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在中國 廣場

呂頻:從「北電侯亮平」到「北航陳小武」,看中國式反性騷擾運動前途

不改造文化,對受害者的迫害就不會停止。所以,讓子彈再飛一會,讓辯論更長久公開地持續和擴散一陣,不但非常珍貴,而且意義重大。


2017年的「北電侯亮平事件」,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女畢業生對教師集體霸凌的淒厲控訴,遭到網絡封殺。圖為2010年,北京電影學院本科招生,考生們在填寫報名表。    攝:Imagine China
2017年的「北電侯亮平事件」,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女畢業生對教師集體霸凌的淒厲控訴,遭到網絡封殺。圖為2010年,北京電影學院本科招生,考生們在填寫報名表。 攝:Imagine China

【編者按】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女權之聲」,端傳媒獲授權編輯轉載。

當2017年結尾,回望這一年間中國女權遭遇的種種,令人充滿憂慮,甚至有難言的恐懼。感謝羅茜茜,陌生的女生帶來示範和鼓舞,顯示此刻女人仍能找到她們的力量。

這裏不想討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陳小武性騷擾事件(註一)應該如何走向,而是想就這一事件,探究女人如何在已經深度中毒並且隨時可能被扼鎖的社交媒體上發聲甚至製造波瀾,以及反性騷擾議題倡議的未來機會,雖然羅茜茜開宗明義提出「MeToo」運動令她深受啟發,這卻是我最後才會談到的對比。

2017年5-6月的「北電侯亮平事件」(註二),不是第一次讓大眾見識到網絡封殺的蠻橫決絕,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女畢業生對教師集體霸凌的淒厲控訴,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消失了痕跡。

然而,當時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從這一事件中所感到的,更多卻不是悲憤,而是驚喜。那段時間,打開各種不相干的熱門微博,總能目睹「水軍」的奮鬥——網友們躲在評論裏,一條又一條地堅持複製粘貼着「北電侯亮平」「不要忘記」「讓更多人看到」等等。

這不僅是抗爭着封殺,也抗爭着遺忘——封殺使遺忘變得太容易,互聯網的記憶已經像金魚一樣短了;而「北電侯亮平」這幾個字的生命卻異乎尋常地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是的,人永遠不會放棄抵抗,沒有人會真的甘於被奴役:這就是我目睹這場消耗戰時領悟的,這是一些身在中國互聯網之外的幸運的地球村民們,總是猜測中國人是否已經麻木的那些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當時我並不理解,在怪現狀比比皆是的社會裏,為什麼那些教師的所作所為,一旦被揭發就導致那麼廣泛、強烈、持續的憤慨。到現在我才有所體會,那是因為,高等教育體制內的父權式霸凌,早已在許多青年心中種下憤慨,只待站出來的女生「阿廖沙」呼喚大家的感同身受。

走過忍耐的臨界點

問題不在高校裏還有多少好的管理者和教師,而在於這個體制已經無數次被證實與其不好的成員相互配合,用官僚主義——學校教師對學生的管理和指導——包裝和庇護暴力並拒絕糾正。

當然,被聽見的控告絕對不是無數次,相反只是極少數,但每一則被說出來的證言,都有無數人因親身經歷而相信和共鳴。所以今天回看「北電侯亮平」事件,那像是劃出了一個人們終於走過的臨界點:不再忍耐,也不再抱幻想。

這裏說的「人們」,是在迭經清洗後成為社交媒體用戶主力的年輕人,從「圍觀改變中國」時代的昔日標準看,他們日常可能是相當「不關心政治」的。但他們卻大有將尚未被無腦八卦、奉旨愛國與買買買完全麻醉的生活政治化的能力和自覺。

當他們意識到即使是針對一個學校一個系幾個教師的聲討都會被維穩的時候,他們清醒而頑強地做出了投身於人肉網絡戰的決定,沒有犬儒氣息,抱着絕望中的希望,而僅將希望寄於其他網民——太感人了有沒有。我為從未轉發過「北電侯亮平」這個標籤而後悔。

北電事件,就這樣做了功。我視北航事件的發酵在一定程度上為北電事件中的民意再起,即青年人對高等教育中權力敗壞包括性騷擾的憤慨的再一次氾濫。這不是說揭發者們被北電事件直接影響,而是說,北電事件再一次為後來的揭發者積蓄和訓練了輿論基礎。女生能在網上說話,是因為至少在這個問題上,網絡不再時刻眈眈獵捕戕戮「壞女人」。

回到女權的維度,或許當中國高校女生達到50%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今天的戰爭。我們的教育管理者,大學,和相當多的教師,始終沒有做到坦然接受女生的進步。從教育部以下,錄取政策中有種種門檻來控制女生的人數。

教育系統公然阻擊女生的進步

微博上有一個標籤叫「#性別歧視的教授今天又說了啥#」,其中收集的言論有直露的,有假做父愛的,但宣揚的其實都是女生不配平等,不配優秀。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師何光順說女生應該化好粧再去上課以愉悅男生,已經是一種含有性騷擾意味的歧視言論,而浙江大學教授馮鋼慣於叫男生女生一起吃飯喝酒高談闊論自詡名士的風格,則是教師直接享用學生的仰慕與服從的權力實踐,與性騷擾妥妥同構。

我的意思是,當教育系統體制化地、公開和集體地堅持着阻擊女生的進步,貶低女生的價值,這已經等於是變相為性騷擾鋪温床,再化合以教師與學生之間宰制與依附的畸形且不受制約的父權式關係,性騷擾沒辦法不成公害。然而相反的一面卻是一代女生的成長。歷史似乎總是這樣的節奏,新女性對舊時代,矛盾從從體制內突破到體制外,社會震盪而才有可能革新。

所以大家都看到,這些女生的初衷是借互聯網賦權,來解決她們的個案,但其效應又絕不限於某個個案。在中國女權議題的版圖上,性騷擾早就存在,並不陌生新鮮,但長期處於初級階段:女性怨聲載道,男權社會置若罔聞。

像其他所謂「婦女問題」一樣,性騷擾也被歸於「婦女的問題」,是婦女不自重、不反抗,以及投機誣告的問題。騷擾者不受懲罰,而受害者無論做何選擇,都會淪陷愈深於凌虐,不是被騷擾者,就是被譴責受害者的文化。

當今性騷擾問題的關鍵,不是女權主義式的「提高意識」,如「MeToo」運動最早的發起人所說,女性並不需要就性騷擾被教育,因為她們從來都知道。騷擾者們也知道他們自己在做什麼,只是他們不在乎。

關鍵在於,要像所有的人權侵犯,所有的性別暴力議題的取向一樣,終結有罪不罰(impunity),以及對受害者的迫害。制度是必須的,但是我們所要的制度不是條文程序的官僚主義,也不是像信訪那樣消耗與折磨的迷宮。

讓權力多感受一下壓力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從終結有罪不罰的目標倒推回來的可行的路徑設計。制度不可能烏托邦式地運作,你無法想像在一個充斥父權霸凌的體制內,設一個「性騷擾投訴郵箱」有何用處。

例如,北航確實啟動了調查,接受了舉報者提供的陳小武的錄音,卻設了「陳可能推託是練習表演獨白」的腦回路,多麼體貼陳缺乏說辭的困境,卻要帶着所有人脱離常理。

這樣沒有誠意的調查之公然,是再次基於男權個體和男權機制的權力的複合,一起拒絕責任,這種所謂調查或「制度」其實是性騷擾的庇護所,將性騷擾合法化的最後一站及迫害受害者的新起點。

這不是說要求權力者負起責任,或者做制度性的訴求沒有意義,而是說,不能小瞧更廣泛的抗爭與監督的意義,讓權力多感受一下壓力,對收攏於體制內解決的急迫保持警惕,以及堅持質詢,都十分重要。

還有文化改造的意義:不改造文化,對受害者的迫害就不會停止。所以,讓子彈再飛一會,讓辯論更長久公開地持續和擴散一陣,不但非常珍貴,而且意義重大。

最後說到「MeToo」。M運動的成功,首先在於一個發聲角度的重大改變,從最初的「倖存者分享經歷」變成「實名指認騷擾者」,由此才反轉性騷擾的權力關係,並且造成全民追究性騷擾的轟動和震懾。

「MeToo」不是廣泛的在線自發響應,而是有組織有目的的倡導性活動,沒有具體的政策性訴求,這是基於美國已有反性騷擾制度存在的社會條件,同時也是對長期存在的制度——體制內處置系統並未能有效消除性騷擾的反映和對應,即通過強有力的集體造勢和公開對質,更有效和非建制性地解決個案,並廣泛教育全社會。

這一運動的其他社會條件包括:自由互聯網、相對透明的治理、數十年來積累的相當程度的反性騷擾共識,包括信任和支持受害者及責任性的共識。這樣對比中國,似乎幾個條件都仍相當不利?因此將北航事件打「中國版MeToo」的標籤似乎不確,雖然其基於互聯網的自發性類似。

然而,微博上的「MeToo」標籤已經有450萬閲讀,「MeToo」運動的信息傳播強化了性騷擾議題在中國的合法性和關注度,也讓中國年輕人更有信心。

只是,我們的基礎十分有限。但正因如此,中國女性的智慧和勇氣更值得讚歎。在此階段,加分項是青年一代成為抗爭主體,前途就在於他們。

註一:留美女博士羅茜茜今年1月1日在微博及微信公眾號ATSH(Anti-Sexual Harassment)中實名發布文章,指自己12年前曾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陳小武性騷擾,且目前已知的受害者包括她在內共7人,其中一名女學生甚至曾懷孕並被給予高額封口費。

羅茜茜隨後又向北航紀委發信,表示希望可以保護舉報人的隱私和利益,並求證「北航副校長候選人」的信息,北航紀委回信否認該消息,並承諾保證舉報者利益。而陳小武則在1月1日羅茜茜的文章引爆熱點後,對《北京青年報》稱「沒有做過違法亂紀的事」。

註二:2017年5月10日,微博帳號「宋澤塵Leslie_AM」發布署名「阿廖沙」的長文,稱在2011年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期間,吳姓大學老師介紹她與一位攝影前輩認識,她其後遭到前輩性侵,該名前輩是「阿廖沙」大學班主任朱炯的父親朱正明。

6月5日,自稱是「阿廖沙」學弟的「北電侯亮平」微博發文,表示能證實「阿廖沙」的指控,並實名舉報北電攝影學院教授宋靖、吳毅「長期利用職務便利貪污受賄」,性騷擾學生。

其後,北京市藍鵬律師事務代表宋靖發表聲明,表示爆料人的指控均屬杜撰,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北京電影學院微博則發布公告,表示學生已經責成紀檢等相關部門依法依規進行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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