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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純:已打響的精神內戰──中國自由派為何應聲援毛左青年?

兩個月前,北京大學畢業生張雲帆在廣東工業大學舉辦讀書會時,遭警方刑事拘留30日。在這期間,逾四百名跨派別人士聯署了一份致廣州番禺警方的公開信,要求釋放張雲帆。


對於是否聲援像張雲帆這些「毛左青年」,自由派內部產生了分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分歧雖然不至於撕裂整個自由派,但卻亟待有力的分析和澄清,以便明確自由派以後要往哪一個方向着力。 攝: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對於是否聲援像張雲帆這些「毛左青年」,自由派內部產生了分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分歧雖然不至於撕裂整個自由派,但卻亟待有力的分析和澄清,以便明確自由派以後要往哪一個方向着力。 攝: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兩個月前,北京大學畢業生張雲帆在廣東工業大學舉辦讀書會時,遭警方以「非法經營罪」拘捕,後又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刑事拘留30日,監視居住14日。在這期間,逾四百名人士聯署了一份致廣州番禺警方的公開信,要求釋放張雲帆。聯署名單上,不僅有左派的孔慶東和范景剛,還有自由派學者張千帆、秦暉、徐友漁和于建嶸。另外,女權主義者、NGO社運工作者等各界人士都赫然在列,形成了一個跨越各種意識形態光譜的聲援陣容。

12月29號,張雲帆取保候審出來,發出一封自白書,之後,與其一同被捕後獲保釋的孫婷婷、鄭永明和葉建科,以及被網上追逃的四名參與讀書會的青年,徐忠良、黃理平、顧佳悅和韓鵬,都先後發出了自己的聲明,拒絕認罪。從這些聲明可以發現,他們都有類似的經歷和心路歷程:出身「寒門」,考上大學,一直不忘底層人民的苦難,想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思想武器,去改變現實,去幫助弱勢群體。

毛左青年思想,真的與自由主義不能兼容?

有一名國家主義者說,如今的中國處於「精神內戰」之中,如果這個判斷基本不錯,那毛澤東就是中國人產生「精神內戰」的根源。一般來說,自由派對於毛是一概否定,不僅不認同反右、大躍進和文革,也不承認中國人民「站起來」是毛的功績。然而這一次,這種「精神內戰」也蔓延進了自由派。對於是否聲援這些「毛左青年」,自由派內部產生了分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分歧雖然不至於撕裂整個自由派,但卻亟待有力的分析和澄清,以便明確自由派以後要往哪一個方向着力。

反對聲援的自由派主要認為,當下這種言論不自由的狀態,根源就在於毛所建立的這一套專制的體制,毛左對這一套體制是基本認可的,他們受到專制的「鐵拳」只能說是求仁得仁;毛左本質上也並不支持言論自由,而只是認為擁毛的言論不該被壓制,如果現在出事的是一群自由派青年,毛左並不會站出來聲援。當然,還有一些自由派純粹出於對毛的厭惡,不願意聲援這些以毛的思想為旗幟的人。

上述兩種主要的反對理由,都可以運用到「國家主義者」身上。國家主義者也認可這一套體制,國家主義者也覺得擁護國家主義的言論不應該被壓制,但倘若此時劉小楓、甘陽、王紹光、強世功這些人,因為某些國家主義言論被抓了起來,你問我會不會聲援?我可能要琢磨一下。但這不意味着我認為「言論自由」在中國已經不是一種值得捍衞的價值。這次在左翼陣營中,受到自由派學者「捍衞言論自由」的精神所感動的,不只一個。黃紀蘇在《信連「信」》中說:「秦暉、徐友漁、于建嶸諸位這次願意為幾位同學說話,踐行了自由主義『我雖不……我誓死……』的原則,這個原則我覺得比『凡是敵人……凡是敵人……』的口訣要好。我認為,有希望有未來的社會主義應該包括這樣的原則。我相信雲帆他們這些最新一代的社會主義者,也會這麼想。」中國托派成員秋火,也抨擊了一些毛派的雙重標準:「願意追求真正社會主義的進步青年,應當徹底反思、拋棄這種欺騙性的實用主義毛派傳統,重新以真誠的原則性的態度支持反迫害、捍衞言論自由權利,並且以這種真誠的原則性的態度去團結其他不同傾向的群眾。」張雲帆自己,更是在自白書裏說出:「『言論自由』受憲法所保護,無所謂適可而止」。

因此,只要那些因言論而受到迫害的人,也是真誠地認可言論自由是所有人都應享有的權利(而不僅僅是某個派別的特權),那自由派有什麼理由不聲援呢?

我看過這八個「毛左青年」寫的自白書和聲明,除了對毛歌功頌德的部分,他們大部分的理念、關懷、訴求,並非不能被自由派所理解。在張雲帆的自白書裏,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些年關注的社會問題:國企下崗工人、黑煤窯和血汗工廠。這20年來,自由派媒體人發表的關於這幾個問題的報導不計其數,自由派行動者為其中的受害者維權的也不乏其人。像張五常這樣擁護國企工人下崗、黑煤窯和血汗工廠的,恰恰是這一套體制的堅定擁護者,但他不能作為中國自由派的代表。

張雲帆在北大期間,做過一份關於北大校工的調查研究,但很快被封殺了。這一次,他和另外幾個青年,也不過是給廣東工業大學的校工組織紅歌會,和他們一起跳廣場舞。這裏面哪一件事是自由派不能做的?老一輩的自由派裏,喜歡唱紅歌的也不在少數,這是一代人成長的痕跡,和政治信仰無關。

這幾個青年,關心窮苦人和上訪者,反對精緻的利己主義,還追問29年前春夏之交的那一個事件。這一些,哪點和自由主義相違背?在孫婷婷獲釋後,她將她在看守所的經歷寫了出來,其他幾個青年也對她的遭遇表示憤慨。他們所憤慨的,並不是他們作為「毛左」,居然也遭到這樣的虐待,而是這裏面不合程序的逮捕、不人道的審訊、令人髮指的拘禁和欺凌。孫婷婷在她的聲明裏提出了這樣的質疑:「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個人先拘留起來,再來找證據來證明他有罪,找不到證據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處分?……被問訊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隨便安個罪名先關進去再說』?……是不是因為在警察面前強調了自己的權利,就應該被認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裏顯而易見的欺凌?……是不是必須寫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夠取保候審?……」

儘管這幾個青年都流露出左翼的思想和對毛的崇拜,但是從他們的言行裏,我看不到任何與自由主義原則不能兼容的地方。也許有的人會說,毛在1949年前也發表過一系列擁護自由民主的言論,現在這些毛左青年這麼說,只不過因為他們尚未得勢,他們的話不能相信。

放下歷史包袱,重新敘述點滴的進步

那就拋開這一點,我們說說為什麼自由派還應該聲援他們,即使這幾個青年的聲明並不反映他們完整的想法,而只是策略上的需要。

如果說毛是中國人「精神內戰」的根源,那對於擁毛的人來說也是一樣。在張雲帆出現之前,擁毛的人大概分成兩種。一種是官方立場的毛派,將毛作為民族復興的符號,強調他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那一面,強調毛和鄧的一致性。劉小楓甘陽一類的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認同的也是這一種立場的毛主義。另一種是擁護文革的毛派,擁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認為文革是大民主,是徹底的反官僚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文革失敗的原因是黨內走資派復辟成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兩派都屬於國家主義者,他們的矛盾在於對文革和鄧的評價,前者對文革基本持否定態度,後者認為鄧小平和改革開放就是資產階級復辟。

擁毛派內部的這種矛盾,對於自由派來說是很尷尬的。一方面,自由派與文革毛派同陷於被邊緣化的處境;另一方面,自由派與官方毛派共享對文革的否定態度(儘管官方毛派為了維護毛的權威,並不會大張旗鼓地說出來),由於自由派對文革的厭惡和恐懼遠大於對國家主義敘事,所以自由派對激進主義毛派的批判,要更為激烈,甚至佔了主流。

然而官方毛派和文革毛派還有一個較少被提及的分歧,那就是對工人的態度。在官方毛派那裏,「階級」話語全然被抹掉了,工人階級作為國家的領導階級也早已不再提及,而文革毛派將此作為「資產階級復辟」的證據,他們把階級話語與文革話語結合起來,認為文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自然延伸。

這就是張雲帆等「毛左青年」出現的意義,在他們的言論裏,第一次在公共領域出現了一種站在底層工人一邊,但卻沒有把階級話語和文革話語結合起來的毛派立場。他們歌頌毛,但是並沒有歌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不管他們內心對文革是什麼態度,他們並沒有公開採用「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復辟」這樣的語言,也沒有公開為批鬥、出身論、破四舊這樣的現象辯護。也就是說,他們很有可能是一群「非國家主義的毛左」。這樣一批「毛左青年」的出現,不僅可以讓自由派放下包袱,不違心地支持他們的公開的理念和行動,而且對於改變整個毛派的格局,也有深遠的影響。

如果我沒有判斷錯,當局目前最大的意識形態工程,就是「通三統」。儒、毛、鄧三統,內部的張力不可謂不小,比如儒統內的「禮教」與毛統內的「反封建」有衝突,毛統內的「經濟平等」與鄧統內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有衝突。如何取捨,當局尚未有最終定論,所以那些與當局爭奪解釋權的派別,比如儒家裏面偏自由派的那些,毛派裏熱烈擁護文革的那些,對當局來說都是不穩定因素。長遠來看,文革毛派會隨着那一代紅衞兵的老去而喪失影響力,新成長起來的擁毛派,會更接近張雲帆,而不是張宏良。他們的出現和壯大,有助於形成一種「公開的政治」,使得當局難以壟斷對毛的解釋,使得民間也可以利用毛的符號將自己的訴求正當化。

有一些原教旨的自由主義者,認定自由主義絕對不可對左派妥協,更不要說對「毛左」妥協。要我講,如果真的存在什麼「絕對不變的自由主義」,那就是對「自由」價值的承諾。但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自由」價值實現的條件、提出的訴求、展開的面貌,未必是一樣的。這一百多年來,自由主義已經吸收了不少社會主義的要素,在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它將原本只屬於有產者的民主擴展到了所有成年公民,也在憲法或國家法律層面確定了公民的各種福利。即使在中國,自由主義也可以從左翼那裏獲益良多:在左翼的督促下,自由主義不僅被要求時刻關注底層人民的痛苦,而且也被鼓勵擺脫對「說理」的痴迷,去擁抱行動,去正視自身組織性的困境。

長久以來,自由派對「中國革命」是少有肯定的,有一些恨屋及烏,甚至將文革的起源追溯到五四。如今「啟蒙」之名已經被自由保守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聯手抹污,重新繼承啟蒙之遺產的自由派,是不是也可以承認,儘管1949以後發生了那一連串的災難,但人均壽命的增長、女性地位的提高、平等意識的發展、民族自尊心的提升,也是值得一提的成就?自由派有沒有可能放下歷史包袱,重新去敘述這片土地上一點一滴的進步是怎麼發生的,即使其中的一些進步,發生在一個讓自己十分厭惡的年代?

「反國家主義」聯盟的可能

在這一基礎上,一個將左右翼的自由派、非官方的女權主義者、各種非國家主義的左翼、反對國家干預宗教的基督徒、不支持強制推行國學教育的儒家信徒,甚至將張雲帆這樣的「毛左青年」包括在內的「反國家主義」聯盟是可能的。這一個聯盟,將以「啟蒙、民主和反國家主義」為基本共識。儘管一些左翼和儒家對啟蒙有不同方面的批判,儘管一些自由派對各種左翼思想有所保留,儘管女權主義者對基督教和儒家裏面的保守因素十分警惕,但這些並非不可調和,它們內部的衝突,要比「通三統」小得多。

這一個聯盟的對立面,是各種類型的國家主義者:施派(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國家主義左派、大陸新儒家、威權主義自由派,以及期待由這一套體制來滿足他們訴求、不惜支持其高壓政策的各種派別。換個角度來說,如果將張雲帆這樣的「毛左青年」排除在反國家主義聯盟之外,那他們後面被國家主義招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有一些左派已經行動起來,建議張雲帆等人去北京自首,以換取國家的諒解,雖然這裏面不乏出於好心之人,但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就是要收編的前兆。

從這一次自由派的反應來看,裏面大多數並不反對聲援這些青年,除了參與聯署的自由派學者,許多民間自由派也積極參與了幾份聲明的轉發,並呼籲更多人起來關注。中國的自由派,是願意改變的,所以我希望,左翼看待自由派的眼光,也可以有所改變。

我們要彼此意識到,現在「自由派」和「毛左」這樣的標籤,其意義沒有本質性的訴求來得大,只要雙方可以共享一些本質性的訴求,不需要為了一些標籤鬥得你死我活。如果「毛左青年」具有強大的鬥爭性,那可以將目標對準國家主義。在國家主義的框架內,底層人民永遠都是犧牲品,前一陣北京清退「低端人口」,就是最好的證明。在那次事件中,站出來聯署抗議的,基本都是自由派,很多在高校裏身居高位的左派學者,對此保持了可恥的沉默。這說明,任何與國家主義的合流,都終將導致對底層人民和以往理想的背叛。

我不知道張雲帆等「毛左青年」對待文革的真正態度,但是如果他們對文革持同情態度,希望可以將這一態度局限於私人場合,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儘量不要出現對文革的讚美,不要使用文革式的話語,不要肯定批鬥、出身論、破四舊等毛時代的現象。要知道,這樣的姿態只會刺激到一些反國家主義者(不僅包括自由派),對於改善工人和底層人民的處境並沒有什麼好處。

儘管我們擁抱行動,但是不要低估思想戰場的影響力。如今國家主義者壟斷着體制內的教育,壟斷着主要的喉舌,整個系統在批量生產國家主義機器上的部件,以及各種「精緻或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此時,任何有跳出這個系統的意識、有決心去改變它的人的出現,都是難能可貴的。在組織和行動受到嚴厲壓制的時候,爭奪中國年輕人的頭腦,就是在爭奪中國的未來。

這場精神內戰,早就已經打響了。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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