以行政法規、法律行動進行打壓,多名新議員被取消資格逐出議會後,青年對政黨的信心以至政治參與度持續下降,堪比突尼西亞社會對政黨政治的冷漠,但是公民社會組織的信任程度卻難比突尼西亞。

民主的意義:社會共識與社會公義

班.阿里倒台後第一屆選舉勝出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黨(Ennahdha)政權,理應按公民利益與普世價值制定憲法,但復興黨卻透過制憲將其宗教價值強加於整個社會。經過多次會談磋商,復興黨最終於2014年1月總辭,並同意將宗教自由寫進新憲之中,新總統亦於同年12月順利選出就任。

荷穆達尼提醒,民主選舉、轉型正義與共識營造之間的扣連並非理所當然,畢竟民主政制是壟斷政治權力的機制,撤出體制等同將權力假手於野心家。因此,全國四方對話的重要性正正在於將公民社會重新連結到政治議程,方法是透過對話建立共識。 同時,荷穆達尼也強調未達社會公義的民主體制只是空殻。政黨以選舉奪得政權,卻無意回應公民對社會分配正義的要求,青年為首的抗爭者只能回到街頭。2017年10月上旬,一艘小船在突尼西亞外海50多公里處沉沒,船上全是來自中南部的難民,顯示出國家距離分配正義,仍有漫長的道路,卻是民主自由不能繞道的難關。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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