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遇過一位年輕的末期病患者，每當我詢問其人是否願意在心臟停頓時接受急救，答案總是「是」，然而這位年輕患者並非大家可能想像出的模範病人，病人試過自行拔走餵食的鼻胃管，也曾向醫護人員表達輕生的念頭。
當時，我在巡房時撞見這個病人與家人爭執，因為那個早上，病人拔除鼻胃管，堅持不願插回去。家人則半急半怒地指責病人，拒絕鼻胃管令護士難以喂藥，為護士帶來麻煩。我後來提醒他們，大部份藥物都有藥水替代，暫時中止了這場爭論；最後言語指療師再度評估後，判定病人適合以口進食，毋須插鼻胃管，可謂皆大歡喜。
至於輕生的問題，我們除了為病人加上Suicidal Precaution（自殺預防措施）外，又找來精神科醫師會診，以及轉介社工提供心靈上的支持。待社工走後，我走近床邊問：「你現在感覺好點了嗎？」
病人答：「是的。」
我問：「還有了結自己生命的念頭嗎？」
「目前沒有。」
「我明白了。那麼，我還是想再問你一次：如果你不幸心臟停頓，你會希望接受心肺復甦法或是插氣管喉嗎？」
我以為答案仍會是「是」，然而病人卻給了出人意料的回答，病人抬起左手，食指與大姆指相碰，比出OK的手勢：「醫生，這是你第三次問我這道問題了。」
我愣了一愣，忽然意識到我的行為在病人眼中有多麼自相矛盾，哪有剛剛安排一堆東西防止別人自殺，轉過身來又勸別人不要接受急救的道理。我不合時宜地半咳著笑了一聲，搬出標準台詞：「因為你的病情已算比較後期，心肺復甦法成功率低，創傷性大，未必能幫你過有品質的生活......我不是書記，你說甚麼我就抄下來甚麼，我是你的醫生，我有義務告訴你我的判斷嘛！」
病人想了一想，問我：「我需要簽名同意嗎？」
又一句出人意料的回應。我沒想過病人會關心這一點，便小心翼翼地答：「你不需要簽署住院病人的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那份由我們簽就可以了。不過，若果你在出院後也不希望接受心肺復甦法，你可以簽署預設醫療指示。」
當晚，在數位家人的見證下，病人簽署預設醫療指示，指明自己不希望在病情到達末期時，接受心肺復甦法或插氣管喉。預設醫療指示的文件上只列明病人不接受心肺復甦法或插氣管喉，病人可自行填寫其他自己不欲接受的醫療程序。我照本宣科唸出「我不希望接受心肺復甦法或插氣管喉」後，病人點點頭；此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你希望接受鼻胃管嗎？如果不想的話，我們現在可以寫下來。」
「不。」病人第三次給出人意料的回答：「我接受鼻胃管。」
我越來越體認到，不管我們如何致力減輕痛苦，讓多少病患免於接受心肺復甦法，死亡在大部份時候仍舊無可避免地痛苦；這段路，每個人都只能自己走，藥物幫不了多少，家人幫不了多少，醫護幫不了多少，我們都是孤獨並殊途同歸的。
我毋須花上許久，便能理解我並不能真正幫上末期病患多少，但我仍舊慶幸，我們有機會讓他們擁有選擇權；鼻胃管本身對病，或者說，對死，並沒有太意義，但是個人選擇令苦難有所意義，此意義並非歷劫歸來、大團圓結局般令一切往昔受苦值得的意義，亦非諸多抉擇中擇道而棲、減少苦難的意義，而是在人生行將終結時，仍舊能選擇終結方式的意義。
我也慶幸病人在家人面前簽下同意書，免除日後當自己昏迷之時、家人必須為其做出選擇的重擔；為自己選擇是展現意志，不管最終結果為何，畢竟無怨無悔，為別人做選擇卻永遠艱難，結果也永遠會落下遺憾。
我也慶幸一個家庭容許我們參與這個環節，一個將逝的家人立下遺囑，告知家人自己希望如何處理人生的終點，我理解這是何等敏感、情緒化而不得不珍而重之的場合，對於願意讓我們以醫護人員身份在場參予儀式的家庭，我一直心存感激。
（病房筆記之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