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兩種主要的反對理由，都可以運用到「國家主義者」身上。國家主義者也認可這一套體制，國家主義者也覺得擁護國家主義的言論不應該被壓制，但倘若此時劉小楓、甘陽、王紹光、強世功這些人，因為某些國家主義言論被抓了起來，你問我會不會聲援？我可能要琢磨一下。但這不意味着我認為「言論自由」在中國已經不是一種值得捍衞的價值。這次在左翼陣營中，受到自由派學者「捍衞言論自由」的精神所感動的，不只一個。黃紀蘇在《信連「信」》中說：「秦暉、徐友漁、于建嶸諸位這次願意為幾位同學說話，踐行了自由主義『我雖不……我誓死……』的原則，這個原則我覺得比『凡是敵人……凡是敵人……』的口訣要好。我認為，有希望有未來的社會主義應該包括這樣的原則。我相信雲帆他們這些最新一代的社會主義者，也會這麼想。」中國托派成員秋火，也抨擊了一些毛派的雙重標準：「願意追求真正社會主義的進步青年，應當徹底反思、拋棄這種欺騙性的實用主義毛派傳統，重新以真誠的原則性的態度支持反迫害、捍衞言論自由權利，並且以這種真誠的原則性的態度去團結其他不同傾向的群眾。」張雲帆自己，更是在自白書裏說出：「『言論自由』受憲法所保護，無所謂適可而止」。

因此，只要那些因言論而受到迫害的人，也是真誠地認可言論自由是所有人都應享有的權利（而不僅僅是某個派別的特權），那自由派有什麼理由不聲援呢？

我看過這八個「毛左青年」寫的自白書和聲明，除了對毛歌功頌德的部分，他們大部分的理念、關懷、訴求，並非不能被自由派所理解。在張雲帆的自白書裏，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些年關注的社會問題：國企下崗工人、黑煤窯和血汗工廠。這20年來，自由派媒體人發表的關於這幾個問題的報導不計其數，自由派行動者為其中的受害者維權的也不乏其人。像張五常這樣擁護國企工人下崗、黑煤窯和血汗工廠的，恰恰是這一套體制的堅定擁護者，但他不能作為中國自由派的代表。

張雲帆在北大期間，做過一份關於北大校工的調查研究，但很快被封殺了。這一次，他和另外幾個青年，也不過是給廣東工業大學的校工組織紅歌會，和他們一起跳廣場舞。這裏面哪一件事是自由派不能做的？老一輩的自由派裏，喜歡唱紅歌的也不在少數，這是一代人成長的痕跡，和政治信仰無關。

這幾個青年，關心窮苦人和上訪者，反對精緻的利己主義，還追問29年前春夏之交的那一個事件。這一些，哪點和自由主義相違背？在孫婷婷獲釋後，她將她在看守所的經歷寫了出來，其他幾個青年也對她的遭遇表示憤慨。他們所憤慨的，並不是他們作為「毛左」，居然也遭到這樣的虐待，而是這裏面不合程序的逮捕、不人道的審訊、令人髮指的拘禁和欺凌。孫婷婷在她的聲明裏提出了這樣的質疑：「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個人先拘留起來，再來找證據來證明他有罪，找不到證據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處分？……被問訊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隨便安個罪名先關進去再說』？……是不是因為在警察面前強調了自己的權利，就應該被認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裏顯而易見的欺凌？……是不是必須寫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夠取保候審？……」

儘管這幾個青年都流露出左翼的思想和對毛的崇拜，但是從他們的言行裏，我看不到任何與自由主義原則不能兼容的地方。也許有的人會說，毛在1949年前也發表過一系列擁護自由民主的言論，現在這些毛左青年這麼說，只不過因為他們尚未得勢，他們的話不能相信。

放下歷史包袱，重新敘述點滴的進步

那就拋開這一點，我們說說為什麼自由派還應該聲援他們，即使這幾個青年的聲明並不反映他們完整的想法，而只是策略上的需要。

如果說毛是中國人「精神內戰」的根源，那對於擁毛的人來說也是一樣。在張雲帆出現之前，擁毛的人大概分成兩種。一種是官方立場的毛派，將毛作為民族復興的符號，強調他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那一面，強調毛和鄧的一致性。劉小楓甘陽一類的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認同的也是這一種立場的毛主義。另一種是擁護文革的毛派，擁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認為文革是大民主，是徹底的反官僚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文革失敗的原因是黨內走資派復辟成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兩派都屬於國家主義者，他們的矛盾在於對文革和鄧的評價，前者對文革基本持否定態度，後者認為鄧小平和改革開放就是資產階級復辟。

擁毛派內部的這種矛盾，對於自由派來說是很尷尬的。一方面，自由派與文革毛派同陷於被邊緣化的處境；另一方面，自由派與官方毛派共享對文革的否定態度（儘管官方毛派為了維護毛的權威，並不會大張旗鼓地說出來），由於自由派對文革的厭惡和恐懼遠大於對國家主義敘事，所以自由派對激進主義毛派的批判，要更為激烈，甚至佔了主流。

然而官方毛派和文革毛派還有一個較少被提及的分歧，那就是對工人的態度。在官方毛派那裏，「階級」話語全然被抹掉了，工人階級作為國家的領導階級也早已不再提及，而文革毛派將此作為「資產階級復辟」的證據，他們把階級話語與文革話語結合起來，認為文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自然延伸。

這就是張雲帆等「毛左青年」出現的意義，在他們的言論裏，第一次在公共領域出現了一種站在底層工人一邊，但卻沒有把階級話語和文革話語結合起來的毛派立場。他們歌頌毛，但是並沒有歌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不管他們內心對文革是什麼態度，他們並沒有公開採用「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復辟」這樣的語言，也沒有公開為批鬥、出身論、破四舊這樣的現象辯護。也就是說，他們很有可能是一群「非國家主義的毛左」。這樣一批「毛左青年」的出現，不僅可以讓自由派放下包袱，不違心地支持他們的公開的理念和行動，而且對於改變整個毛派的格局，也有深遠的影響。

如果我沒有判斷錯，當局目前最大的意識形態工程，就是「通三統」。儒、毛、鄧三統，內部的張力不可謂不小，比如儒統內的「禮教」與毛統內的「反封建」有衝突，毛統內的「經濟平等」與鄧統內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有衝突。如何取捨，當局尚未有最終定論，所以那些與當局爭奪解釋權的派別，比如儒家裏面偏自由派的那些，毛派裏熱烈擁護文革的那些，對當局來說都是不穩定因素。長遠來看，文革毛派會隨着那一代紅衞兵的老去而喪失影響力，新成長起來的擁毛派，會更接近張雲帆，而不是張宏良。他們的出現和壯大，有助於形成一種「公開的政治」，使得當局難以壟斷對毛的解釋，使得民間也可以利用毛的符號將自己的訴求正當化。

有一些原教旨的自由主義者，認定自由主義絕對不可對左派妥協，更不要說對「毛左」妥協。要我講，如果真的存在什麼「絕對不變的自由主義」，那就是對「自由」價值的承諾。但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自由」價值實現的條件、提出的訴求、展開的面貌，未必是一樣的。這一百多年來，自由主義已經吸收了不少社會主義的要素，在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它將原本只屬於有產者的民主擴展到了所有成年公民，也在憲法或國家法律層面確定了公民的各種福利。即使在中國，自由主義也可以從左翼那裏獲益良多：在左翼的督促下，自由主義不僅被要求時刻關注底層人民的痛苦，而且也被鼓勵擺脫對「說理」的痴迷，去擁抱行動，去正視自身組織性的困境。

長久以來，自由派對「中國革命」是少有肯定的，有一些恨屋及烏，甚至將文革的起源追溯到五四。如今「啟蒙」之名已經被自由保守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聯手抹污，重新繼承啟蒙之遺產的自由派，是不是也可以承認，儘管1949以後發生了那一連串的災難，但人均壽命的增長、女性地位的提高、平等意識的發展、民族自尊心的提升，也是值得一提的成就？自由派有沒有可能放下歷史包袱，重新去敘述這片土地上一點一滴的進步是怎麼發生的，即使其中的一些進步，發生在一個讓自己十分厭惡的年代？

「反國家主義」聯盟的可能

在這一基礎上，一個將左右翼的自由派、非官方的女權主義者、各種非國家主義的左翼、反對國家干預宗教的基督徒、不支持強制推行國學教育的儒家信徒，甚至將張雲帆這樣的「毛左青年」包括在內的「反國家主義」聯盟是可能的。這一個聯盟，將以「啟蒙、民主和反國家主義」為基本共識。儘管一些左翼和儒家對啟蒙有不同方面的批判，儘管一些自由派對各種左翼思想有所保留，儘管女權主義者對基督教和儒家裏面的保守因素十分警惕，但這些並非不可調和，它們內部的衝突，要比「通三統」小得多。

這一個聯盟的對立面，是各種類型的國家主義者：施派（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國家主義左派、大陸新儒家、威權主義自由派，以及期待由這一套體制來滿足他們訴求、不惜支持其高壓政策的各種派別。換個角度來說，如果將張雲帆這樣的「毛左青年」排除在反國家主義聯盟之外，那他們後面被國家主義招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有一些左派已經行動起來，建議張雲帆等人去北京自首，以換取國家的諒解，雖然這裏面不乏出於好心之人，但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就是要收編的前兆。

從這一次自由派的反應來看，裏面大多數並不反對聲援這些青年，除了參與聯署的自由派學者，許多民間自由派也積極參與了幾份聲明的轉發，並呼籲更多人起來關注。中國的自由派，是願意改變的，所以我希望，左翼看待自由派的眼光，也可以有所改變。

我們要彼此意識到，現在「自由派」和「毛左」這樣的標籤，其意義沒有本質性的訴求來得大，只要雙方可以共享一些本質性的訴求，不需要為了一些標籤鬥得你死我活。如果「毛左青年」具有強大的鬥爭性，那可以將目標對準國家主義。在國家主義的框架內，底層人民永遠都是犧牲品，前一陣北京清退「低端人口」，就是最好的證明。在那次事件中，站出來聯署抗議的，基本都是自由派，很多在高校裏身居高位的左派學者，對此保持了可恥的沉默。這說明，任何與國家主義的合流，都終將導致對底層人民和以往理想的背叛。

我不知道張雲帆等「毛左青年」對待文革的真正態度，但是如果他們對文革持同情態度，希望可以將這一態度局限於私人場合，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儘量不要出現對文革的讚美，不要使用文革式的話語，不要肯定批鬥、出身論、破四舊等毛時代的現象。要知道，這樣的姿態只會刺激到一些反國家主義者（不僅包括自由派），對於改善工人和底層人民的處境並沒有什麼好處。

儘管我們擁抱行動，但是不要低估思想戰場的影響力。如今國家主義者壟斷着體制內的教育，壟斷着主要的喉舌，整個系統在批量生產國家主義機器上的部件，以及各種「精緻或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此時，任何有跳出這個系統的意識、有決心去改變它的人的出現，都是難能可貴的。在組織和行動受到嚴厲壓制的時候，爭奪中國年輕人的頭腦，就是在爭奪中國的未來。

這場精神內戰，早就已經打響了。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